“小城镇故事”与我们今天的文艺语境

李壮

一

这是8月里寻常的傍晚，我在办公室堆砌如山的书籍杂志的挤压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把胀痛的脑袋向后靠上椅背，打开手机里的音乐APP，播放出来的是五条人乐队的歌——这支脚踩人字拖登台表演、把塑料袋装饰在乐器上、用方言演绎小城镇生活故事的乐队，最近火得一塌糊涂。正在播放的这首，讲的是少年人骑脚踏车逛县城的故事。歌词没什么情节故事可言，曲调也谈不上多清晰的旋律，乍一听更像是县城大排档外醉酒大汉们在狂乱拥抱中挤出的起伏不定的乱吼（这类酒精上头的吼叫中恰好总充盈着高涨但意义不明的情绪）。这样的音乐显然溢出了多数人的艺术审美习惯（或者说审美预期）的边界，然而我的确从中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欢乐（或悲伤）、一种不修边幅的生命活力。这种欢乐缓解了我的疲惫，这种生命活力把我从精致而虚伪的现代都市生活节律中短暂地拯救出来。

然后，我无意中瞥见了手边摆放的书，那是广西作家李约热的《人间消息》。我忽然发现这本书的封面书名旁边还印着一行小字：“野马镇伤心故事集”。几个相关联的名字飞速掠过我的脑海：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都是我非常喜爱的小说集，它们表里如一地把“小城故事多”扯成了自己鲜明的旗子（或许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郑在欢的“驻马店”指的并不是驻马店市区，徐则臣笔下的“京郊”显然也与经典意义上的“北京”完全不同）。在这一瞬间，一系列“小城镇伤心故事集”与五条人的“小城镇撒欢歌曲集”拉起手结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它们笼罩向我，像是要从北京二环边的办公楼里把这个日渐泡软褪色的家伙水淋淋地打捞、救活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人在接触到这类作品的时候是否体验过与我类似的感受。然而肉眼可见的是，一种边缘性的、特异化的、聚焦底层（或者说“草根”）生活并深入开掘其美学潜能的艺术书写，在近些年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如果说这种（显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现象背后，暗藏着某种美学趣味或艺术期待的新的潮流，那么“小城镇故事”无疑构成了这种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围绕这一样本展开的思考，也将不可避免地关联于当下中国整体的文化、文艺语境。

二

客观上说，近年来小城镇书写在文艺领域的集中爆发，有其物理甚至生理原因。例如在文学界，这类书写的兴起，与70后作家的爆发大致同期，并随着其后一批80后、90后作家的崛起进一步发扬光大。小城故事，在此与写作者的个体生命记忆高度相关：这批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作家，城市化进程以及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常常构成其青少年时代最重大的记忆之一，甚至可能依然构成其当下现实经验的主体。因此，写“小城”几乎是一种自发的文学行为，即便抛开写作者在当下时空中依然身处其中的情况（相当于与生俱来、无须动员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那些已然安居大都市的作家来讲，小城镇空间也依然相当于这一代人青春期经验的“母题”式存在，它真切真挚且内容无比丰富。

更重要的是，乡镇小城特殊的文化生态，往往能在时代转型的总体框架中，具体而微地折射出时间的断裂以及断裂所造成的特殊情感状态。许多时候，我们能够从这类作品里读出两种时间的缠绕与撕裂，这或许是当下小城镇书写重要的兴奋点与价值所在：上一代人在田地里刨种生计、翻检往昔，下一代人在街道上斗殴恋爱、白日做梦……作物生长的时间、走屋串门的时间、续写家谱的时间，渐渐被蹦迪吃喝的时间、赌钱打架的时间、逛足疗店找小姐的时间所取代。如果将时间与生命看作一对近义词，那么前者意味着积蓄和传承，后者则意味着消耗与异变。在同一条街道甚至同一个家庭中，两种时间痛苦而错乱地纠缠在一起，终章和序曲共同编制出一枚巨大的符号，像是问号，又像是叹号。

这是当下中国的典型性圖景之一，是乡土中国转向现代的剧烈阵痛;在天人合一的古典乡村与理性规范的现代都市之间，小城镇像手术台上一道未及缝合的伤口，长久耽溺在历史转型的半途之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小城和乡镇作为一块秩序边缘的“飞地”，堂而皇之地袒露着胸毛浓密的肉体;它貌似告别了熟人社会，却还未真正嵌入现代文明的大机器，半生不熟之中透出浓浓的荷尔蒙气息。这很狂野，但并不“丛林”——都市文明才是真正的丛林，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警惕的距离，所有欲念都被压抑在花样百出的伪装之下，我们把这伪装叫作规则。小镇上的人们不需要那么多伪装，爱恨、暴力、性甚至死亡都可以是赤裸裸的。在此意义上，小城镇故事展现出今日中国的（甚至不是历时性而是共时性的）青春期;或者借用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乡镇就是现代文明的巨大“本我”。

三

如果说个体成长的青春记忆和社会时代的转型时差，都是时间运动的产物，那么与此相应地，“小城书写”在文化语境上必然也同样关联着“空间的政治”。

柏拉图把空间视作均匀且同质的容器，然而在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家眼中，空间与主体感受、价值身份间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强，从而转变为认识论甚至生命诗学的对象。例如，福柯理论中的空间同权力话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是物理性的，更是政治性的存在，它意味着一种生产方式甚至一种自我再生产。巴什拉则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不断打破外在生活空间与个体内心空间的绝对区隔，并由此展开空间的审美想象和价值指认：“存在着一些价值的相互作用……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不再以它的几何学明证性作为系数。”特定空间的构建和沉溺，意味着独特而不可取代的身心体验模式乃至价值赋予。

在此意义上，“小城镇”作为空间便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更是价值意义和观念意义上的。就文本自身而言，通过讲述人在特定空间之内（或不同空间之间）的人生遭际、情感状态，这些作品往往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身份认同和价值实现的问题（那些“伤心故事集”的“伤心”大多可以由此展开外延极广的阐释）;就接收传播层面而言，如果读者在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小城镇的、边缘的、奇特的、“草根”和底层的故事，在美学上更值得欣赏，那么此中一定也包含有整体性的价值判断——对“正确”、精密、高度秩序化、持续活跃但缺少生命感的现代大都市生活（这正是全球化时代的核心经验）的拒斥和厌倦。

在一篇短文之中，这样巨大的话题显然难以展开。但我们不妨将其缩小、落实、具体化，把光聚焦投影在文学（或广义文艺作品）那小小的纸页书封上——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对精致而矫揉的、罗兰·巴特所谓的“艺匠式书写”的拒斥和厌倦。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到，现代以来的大量作家似乎“准备以一种劳动价值来取代写作的使用价值。写作将不是由于其用途，而是由于它将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这种“存在于资产阶级遗产内部的艺匠式写作”，非但没有打破压迫着个体的种种僵化秩序（也就是说，难以提供更多超越的可能），反而“被置入一种熟悉的劳动秩序中，此秩序被这样一种社会所控制，该社会在其中承认的不是其梦想，而是其方法”。在今天，类似的文本随处可见，它们是精巧的、成熟的，但也常常是平庸的、乏味的。这是我们喜爱小城镇故事的重要原因：那种充满颗粒感的材料打磨、扭曲反常的人物形象、自由漫漶的话语方式、荷尔蒙膨胀的情绪氛围，即便谈不上“提供了新的可能”，至少也能让我们眼前亮上一亮——就像我前面在谈到五条人乐队作品时所说的那样，它们起码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质朴的欢乐（或悲伤）、一种不修边幅的生命活力”。

四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小城镇经验”已经成为近些年中国文艺的一座富矿、一处“爽点”。然而，也恰恰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小城镇”背后潜藏的商业逻辑：“爽点”很容易转换成“卖点”，而“卖点”的背后还是“消费品”身份。

杂乱的街道、浓重的口音、鼓胀的肌肉、神经质的表情……这一切仿佛具有无穷的魅力，所有在都市CBD中心找不到、看不清、抓不住、寫不好的爱恨喜悲，扔到三线小城的红油汤底里一涮，忽然就变得味道十足。除了前面提到的音乐和文学，类似的情况在资本化运作更加成熟的电影领域中也频繁出现：《路边野餐》（包括导演毕赣的后一部作品《地球上所有的夜晚》）便是典型，主人公骑着摩托车在山沟沟里转来转去，愣是把一部《穆赫兰道》式的烧脑文艺片转成了底层诗歌集;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喜欢影片的英文名“Kaili Blues”（《凯里蓝调》），而不是正经片名《路边野餐》（随便抓一个与正文无关的词当题目，这是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在《秃头歌女》中玩旧了的把戏，荒诞派戏剧的精神底色同贵州小山村生活也很难形成互文）。如果说毕赣的电影还可认定为市场表现成功的文艺片，那么《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种纯种的商业片，也喜欢把重庆从直辖市降格成县级市拍，显然就更加有代表性了：当年去看这些电影，面对着满屏幕的垃圾筐小广告，我正宗重庆血统的夫人有些哭笑不得：“老子，重庆哪有恁个烂？”然而事实是，对于这类商品化了的“小城故事”，多数人还是比较买账的——高楼大厦？俊男靓女？对不起，你说的是《小时代》，穿校服喝可乐的初中女生才喜欢那种东西;真正的文艺青年，就是要跑到电影院夜场里去看苍蝇饭馆和筒子楼。

边缘和底层的另类景致本身具有观看的动力，在“安全正确”的都市语境下，它常能激发起人们的惊奇（甚至本雅明意义上的“震惊”）感受。问题在于，一旦被资本化的运作收编——或者依照罗兰·巴特的概念，一旦这种不修边幅的生命力演绎也被成功地转换为被秩序承认和鼓励的另一种“劳动价值”——其原本的“突围”“挣脱”是否又会沦为新形态的“售卖”与“被观看”？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毕竟，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曾被冠以“生猛”“民间”“有鬼才”“有个性”之名的作者（文学的或广义文艺的），已经在另一种意义上（甚至就在他自己的风格上），变得矫揉造作，或开始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