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需重新确定“群己权界”

支振锋

进入秋冬时节，个别城市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些确诊者如成都某女士、沈阳某老人的流调轨迹公布后，其发病期间“全城溜达”，甚至存在违反“14+14”居家隔离规定的行为，引发了舆论讨论。

争论最多的是公民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必须要指出，确诊患者本身是不幸的，他们首先是患者，不是罪犯。流调及疫情防控部门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有必要公布确诊患者的特定信息。同时，公开信息的范围应该严格限制在疫情防控所需的范围之内，比如行程和位置信息，还要避免凭借公布的信息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而识别到确诊患者个人。因为对于疫情防控而言，重要的是追踪病毒，而不是追踪病人。

即便是追踪病人，最终还是为了追踪病毒。对于公众来讲，只需要知道有这么几例确诊者及其行动轨迹，以做好自身防护即可，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确定他们是某个特定个人。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出了问题，但具体情况却复杂得多。就那位沈阳老人来说，固然其个人信息应该得到保护，网民不应对其进行人肉搜索甚至网络暴力，但对于这样一位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带病乱跑，影响普通市民生活甚至生计的人，公众可以不知道她是谁，但从道德上对这样的人进行谴责，甚至依法追究其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个人信息保护保障的是人的具体姓名和身份，而不是保障违规违法者免予公众谴责。

由于不能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道德评判之间做出区分，网络舆论虽然热闹，却往往是各执一词。这种争议，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分歧，助长了对社会问题的情绪性反应。应该认识到，由于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空间等新情况新问题，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正在面临重新界定。对于成都女士、沈阳老人这样的病毒传播重要节点，相关争议实际上预示着在人类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可能需要新的调整。

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和赋能，工业时代以来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增长。特别是二战之后，在源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更是登峰造极，成了个人至上主义。人更关注自己的自由、感受和生活方式，更少关注他人、集体和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区分了重视集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重视个人独立的现代人的自由。

然而，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世界真正成为地球村，网络空间成为全新的人类空间。而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犯罪、重大传染病也日益穿透村落、城市和国家，成为哪怕连最强大的主权国家也无法单独解决，而必须是个体、社会、主权国家、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应对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必须从松散的万国体系、紧密的国际体系向更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原因。

特别是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这样的考验，不仅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每一个地球公民、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责无旁贷。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面临重新界定。工业时代产生、并在二战后被推向极致以至于扭曲的个人至上主义应该得到认真反思。我们应该更加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上，来理解个人自由和权利。这也是一百年前严复将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的本意吧。▲（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