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

糜斌茹

（西安事变纪念馆 陕西西安 710001）

张学良将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民族斗争空前激烈的历史时代所出现的一位杰出伟大的民族英雄。然而，九一八事变却让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时隔5年，张学良毅然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使他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不朽的抗日英雄。笔者试图从张学良自身思想上的变化，浅析张学良将军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从不抵抗将军到抗日英雄的思想转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将军早期亲历的一次重大并影响他一生的政治事件，张学良在当时处于手握兵权、举足轻重的权力地位上，对这次事件所做的处理，使他成了不抵抗将军，一度被全国指责的千古罪人。下面就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从思想上分析如下。

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错误估计，使张学良产生隐忍轻敌思想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但张却不以为然。6月末，发生万宝山事件，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意识到苏、日军力强大，由此产生

退避强敌的思想

1905年5月中东路竣工通车就一直由中苏共管，主权未按照规定交还给中国。1929年张学良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无力支持，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这次经验，让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受到打击，也让他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支持东北对外抗击强权。而东北军的实力，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国单独作战。这种思想也是九一八事变当日他下令不抵抗的原因之一。

中原调停，东北军留守不足，张学良产生自保求生思想

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东北军作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方面军，其军事实力不次于任何一方，举足轻重，各方皆极力拉拢。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巧电”，称谓：“战局倘再延长，势必民食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良素以爱护民众维护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

1931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讨伐石友三之变，张学良又一次把留在关外的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前后10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

如果张学良下决心与日本关东军决一死战，他必须将关内的东北军主力全部调回关外，其后果很可能是东北夺不回来，华北也会丢了，东北军将彻底垮台。这也是张学良思想上决定不抵抗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导致张学良不抵抗思想的主因

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而且随时可以完成总体战前的动员。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整体意识极为薄弱，政府财政运作困难，军队装备落后，没有国家整合力量的认识和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合国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与日本抗衡的国力和军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辞职下野出国考察，回国后于1935年9月奉蒋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围剿红军逆时而行。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学良的思想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爱国主义思想由此得到升华，于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翻开了中国现代史崭新的一页，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具体分析，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进而发动兵谏有如下几个方面因素。

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激发张学良强烈的爱国思想

1935年，日寇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计划。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步步退让，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更使东北军再次受到重大损伤。张学良目睹山河破碎，“国权凌夷，疆土日蹙”①，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奋起御辱。

剿共受挫,使张学良产生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思想

1935年张学良奉命来陕围剿红军。东北军不到两个半月连遭重创，实力锐减，这使张学良及东北军广大官兵受到极大的震动。对于东北军的惨败介石不但没有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促使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对内战已无斗志。

1936年初李克农赴洛川和张学良进行洛川会谈，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促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中共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产生劝蒋抗日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的主张。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迅速将联共抗日的决定付诸行动，为日后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使张学良实现从剿共到联共抗日的思想转变

1936年9月，西北各界共同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要求张学良认清形势，担起领导抗日的重任。杜重远、高崇民、李杜等爱国人士和将领及救国会的领袖们，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有力的促进。1936年初，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杜重远，杜对张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着重介绍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

李杜则推荐刘鼎到张学良部作为联络代表，后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一直住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刘与张学良时常见面，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尔后张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奔走，至此，张学良完全实现了由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角色转换。

杨虎城的支特与配合，使张学良思想转变得到升华

杨虎城将军是孙中山新民主主义的忠实捍卫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杨始终抱有坚定的抗日决心和一雪国耻的雄心壮志。1935年国民党五大召开期间，张学良在南京得知109师覆灭，心情十分沮丧，杨劝张不要过于伤感，要向前看，张很受感动。东北军剿共受挫，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同样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均持置之不理的态度。同样的命运使两人共同认识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要抗日，就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一次谈话中，张对杨诚挚地表示，东北军毫无夺

取西北之心，要杨放心。此后，张、杨关系日益融洽。11月28日西安召开纪念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十周年大会，张学良率东北军参加，充分显示了他们团结一心的抗日决心，他们已达到了相互“推心置腹，什么都可以合作”[1]的地步了。为了抗日他们在劝蒋无效的情况下，1936年12月12日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综上所述，1931年九一八事后，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到西安事变的逼蒋抗日；从九一八事变的隐忍到西安事变的果断；从不抵抗将军到抗日英雄；从千古罪人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张学良以其个人意志和人格魅力，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及果敢无私的品德，千古不朽，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