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调整

杨 晔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215104）

问题提出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法侵害行为的案件，如2019年大连13岁男孩蔡某杀害10岁女童案，2017年四川达州13岁男孩袁某杀母案，2012年湖南衡阳12岁男孩肖某杀害姑妈一家三口案等。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行为人不满14周岁，作案手段残忍，又都因为不满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社会影响非常大。2019年的两会上，30名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降到12周岁。2020年这一问题再度成为两会热议。关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是否要调整，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调整的争议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将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设置为14周岁。关于这一年龄下限是否需要调整的争议其实存在已久。目前主要观点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现在青少年身心发展比刑法制定之时要快得多，成熟得更早，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恶性案件频发，应当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另一派认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仍缺乏足够的辨别和控制行为的能力，恶行的背后往往有着更深层次的家庭和社会原因，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能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故应当维持现行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变。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必要性

与当代青少年显著成熟的身心发展更为匹配

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是由于犯罪是人的有意识、有意志的行为，年龄是人的意识和意志能力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志。到了一定的年龄，人可以辨别并控制自己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诞生于1979年，至今过去了40多年，随着社会资讯的日益发达、营养条件的不断改善，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显著更为成熟。研究成果显示，2014年男生5～19岁和女生5～17岁各个年龄段身高体重平均数都明显高于1943年，身高、体重生长突增年龄均为男生13岁，女生11岁，这个数字在1943年是男生15岁，女生12～13岁。从中可见，新中国建国前后到21世纪初，我国儿童发育成熟呈现提前的趋势。2009年中华儿科学会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我国女孩的青春期发育开始年龄比30年前提前了3.3岁。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从10周岁下调到8周岁，也是青少年心智较前更为成熟的另一佐证。

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案中，该男孩身高1.75米，体重超过140斤，杀害女童前要求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进而杀人。之前男孩所在小区多名女性业主表示曾被该男孩尾随并骚扰。杀人抛尸后，该男孩淡定与女童家长搭讪，询问女童下落，在班级群内发言“他们警察办事这么草率的吗？”“我一个小孩怀疑我”等，试图掩人耳目，自证无辜。可见该男孩身心发育成熟。2015年湖南3名未成年人杀害某小学老师，手段老练，处理了现场痕迹，并将现场宿舍门反锁，延长案件被发现时间，体现了反侦察能力。这些未成年人冷静的客观行为表现，加上主观方面控制情绪、伪装的能力，早已超出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13岁男孩的行为能力水平。因此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适当下调1～2岁，符合当代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变化趋势。

能提高未成年人犯罪成本，有效实现犯罪预防

目前低龄未成年人敢于作案，从盗窃到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重大恶行均有发生，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成本过低。很多未成年人也了解法律对他们的特殊保护，仗着这些保护有恃无恐。例如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案，该男孩在班级微信群内提到“我虚岁14岁”，强调其年龄虚岁14岁，即不满14周岁，明确指向刑事责任年龄下限。2015年湖南3男童杀师案，3人分别为11、12、13周岁，行凶前有一人明确表达：我们还没有14岁，就算打死人了，也不用坐牢。根据现行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行凶作恶更加肆无忌惮。这一现象导致大幅提高了社会的治理成本，生命权利和财产权利被这些懂一点法又漠视法律的未成年人所践踏。

笔者认为，如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能提高未成年人犯罪成本，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从而有效实现犯罪预防。可以借鉴醉驾入刑的效果，醉驾入刑后的6年内，全国年均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一般交通事故数量、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较醉驾入刑前分别下降8.9%、13.7%和17.8%，较大事故这三项数据较之前分别下降15.3%、12.1%和33.3%。因为醉驾入刑，更多的司机选择不再酒后驾车，减少了因醉驾、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至少因之避免了数百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如果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适当降低，必会对部分原来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形成震慑力，他们能预见到自己的不法行为将纳入刑法制裁范围，必定会收敛自己的恶行，预防犯罪的目的从而得到实现。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法侵害案件中，受害人一方通常都是无辜受难，受害人本人或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如果侵害人因不满14周岁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有些侵害人和其监护人不赔礼道歉，无力承担民事赔偿等，造成一种侵害人没有接受任何法律制裁，或仅仅接受了较为轻微的惩罚的现状，常常令受害者一方难以接受，心中怨愤难平，造成新的冲突隐患。同时这一现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实施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权利需要保护，被侵害的未成年人或成年人权利同样需要保护，没有救济途径的被侵害，只能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这些不必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如果只靠单纯的教育、劝导，有些不能改邪归正，在未来某个时刻继续作恶，那么他们将成为社会的安全隐患。有媒体在网络上进行了一次近万人参与的调查，有86.74%的民众认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应该降低，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了人们因此类案件带来的“不公平感”和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恐慌。

当前我国刑法有必要作出修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并不等于纵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受惩治的行为就该让行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帆所说的，“我赞同降低刑责年龄，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刑法没有威慑力是万万不行的”。当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等于要起诉每一个刑事责任年龄期内的未成年人，或者对每一个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施以严厉的刑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最终的目的是有效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同时唤起社会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关注，对失足未成年人及时进行必要的惩戒和教育改造。对社会上未成年人群体多关爱和保护，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教育合力，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更多的孩子滑向犯罪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