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警、防范与化解*

朱秋 李正图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呈现出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特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相关区域经济政策逐步推进而形成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带来不可预料的各种重大风险，需要审慎应对。习近平总书记2020 年4 月27 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时强调，“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直面重大经济风险指明了方向。

实际上，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曾预见性地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不仅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预见，也为我们应对经济重大风险敲响了警钟。应对重大风险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提供保障，实践多次证明，我国“全国一盘棋、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能够有效防范和成功应对重大风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显著优势。由此我们可合理地推论，区域经济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同样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国一盘棋、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基于此，本文回顾国内外关于预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相关研究，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区域经济领域风险，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价

1.国外关于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的研究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防范和化解，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预防和灾后救援。意大利学者Francesca Poratelli，Cristian Accastello，Michele Freppaz，Filippo Brun（2020）建议在雪崩释放区放置木栅栏以减缓雪崩的危害。伊朗学者Abdolhamid Zahedi，Mehrdad Kargari，Ali Husseinzadeh Kashan（2020）研究设计了资源和车辆调度模型用于地震救灾时的资源调配。印度研究人员Azam Md Quamar，Devasthale Mahesh，B Chandu Raj，Kumar Ajay，Sarkar Bhaskar，Rattan Amulya（2020）提出在灾害多发地区建立创伤中心，以便在重大灾害时救治伤员。美国研究人员A M Cordero-Reyes，I Palacios，D Ramia，R West，M Valencia，N Ramia，D Egas，P Rodas，M Bahamonde，M Grunauer（2017）给出了建立大本营、危机管理和心理健康援助，创建多学科团队和多机构团队以及进行重建的六个阶段救灾方案。除此之外，美国学者Runhe Zhu，Jing Lin，Burcin Becerik-Gerber，Nan Li（2020）还对人类安全和突发事件与社会环境、建筑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火灾、地震和极端暴力行为等与建筑物属性组合的研究不够广泛和深入。第二，部门合作和安全风险分析及事故建模。英国研究人员Clarke Samuel Alexander，Weir A G A（2020）认为，重特大事故对经济的影响远比事故本身的影响要严重和长远，防范和化解风险需要各部门间的广泛合作和预警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案的落实。波兰学者Markiewicz Maria Teresa（2020）认为，完善化学产业空间规划和环境评估的法律，可以有效控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此外，学者Paul Swuste，Coen van Gulijk，Jop Groeneweg，Walter Zwaard，Saul Lemkowitz，Frank Guldenmund（2020）认为，安全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没有统一的理论，现有理论侧重于重特大事故的处置，而缺乏安全文化和安全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第三，媒体作用和消除文化壁垒。加拿大学者Elbeddini Ali，Yeats Aniko，Lee Stephanie（2020）研究认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医疗机构应及时发布药物不良反应报告，避免公众因信息误导而滥用药物。学者Dhamanti Inge，Leggat Sandra，Barraclough Simon（2020）研究认为，消除重特大传染病报告制度障碍需要解决文化壁垒。美国学者Chacko Sneha，Randolph Richard，Morsch Gary（2019）认为，家庭医生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应急响应、照顾轻微患者等。第四，信息技术的运用。国外学者普遍从技术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信息监控方面，学者们提出监控的方式和敏感词语的检索要发挥专家的智慧，不断与时俱进。

对于经济领域风险的预警、防范和化解，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风险预警模型。风险预警模型作为金融监管的有效辅助方法，越来越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对模型的研究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由FR概率模型、KLR信号分析法和STV 横截面回归模型等，发展到主观概率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投机冲击预测模型和EWS体制转化模型等；还有研究将条件风险价值法或博弈论中的Sha-pley值引入金融风险测量中，通过检测单个金融机构或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来判断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度（卓娜、昌忠泽，2015）。第二，宏观监管体制和微观监管机制。Crockettt 认为，金融危机暴露出监管体制机制弊端，单一的微观监管已不能应对新的形势，必须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相结合，构建更全面、逆周期的宏观监管体制和单个金融机构行为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负面影响的微观监管机制，以防范和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损失。第三，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学者John Karkazis，Ioannis G Vidakis，Georgios C Baltos，et al.（2019）认为，国际地缘政治不仅影响经济投资，也影响政治博弈，经济投资基于国际地缘政治稳定和对国际地缘政治良好的预期，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取决于经济投资的规模和收益，二者呈正向关系。第四，“政治外行领导”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就“政治外行领导”来说，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特朗普的执政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了西方民主政治体系，而且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五，中美贸易摩擦与逆全球化。西方学者认为，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退出多个重要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等逆全球化行动无疑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恶劣影响，让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更加严重，也使中美两国在经济上“脱钩”的风险加大。第六，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美国学者Tukasz Sufkowski（2020）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使全球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虚拟化程度提高。

总的来看，国外关于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有效提升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2.国内关于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的研究

对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马晓伟认为，要把卫生健康工作、公共卫生工作作为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来思考、把握和谋划，认真分析并总结应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在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方面的短板弱项，探索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规律，对卫生健康领域潜在风险作出科学预判，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锁箭、杨涵等人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衍生的经济性质危机未被纳入应急法律处置范围，未来应当注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并从顶层设计、数据库搭建、志愿队伍常态化建设等方面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封世蓝、谭娅等人认为，提高人口基本素质对疫情防控、抑制疫情传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蕊认为，政府需要着眼于供给和需求两端，立足防疫用品生产、销售、消费三个环节，出台相应的管制政策，作为一种公共干预，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应对市场失灵。

对于经济领域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秩序风险研究，国内学者重点关注的是，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科技研发，特别是对金融新业态监管的科技研发（李广子、刘德红、田原等，2020）。第二，国际秩序风险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国际秩序正在转向地缘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黄德凯、李博一、李青召、方毅等，2019）。第三，全球化风险研究。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美国逆全球化政策及我国的应对措施，大多数学者认为，逆全球化风险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但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影响是可控的，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格局（周琪、裴长洪、杨姝琴等，2020）。

就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关于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的研究，综合性应对风险的研究较少，应对单一性的风险研究较多，特别是对金融风险研究占比较大，而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研究占比较小。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关于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的研究仍然是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

人类社会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经济活动受重大风险影响从未间断过。改革开放以来，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国外到国内，各种重大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计其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易发多发，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

1.经济领域风险

经济秩序风险：生产要素短缺、商品供应、市场垄断、金融风险等重大经济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年里，我国出口同比下降了5 个百分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年我国出口同比下降了13.5%。

国际秩序风险：地区动荡、我国周边的区域关系等重大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如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对我国与该地区经贸合作产生不利影响，承包的大型项目无法完成，仅利比亚一国涉及金额就达188亿美元。2012年受中日钓鱼岛争端影响，我国GDP减少0.5%，损失值约为6380亿元。

全球化风险：逆全球化、脱钩、供应链产业链断裂等重大国际经贸危机。近几年，在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措施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国际贸易环境危机四伏。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引起国际供应链大约1650亿美元的贸易重新定向，致使我国出口增长放缓，我国GDP减少0.3—0.6个百分点。

2.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疫情给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国不得不采取封闭社区、居家隔离等强行限制人员聚集和出行的非常规措施。这些措施必然导致部分交通受阻，企业停工停产，旅游、酒店、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歇业，会议、比赛、活动取消，学校采取线上教学，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延长假期、居家办公，导致区域经济大面积停摆。疫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打赢了疫情阻击战，开始全面复工复产，但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影响远未结束。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企业用工需求明显减少，同期大学生就业率平均下降30%左右，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价值链低端行业，如交通、餐饮、旅游、酒店、娱乐等行业更是困难重重。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从目前来看，各项助企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政策的力度还应该继续加大，并根据疫情防控情况，适当延长实施期限。同时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落实好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政策，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就业，用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给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冲击。

疫情给区域经济恢复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从交通出行看，由于采取限流措施，2020 年上半年各地区道路交通出行人数同比平均减少超过50%，严重割裂了区域间人流物流的经济联系，致使部分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从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的数据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冲击比较严重。虽然第二、三季度的数据明显好于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出深V 型恢复的趋势，但一些地方接连出现的新疫情，以及区域经济节点城市输入性病例不断，区域间经济联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固。到目前为止，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疫情防控未见明显好转，经济重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也给我国经济全面恢复造成外部困难，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受到很大挤压。科学分析研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区域经济恢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发展战略意义。我们不能被动地把经济恢复寄托在疫情消失，更不要指望其他国家会更加依赖我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助力我国经济恢复。唯有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主动性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才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把经济恢复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疫情给区域经济走向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变数。疫情在全球蔓延，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不力，造成国际经贸受阻、金融市场震荡、通货膨胀明显、就业压力加大、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以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复杂化，大国之间博弈加剧，矛盾凸显，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十分艰难，甚至有可能长时间无法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脱钩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重的外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给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带来巨大的变数，如果应对不力，将可能使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全国两会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我们还要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面对风险挑战，我们“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我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体系最完整、规模最庞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 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取得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仍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存在巨大的变数，给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参与国际循环受到巨大抑制，一些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外贸行业，供应链会逐步受到侵蚀，无法融入国际市场，最终只能依赖国内市场。我国在保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必须从长远角度思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走向。

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建立在国家间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全球供应链必然出现相应的调整。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会期间，他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党中央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推动我国区域经济转向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重要目标和着力点。

四、新时代防范和化解我国区域经济重大风险的措施和建议

预警、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就是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2016 年10 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强调，“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2019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应急救援队伍。要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源，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依靠科技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2020 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这次疫情警示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一般性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

1.未雨绸缪，构建和完善区域经济重大风险识别系统

（1）重大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探索和建立“吹哨人”法律保护制度。我国《宪法》第41条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均有保护“吹哨人”的规定，特别是2016 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2019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但在实践层面，我国的预警、举报、保护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特别是区域性的针对各类风险预警的具体规定和办法还不多。各地应针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建立符合本区域情况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

（2）重大风险综合研判机制建设。建立定期和不定期风险研判专家审议机制。对于重大风险的预警信息，各级政府应及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集体讨论，作出综合判断，为政府决策提出建议或方案，避免因决策者个人因素导致误判。建立官方渠道为主、其他途径为补充的多渠道信息收集制度。除了官方渠道提供的风险报告和监测数据外，也要收集其他途径获取的风险信息，为风险综合研判提供信息支撑。建立风险研判听证机制。对于有争议性的风险研判，可在决策中引入听证机制，注重听取不同声音，再由政府作出最终决定。

（3）重大风险领导处置协调机制建设。建立重大风险预警容错机制。针对此次疫情暴露的重大风险处置高度集中的决策模式弊端，急需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对于突发原因不明的疫情，不论传播风险高低，都应坚持先公布后上报的重大风险预警容错原则，避免错失疫情防控的宝贵时机，因为对于突发原因不明的疫情，即使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最初也无法作出准确的风险预判。建立风险预警信息发布制度。重大风险的信息发布和处置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对于重大突发疫情，无论其风险强弱，都会在一定区域内传播，因此，各级政府都应该在本区域内建立预警发布制度，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隔离”的原则，及时有效地阻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避免给区域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建立疫情瞒报、迟报的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各级政府及时预警、及时防控、消除风险的责任，促使各级政府强化风险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避免在重大风险面前“扯皮推诿”。建立在重大风险面前点对点靠前指挥，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第一要务，把转移安置作为首要措施，层层夯实责任为工作保障、网络信息化为支撑的重大风险领导处置协调机制，及时应对和处置重大风险。

2.系统设计，构建和完善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设方案

（1）产业链、供应链合理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既要注意产业链、供应链规划布局，避免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产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也要避免不切实际地搞全产业链或全供应链，搞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封闭式自主开发。既要采取政策措施来保持企业对全球供应链畅通的需求，也要避免过度集中发展某一类产业或某个区域单独发展某类产业。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食品、医疗等产业，以及卫生、殡葬等服务行业，要合理布局，防止出现重大风险时，造成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导致民生供给出现问题。

（2）城市人口和建筑合理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2019 年第24 期《求是》杂志上的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根据资源条件和功能定位合理管控人口规模”。我们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同时，要注意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建筑与人类安全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不足，造成人口规模失控，建筑布局不合理，导致灾难性事件发生，形成经济重大风险。

（3）应对重大风险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科研储备和支持体系”。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苗和药物研发至关重要，不能把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寄托于少数国家队身上，有条件的地区要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鼓励民间资本、风投等参与研发，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加快疫苗和药物研发进度。应加强应对经济重大风险的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在应急物资储备中增加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配备。当重大经济风险发生时，这些高科技设备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投送救援物资、传递信息，还可以对风险进行有效评估，为救援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

3.及时行动，构建和完善区域经济重大风险组织响应体系

（1）领导干部应急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有较高的经济专业水平。资本投入、安全生产、股市调控、互联网金融管控等都是高风险、高技能的，如果判断失误、选择不慎、管控不力，就会发生问题甚至大问题，严重的会影响社会稳定”。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应对经济重大风险的能力，是完善风险防范和化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应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应对经济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做到警钟长鸣，在突发经济重大风险面前，能够从容应对，不至于浪费宝贵的预警时间，从而降低经济损失，减少或避免人员伤害，为后续的经济恢复创造有利条件。

（2）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加强、优化、统筹国家应急能力建设，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此，要综合考虑区域突发事件风险特点，统筹谋划、科学建设区域应急救援体系，除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外，还应组建常设的非专业区域应急救援预备队伍，在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指导下定期训练，当风险发生时，配合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完成重大风险的救援任务。

（3）重大风险救助基本制度建设。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指出，“做好重大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困难群众急难救助工作。将困难群众急难救助纳入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期社会救助政策措施和紧急救助程序。重大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要及时分析研判对困难群众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各类人员陷入生活困境的风险，积极做好应对工作，适时启动紧急救助程序，适当提高受影响地区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等保障标准，把因突发公共事件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对受影响严重地区人员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及时启动相关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强化对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这就需要建立应急储备金制度，一方面应对重大风险发生时的救助之需，对冲突发重大风险时给困难群众造成的生活影响；另一方面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消费。由于重特大风险使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上升，民众的预防性动机增强，会导致消费的进一步萎缩。因此要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弱化民众的预防性动机，提升民众消费欲望，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

总之，对于新时代区域经济重大风险的预警、防范和化解，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主动适应、把握、引领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构建和完善区域经济重大风险识别系统、区域经济重大风险预设方案和区域经济重大风险组织响应体系。

五、结语

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尽管如此，当今世界的格局复杂严峻，风险与挑战、机遇和困难并存。针对这一世界大环境，加快发展、推进和平，就需要防范世界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其中就包括世界环境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全球布局、全国布局和区域布局，形成了全球性、全国性、区域性等不同层次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这些链是全球循环、全国循环和区域循环的根本前提。以国内循环为主就是要加快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在国内及其地区的布局，形成全国性、区域性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顺畅链接基础上的国内循环和区域循环，通过全国性、区域性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强链、补链、扩链，把经济链条、经济循环的主动权、掌控权始终放在自己手里，避免受制于人。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必须明白，首先，国内循环是参与国际循环的基础，没有国内循环就没有能力参与国际循环、利用国际循环带来的机遇、应对国际循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其次，国内循环离不开国际循环，国际循环是国内循环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仅仅搞国内循环就与闭关锁国没有差别，所以要实现国内循环的畅通无阻就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循环，参与国际循环，积极提升国际循环中的话语权，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再次，国际循环在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风险，既要利用这一机遇也要防范这一风险，需要借助国内循环而积累的实力和能力，来应对可能突然出现国际循环带来的风险，需要做好预警，并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理念进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新构建。综上所述，就新时代区域经济重大风险的预警、防范和化解来说，既要密切关注区域经济自身发展问题，也要密切关注全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格局、总趋势，在区域经济、全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三个层级中寻找发展的机遇，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