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谈猪八戒的原型

洪明宗

《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是仅次于孙悟空的一位写得最活最具特色的人物。他那挺着大肚子，扇着长耳朵，扛一把九齿钉耙的模样;那好吃懒做，取经路上念念不忘攒私房，一遇到困难，就叫分行李，要重回高老庄去做女婿，并还好使点小聪明，但又往往被孙悟空识破，出乖丢丑的神态，十分令人玩味。不过，研究者却认为猪八戒同孙悟空一样，也存在着一个“血缘”或“国籍”问题;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讲，即存在着一个原型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关于猪八戒形象的原型问题的探讨，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值得注意：其一以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为基础，认为猪八戒来自印度佛经故事中的“金色猪”;其二以明代吴承恩《西游记》小说为基础，认为猪八戒源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的“河伯”。其三以东晋干宝《搜神记》小说为基础，认为猪八戒本系中国民间传说的“母猪精”。这三种观点各有所据，各有其理。

一、猪八戒原是印度佛经里的金色猪

台湾学者陈炳良、郑明娳、黄永武等一致认为：猪八戒的原型是印度佛经故事中摩利支天菩萨的坐骑金色猪。其主要依据是，在《西游记杂剧》第四本“妖猪幻惑”一出中，猪八戒出场时自称是“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玄奘译《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罗尼经》中，确有一只金色猪供菩萨骑乘。

黄永武在《猪八戒的由来》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说他在整理敦煌资料时，发现一张唐人所绘的图像，是斯坦因氏从敦煌石室中劫走的幢幡，幢幡上绘的是摩利支天菩萨，菩萨的脚踝前，有一头金猪，猪不是被踏着作车乘。在唐代画家的笔下，金猪已经是猪头人身的形象，两手架开，奔走飞快，造型非常活泼，正是法力无边的样子，那就是后代传说的猪八戒的雏形！所以在元代杨景贤所写的《西游记杂剧》中，猪八戒自称是“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这“御车将军”在小说家笔下遂变成西行取经时挑担的脚夫了。这张图像和密宗《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罗尼经》中记载不同的地方，就在猪的造型上。经中说菩萨坐在猪身上，还有猪车;但画像中的猪却是人身的立像。其余则画像与经文是一致的，比如这菩萨忿怒时头上有三张脸，每张脸上有三只眼睛，可以展现出八只六只或四只胳膊，头发竖立起来，满身炽焰像一团烈火。佛经中说，念这个菩萨的名号，就火不能烧，水不能漂，足以制止毒药，降伏冤家;又说如果修炼有成，可以隐身，可以变身相。这些神通，都是塑造猪八戒形象的灵感来源。

对于上述论点，姚立江持反对态度，他指出，金色猪是杂剧中猪八戒的原型，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说“御车将军在小说家笔下遂变成西行取经时挑担的脚夫”，则有失斟酌。第一，虽然敦煌唐人绘图像中的金色猪已是猪头人身，和小说中猪八戒的体貌相类，但二者之间并无关联。敦煌藏经洞在北宋前期（公元11世纪）即已封闭，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其间《摩利支天菩萨图》久已不为世人所知。而猪八戒形象迟至元代才出现在取经故事中，不可能受到图中金色猪的影响。杂剧中的猪八戒就是以经中金色猪而非画中金色猪为原型。他化身为“黑汉子”，偶而会现出猪的本相，但从未以猪头人身的体貌出现。第二，小说与杂剧中猪八戒的身世截然不同。杂剧中的猪八戒原为“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因“盗了金铃”，“顿开金锁”，而“潜藏在黑风洞里”。小说中的猪八戒“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弄嫦娥”，被贬下尘凡，入赘于福陵山云栈洞。这说明小说家塑造猪八戒形象时另有所本。

二、猪八戒本由上古神话的河伯化来

持此论者主要是龚维英。他在《猪八戒艺术形象的渊源》等文中，认定猪八戒形象的最原始依据应该是古神话中黄河之神——河伯冯夷。龚文的主要依据有二：

第一，古神话河伯冯夷的化身为猪（封豨、封豕），《西游记》内管理天河的天蓬元帅的化身亦为猪（八戒）。封豕为神兽，故而上应天象，是天上的星宿。《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古人把黄河看作天河，《古典录略》引《孝纬经》：“黄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河。”可见，天河是黄河的升天，而天蓬元帅则是河伯的升仙（“天蓬”本为道教仙官名，吴自牧《梦粱录》和元剧《锁白猿》中都曾提及）。

第二，古神话中河伯和嫦娥是一对“怨偶”，小说中猪八戒和嫦娥亦有“情欲的纠葛”。龚文引坊本《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交待嫦娥的来历，说她原来是黄河河神河伯的新娶夫人，是宓国之女，名为宓妃（即洛嫔），小字嫦娥。后来，河伯新妇嫦娥改嫁羿，河伯索妻，被羿射杀。小说中的天蓬元帅猪八戒亦曾为嫦娥而受刑遭贬，与河伯为了洛嫔被羿射伤并无殊异之处。

由此看来，天蓬元帅猪八戒身上确实存在着河伯冯夷的影子。

三、猪八戒的原型原是金色猪，后来改作了河伯

姚立江在《金色猪与河伯》一文中，于前述金色猪与河伯原型论的基础上继而提出，金色猪与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关系确实存在，河伯与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关系亦不可否认;但是说金色猪即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原型，或者说河伯也是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都同样缺乏切实的根据。杂剧与小说中猪八戒身世的明顯不同，说明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原始依据是不尽相同;不能仅仅根据时间的先后，视杂剧与小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而将二者的原型简单地等同。上述两种观点的疏漏之处正在于此。事实上，吴承恩并没有沿用金色猪为依据，而是重新为猪八戒确定了一个原型。这既是小说家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而进行的主观选择，同时也是释道争雄思潮在猪八戒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曲折反映。

在杂剧《西游记》等早期取经故事中，孙悟空形象最初都属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都有“由道入释”的情节。沙和尚形象到了《西游记杂剧》中才变得清晰。他原是玉皇殿前卷帘大将，为道教仙官，只因“带酒思凡”，而被罚在流沙河，“推沙受罪”，后加入取经队伍，也经历了“由道入释”的过程。“由道入释”在小说《西游记》中得到强调，是形成小说整体结构的一个支撑点。杂剧中猪八戒的前身是“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本来就是佛门中神，在最初的宗教属性上与孙、沙相悖。若不加改动地写进小说，则不能与作品的整体结构协调一致。因此小说家摒弃了杂剧中的金色猪原型，改以河伯为原始依据，重塑了这一神话文学形象。这样，猪八戒由佛门神将“御车将军”变为道教仙官“天蓬元帅”，在最初的道教属性，后来的“由道入释”、带罪修行上，便与孙、沙趋于一致，契合了作品的主体结构。另一方面，《西游记》小说中的“由道入释”情节，“正是当初释道二教思想争雄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的反映”，说明佛教的影响强于道教。猪八戒的原型由金色猪变为河伯，正是为了服从和突出小说中“由道入释”的总体结构。在这一意义上说，也间接反映了释道争雄的思潮。

姚立江最后指出，尽管如此，金色猪的作用仍不可低估，这不仅因为它充当了杂剧中猪八戒的原型，更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猪八戒这一不朽文学形象的出现，使一师三徒的取经队伍最后定型。吴承恩实质上就是在“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基础上重塑了这一文学形象，所以在小说中“挑担的”“脚夫”猪八戒身上，确实隐隐约约地存在着“御车将军”的影子。

姚立江的看法比较全面而公允，可以说是斜刺里切入而又一箭中的，令人信服。

四、猪八戒源自《搜神记》里的母猪精

此说为旷源在《闲话猪八戒》里提出。旷源引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卷十八载“母猪精”故事云：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

同样的故事还见于唐代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此外，北宋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亦有此故事。就在《搜神记》里，还有一则《安阳亭书生》，也是写母猪精作怪的，不过已穿上了“皂单衣”，变得“斯文”一些了;但就其问什么答什么，“喑嗟而去”的“老实”态度而言，当更接近于后来的猪八戒一些。

旷源又同时指出，关于猪的神话，其实是古已有之。在《山海经》里，射日英雄后羿就和猪八戒的祖宗打过交道。《山海经》里还有一个两个头的猪怪，称为“并封”（或“屏蓬”）。这猪怪（神）的形象，跨过六朝，渐进隋唐，更有了深一步的发展，总的趋势是更加人格化，性格也愈趋鲜明。其代表作是唐人传奇小说中的《郭元振》（一名《乌将军》，见牛僧孺著《玄怪录》。这之中“乌将军”的形象虽不见得十分鲜明，但比之母猪精的泛说，已大大进了一步：不但有形，而且有声;不但有声，而且故事情节也日趋完整。其构成猪八戒性格的主要特征（也是猪族的主要特征），在“乌将军”身上已经大体具备了：好色，“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颇有点类似猪八戒高老庄入赘，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他贪吃，一见鹿脯就忘乎所以，以致失了左蹄，负痛而逃;又很有点像猪八戒见了白骨精的香米饭、炒面筋，现出一副死活不顾的嘴脸。他愚蠢而不动脑筋，庙里突然出现了郭秀才，不加提防，反“喜而延坐”，终致于喪了性命。此颇类似猪八戒请观音菩萨被红孩儿所欺，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跪倒就拜。此外，其由猪而人、人而神的形象，也与猪八戒相去不远。猪怪的故事发展到这里，自然而然产生出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猪八戒，已是必然的了。

可见，猪八戒的诞生，决不是吴承恩的向壁虚构，而是有他自己的发展逻辑和演变过程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山海经》里的“封豕”“并封”，就没有《搜神记》里的“母猪精”，也就没有《玄怪录》里的“乌将军”;而没有前三者的长期演变，也就没有以后吴承恩笔下那憨态可掬，令人可笑又可气的鲜灵活泼的猪八戒形象。

（题图为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由马德华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