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与中学应变——试析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

王 哲

历史学研究

民族危机与中学应变——试析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

王 哲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河北等地首当其冲，中等学校师生义愤填膺，不愿在日军铁蹄下接受奴化教育，自北向南，纷纷南下流亡，试图在后方稳定地区继续求学。河北籍流亡师生聚集在河南省一些交通便利的中心城市。在河北籍流亡教职员的呼吁下，国民政府高层中河北籍人士出面倡导，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督学筹设“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以通讯处为基础，以河北籍为主的华北流亡师生最终在河南淅川成立国立第一中学，这成为后来国立中学体制的发端，孕育出抗战时期独特的国家办理中等教育的办学模式。

抗日战争；河北；流亡学生；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国立第一中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等沿海省份相继进入战争状态，战区及沦陷区高等院校在教育部的主持下纷纷迁至后方继续办学。相较于教育部有组织地迁移高校，中等学校因归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主管而并无中央层面的统筹搬迁规划。随着沦陷区国民政府地方政权机构因战事影响而无法正常运转，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所辖之中等学校亦出现动荡状态，或是停办，或是辗转迁移。中学生多呈现星散流离之状况，有还乡避险的，还有随学校集体组织迁移的。受战事影响，冀察绥平津等地中等学校教职员生踏上避战流亡之路，而这批南下流亡的教职员生由散处河南各处而集中于开封，由冀察绥平津通讯处收容，在此基础上成立国立第一中学。该通讯处是如何成立的，在收容河北籍流亡教职员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流离失所：河北中等学校流亡教职员生在河南

“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底，平、津两地先后沦陷。8月后，日军分两路进军，一路沿平绥路向西北进攻；一路沿平汉和津浦铁路南下，向河北、山东等地进攻[1]10。9月24日，河北省府保定失守，此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继续沿着平汉路及两侧地区南侵，定县（今定州市）、新乐、正定、灵寿、顺德（今邢台）、邯郸、磁县、任县等地相继沦陷。至11月11日，大名、广平失守，冀中南大部地区沦入日军铁蹄之下[1]12-13。由于国民党政权孱弱，再加上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暧昧不明，致使河北省县市相继沦陷于敌手，其速度之快举国震惊。

1937年8月19日，教育部在下发各省市教育厅局的密令中，将河北沿平汉、平浦两线各地与平、津等地列为战区，出台《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要求战区主管教育厅局“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无法予以变通救济之校，暂时停闭。对于停办之学校，要求发给学生借读证书，以便学生自由择校借读，同时“劝告其迁地入学，以备异日为国效用”[2]2-4。与高等教育不同，中等学校隶属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而由地方负责统筹和规划迁移办法。但是由于河北省境内各县市沦陷太快，未及规划举措，便已陷于敌手。时间仓促，各县市教育行政机构瘫痪，所属学校也茫然失措，前途未卜。

与大批难民南逃一样，河北流亡教职员生南下出省的第一站便是河南。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平汉、陇海铁路贯穿其间，河南大部地处黄河以南，以黄河为屏障，所以抗战初期河南地区整体来说，算是安全之地。平汉铁路贯穿河北南部，纵贯河南全省，沿线学校及教职员生多乘坐火车，沿平汉铁路南下，纷纷进入河南。河北流亡教职员生或是结伴南行，或是三五成群，有些由学校组织南迁，有些系自发南逃。但大部分河北教职员生并未在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停留，而是选择继续南下，在郑州转向当时河南省的教育文化中心——开封，有些学校如保定私立育德中学继续南下抵达许昌郾城等地，在当地安营扎寨，以图办学复课。河北籍流亡师生毫无目的地南下和逃亡，在迷茫的流亡旅途中摸索着未来的出路，他们得到河南省教育界的鼓励和支持，寻得暂时的安身之所。

随着战事的频繁不断，河北省教育厅先迁邯郸，后辗转濮阳、大名、东明、开封、郑州等地，处于瘫痪状态，无力应付救济事宜[3]。“仅就河北一省而言，……总计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专科学院以下各级学校教职员为数在十万人以上，此刻彼等除小部分已就地参加抗敌工作外，其余成千累万之学生及青年教职员大都流离失所，生活维艰，投笔有心，请缨无路，倘不设法予以收容及训练，不惟文化上之损失滋大，抑恐无救热情有为之青年于亡家破国之余，精神上毫无归宿，陷于消极悲观之境”，“势将影响于整个华北民众抗战情绪之消沉与低落”[2]141-142。作为河北省教育行政最高机关的河北省教育厅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担负起救济和收容河北流亡师生的重责。河北流亡师生失去教育机构的领导，缺乏组织力和凝聚力，犹如一盘散沙。这种“彷徨无地”的心态犹如瘟疫在广大流亡师生心中传播开来，沉重打击了教育界的信心。

面对桑梓教育受破坏之严重，1937年10月27日，河北籍国民党高层人士张继、张厉生、王秉钧、李嗣聪等人联合党内元老于右任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中央拨款补助河北省实施战时教育救济与青年培训办法案，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讨论通过，转由中执委秘书处函交行政院负责办理。该方案以训练抗战干部为目的，达到救济之效。对冀省青年学生及各级学校教职员“实施战时教育，集中训练，以表示国家对战区青年爱护与期待之殷，将来彼等感激奋发，效命前驱，既可组织民众，领导民众，争取抗敌战争之最后胜利，且因寓学习于工作之中，可继续造就国家急需之实际人才，为收复失地复兴民族而奋斗”[2]142。此提案侧重于对冀省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的训练，以为抗战干部之储备。该项提议寓救济于训练之意，显示河北籍国民党高层人士对桑梓师生的关心和爱护，尤其是作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厉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华北沦陷区父老和青年学生请命，国民党中央逐渐认识到收容救济沦陷区流亡各地青年工作的重要性[4]659。

在倡议收容救济冀省青年学生的地方教育界人士中，河北省立正定师范学校校长姚子和是核心人物，在倡议和筹备救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姚子和凭借其与张厉生的私人交谊，向张厉生寻求帮助。战前，张厉生一度为国民党华北地区党务负责人，且为河北籍人士，对华北事宜较为关注。张厉生指示姚子和向设在石家庄的“中国国民党冀察绥平津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洽商，以便就近解决问题。办事处除指导专员、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外，办事人员多为战前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为姚子和旧识，对姚的主张多表赞同。但方觉慧的迟疑不决，致使收容救济工作迟迟无法展开。受战事影响，办事处先撤往邢台，又南避邯郸，再迁至安阳，转经郑州，最后落脚开封。方觉慧无法再拖延救济事宜，派办事处秘书贺翊新陪同姚子和、张陈卿（河北省立邢台师范学校校长）、杨玉如（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校长）等三位教育界人士前往南京洽商救济办法[4]657。三位校长经张厉生介绍，先拜谒曾久驻华北的冯玉祥，后直接向教育部交涉。在三位校长力争和河北籍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帮助下，教育部答应在豫南办理三所学校负责收容救济河北中等学校流亡教职员生，流亡师生获得一线生机。

教育部委托河南省教育厅就近办理收容救济，由姚子和等河北籍教育界知名人士协同办理。河南省教育厅在接到教育部指令后，鉴于姚子和对冀省教育界情况比较了解，委托其负责收容和救济冀省流亡青年学生。河南省教育厅在开封一旅社成立“冀察平津中等学校学生和中小学教师登记处”，由姚子和等冀省教育界人士协助办理登记事宜。至于收容救济所需要的款项，先由豫教厅垫付，待收容救济工作结束之后，由教育部予以报销。因为豫教厅支持冀省流亡教职员收容救济工作属于临时性的，但随着集聚开封的冀察平津等地流亡教职员生日益增多，且开销增大，希望教育部能够做长远规划[5]。直至此时，教育部仍旧不想打破原有教育管理体制，而希冀由地方教育机构出面代办师生救济问题，但这种代办举措只有应急之效，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豫教厅在办理登记收容救济过程中，所遇困难不少，垫拨款项逐渐增多。再加上豫北地区战事爆发后，豫教厅也要开始筹划本省的流亡学生收容救济事宜，所需教育款项逐渐增多，实难再负担冀察绥平津等地流亡教职员生之收容救济事宜。河北省流亡教职员生的生活靠豫教厅的临时垫拨款项救济终非长久之计，以姚子和为首的冀省教育界人士联名向教育部要求收容救济之长远规划。1937年11月20日，姚子和、张陈卿二人作为冀省教职员代表给教育部写了封联名信，信后附有“留豫河北省教职员名册”，希望以冀省流亡教职员全体力量来向教育部呼吁出台收容救济政策[6]。随着应急款项的日渐短缺和河南省教育厅的无暇兼顾，河北籍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政策性举措出台的必要性，联合河北籍流亡教职员生共同向教育部请愿，希望得到教育部的重视和根本的解决。

二、四方来归：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与国立一中

在冀省教育界人士、豫教厅和河北籍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要求下，国民党中央和教育部认识到收容救济华北地区流亡教职员生的重要性。1937年11月初，“政府决定以原来补助冀察绥平津之教育经费，在河南等处救济平津地流亡之教员学生，并办临时中等学校”[7]。教育部派督学顾兆麐前往河南办理收容救济事宜，顾兆麐乘船至武汉，在武汉与鄂教厅长周天放商谈收容救济华北地区流亡学生情形。结束后北上，顾氏在郾城与冀教厅长会面，了解冀省流亡教职员生情况。是年11月底12月初，顾兆麐抵达开封，在与豫教育厅洽商之后，在豫教育厅旧址设立“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接手办理冀察绥平津等地流亡教职员生的登记、收容和救济事宜。因通讯处人手不足，教育部加派王静山、郁汉良等人前往开封协助顾兆麐办理五省调查事宜，王静山除在开封协助收容救济流亡学生，还肩负到陕西调查冀察绥平津各省市中等学校学生在该地的情形之责。

通讯处接手收容登记处之后，在开封外马号街组建了冀察平津四省市联合中学，在汴冀省流亡教职员生公推崔载之任校长，吴冶民任教务主任[8]。虽是四省市之名，但以冀籍流亡学生为主，间杂以平津察等地青年学生。流亡学生在通讯处登记合格之后，每一位学生一张登记证，凭证领取救济费，每人每天3角，5天发放一次，一次1元5角。虽然救济金数额不多，但勉强维持生活。因为救济金有限，精明些的学生会做长远打算，都是逃难的学生，要留个后手，找便宜饭吃[9]。冀察绥平津等地中等学校流亡师生闻讯纷纷投奔通讯处，但以河北籍的流亡师生为主。流亡师生找到归宿，国家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大力支持和保障，生活和学习得到暂时的保障。

在通讯处辗转寻找安全而又稳定的新校址的同时，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顾树森“以主管业务的关系，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在适当地区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予以收容”[10]。经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拟具办法，由行政院批准，建立国立临时中学对这些流亡学生予以收容和救济。

随着豫北战事趋近，开封也非安全之地。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成立之初，顾兆麐便向教育部汇报，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派员查勘适合落脚之校址[11]。初期选址并不顺利，且面临诸多困难。1937年11月，随着豫北地区安阳战事紧张，开封受到威胁，选址问题之解决变得刻不容缓[12]。王静山、查良钊（教育部专员）在豫教厅长鲁荡平的帮助下，11月30日前往南阳查勘校址，12月3号返汴。他们查勘了南阳城内玄妙观、南阳县城西北的农林学校、镇平县东门外的泰山庙、镇平县城内的纪公祠和镇坪县城北石佛寺5处地址。因开封学校纷纷迁至南阳，经协调，最后拟定校址在石佛寺[13]。校址选定后，1937年12月，通讯处将开封联合中学所收容的流亡学生集中到许昌，寻机转运南阳，同时将流亡学生登记处也移往许昌，继续办理登记收容救济手续[14]。学生住在许昌城厢小学，白天有组织地到许昌附近农村做宣传抗日工作，夜间或睡地铺或睡课桌，“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相处融洽[15]。同在许昌的河北省高中师范学校因办学经费缺乏而解散，大部分学生转由通讯处收容救济。受中日战事影响，通讯处为复学而选址的过程中出现曲折，流亡师生们也是在这种曲折中颠沛流离，遭受着求学所带来的苦难和艰辛。

自南京沦陷后，许昌也变得动荡不安，便开始将学生往南阳疏散。已登记学生在通讯处办事人员带领下，分批乘汽车自许昌出发，经方城、叶县到南阳，抵达后，学生被集中在南阳敬业中学住宿，继续集体而有秩序地生活，每人一套新的黑色棉制服，伙食也得到改善[16]。1938年1月10日，9架日军飞机自北飞临南阳市上空，炸声甚烈，城市玻璃多被震裂。南阳系战略要地，再加上紧邻战区，不宜设校，后来在与淅川地方权势人物协商之后，将校址选在淅川，且有屋舍可资利用。1938年春节（1月30日）前，已有部分冀省流亡学生在泊镇师范学校校长杨玉如的带领下迁往淅川上集镇，校址设在镇属尚志小学。在校长组织带领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整修小学原有建筑物，以迎接学生们到来。春节后，南阳军事形势日趋紧张，日军“敌机九架……侵入南阳上空，在乡郊投弹十余枚”[17]。通讯处所收容的大部分流亡学生按登记的小队组织，每队一辆架子车拉行李，在教职员的带领下，步行经镇平、内乡抵达上集[18]。1938年3月5号，国立河南临时中学成立，后去除临时二字，称“国立河南中学”。1939年4月，遵教育部令，按照国立中学序列，改称“国立第一中学”，简称“国立一中”。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所收容的华北流亡师生在教育部的规划和指导下迁到河南淅川，师生们得到较为稳定的复课和生活环境，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

三、余论

冀察绥平津通讯处的曲折成立过程反映出教育部救济华北地区中等学校流亡教职员生的矛盾心态，而这种矛盾心态又是战前办学体制与战时教育危机的冲突所导致的。按照中学法及其规程要求，“中学之设立、变更及停办，由省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设立者，应由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呈请教育部备案，其余呈由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核准转呈教育部备案”[19]。教育部直接办理高等教育，并不插手地方中等教育问题。中等教育不仅在行政上如此，在经费上也由地方划拨经费资助，脱离与教育部之间的经济联系[20]。这种体制上的规定束缚住教育部的手脚，不仅仅与战前中等教育法令相抗，也与自清末兴学以来的体制惯例相悖。教育部一方面希望这些学生能够为国所用而不致失学或被其他势力所利用，而另一方面这种救济又于法不合。通讯处的成立，最先只是联络各中等学校，互通声息。而在初期，教育部由王世杰主政，王世杰着力于发展高等教育，视高等教育为教育部的主要任务。同时，这也与整个晚清以来的教育系统变迁有很大关系，视中等教育为地方之任务，而教育部只是负责补贴经费。因此，虽然河北籍教职员反复呼吁，而教育部职员反应冷漠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时，教育部只想将冀察绥平津等地流亡中学生的问题予以临时性解决，尚未有通盘的考虑和规划。从教育部给姚子和等人一笔钱来打发了事的处理中得到更为明晰的认识。同时教育部将收容责任交由河南省教育厅办理，也能够看出教育部并不想直接染指中等教育事业办理。1937年底，陈立夫代王世杰任教育部长，教育部一改之前的教育政策和主张，而是更为注意应急举措的采取。

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系教育部、河南省教育厅及河北教育界人士之间的冲突和协作的产物。河北省教育界人士力图要求教育部出面救济这批流亡教职员生，但教育部无章可循，总是试图将“烫手的山芋”扔给河南省教育厅来解决，所以才有登记处的成立及其运转，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战争爆发后，日军长驱南下，一路攻城掠地，而国民政府军队一退再退，战争形成持久态势。随着战事扩大，河南教育自身也出现危机，此时教育部已退无可退，只能出面派遣督学前往河南直接办理收容救济事宜。河北籍高层人士的出面呼吁，推动了高层重视华北师生流亡问题。

华北中等学校流亡学生救济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原先散乱分布于各地，且生活情形堪忧，到统一由通讯处组织收容，收容救济的效率得到提高。原先河北籍流亡教职员生随学校而辗转迁移，散布河南多地，如郑州、开封、许昌、漯河等地，相互之间来往不便，也不利于消息的传布；学校之间各自为政，不利于收容救济。通讯处成立后，将所有河北籍教职员生纳入统一管辖范围，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打破学校间的隔阂状态，减少了教育损失，尤其是学生伤亡、流离失所情况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学生聚集在一处，迁移方便，效率高。且通讯处旗号打出，广大战区及沦陷区教职员生也知道收容机构为何，而不再盲目地流动。

通讯处的成立，暖了流亡学生的心，也反映了河北籍教职员的爱护之心。如果没有河北籍教职员的反复呼吁和前后奔走，不知这批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归宿会在哪里。尤其是姚子和等人，利用其人脉资源，通过不懈努力，争得教育部对收容之事的关注。通讯处的成立，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功用，这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流亡教职员生的关怀和慰藉。此举系在后方树立了一面旗帜，以此来招揽不愿接受奴化教育之流亡学生前来归附，在抚慰人心的同时，也增强了流亡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南京国民政府酝酿国立中学体制，国立一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为何说是酝酿呢，因为通讯处形成一个人际社交网络，将河北省教育界名流笼络在一起，通讯处的收容救济非长久之计，而只是暂时性的应急措施。可以说通讯处酝酿了后来国立中学的形式。通讯处各中等学校校长作为通讯处通讯员，还肩负搜集各地教育破坏及师生流散情报的责任，以便为教育部下一步决策的出台提供依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若没有通讯处，国立中学的创立也就没有那么顺利。通讯处起到铺垫的作用，同时国立中学的创办也是一个过程，并非横空出世，更非某个人的杰作。通讯处的成立是对战前教育体制的部分突破，而这又为后面国立中学的成立奠定基础。通讯处成为国立中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种临时收容救济机构并非仅此一例，江浙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演变过程和收容救济机构。

[1] 谢忠厚.河北通史:民国(下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2编·教育(一)[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教育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672.

[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卷[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2002.

[5] 鲁荡平致教育部电(1937年12月21日)[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战区内各级学校处理校务办法及各省教育厅收容流亡学生转学借读等的有关文书.档号:5-13475(2).

[6] 姚子和等致教育部函(1937年11月20日)[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战区内各级学校处理校务办法及各省教育厅收容流亡学生转学借读等的有关文书.档号:5-13475(2).

[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Z].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37.

[8] 国立一中校友会.千里逐飘蓬:续辑[Z].成都:成都校友会, 1992:2.

[9] 国立一中校友会.千里逐飘蓬:第4辑[Z].成都:成都校友会,1998:253.

[10]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5卷·第17辑[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98.

[11] 顾兆麐等代电(1937年12月9日)[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战区内各级学校处理校务办法及各省教育厅收容流亡学生转学借读等的有关文书.档号:5-13475(2).

[12] 程有为,王天奖.河南通史:第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389.

[13] 顾兆麐代电(1938年)[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国立中学设立、迁址、职员任用并实行学生工读制的训令及有关文书(1938/1- 1946/8).档号:5-7186.

[14] 顾兆麐代电(1937年12月7日)[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战区内各级学校处理校务办法及各省教育厅收容流亡学生转学借读等的有关文书.档号:5-13475(2).

[15] 国立一中校友会.千里逐飘蓬:国立一中建校50周年纪念专辑[Z].成都:成都校友会,1988:16-17.

[16] 国立一中校友会.千里逐飘蓬:第3辑[Z].成都:成都校友会,1994:215.

[17] 简讯·南阳[N].新华日报,1938-02-10(2).

[18] 国立一中校友会.千里逐飘蓬:第6辑[Z].成都:成都校友会,2001:5.

[19] 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G].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25.

[20] 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19-277.

National Crisis and Middle School Strain: An Analysis of the Ji-Cha-Sui-Ping-Jin Secondary School Communication Office

WANG Zhe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an all-out war of resistance broke out with Hebei as its frontier. As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fused to be educated under the ruthless control of Japanese army, they went into exile in successio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in hope that they could continue their study in the stable rear areas. Exil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gathered in some central citie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appeal of the Hebei exiled teaching staff, the senior Hebei peopl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me forward to advocate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break the practice of its pre-war secondary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send the school superintendent to set up “Ji-Cha-Sui-Ping-Jin secondary school communication office”.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office and staffed with exil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north China, mainly from Hebei province, National No. 1 middle school in Xichuan, Henan was eventually founded from which the national middle school system originated and then a unique mode of running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Anti-Japanese War; Hebei province;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exile; Ji-Cha-Sui-Ping-Jin secondary school communication office; National No. 1 middle school

K265.9

A

1009-9115(2021)02-0051-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1.02.010

国家社科专项工程课题（16KZD021）

2020-09-15

2021-03-05

王哲（1989-），男，山东烟台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