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的个体的存在性焦虑

摘要：当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新的生存空间，媒介并非成了运输信息的单纯工具，它以一种隐蔽而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后真相时代下，人们被定向喂养信息而产生的群体极化，割裂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是人们在个体化道德下充斥着存在性焦虑。放大人性的劣根性、在互动仪式下的自我表演、狂欢式感官的发泄，都在瓦解官方与民间，让一切边缘化、娱乐化。本文试图讨论社交媒体的个体进行活动的绿色发展。

关键词：存在性焦虑;社交媒体;媒介素养;信息消费

融媒时代，网络空间的延展性不断人们现实生活中蔓延，媒介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而我们的社会逐渐开始依赖于网络与自我之间的认同而创造。“信息超载”也成了人们在网络空间进行活动的困扰，人们渴望着信息、知识，又往往无法明细分辨信息的“有用性”，从而被过载的信息裹挟着，产生“人云亦云”的戾气和个体存在性的焦虑。本人分析了数字社会下社交媒体中个体产生存在性焦虑的原因和表现，以及这种焦虑背后折射的群体孤独，并对其认识和反思。

一、后真相语境下的自我展示

在这样一个技术时代，媒介不再仅仅充当人类器官的延伸、想象的延伸，或者是充当人的工具和手段，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媒介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反过来规制人、塑造人，控制着人和人的生活方式，后真相就是技术媒介下的产物，指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感情和个体信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社交媒体中挑起公众情绪上对主体的认同甚至“同类感”、个性化的差异成为了进行自我展示，彰显存在的手段和方式。

（一）信息的消费与反消费

无声无息碎片化的消息吞噬着我们的注意力的时候，人们不以为然。社交媒体中常见的是分享，分享的背后思维模式是情感的认同，个体在网上进行“冲浪”进行着交换意见交流情感，先入为主的是在认为不断在摄取社交媒体中已有的信息，是对个体娱乐化、消遣性的满足，帮助“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满足个人需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对社会交往的需求日益增大，给了“个性算法”去规制个体提供了机会，使人成为困在“信息间房”中的“算法囚徒”，当人们只愿意选择自己喜欢的愿意接触的信息时，这种定向投喂的方式正是重塑究竟是人在消费信息，还是信息在消费人的注意力呢？

例如抖音、快手的视频分发则是算法推荐机制，经常浏览“美妆”“唱歌”“舞蹈”视频，抖音、快手会一直推送类似视频，将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种标签之下，不断被定向信息包裹。互联网的推送事一种销售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是当下的销售主导向，如目光所及的自媒体都是美女帅哥形象出现，使受众产生自我否定，在自我焦虑中，搜索引擎推送的就是关于“外在美”的完善，医美、护肤品、化妆品、甚至知识的焦虑等，使人产生消费。人内心安全感越低，失控感越强烈，被消费的程度就越大。

（二）用户匿名下的人文价值丧失

互联网上的匿名性就是将个人真实信息隐藏代以虚假称谓活动于网络空间，在此条件下的主体性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主观随意性。媒介结束的发展是身体的不在场成为了可能，万物皆媒的构想下智能终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陷入了群体性孤独，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寻找心理上陪伴和慰藉，精神性异化，将人灵魂引向麻木，造成紧张和茫然，继而在网络中寻求刺激和新鲜。“人性匿名所致的他杀”是当前社会整体的价值和道德偏向，网络“弱连接”的虚拟社会关系也通常建立在匿名化的规则之上，就有可能丧失现实世界中应有的价值规范和人文关怀，将虚幻的网络自由主义发展为人性无良和丑恶的放大器。

二、存在性焦虑的矫正路径

数字时代的资讯爆炸与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的成熟共同催生了信息茧房，这种定向信息投喂，用户单一的关注，使得情感不断强化，将自我投射变成以我证我的偏执状态。个体化社会视角下的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存在性焦虑，种种焦虑行为的背后是群体性的孤独，每一个网络空间联系的私人领域都有孤独存在形态，渴望在热闹的网络公共领域中凸显自己的价值和身份标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圆形监狱”，在今天有了新的解释，社会化媒体成为一种新的圆形监狱，它有一道无形的墙，那就是他人的评价。自我表演、大数据、个人隐私、道德“狂欢”下的圆形监狱的处境，更需要以下的破境意识。

（一）基石—個体能动性的提高

看清茧房就有希望，而拥有对媒介中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思辨反应能力等，就是看清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就是媒介素养提高的表现。社交媒体中的媒介素养学者彭兰有重定义：媒介使用、信息消费、信息生产、社会交往、社会协作、社会参与的素养。受众要重视对于信息的反应，有意识的调控对媒介信息的依赖性，增强个体能动性，过分消费信息是一个普遍现象，低头看屏和拇指点动占据时间过多，影响正常生活，意识到这一点，主动降低依赖度，调控用于信息交互的时间，解除冗余信息对自我的捆绑。例如主动搜索有用性的信息，主流媒体的官方公众号，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网等。

（二）关键—交往伦理自筛性调控

哪怕网上一个赞一个表情，都是对话题的表态，既反映立场也折射伦理，在算法的场域中，选什么就优先推送什么，需要素养分辨真伪，不盲目崇拜数据，对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以及信息分享消费时所设计的道德和伦理问题，都要有清醒的意识和认识。网络的开放多元、互动，可能面临越来越突出的价值引导和规范问题，有学者提出“满腔的正义感需要警惕，因为正义感本身也会产生极大的暴力性。”近两年发生的苟某某举报事件、ZJ大学时间以及张某环案件，对热点事件的讨论稍不注意，便可能造成“媒介审判”的正负效果，干预司法的审判流程，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三）要义—信息冲击风险调控

从线上线下，有着潜在盲目行为的可能风险，由不信任感、邻避心理驱使，有话冲口而出、事情做了再说的可能，造成的情绪宣泄中伤损害他人，甚至不可挽回的后果。莱文森在《新新媒介》中说“网络上这种永久性记忆很可能造成‘寒彻效应’，来影响我们的信息决定和自主权”。因为怕承担社会责任而选择“失语”，使沉默的螺旋越卷越大，诺伊曼提出“沉默的螺旋”，指个人在表明自己观点之际手心对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处于“多数”则大胆发言，处于“少数”则转向“沉默”或附和。缺少主观判断能了，和勇于发声的勇气。有学者说“当我们是少数人时，可以检验自己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人时候，可以检验自己的宽容”。信息带来的冲击防不胜防，面对风险来临，要果敢调控，切莫被信息、被大众牵着鼻子走，用一种“身体前倾”姿态（不是等着被喂养的后躺姿态），切莫消耗学习的感官，用“独立”对抗“毒理”。

三、结语

阿伦特说：“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我是谁？”这个疑问移植到网络空间之中，个体的存在性焦虑也只能有个体的努力和社会的引导。我们既希望在社交媒体中找寻自己的存在性，也希望个体在社交活动中能彼此尊重不被消费，看似矛盾的两者需要我们为其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但谈何容易，不过这也是个体在社交中能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刘洋.使用动机、错失焦虑与社交媒体沉迷——常态社会与危机情境中的比较研究[J].新闻与写作; 2020（10）

简介：

苏雅（1997年4月--），女，汉族，籍贯：安徽省蚌埠市，本科，单位：河北传媒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