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贝尔果

尚元，本名尚天福，生于1983年1月，甘肃泾川人，现居平凉。在《飞天》《海燕》《六盘山》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获甘肃省第七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甘肃省中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

别人说我们青梅竹马

订下单程机票，海棠才告诉我她要出国的消息。没想到去的是山地小国尼泊尔。我说，还不如去西藏，一个在喜马拉雅山这边，一个在喜马拉雅山那边，环境上没多大差异，又冷又荒凉，还缺少氧气，常年吹风晒太阳，小心被弄成两个红脸蛋子。我是戏谑着对她说的。海棠望着我，像欣赏一只陌生的动物，足有十秒钟。当然，她有充分的理由做此选择：成都华锟公司来学校招聘，报名的人很多，大约十挑一的比例，而她正是那个幸运儿。

支教吗？我继续我的玩世不恭，据说尼泊尔语是世界上最难听懂的语言。

谁知道呢。她说，尼泊尔山区的孩子需要我的帮助。

我无奈地笑一笑，说，你有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她的眼神很无辜，当时，我确实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由此我想到她所描述的尼泊尔小孩应该就像她现在的样子。我说，你要想去，没人拦得住。

海棠的鼻子抽动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委屈、激动，也可能是在暗自哭泣。我把目光转向远方。说实话，我是心虚。这么随意一瞥，正好看到从绿岛驶来的3路公交巴士。海棠抱住我，我闻到她身上迷人的香气。她轻轻摩挲着我的背说，放心吧，两年之后我会回来的，先找个有意义的事情做着，别把自己废了。我的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了下来。两年时间，说得轻巧，如果我现在和她生个孩子，两年之后都能上街打酱油了。海棠的脸贴着我的心跳，安慰我说别这样了，都老大不小了，还是一副孩子气。我说，我不生气，就是舍不得你。

海棠的肩膀很瘦，我搂住她，像搂着一件空荡荡的衣服，看脚下芸芸众生的世界，一切都仿佛陷入静音。街道上的车很拥挤，3路公交巴士被困在一堆小汽车中间，一点一点蠕动。前方的挡风玻璃上有一行模糊的发光字，红色的。两侧应该还有喷绘广告，一侧是锦绣花园城的售房海报，一侧是仁爱医院治疗妇科疾病的热线号码。我猜。我一直看着那台公交汽车像一团绿色的雾瘴飘过桥下，才松开手。我说，回去吧。海棠说，好。她没有哭，只是头发有些凌乱。

那天，我走出花田庵的画室，和她约好在学院路的人行天桥上见面。街道两边全是楼，我们好像站在大地的裂缝里，头顶是“一线天”，蜂窝一样的窗户密不透风，人在街上行走要克服湿热空气的巨大阻力，像在沸水中游泳，连呼吸都要张大嘴巴。她穿着白色T恤，浅色牛仔裤，鞋子也是白的。我仿佛看到一只站在铁丝笼外的鸽子，一扑棱，就要飞走了。

分别是最好的情药。当晚，我们陷入了久违的二人世界。先是在学校门口一个音乐教授开的小酒馆里喝酒，喝的是498元一瓶的高价红酒莫兰汉尼。我知道比这个价钱高的酒多了去了，但作为毕业离校又未就业的穷学生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奢靡的消费。我们面对面坐在吊架上摆满绿萝的角落里，灯光昏暗而又暧昧，空气里弥散着女用香水的味道。穿着燕尾马甲的小青年十分卖力地拉着小提琴，演奏的是一首很耳熟但我一时半会叫不上名字的乐曲。舞池里没有人，大家都知趣地分散在各自的位子上，愉快地聊着天。这样的夜晚很适合谈情说爱，或者搞点小动作。但我和海棠例外，我们碰杯，喝酒。该说的话早就说了，我们仅仅是为了完成正式意义的告别。很快，我们就把那瓶酒喝得一滴不剩，由此引发的是脑袋像稻穗一样沉沉地垂下来。我快要睡着了，脑子转呀转，忽然发现自己是坐在酒吧里的，乍一下惊醒，看见海棠绯红的脸，像一颗成熟的果实。我说了声对不起（简直多余）。我闻到她嘴里的酒气，比美酒本身还要诱人。我看见她的唇像一颗草莓。她的身体发烫，一尺之外就感觉到温度。那会儿，我倒很想吻她诱人的嘴唇。

海棠问我去哪。我说，老张那里吧。老张的旅社住一晚上才二十块钱，有类似医院病号睡的那种床。我们在彼此需要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去他那里过夜，加十元钱，还可以洗澡。然后进入也许只有四平米的小房间。夜里我们折騰得时间久了，老张会叫他女人站在门外咳嗽，以示警告。如果女人的办法不凑效，老张就出马了。老张总是穿一双木屐一样的人字拖，抬脚往门板上踢两下，开骂道：二十块钱，你把这里当成你家呀。年轻人，我像你这岁数，早都不放空枪了，我孩子都两三个了。要再这样搞，下回收你二十五，你往天亮里搞。

海棠的身体烫烫的，酒精在体内燃烧。她说，今晚去住酒店。我心里反感，到哪都一样。海棠说，不一样，今晚是用来告别的。我懂她的意思。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报站说去市里最好的酒店。司机师傅没吭声。我们滚进后排座子，关上车门。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盯了我们一眼，摁下计价器，车子便窜了出去。我嗅见淡淡的花香向我袭来。

我和海棠是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童年的时光走得慢，回忆起来像慢放的电影，走走停停，总也演不完。站在二十二岁的夏天往前看，这样的记忆占了一大半。那时候，我经常上她家玩。她家有件唐三彩的大陶马，有她爸爸收藏的集邮册，还有许多书，锁在一个橘红色的大衣柜里。有时候她偷了钥匙打开柜子叫我看，她家的书全是很厚的那种，密密麻麻的字。我便专挑有插画的书看热闹。四大名著是我最先从她那里听来的，她给我说林黛玉和贾宝玉，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喜欢听水泊梁山上的宋江，他杀了阎婆惜落草为寇当了英雄。

后来有一天，我再去她家时，衣柜上的镜子碎了，里面的书也不见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爸爸和妈妈打架，把镜子砸烂了。我不关心镜子的事，只想知道那些书哪去了。她说是她爸爸亲手烧掉的，一张一张撕下来，边烧边哭，烧了整整一天。我说你爸真傻，书不要了可以拿去当废品卖，烧了多可惜呀。那个时候，她扎着马尾，年龄比我大，但个子比我矮，我们都在县城的纸坊街小学念三年级，对大人的事了解不多。她说你爸才傻呢，我爸好，我妈不要我了，我爸要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妈。

海棠妈是我们县有名的大美女，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她嫁给海棠爸是看上了人家有份稳定的工资。工人身份很吃香，海棠爸人长得不咋样，但天生有画画的好手艺。据说，他把市面上的东西看一眼，便立马能画出来，简直比真的还像。在照相技术尚不普及的八十年代，厂里有了这根顶梁柱子，便省却了很多产品研发的经费，有时候让他去外边转转，逛逛百货商店，海棠爸就能把看到的桌子、椅子、红木沙发拆成零件，画成图纸，然后指导厂里的工人仿制。后来到了1998年，木器厂倒闭，海棠爸下岗了。厂里的师傅有的去街上摆摊，有的开了小饭馆，还有的站在马路边上专给人装卸货物，都有了自己的营生。海棠爸仗着自己有手艺，和别人不一样，每天呆在家里抽烟，半年时间过去了，一事无成。海棠妈和海棠爸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恶化的。那年海棠妈应该只有三十出头吧，少妇的妩媚刚到了火候上。我不知道他们离婚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但她的确扔下小海棠走了，海棠爸数日间头发全白，活活像顶了一朵大蘑菇。

海棠爸带着女儿生活，最先贩卖木头，过了几年开办了一家鞭炮厂。我上中学那会儿，她家情况好，海棠爸买了一辆枣红色桑塔纳开回来，停在大院里。院里的男生看稀罕，有的想上去摆弄摆弄，拽不开车门，就爬到引擎盖上。我围着车子转了几圈，最后把注意力放在两只长方形的大眼睛上。我觉得那眼睛一直盯着我。我对小伙伴们说，海棠爸娶了小老婆。伙伴们摇头，不信。我说，你们敢不敢喊，伙伴们说，喊什么。我说，等我想想。我想了几分钟，伙伴们开始催了。我说，你们就喊“老白老白白了头，娶了个媳妇才十九，买了个汽车溜墙走”。伙伴们都说好，纷纷喊起来。这时候，我跑到大院里的公用水龙头下，抓了两把稀泥，就把汽车的大眼睛给涂瞎了。

海棠爸姓白名勇。“老白”是我爸妈称呼的。海棠爸闻声跑出来，看见我们一帮孩子正拿他的汽车撒野，大喝一声。孙大头从引擎盖上跳下来，摔了一跤，我们边跑边笑，像一群麻雀飞了。海棠爸头发染得乌黑油亮，那时他已是我们县赫赫有名的暴发户，真可谓是鸟枪换大炮，旧貌换新颜啊。他围着汽车观察了一圈，猫腰把车灯上的黄泥捋掉，跺着脚骂。那骂声像鹰一样追过来，我们却一点都不怕，任由骂声在身上乱啄。

我心里正乐呵着，就看见了海棠。她站在爸爸身边，安安静静的，已是一副小淑女的样子。那种美，我平生首见，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的心里掠过一丝惭愧，以致多年后，每次回忆起这一幕，总感到自惭形秽。后来过了没多久，她家的鞭炮厂发生了大事故，爆炸掀翻了厂房，炸死了六个工人，伤者十几个。海棠爸戴上铁手铐，被警察押上警车，据当年的目击者称，海棠爸的头发乱如蓬草，黑是黑，黑得让人心生膈应。再看那张脸，白得只剩下一张人皮，在烈日高悬的盛夏之际，竟叫人不由连打了三个寒噤。

我和海棠的正式交往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会儿，她家被索账要款和扬言报复的人盯上了，经常有人来砸门，喊打喊杀的。我母亲心善，便收留了这位小邻居。母亲给她穿我的衣服，为她办了休学手续，海棠每天就躲在我家的箍窑楼上。海棠恨她爸爸，海棠东躲西藏的处境不正是拜他所赐吗？况且，海棠恨他還有一个原因，白勇赚了钱之后找了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女人。那女人给他生下个小崽子，也就是海棠同父异母的弟弟白小宝。跟所有功成名就的四十岁失偶的男人一样，海棠爸几乎把所有的关爱都献给了后来的母子，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小日子过得很甜蜜。海棠一个人住，她就是个独活虫。

一声爆炸响彻半个县城，炸死炸伤工人的同时，也把那位年轻的女人炸出了白勇的怀抱。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她的举动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一夜之间，海棠的生活判若两个世界。她失去学业，失去了名义上的家庭，人身安全无法保障。我母亲把她藏起来，叫我每天送饭，至此，时隔几年之后，我终于又有了和海棠单独接触的机会。

直白地说吧，我喜欢海棠。我对她的喜欢起于童年时代，再到少年时的钦慕与爱恋，她的恬静让我年轻的心骚动不安，而这时候，她像一个落难的公主，走到了我身边，与我朝夕相处，我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次，我用钥匙打开门，海棠就那样呆坐着。母亲为防止她出走，特意把门从外面上了锁。我事先准备好了开场的话。我说，你郁郁寡欢的样子像林黛玉。海棠不回答。我把饭放在她旁边的床头柜上，安慰她。别担心，你学习好，落下的功课用不了几天就能补上。没想到一说这话，海棠就哭了，眼泪从眼泉里溢出来，喷了花。我最怕见人哭，她一哭，我眼睛也酸。我说，吃饭吧，以后你住在我家，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稀饭盛在白瓷碗里，冒着热气。家里来了客人，这碗才可示人，平时我妈把它当宝。那几年，四川的腌菜广受欢迎，街市的调味店里必有几个黑色的大坛子，每逢过年过节或者宾客上门，腌菜是必不可少的。我妈特意买了大头菜，蒸了馒头，一日三餐专为海棠做。可她并不理会我妈的苦心，满肚子伤心事，泪珠从面颊上滚下，砸在我家的水泥地上，摔成八瓣儿。情人眼里出西施，即使她哭的时候，我也觉得美。海棠边啜泣边说，她想见见爸爸。我说，你不能出去。海棠央求我帮帮忙，看在同班同学又在一个大院长大的份上，否则，她就绝食，饿死算了。

我心里难过极了。我说，只要你吃饭，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果然，海棠的情绪好了很多，但以后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怎样完成她交给我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对这个社会的规则和关系压根就摸不着门道，只能从大人那里听说一些爆炸事件的进展。

他们对海棠爸的指责满含惋惜：白勇这个人，也太狂妄了，以前木器厂的白工多攒劲呀，现在倒好了，手里攥了六条人命，可惜啊，他这条命也怕是保不住了。

很快就到了案件开庭审理的时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海棠，问她，愿不愿意去。那段时间海棠读了一些法律方面的书，说话也变得专业。她说，作为被告人的家属，有出庭的权利，恐怕这将是最后一次见爸爸的面了。我说，去了不能闹，法庭是个严肃的地方。海棠冷冷地瞅我一眼，没回答。

当年该案是我们县为数不多公开审理的案件，社会关注度高，舆论影响广泛，开庭当日，座无虚席。海棠爸被两名高个法警押上来，关进半截囚车一般的被告席。他的出现引起全场骚动，受害人的家属控制不住情绪，冲过去要揍他，被警察拦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一屁股跌坐在地，拍着大腿扯开嗓子哭，令人心酸。“狗日的黑心老板，我儿才二十岁，性命断送在你的手上，你去死呀，死了十殿阎罗收审问罪，扒皮抽筋点天灯。”稍微理智点的人，举起拳头喊口号，要求判处白勇死刑。场面一时混乱不堪。散布在场地四角的警察立刻上去制止，法官敲着木槌，警告说，谁要不遵守秩序就带出去。结果，人们都哑言了。突然，一个矿泉水瓶子划出优美的抛物线，从某个群众代表的手里飞出去，砸到了白勇的脑袋上。矿泉水瓶不是手榴弹，不会爆炸，但威力也不小。白勇挨了一下，把脖子挺直了。

全场人的目光都投向被告席。像是有一道无形的聚光灯照着，让海棠爸腐儒的形象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这才发现，海棠爸的头发掉光了，脑壳秃秃的，像婴儿的屁股。当时，我和父母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海棠和她年轻的继母坐在被告人家属的位子上，孤儿寡母的，难肠得很。我不关心案件审理的结果，只关心海棠，在气氛凝重庄严的法庭上，她愈发安静了，像一朵白色的花。

海棠爸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出意料将会在监狱里了此残生。消息一经宣布，场面再次陷入混乱。人们认为，白勇判得太轻，一命换六命都便宜他了，竟然是死缓，如何对得起年轻的亡魂？海棠爸被两名法警架出半截囚车，匆匆押向他命运的归宿之地，此后，即使他千遍认错，万遍悔罪也改变不了残酷的事实，更别想和女儿见上一面。白勇快速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向人群张望，他没有去看那个给他生了儿子的年轻女人，而是一眼就找到了海棠。他的眼神透着一丝为父的仁慈与温柔，微微颔首，给了女儿一个比哭还要悲惨的微笑。海棠坐着一动不动，眼睛又大又明亮，保持着处子般的安静。在他们父女眼神的交流中，一切不快都将烟消云散，一切隔阂都将被思念所取代。此时的白勇，最放心不下的恐怕就是海棠了，这将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海棠爸从两名警察的手里挣脱出来。大概警察知道他要干什么，没做过多阻拦。海棠爸双手合十，向那些骚动的人群低下头忏悔。他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大声说，我对不起大家，这辈子欠你们的还不清了，下辈子变牛做马，任你们驱使打骂。人们安静下来。海棠爸失声嚎啕：冤有头债有主，我不敢祈求获得各位原谅，只希望你们能把这份仇恨记在我白勇的头上，莫要去骚扰我的家人。警察见状，知道不能再放纵下去，两边一用劲就把海棠爸提起来。海棠爸很懂规矩，立刻收住悲腔。但他甩了一下膀子，在女儿面前不能被人押着，作为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两个法警追上去。那会儿，我觉得他很像个赴死的英雄。

我们住的那家宾馆叫洞山国际酒店。很多地方，只要冠名“国际”二字就一厢情愿地和世界接轨了。很牛，也很霸气，容易叫人产生非分之想。

我在淮南生活了四年，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最早日本人开矿，把山凿了一个大洞，建起了全中国当时最早的现代化煤矿。后来我们自己搞城市建设，人们指着这座有洞的山说是洞山。好在日本人很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他们杀人如麻却对满山树木施以最大的仁慈，一棵也没有砍。现在的洞山林木苍翠，市里因地制宜，就把最好的宾馆建在了山脚下。

窗户外面满眼绿色，青藤从老旧的墙壁上攀爬上来，在玻璃后面开出一朵黄色的小花。我坐在单人椅上抽烟，酒喝得头晕，也有可能是昨晚消耗了太多精力所致。我已经穿好衣服，如此，对着镜子看起来更像人。海棠钻进淋浴房大约有一刻钟了，她把花洒开得很大，水流声撞来撞去，玻璃隔断雾气缭绕。她的胴影不停变换，像一只泡在福尔马林中活过来的动物标本。

七月的江淮地区，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太阳照在窗户上，白晃晃的，扎人眼球，時间还未到中午，就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再过几天，进入了梅雨季节，空气又湿又热，像我这样的旱鸭子会长一身痱子。

海棠湿漉漉地走出来，拿毛巾挼搓头发上的水，一块毯子裹住中间部位。几点了？她问。我放下二郎腿，摁亮手机。十点半了，我说。下午三点的飞机，时间有点紧张，她说完，急急忙忙背过身去换装。我续上一根烟，眼睛不由瞟过去。海棠的身体在我眼前晃动，一览无余。她的腿有点内八字，小肚腩也出来了，一弯腰堆出几个肉褶子。我认为，女人脱了衣服是无比丑陋的，衣服会掩饰身材上的缺陷。我不喜欢她的裸体，女人一旦在你面前毫无羞耻地存在，那将是美好爱情的终结。从前，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带给我像探索桃花源一样神秘的过程，让我一步一步走进她心灵的最深处，而此时，无疑于她将整个山水置于我的眼前，那种感觉仿佛是以百米的速度撞在了一堵白色的肉墙上。太真实了，我感到眩晕，紧紧吸了一口烟。海棠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对她赤身裸体的厌恶，她赶时间，担心飞机会扔下她飞去加德满都。除了这个，她完全可以将我忘掉，当我不存在。海棠穿上胸衣，扣好钩带，熟练地将一对乳房填进去，双手向上托了托，使两者达到最舒适的契合状态，然后套上一件青色的长裙。

女人不穿衣服真是大煞风景，我不堪说出丑陋这个词。海棠说，啥？我又说一遍，海棠说，你是看腻了，你们男人喜新厌旧。我说，你不应该在我眼前换衣服，尤其是今天。海棠坐在镜桌前化妆，噘着嘴涂唇彩。我说，真的，我突然就不喜欢你了。海棠说，你看着办。我说，你破坏了你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你原来也就那么回事。海棠说，我没工夫跟你讨论这个，以前你没见过我换衣服吗？我说，见过，但不像今天这样令人灰心丧气。海棠说，赶紧把房间检查一遍，卫生间有我的手机充电器，别落下了。

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她把乳房填进胸衣的画面，太粗鲁了，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呢？我想是当年她来到我家的那几个月吧。我们天天在一起，我给她送吃的喝的，传递外面的情报，和她并肩作战，对付我的父母。有一次，她让我打开门，放她出去。我坚决不同意，海棠说，你这叫非法拘禁，你们有什么权利关着我。我说，外面有危险，许多人找你爸报仇，见了你还不把你撕了。你再等等，我妈说了，到时候她会把你交给你小姨（白勇娶的那个年轻女人）。海棠说，那我情愿去死。

结果我还是抵挡不住海棠的软硬兼施，放走了她。那是她住进我家的第五天，我清楚记得她穿了一件黄色、蓝色、红色三种颜色的短衫。那时候，我们都穿校服，而她总是显得特立独行。我母亲是在做好午饭的时候发现她逃走的。我解释说海棠没有兑现承诺，她说会在三点之前返回。母亲急坏了，脸色一黑，我以为她会抽我，可她却说，你们这些瓜娃子，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啦，指望你们给大人帮什么忙，还不快去找呀！

我骑上我爸的二八加重自行车在县城里找。我妈发动我爸也在找。那年头大人们的生活都不容易，我妈每天要去种植厂上班，采摘蘑菇，摆弄菌棒，干的都是体力活。我爸在厂里拨算盘子儿，是个点钞算账的会计。他们急疯了似的满街道乱窜，只为找一个跟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小邻居。当时情况很紧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爆炸案发生后，一位受害人的兄弟从新疆回来，扬言要叫黑心老板一家血债血偿。眼下，黑心老板白勇已经被抓进了看守所，他的妻儿遁地出逃，不予示人，唯独能偿还血债的人就只剩下了海棠。况且，县城这么小，出去溜一圈，谁不认识谁呀。我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跑，找遍了河滩、田野和背人的小巷，连几个大型的垃圾堆都翻了。我越想越着急，天也黑了，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推着自行车回到家，灯亮起来，我爸站在门口见我回来，“嘿”的惊叫一声。他说，羊啃麦青派牛犊儿追，这下两个可都回来啦。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问，海棠呢？我爸指着二楼的箍窑说，在上面呢，你妈也在。

我爬上楼梯，一把推开门。那一刻，我看到了令我毕生难忘的一幕：海棠尚未发育成熟的乳房，尖尖的，像两只洁白的桃子。惊鸿一瞥，我的脸开始发烫，就怔在了那里。海棠仿佛受到惊吓的小鹿，身体微微颤抖，她没有刻意躲闪，而是慌慌张张地将我的白色T恤从头上套下去，露出两条细长的胳膊。我妈呵斥道：出去！我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窥见了伊甸园里的秘密。如此，竟惶惶不安起来，一闭上眼睛，就是海棠那两只尖尖的乳房。我嗅见了淡淡的芬芳。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喜欢上她了。

海棠是在通往省城的312国道上被我母亲拽回来的。她孤独地走着，一个花季少女，将所有的绝望都抛到了身后的县城。母亲招手拦了一辆拉煤卡车，追上海棠时她已经走出了十公里远，她的样子很像一只从水里捞出来抖着绒毛的小鸡仔。母亲跳下车，半路拦截。母亲拽住她说，海棠，你要去哪？海棠说，你管不着。母亲说，我是管不着，可你爸你妈管不上你，就是一个陌生人，也不会睁着眼看你走错路——快，跟我回去。海棠说，我就不回去。这时候我妈心软了，说，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你爸的事我们看得明白，这和你没关系。等你家的事有了定数，你请我管，我都不管了。雨似乎在那一刻下得更大了，黑沉沉的天空像一只巨大的筛子，密集的雨豆子筛落下来。此刻，无论是谁，都会被这样的场景感动。母亲捋着脸上的雨水，拖起海棠往回走，路面上起了水泡，拉煤卡车在雨幕中亮着两只红色的眼睛。司机师傅喊，你们还走不走啦！母亲说，谢谢师傅，我把我女儿找回来了。

他最后看到那束蓝光

罗东明的店关得早。每天晚上九点，最后一班3路公交车停在门外的站牌下，车门弹开，有时跳下来几个行色匆匆的男女，有时虚晃一枪，例行公事一般。这声音传进店里，罗东明就会丢下手里的活儿。活儿是一把美工刀，一瓶强力胶水，或者是电脑软件上的画笔，用他自己的话说，咱也给他下班了。这时候罗东明会打发学徒球墩去买宵夜。球墩是个很胖的男孩，不到二十岁，脑壳圆圆的，戴一副黑框眼镜，镜框深深陷入面团一样的细皮嫩肉里，一笑，镜片后面的那双小眼就眯成了脚趾头缝，让人觉得他真的是开心了。罗东明的宵夜很简单，一把鱿鱼烤串，或者半份酸辣猪肚。吃什么完全取决于球墩临场的置办，反正都是十块钱，他从来没有意见。

球墩去买宵夜，站在摊铺前不说话，伙计问他要什么，球墩就用下巴胡乱指一下。伙计从滋滋流油的铁砧板上抓起一撮事先烹饪好的食货，塞进牛皮纸包，再套上塑料袋，插上竹签，球墩便拎着慢慢悠悠走回去。罗东明吃着肉串还要喝酒。喝酒是对付失眠症的好办法，不需人陪，每天晚上一杯。他用啤酒杯喝白酒，等把胃腹款待舒服了，才把店交给球墩，然后带着微微的眩晕回家。但今晚注定要出事，罗东明心情很差，喝酒没有节制，半瓶酒喝完了，也没有离开的意思。罗东明看球墩的眼神有点歪，涨红着脸说，徒弟，今晚师傅和你一起挤店里，不要嫌师傅打鼾的声音响，凑合一下。球墩一听这话急了，哼唧著说，师傅，你每天都回家里和我婶子一起睡呀。罗东明说，今晚不回去了，我喝多了，你就照顾师傅一晚上吧。

不行！球墩坚决地回答。

罗东明有点生气。照顾师傅一晚上，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况且店是他的，难道他说了还能不算？球墩说，除非叫我玩游戏，我和别人约好今晚上华山寻玄女圣剑。罗东明说，那就更不行了。

球墩玩电脑游戏上瘾，按理说罗东明是不该管的，但他觉得对不住球墩的父亲茶蛋——怎么说呢，到了这时候他不该再叫老朋友茶蛋，而应该恭恭敬敬叫一声李总。可是，老子英雄儿子不争气，球墩高中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了。老师暗示球墩性格有缺陷，狂躁症，别看平时憨厚无话，一生气啥事都能干出来。老师没有直说，反正球墩脑子里差了根弦，有次打一个女生，扑上去用大拳头砸她的头。同学们害怕了，什么深仇大恨，非要致人家于死地，原来不过是那女孩说她身上有股馊味，打完篮球不洗澡。李总来学校协商解决问题，他的一句话触犯了师生众怒。他说，球墩念不下书没关系，只要学会数钱就行，因为老子挣的钱几辈人都花不完。

球墩退学后李总让他跟着罗东明在美工店里学手艺。李茶蛋十万个放心罗东明为师的品行，他想球墩吃吃苦也好，免得把钱当成草纸，一伸手就向家里要。可他的想法还是落空了，自从球墩给罗东明当徒弟，每天除了通宵打游戏，其他啥事情都不干，唯一能做的就是买宵夜。

今晚早点睡，要是再打游戏，我就告诉你爸。

球墩怔了一下，眼神中写满意外。罗东明还想再教训几句，思忖还是算了吧，毕竟是朋友的儿子，隔着一层关系。罗东明暗中观察球墩的反应。他用一枚长铁钩把钢皮门钩下来，立刻就把流光溢彩的街市隔在了外面。狭小的空间里，他看见球墩坐在电脑桌前，拿着一枚啤酒瓶的盖子，复仇似的，在胡桃木桌面上拉出一道白色的印子。罗东明一下子火了，现在的孩子都是怎么了，要是自己的儿子，肯定扇他几个耳刮子。罗东明头晕脑涨，加上空气闷热，尽管吊扇在头顶呜呜旋转，但丝毫没有给他一腔怒火降温。他冲过去夺了瓶盖扔在地上，指着挂了锁的店门说，滚出去，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游戏里面有你爹还是你娘，不让你玩，手痒得要捉只蝎子。罗东明的怒气撒到一半，心里就后悔了，他不该这样骂朋友的儿子。他闭了嘴。他真没有让球墩滚的意思，这小子要是滚了，那可是做师傅的责任。罗东明呼呼喘着气，热汗从脖子上流下，脊背上水滋滋的。他一把拍灭顶灯，唯一亮着的电脑显示屏就成了狭小空间里最大的光源，照着球墩肉乎乎的脸，那两枚眼镜片里就有了电脑的屏幕。那是一只翱翔的老鹰。

罗东明走进里屋，关门之前回头看了一眼不明事理的徒弟。球墩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还像刚才那样窝在椅子上，好似罗东明的生气发火是一个人的表演，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罗东明的身体被酒精控制着，脑子里有一丝明亮，他感到天旋地转，脸上浮上一层嘲讽的微笑，自己的事情搞得一团糟，还要充面子，给别人当师傅，管教人家的生活。罗东明在心里狠狠地把自个鄙视了一番。

他开始睡觉，佯装也罢，把自己丢到床上，床就变成了一只大转盘。他喜欢这感觉，人的一生不堪多想，活得太明白了徒增烦恼。可是这会儿，自己跟自己作对似的，脑窟窿里冒出无限多的想法，越是堵越是强烈越是清晰，反抗着他的意志。罗东明是自己精神空间的领主，可年轻女孩张璐从黑暗中跳出来，幽灵一般把他缠紧了。“罗叔，罗叔。”张璐跟他解释。罗东明一巴掌就打在她脸上。“贱人！”罗东明骂张璐的时候自己的心先疼了，真是辜负了这些年来的疼爱，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轻贱自己。张璐的面容变得模糊，仿佛打碎了春水里的倒影。罗东明调动所有记忆去寻找张璐，偏偏什么也想不起，那张脸仿佛一张白纸、一缕轻纱，没有了具体形象。亦真亦幻间，他又想张璐要和傻瓜徒弟球墩结婚了，老朋友茶蛋开着奔驰车来娶亲，吹吹打打的人群簇拥在店门口。球墩儿胖得像只大皮球，裹着黑色西装，手握廉价的塑料玫瑰。他大声说不行不行，这时候张璐的样子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挽着发髻，两腮红粉，身材臃肿，仿佛生儿育女的妇人。她的脸上生动起来，长长的假睫毛，两只眼睛扑闪扑闪。店里不知怎么会有一只鹰，张嘴说话的时候变成了嘴巴弯弯的墨西哥金刚鹦鹉。鹦鹉说：欢迎李总，欢迎李总。罗东明憋了一肚子气，拿起钩卷帘门的铁钩打过去，没打中却砸坏了桌上的电脑。他威胁鹦鹉：连你们这些畜生都喜欢拍有钱人的马屁，他是茶蛋他是茶蛋，再乱叫就用万能胶粘住你的嘴。这时候礼炮响起来，那声音轰隆隆的像打雷，又仿佛是搅动的辘轳，有点儿熟悉。声音是从他体内发出的，巨大的鼾声把罗东明吵醒了。

他看见高窗外城市的夜空有一点彩色的光。没错，当夜幕降临自然光线趋于黯淡之时，人造光源会四处开花，把城市里任何一个角落点亮。他看到店内诡秘的光线，蓝莹莹的，电脑屏幕上那只鹰早就飞得不知去向。罗东明的潜意识里，这里是他的美工店，三更半夜的，徒弟球墩还在那儿打着游戏。罗东明半睡半醒，喊，球墩，打啥游戏？”

球墩，打啥游戏？这样喊过几句，他又睡着了。

后来罗东明再次被自己的鼾声吵醒，他依然看到那抹彩色的光。他想那可能是街对面的音乐餐吧的广告在闪烁，这个夜晚真是太漫长了。他迷迷糊糊发出警告，球墩没有理他，反倒显得他像那只多嘴多舌的鹦鹉。有一阵子，愤怒的火焰陡然升腾，他从床上跃起，梦游一般冲出去。店里的情况他太清楚了，当罗东明拔掉电源时，黑暗像一座山把他压在了下面。

最后他又梦见张璐对他讲，那只鹰生活在尼泊尔，从万米高空俯冲下来能抓碎一匹狼的脑袋。他在梦里问张璐，为什么喜欢鹰，一个女孩子应该喜欢猫啊狗啊温顺的动物。张璐说，鹰要飞到远方去生活。

梦境断断续续，毫无现实的逻辑。罗东明感觉自己掉进了一片汪洋大海中，憋得肺都要炸裂。睁开眼，才发现自己的双手正死死攥着球墩的腕子。

他用力地咳了几声，那彩色的光变冷，像月光，又像一枚寒光闪闪的刀子，又青又白，杀气腾腾。球墩立在床边，恶恶地说，为啥关我的游戏，我马上就要把宝剑搞到手了。

罗东明挣扎着起来，猛力推开球墩。年轻人毕竟身轻骨嫩，往后一个趔趄。一阵惊天动地的声响，紧接着便听到球墩撒泼似的哭叫，叔，你凭啥不让我打游戏，你管得太宽了，你是太平洋上的警察。罗东明并不理会，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城里没有月光，霓虹之下是肮脏的交易，男盗女娼。罗东明感到脖子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生疼生疼的，急忙用手捂住。球墩，你要杀你叔吗？

球墩学着电视里他的台词说，谁要阻止我打游戏都得死。

罗东明告饶，快把灯打开，叔受伤了。

球墩说，我不管。

血腥味立刻弥散开来。罗东明感到自己捂住了一眼泉，捂不住了，热热的黏稠液体汹涌出来。脊背开始发冷，呼吸变得困难，他想说话却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他想说的是，球墩，快叫救护车，救救叔。可一张嘴，气流就从指头缝里往外窜，仿佛手里抓着一把泥鳅。

罗东明后悔了，跌跌撞撞往外走。他看到了不停变幻的霓虹定格为蓝色，女孩张璐的脸异常清晰起来。他想，他不能死，不能死。

洞山脚下有很多树。舜耕街两边的梧桐成了精，管城市的人便将它们断肢枭首，结果树们不但不听话，反倒更加飞扬跋扈，对过往的车和行人张牙舞爪，摆出各种奇异古怪的姿势。街的尽头是一个隆起的小山丘，路从两边绕着走了，留下一座“孤岛”，人们便把这地方叫做绿岛。罗东明的美工店就在绿岛下面挨着马路的地方。天刚亮的时候，练了二十年太极的张工背着宝剑准备上岛打拳，走到美工店门口发现暗红的血流像一条蛇从门脚下爬出来，此时血已结痂，一直到马路牙子上才盘成一团。张工心一紧，随即又和自己辩驳，不会是杀了人吧。因为急着要去打拳，他便跳过那条血迹走了。直到两个小时后，天已大亮，耳听着岛下马路上的汽车吵起来，他才像往常一样返家。那条红色的痕迹挡住了路，张工凭借六十年的生活经验果断报了警。

警察是在十五分钟后到达现场的。一辆警车上跳下来七八个人，警戒现场，把从梧桐树到卷帘门之间的人行道都封了起来。吴警官蹲下来察看血迹，在他的判断里，无疑门后面藏着一个可怖的凶杀现场。锁子很快被砸废了，卷帘门像狗舌头一样缩上去，露出黑洞洞的钛合金玻璃门。

罗东明的尸体横躺在地上，像一条弯曲的大虾，侧仰着脸，双目怒视着天花顶，眼球上醮着一块血斑，也许在他生命最后一刻看到了那束蓝光。周围一片狼藉，血喷淋得到处都是，有种鱼干发霉了的苦腥味。吴警官从没见到过这么血腥的场面，一个人的血流干了，衣服被污血凝固成了盔甲。年轻的警察咧了咧嘴，从兜里掏出口罩，抖開来戴上。吴警官让他们仔细勘验现场，随即咳嗽了几声。

店门口有只被做成毛绒玩具的墨西哥金刚鹦鹉。鹦鹉对吴警官说：“欢迎光临！”

他的心情倒也不差，歪头看了一眼说，瞎多嘴，警察上门没好事，你个傻鸟。吴警官这时候才看见球墩，那家伙精赤着上身，光着脚蹲在旋转椅上，脖子伸得老长，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脑屏幕快速点击鼠标。桌上的小风扇拼命摇头，铁罐子里的烟头还未熄灭，一缕蓝色的烟游魂般飘渺游荡。

吴警官大声质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叫了半天为什么不开门。

有人打开灯，大白天的，不见得起作用。几个警察迅速冲上来，有一个携枪的家伙摸摸大胯上的皮匣子，做出最坏的打算。球墩摆摆手说，等一下就好。他似乎是在完成一个保存游戏的操作之后才从椅子上下来，穿好拖鞋。

吴警官发现他还是个孩子，思想上有点松懈。死人了，你不知道吗？

球墩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场的人除了对恐怖的案发现场很不适应外，主要还有当事人的陈述。球墩所说的话虽不能作为陈堂供证，但或多或少让人们了解了整个案发过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何以如此冷血，置师友情义不顾，让罗东明在动脉和气管割破之后痛苦地倒地挣扎了十几分钟，然后血干气绝而亡。这一切都是在球墩这个孩子的眼皮底下一秒一秒走过去的，难道受害者濒死之前的呻吟就没有令凶手动一丝恻隐之心吗？

球墩瓮声瓮气地说，人不是我杀的。

吴警官追问，不是你杀的会是谁，昨天晚上这里有第三个人吗？

球墩脸上闪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说。我说了你们不信，我倒希望他死呢，死了才好。

警察的办案是有一套程序的。球墩被带走了，目前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命案必破，刻不容缓。况且光天化日之下，大街店铺门口摆着个蒙白布的死尸，血流得像小河，社会影响恶劣。所以对球墩以及罗东明的调查随即展开。

我叔是个好人，每天晚上都喝酒。他白天干活太累了，晚上喝酒才能放松下来。这是我叔亲口告诉我的，他就是靠酒精支撑的，所以我才愿意每天去给他买宵夜，没有酒他什么都干不了。昨天晚上，他喝醉了，他是故意喝那么多的。他不让我玩游戏，我又不是他儿子，干嘛啥事都得听他的。他是怀疑我姐跟我好，所以才处处管着我。

吴警官打断他问，你说的你叔和你姐是谁，请准确表述。

我姐就是我姐。球墩气愤地说。我姐叫张璐，在学院路那边的师院读大学，是我叔的干女儿，有时候在店里做事。我叔罗东明疼爱她，想送她出国，她不同意，坚持要留下来。昨天在店里我姐跟我开玩笑，说要给我当小姨，问我想过没有。我才不关心这些，我只对电脑游戏感兴趣。这时候我叔回来了，他中午一般都会去西门坡下的老柳家吃炒粉，然后回来换我们出去吃，可他好像路上遇见了熟人，要回来拿样图。他进店时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该死的鹦鹉也没叫一声“欢迎光临”。我们在里屋，我姐拧我的胳膊，我叔就回来了。

我叔很生气，脸都成了绿的，嘴唇上起一层干皮，看起来像几天没吃东西的饿汉。他把我抓开，甩了张璐一个耳刮子。我敢保证，我叔之前从来没打过张璐，去年有一次我姐夜里没回寝室，正好被学校的宿管科抓到了，电话打到我叔手机上。我叔急得头上冒汗，和我一起在大街上找，在学校门口的小旅馆查人家的登记本，结果正好在绿岛下面的小路上碰见了。张璐喝醉了，被一个男的背着，说是去岛上看星空，英仙座流星雨。那次我叔很生气，我看出来了，他看那男的眼神充满了敌意。

现场的记录员是个女警花，抬头看了一眼球墩。意思是太啰嗦了，捡重要的说。但她的意见没有得到吴警官的支持，只能低下头继续书写。吴警官说：“李晓敏，那男的你认识吗？

不认识，好像是张璐的老乡，甘肃那边的，好远。

说说昨天晚上在死者罗东明的美工店里发生了什么，不要说我叔，直接说罗东明。

我叔，不，罗东明是个好人，但我不喜欢他。昨天晚上他跟我发生了点不愉快，一张破桌子，划烂了买张新的，他那么激动干什么。我爸送他一个店，一张桌子他都跟我急。他睡着了打鼾磨牙，我踢一下桌子声音就小了，一会儿又像打雷似的，一惊一乍，还梦里跟我说话，吵得人心烦，戴上耳机都能听到。他吃错药了似的，夜里起来拔电源开关，我顺手拿起美工刀叫他把我杀了，他说他杀我做什么，他杀自己。他喝了太多酒，那会正醉着呢。罗东明过来夺刀，我便把刀给了他，我想你要死就死，挺讨厌这种喝酒撒疯的人，我就不信他能把自个over了。

球墩说了个死的英文单词。现在的孩子总这样说，完全是出于一种流行时尚。吴警官请他继续，这会正到了关键处，他问没杀罗东明，怎么解释？

我叔关了电源又去睡觉，电脑突然黑屏，游戏也没保存，我简直快要气炸了。黑暗中我点燃了一根香烟，静静坐了一会儿。我讨厌他，每天对我指手画脚，嫌这嫌那的，当时真是想杀他的心都有了。那会儿他的鼻鼾又续上了，真他妈吵，我一气之下就冲了上去，想把他掐死。我刚走到床边他就醒了，一把抓住我的手。我怀疑他根本就没睡，他说没人能把张璐带走。我不知道当时他手里握着那把刀，他哈哈大笑，说年轻人，你们太年轻，人生的痛苦还尝不到。他像僵尸一样坐起来，把我掀翻在地，一个劲地笑，笑得我头皮发麻。简直是神经病嘛。他骂这个社会，骂了一会我都烦了，他说张璐是个婊子。我吃了一惊，罗东明从来不会这样骂我姐。我看到他哭了，当时有一道光，把他的眼睛照得像两颗大钻石。然后他又骂我爸李金牛，说我爸是个无耻之徒，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我都没看见他是怎么抹断脖子的，他让我帮他，我说我不管。其实那时候，我是希望他死的。

店里有只多嘴的鹦鹉

男人的“妻管严”是出了名的，每天晚上必须回家，这是妻子小瑛定的规矩。如果迟一点时间，她就要闹，问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和哪个野女人约会。罗东明解释说手头的活紧，女人不信，即使活再紧也紧不过她的心眼。五天前，他们刚爆发过一场战争。小瑛在家找到了一根三十厘米蜷曲的黄发，便认为家里来了女人。她的头发是剪短了的，又黑又直，简直就是铁证如山。小瑛气势汹汹地来店里抓奸，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张璐。店里边有一间小仓库，兼做休息室，每天因为要制作各种锦旗挽幛、发光字、宣传牌之类的东西，场面显得凌乱不堪。小瑛像一只母猫四处嗅嗅，罗东明也不理她，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斜。最后女人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捏着一根十五厘米的黑发比较了又比较，然后才向罗东明摊牌。小瑛两个大如西瓜的胸脯起伏难定，脸变成罗东明下酒的猪肝。她的大胸脯简直就是她与男人对战的砝码，两人争执在一起，她便觉得瘦小的罗东明简直不堪一击。她的乳房配上一米七的身高和压垮一顶轿子的体重倒也相得益彰，唯一的苦恼是洗澡的时候，乳房會垂到脚面，这时候她便把那东西双双掀到肩膀后面，方感到负担小了一些。

那天张璐恰好不在店里，男友过生日，她请了半天假。小瑛问罗东明把张璐藏哪了，叫她出来拔根头发看看。罗东明气得两眼冒火，说巴掌大的店你自己找啊，人家张璐清清爽爽的怎么会是黄头发。罗东明想起五月份的时候，女人参加广场舞大赛，头发烫过一回，整个人像金毛狮王。现场还接受了电视采访，节目播出之后，小瑛看到自己的形象，恼得直骂记者。她总算认清了自己，最后又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妈生下来黑毛就是黑毛，学人家城里人，脑子全用在争风吃醋上，健忘了，竟然来兴师问罪。

他说你个母老虎母狮子，整天疑神疑鬼的，哪根神经错乱了，忘了电视里的鬼样子，能吓死人。

小瑛大概也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但越是这样越要找到闹的理由。她扔桌上的东西，说罗东明嫌他丑，结婚那时候怎么不说，想离婚没门。

每次走到这个套路，罗东明都会闭嘴。他跟女人的正面交锋从来没赢过。他担心这样闹会影响左邻右舍，便主动退避三舍。砸吧，旧东西砸坏了买新的，日子过到这份上，谁还疼那几个钱。只求个耳根清净罢了。

他心里想着张璐。这世上就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受人猜忌，遭人白眼，空负岁月韶华，即使最后什么也得不到。罗东明跟妻子的隔阂很多都是因她而起。

不得不从十多年前说起。那会儿罗东明受到老乡李金牛的资助，在学院路开了一家广告店。大学里的青年成双成对，光天化日之下，拥抱、接吻，相互喂饭，仿佛相濡以沫的夫妻。罗东明是个心思细腻的男人，思忖人生的遗憾，缺少一场真正意义的爱恋。年轻时什么都不懂，他和小瑛的婚姻完全是受了媒妁之言的蛊惑，稀里糊涂的，两个人就睡到了一张床上。结了婚才发现，小瑛不会生养，而且脾气坏，恨不得把男人拴在裤腰带上，稍有不顺心的事，就摔碟子摔碗，整个一个母夜叉。这种女人搁在老家不把房顶掀了？罗东明带了她出来闯荡。他喜欢写毛笔字，有次买了两只湖州狼毫，没征询小瑛同意，女人问他花几十块钱买两根笔能吃还是能喝。这是最令他反感的，事事都用吃喝衡量，这世上比吃喝重要的事多了，但女人的心胸眼界就这么窄。罗东明对妻子的感情就像秋日里的一株银杏树，在生活的风雨里掉光了叶子，秃秃的枝干，毫无生机可言。但树还时刻扎在那，死了的爱情，迎不来第二个春天。

生活兵荒马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那个女孩的照片。

大约是在深秋，女孩蹲在马路边写作业，旁边摆着一筐鱼。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在旁边低头玩耍，腰里系着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女孩写字的四方板凳上。女孩十四五岁的样子，穿着绿格子外套，抬头凝望的瞬间被人拍了下来，照片发在《淮河早报》上。标题是：卖了这筐鱼就是学费。

罗东明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从那以后，他无时无刻不想着那女孩的下落，有没有将一筐子鱼卖掉？十四五岁的年纪，既要照顾弟弟，又要赚学费，生活的担子怎么会压在她瘦小的肩膀上。罗东明感到难过，又被女孩的容貌吸引，圆脸，尖颌，眼神清澈，眉梢有痣，如果再长大一些，完全符合他对一个女人热爱的标准。

罗东明决定去打听她的消息。他先找到报社，编辑果有其人。又通过编辑找到了照片的作者。那是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教授，住在一幢贴满城市小广告的旧家属楼里。几年前老伴患癌去世，他独自待在家嫌闷，便一年四季在外面跑。他家里有七台索尼相机，十几个大小长短不一的镜头。他一个人的相机便是整个索尼公司的发展史。老者主要拍鸟，有次在去青海湖的路上，经过一个县城时遇到了卖鱼的姑娘。他远远站住，为她拍照，仿佛她是一只白鹭，一点动静都能把她惊飞。他拍了很多张照片，本想着给照片取名渔家女，但写着“鲜鱼”字样的牌子刺痛了他。干旱少雨的黄土地上，盛在筐子里的鱼怎么还能算作鲜鱼？老者走过去问女孩鱼怎么卖，他是想把鱼买下来，女孩便说了后来他做图片标题的话。老者连鱼带筐全拿走了，他告诉女孩会寄照片给她。

当然，他不会千里迢迢带回来一筐子死鱼。他把鱼撒在路边喂鸟，结果没有一只鸟飞过。老者哭了，他搞了一辈子摄影，行走了大半个中国，最好的照片是在他六十岁的时候上天赐给他的。那不是一只鸟，而是一个像鸟一样渴望飞翔的灵魂。

老者把故事讲完了。后来，他再也不拍鸟了。

罗东明有点晕，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恍如从梦中醒来。他几乎快要绝望了。老者说，寄照片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她也应该收到了我的作品。

之后的好几天里，罗东明都在犹豫要不要给女孩写信，为了一个本不相干的人而牵肠挂肚。终于，他联系上了那女孩的父亲，谎称自己是慈善人士，愿意资助一笔钱，直到女孩大学毕业。女孩的父亲开始以为他是个骗子，后来又打电话过来表示自己无力承担女孩上学的费用，千恩万谢之后诉了一肚子苦水。

那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贫困的根源在于他爱上了一个给他带来厄运的女人。女人比他大三岁，带着两个孩子，嫁过来的第三天，五个鱼塘的鱼全死光了。虽然警察破案后宣布那是一起投毒的恶性案件，凶手也已绳之以法，但对女人的芥蒂从此深深埋在了他的心里。这只是个不祥之兆，随后他又在外出拉运水产的途中遭遇車祸，失去了一条腿。他的脾气很坏，无法原谅她带给他的一系列变故，他把这一切归罪于她的败夫之命。他希望她内疚，可她一点儿也没有，反而变得更加自私和贪婪，他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感情上的补偿。这一度让他很崩溃，可他爱着她，为什么？因为女人长得漂亮，而他只不过是个为生活所迫的养鱼人。

这一席话是不可能随口编造出来的，如果电话那头是个骗子，那他一定有大智慧。

女孩名叫张璐，每个学期罗东明都会寄给她两千块钱，鼓励她好好学习。女孩属于认真刻苦却成绩平平的学生，她对罗东明很信任，愿与他倾诉成长中的秘密。高考结束的那个假期，张璐突然来找罗东明，令他措手不及。

那是个闷热的午后，一个开菜馆的四川男人要做门头上的发光字，正在店里喋喋不休。张璐出现在门口，守门的鹦鹉说“欢迎光临”，罗东明才注意到来人。女孩孤身一人，穿着紧身的牛仔裤和宽大的体恤衫，头发有点乱，脸上灰扑扑的，嘴皮干裂，额头上几个青春痘在流血。这一切都在告诉罗东明，她是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长途跋涉来找他的。

四川人的双手还在飞舞，罗东明一眼就认出了她，惊叫道：“张璐！”

罗东明讪讪一笑。以前他们用QQ聊天，他告诉张璐他是个生意人，每天都能看到大学里出出进进的青年。他把大学说得像天堂一样美好，当然这一切都暗示着他的成功与辉煌。现在张璐来了，谎言像气泡不戳即破。他没有那样好，四川人为了三百块钱的生意和他讨价还价，说了快一个小时了，他要表现得和颜悦色，尽量说服人家买他的账。他们的生意最后以二百六十元成交，大大小小一共二十六个泡沫字，做好，还要粘上去，最多也就一百块钱的利润。

打发走四川人，罗东明让她坐在会客的藤椅上。店里太乱了，这里算是一方净土。张璐坐得很拘谨，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罗东明问她要不要来杯水，张璐摇头说她带了。随即从手提袋里摸出半瓶饮料。她的行李也就一个简陋的袋子，别无他物。罗东明不忍心他千里迢迢过来不喝一口水，又问她要不要吃颗苹果。张璐没有表示，低下头，手在眼睛上抹一抹，再次抬起头来时，已是泪眼喷花。十八岁的张璐投奔与他，内心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找到了宣泄的山林。

羅东明坐下来，抓起一个苹果削皮，他们中间隔着藤条茶几。

你父母亲知道你来找我吗？

不知道。

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离家出走？

也许吧，也许是离家出逃。张璐哭了，声音在颤抖。他们把我关起来，半夜里我爬出窗户，掉在一堆煤块上，差点摔死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在这个世上我已经也没有亲人了。

你来之前应该说一声，我以为你在开玩笑，没想到你真的来了。罗东明递给她苹果，叫她稳一稳情绪。他想知道在这个女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我那个一条腿的父亲简直不是个人。我受够了。有些话我只想对你说，可是我又怕。我想留在这座城市，想在你的身边，你是我的恩人。张璐泣不成声。

别难过了。罗东明看着张璐把一枚晶莹剔透的苹果吃的干干净净，只剩下一枚精瘦的果核。他想她是个好姑娘，只有好姑娘才懂得节俭的意义。

张璐在罗东明的店里住了下来，帮他打打杂。她的想法几个月后变成了现实，学院路上的大学录取了她，与其说是选择了心仪的学校，还不如说她是冲着罗东明这个人来的。

起初，他们的关系普普通通，但当这个假期过完，情况就有了变化。张璐成了大学生，烫了头发，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俨然是罗东明心中爱慕的对象。他热爱年轻自由的灵魂，爱她们身上散发出的特有的青春气息。大三下学期，罗东明发现张璐交了男朋友，心里拧了个疙瘩。他是恨铁不成钢，又挑不出毛病。

有天晚上，学校宿管科打来电话，楼管阿姨晚上突击检查宿舍时发现张璐的床铺是空的。学校禁止学生夜不归宿，现在这年头，大学生外出同居，包夜打游戏，令学校头疼不已。前几日警察在校园里带走了一家副食店的小老板，好家伙，原来是个杀人犯，二十几年前在东北犯了事，手里有三条人命，现在竟然躲到了大学里。有的同学表示经常去他那里买水果，老板人挺不错，看不出是个坏人。这件事把学校吓得够呛，于是颁布法令，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学生外出，必须给辅导员请假，否则严惩不怠。

辅导员知道张璐在罗东明的店里打工。宿管科的电话打过来，罗东明正悬在舜耕街最大的广告牌上换标语。明天市里举办省运动会开幕式，各处都在营造氛围。今天管城市的人来检查，牌面上的一句话弄错了，少了个“的”字。句子读起来通顺，也没有语法上的毛病，但管城市的人说这不是市长的原话，犯了政治性错误，指示连夜更换，确保明天运动员的车队经过时，要看到“预祝在省运会中江淮健儿取得优异的成绩。”罗东明吊在空中，离地面15米的广告牌像一堵悬空的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橘红色的灯光照着，他看起来像只爬在墙上觅食的壁虎。夜风送爽，罗东明的身体微微摆动，一股凉意浸透脊背。低处的人说，老罗，电话，响了好一会儿了。罗东明在空中挂着，回头说，莫管它，干活！这活他干了十几年，轻车熟路，就像给崽子穿衣服，或者包一个礼品盒。说不定过几天，一个电话又得更换。低处的人说，七个未接电话了，说不定是哪个大老板照顾你的生意，莫错过了。罗东明说，谁打的，看不见我没手吗？替我接上。低处的人握着亮晃晃的手机给他看。陌生号码，我们可不敢接，说不定是店里的女学生晚上想你了。

罗东明想到了张璐，让人把他从半空中降下来，站稳后拍拍手掌的灰尘，接过手机。那边又打过来了，很客气地问他是不是罗东明，张璐晚上没回宿舍，这事跟他说可以吗？罗东明连忙说是，可以，他真不知道为什么要答应辅导员对张璐严加管教，好像他就该对她负责。

绿岛距离学院有一千米远，他把活交代给打下手的人，一路小跑过去，顺路进店喊了球墩一起去。球墩说，叔，我买了宵夜等你回来，干嘛这么急呀，这个城市我姐比你熟，急啥呀，急也没用。罗东明心里窝火，说你知道个屁，一个女孩子，万一遇上坏人咋办，电话打不通，你要不想去，拉倒。球墩就跟着罗东明出门找张璐。他们先去学院路的小饭馆找，午夜时分，大部分门店都已打烊。他们又去KTV，球墩说，张璐不爱唱歌，肯定不会去这种地方。罗东明不信，掀开一个鬼哭狼嚎的包厢，撞在一个胖子身上。胖子的身体像一只啤酒桶，冲上来要揍他。罗东明不得不拿出一副好脾性赔礼道歉。他们把学院路上十多家KTV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张璐。罗东明有点灰心，问球墩咋办。

球墩打了个哈欠说，叔，两点了，回吧。

他们走在大街上，一群约有五六只野狗从草丛里窜出来，为首的是条杂毛犬，被吓到了，退后几步朝他们狂吠。一群狗昂首挺胸都叫了起来。罗东明趿拉着脚，两条腿软绵绵的。后来，他们往绿岛的方向走，罗东明看到一颗大星星掉下来，接着好几颗划过黑夜，一闪而逝。

夜色抖了抖。他远远看见一个黑影摇摇晃晃向他走来。近了，原来是一对情侣。男孩身材矮小，背着女孩，双手托住她的屁股，走得很吃力。女孩喝醉了，头枕在男孩的肩膀上，头发垂下来，铺在男孩胸口，两只脚横在前面。绿岛下的小径旁有灯柱，光线正好镀在她洁白的脚踝上。罗东明看到小巧的蝴蝶纹身，先前复杂的情绪一股脑儿转化成愠怒，他很想揍那个男孩一拳。

张璐！他抓住女孩的胳膊。

你们干什么？男孩吃了一惊，身体剧烈摆动。罗东明确信她是张璐。为这个纹身，他曾批评过她，说女孩子纹身很不好，古代流放囚犯才在他们身上刺字。张璐反驳说很多女生都有纹身，很时尚。他们第一次发生争吵，罗东明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说，你就不能学点好的。张璐说他是老古董，女孩子纹身怎么了，他管不着。现在这个纹身，让他认出了她。

带她去哪了？罗东明问。

喝酒。

男孩把张璐放下来，扶她站住，说，我带她去岛上看流星，英仙座的流星雨。我们等了大半夜，结果张璐喝多了。

罗东明看那男孩，一张年轻的脸，下巴上蓄着一簇浓密的小胡子，头发很长，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他想也许男孩没有撒谎。

这时候张璐“哇”的一声，弯下腰在路边吐起来，很难受的样子。后来，她干脆蹲下去，两手抱住脑袋，一句话也不说。罗东明心疼她，由着她醒酒，可免不了要多说几句。一个女孩子，喝的啥酒，夜不归宿，学校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張璐醉醺醺的，问他，女孩子怎么了？

罗东明说，女孩子不该像你这样。

张璐站起来，把几丝头发撩到耳后。因为喝酒，她的脸有了几分风尘色。灯下看美人，更加妩媚动人。这显然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赴约，化了妆后脸显瘦，假睫毛又弯又长，眼睛水汪汪的，唇彩是点睛之笔，在白皙的脸上留下一抹红色的魅惑。大学是最好的美容院，这时候的张璐已经从三年前的高中暑假脱胎而出了。

张璐说，叔，我求求你，以后别管我了，我承受不起。

罗东明把这句话搁在了心上，一有空就想。到底是他哪里做过了，让她承受不起。

大四寒假，这座城市落下一场薄雪。她很久都没见过雪了。她想起，故乡的冬天漫天飞雪，一下就是好几天，能把汽车的轮子陷进去。她的那位热爱美术的父亲，会给她做一架简易的雪橇，用围巾牵引着她在雪地里奔跑。校园里的学生像候鸟，天气一冷，差不多都回家了。这个在淮河边上的城市，气候一点都不宜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处在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上，两边的便宜都沾不到。零下七摄氏度，宿舍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空气冰冷潮湿，被子能拧出水来。

大街上张灯结彩，节日喜庆的气氛热烈起来。张璐看见精品店里卖一种毛绒鹦鹉，会讲各种讨人开心的台词：新年愉快，大吉大利，欢迎光临，等等。随便顾客挑选。她挑了一只“欢迎光临”挂在店门口，只要有人光顾，就会发出委婉的问候。店里的暖风机坏了，吹着冷气，空调开着，但温度总是上不去，气温差不多只有十五度吧。张璐后来想，那天她为什么要问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她说，罗叔，罗阿姨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吧。

空气变得闷热。他俩是什么关系呢？

罗东明想不透了，总失眠，每天晚上喝点酒才能入睡，或者叫借酒浇愁，也不一定吧。

那人衔着一颗昂贵的假牙

海棠跟着继母走了。分析这个苦命女孩的经历就会发现，她五岁时母亲与人私奔，十二岁时亲生父亲劳改入狱，只剩下同父异母的弟弟白小宝与她相依为伴，是她最亲的人。她的继母后来同我们县一位开塘养鱼的人同居，她和弟弟被迫改名换姓，也就是说，叫爹叫娘朝夕相处的那两个人其实跟她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这个情况勿再赘述，当那个男人从两条腿变成一条腿再坐上轮椅的时候，继母就开始了一贯的放荡生活。说白了，她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女人。当初嫁给大她二十岁的暴发户白勇是为了钱，后来又和养鱼人纠缠不清，是想在失败的婚姻里找回真爱，可惜失败了。她这样的女人会赢得什么样的真爱呢。据说她和养鱼人有过一段人尽皆知的早恋史，现在在一起了，却横着多出两个冒着鼻泡的拖油瓶，而那个爱她的男人也摔成了残废。

继母与养父的战争日益频繁，那个女人十分热衷化妆打扮，整日把精力全用在了涂脂抹粉上。在败掉两个男人之后，她的风骚依旧不减，裙子短得只能勉强包住半个屁股。有老奶奶就说了，她用的抹布都比那块料子大很多。还有，她的高跟鞋的鞋跟有半尺高，个子矮，所以要靠脚上的玄机解决身材的缺憾。有老婶婶说，她穿鞋就像踩着高跷，两扇屁股夹得紧紧的，活像刚拔了屌的发情的母狗。一个初谙人事的少年在跟踪了她一天之后，公然向众人宣称，这个风骚女人穿着一条红色的内裤。大小嘛，竟然像女生扎头发用的花皮筋。

这话被养鱼人知道了，他跳着一只脚站在水产店门前看着女人一步一扭走回家。他骂她骚货，丢光了老子的脸。女人嘴巴也不干净，再骚也是你们这些坏男人惯出来的，你们不就喜欢骚货吗？两条腿都没见你有什么好本事，现在这样子了，老娘陪你玩个屁呀。男人去打女人，她跑了，那些有钱的姘头还等着她回屋搓麻将呢。

十五岁那年夏天，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养父遭到继母的羞辱钻进房间里去了。她家在县城的老街上，巷子窄，铺子旧，这里有座土城，据说当年煌煌大唐的一位将军抗击吐蕃的藩兵，斩下无数敌人的首级。现在这里总能挖出很多无头的尸骨遗骸。他们租住的是本地人的房子，巷口的街道上槐树长得十分茂盛，遮住了窗户，阴森可怖。到了晚上，能听见鬼叫。他家的水产店，把活鱼装进玻璃缸，然后往水里吹氧气。鱼还是会死，就像人吃饱喝足之后，仍然可能突然倒地不起。死鱼的价格要降一小半，北方人吃鱼不讲究，出手不成问题。海棠带着弟弟，把死鱼盛进筐子，搬到店门口。这些死不瞑目的鱼如果卖不掉，晚上会发臭，脾气暴躁的养父又会打她。眼下，她已是家里的小劳力，洗衣、做饭、照顾弟弟，生意上也是个好帮手。

一位外地来的老者，问她这鱼卖吗？

当然。她纳闷，鱼摆在这里就是卖的呀。

老者的个子很高，身材挺拔，他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背着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巨大的帆布背包，黑色的相机挂在胸前，他摘下墨绿的渔夫帽，风吹动满头的白发，像养父鱼厂里垂钓用的丝线。老者露出慈祥的笑容，问她，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她心里怯怯的，犹如仰视一株高大的树。

张璐。

几年级了？

今年上初三，有什么事么？她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勇敢。

没事，随便问问，你家里人呢？

她不敢回答。家里的事她不想对一个陌生人讲。

要买鱼吗？一条十块钱。

哦，买买，这么便宜。老者顺口说道。

要剖掉吗。

你还会剖鱼？

当然了。她骄傲地说。刮鳞片、挖腮，掏内脏，谁不会干。

小小年纪你会做这些！这是你的弟弟吧。老者指着旁边的小男孩说。

是的，是我弟弟，卖了这筐鱼就是我的学费。

小男孩被系在凳腿上，拿一把水枪在盆子里吸水。小家伙很调皮，吊着鼻涕，脸蛋皲得红扑扑的，穿着开裆裤，蜗牛一样的小鸡鸡露在外面。老者蹲下去逗他，嗨，叫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呀？他想给小男孩看看自己的相机，他一定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他对他昂贵的机器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这个肮脏的小家伙真是可爱，很像在尼泊尔见过的小孩，眼睛大大的，眼神空洞，满怀期许。他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他的小鸡鸡。小家伙掉转枪头，一条水柱喷在他脸上，弄得女孩的作业本上到处都是。

女孩立刻做出反应。她抓住男孩，狠狠捶他的屁股。这个家里，养父发火时打她，她生气时揍弟弟，他们都在用同一种方式排解糟糕的情绪。小男孩哇哇哭起来，嘴洞大张，把一点痛苦像高音喇叭扩散出去。哎呀，看我这老头。老者搔搔头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又和女孩说话。

要买鱼吗？女孩问。

买一些吧。

要多少？

一筐子全拿走。

要剖吗？

不用，不用了。

夕阳的余晖落在巷子口，照在繁茂的槐树上，老者红光满面，银丝变成了金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女孩始终想不起来老者后来是怎样把一筐鱼拿走的，没用人力车，似乎他是将竹筐抓起来，小跑着出了巷子。临走，老者满含深情地说了句谢谢，还说一定会寄照片给她。莫名其妙。

一个月后，女孩真的收到了老者寄来的照片，落款地址是安徽淮南。照片有两张，一张是关于她的。女孩從照片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熟悉的竹筐，看到了写着“鲜鱼”的牌子，背后的巷子和水产店都模糊了，但是眉梢的痣很清楚，眼仁里的光十分明亮。她发现自己的眼睛很大，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会和“漂亮”这个词联系上。

还有一张照片，很神奇，上面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或许是一只金雕吧，白头，黄喙、黑羽，伸开利爪，扑向大地。老者在简短的说明中写道，照片拍摄于尼泊尔卡帕山谷，那里距离喜马拉雅山脉很近，一抬头能看见圣洁的雪山。他给照片取名《天空的自由》。她喜欢这张照片，很多打动人心的时刻往往是在不经意的瞬间。一个花季的少女做起了屠夫，整天与鱼打交道，浑身沾满鱼腥味。目光涣散的死鱼令她崩溃，还有那些她亲手掏出鱼腹的腌臜之物。她发誓以后再也不碰鱼了，后来当她离开这个县城看见鱼就要吐。

她想逃生，不想做一条死鱼。

这张照片救了她，好像一扇窗户，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相比于死气沉沉的鱼目，鹰的眼睛犀利敏锐，一个活活的生命就在眼前。更重要的是，它翱翔在远方的天空，多么富有诗意和诱惑啊。她的出名是始料未及的。老者的作品获得国际最高摄影大赛普立策奖，她的照片也登上了很多报纸的副刊。关键是那行字，“卖了这筐鱼就是我的学费”，极具广告的煽动性。很多动了恻隐之心的读者写信打电话给编辑部询问她的状况，希望能帮她。一条腿的养父果然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虽然他的婚姻失败透顶，但面对商机脑清目明。而且，他总是大言不惭，将自己的不幸无限放大，包括对远在安徽的罗东明也是这样说的。

女孩在一身鱼腥味中读完三年高中。高考结束后的那个盛夏之夜，风有些凉爽。她第一次和养父认真谈论上大学的事。她的前途不光在于自己的努力，还被这个男人紧紧攥在手里。养父将对继母的一腔怒火转嫁到她身上，可是，一年前他再也不对她动手了，会对顽劣的小宝拳脚相加。养父对她格外关心，显然超出了父女的界限。有一次，她掀开自己小闺房的门，发现一条腿的男人夹着木拐，正在门后面对着她无耻地搓弄下体。她又羞又恼，可她只能当做什么都没看见。之后，养父更加肆无忌惮，经常做这样龌龊的事。鬼魅的脚步配合着木拐轻轻捣击地板的声音，当这声音停下来，她便知道一条腿的男人站在了门外。木拐会暴露他的行踪，她害怕极了。他站在那里，“啊啊”地呻吟。这时候，她就将那把小刀紧紧握住，握得手心里冒汗。

养父不怀好意。他说，你长大了，是吃家里的饭才有今天，大学考上考不上都是这里的人。刚到这家时，你瘦得像一棵烧苗的高粱，现在都多高了。带你来的那女人每天只知道往脸上搽粉，在外面勾引野男人，哪里管过你，还不都是我一条腿瞎蹦。你要是觉得我还是你父亲，就尽尽女儿的义务。你给我洗过衣服，换过衣服吗？我这一条腿，干啥事都不方便，一条裤子能穿三个月。

她不敢反驳，养父从来没有这样温言善语。她想讨好他，找了一条干净的裤子，说换上吧。男人的双手完全能够正常使用，他解开腰里的翻毛皮带，说你过来，帮我一把，我也享享我女儿的福。她向他走去，好像准备饲喂一头饥饿的野兽。那个男人从床边站起来，他一条腿竟然能玩“金鸡独立”，然后迅速的把裤子脱掉了。她看见他的小腹下面野草丛生，无端想起整日被她剪开肚皮的死鱼，噘着嘴，泛着银白的光，红头绿尾的苍蝇在周围飞来飞去，她甚至嗅见了熟悉的令人恶心的腥臭之味。男人一跳一跳向她扑过来，她看见他干涸的眼睛里充满血丝，红巴巴的，两颗黄板门牙，牙缝里填满黑色的烟垢，鼻子出奇大，生满了黑头，还有那只张大的嘴巴里绿色的舌苔，很像池塘水面上的胰沫。

那是个长期缺少性爱的可怜人。她对他的憎恶由来已久，如果那把小刀在手，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横刺过去。她往死鱼一样的东西上猛踢一脚，男人犹如木桩倒地。鱼被开膛破腹，她想起了那只飞在尼泊尔天空中的鹰。

她总是把寄给她照片的老者和罗东明想象成一个人。她从甘肃的小县城来到淮南，真好，现在别人都知道她叫张璐。她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宿舍里的女生到了大四都开始找工作了，穿上齐膝的一步裙和五厘米的高跟鞋，抱着简历，到处参加毕业招聘会。张璐在罗东明的店里做事，独来独往，女生们问她要不要考本地的公务员，或者回老家乡下当教师。她和她们泛泛交谈，嘴上打哈哈，自从见到球墩的父亲李金牛，一个想法就在她心里敲起了小鼓。

李金牛胆儿大，十几岁就到城里来混社会，从一个卖早餐的小老板起家，和别人合伙买下了淮南市倒闭多年的针织厂，二十多亩地。那时候土地资源还不被人重视，招拍挂的政策也没有正式颁布，做房地产生意全凭个人眼光。土地买对了稳赚，买不对就得跳楼，就跟买股票一样。李金牛一伙人就是在世纪初的房地产走上高峰前押上了一笔后来令他颇为自豪的赌注，当时和他们竞争的还有一伙陕西人。为了将对方赶走，他们在废弃厂区里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械斗，钢管、马刀、洋镐、自制猎枪全用上了，跟古惑仔一样，两方势力展开拼杀。李金牛跟罗东明都在大别山长大，小时候一起放牛割稻，练了一身青筋暴起的肌肉疙瘩。而且他有钱，放话出去，给我狠狠打，没打死的送医院，打死了算我折一笔倒霉财。所以小弟们胆壮气盛，没几下就把一伙乌合之众打跑了，然后花了一些办事的银子，顺利将地皮收入囊中。赚了第一桶金后，他们又如法炮制，像母鸡生蛋一样挪窝儿。现在锦绣花园城就是李金牛的得意之作。

李金牛经常到罗东明的店里来。他看上了大学生张璐，之后来的次数就更频繁了。他是个轻浮的男人，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腋下夹个黑色公文包，包里总备着一叠一叠的现金。有时候他会说，嘿，小张，毕业了到我们公司，我养你。隔天又说，小张人漂亮，跟着老罗没出息，我给你二十万，给我生个儿子，改良一下我们老李家的基因。他说这话从不避讳儿子球墩，那傻脑壳是他的心病，就知道玩电脑游戏。他创业之初，儿子还小，尚在襁褓里，他们一家人住在铁路边上，估计脑子上的一根弦被火车的汽笛声给吹断了，长大后不灵光了。

罗东明说，去去去，兔子不吃窝边草，你就那点臭钱了。

李金牛得意洋洋地说，也是，穷得只剩下钱了。他把皮包从腋下抽出来说，瞧瞧，这是登喜路的英国牌子，三千多块。他又亮出明晃晃的腕子说，看看，这是一款江诗丹顿的瑞士手表，七万多的原装进口货。还要再说时，罗东明打断他的话说，忘了当年你也是个卖茶叶蛋的，吹什么牛呀。人家小张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你高攀不起。

张璐腼腆一笑。虽说是开玩笑，但两个男人为她醋意大发却是真的。李金牛伸展胳膊打了个大哈欠，张着河马一样的大嘴巴，她看见房产商的下牙槽里镶着一颗青白的假牙。罗东明故意奚落他说，嗨，兄长，你那枚假牙多少钱呀！李金牛咋呼说，没个三五万元买不来。

那段时间，张璐害怕见到罗东明。他对她好，以至于有纠缠不清的感觉。未来在哪里，没人能知道。偏偏家里传来噩耗，弟弟小宝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瘦得像一根狗啃剩下的骨头。他跟她流着二分之一相同的血液，要说世上的亲人，除了服刑的父亲白勇，没别人了。继母打电话过来，说小宝的命只有她能救下，十岁的孩子患的是尿毒症，需要换肾。县里的医院做不了，只能靠打针吃药维持，不让病情恶化。大手术需要到西京医院，费用几十万呢。继母说，她老了，这么多的钱，就是叫她去“卖”，也凑不够。继母已经没人要了。前年的时候，她跟一个有妇之夫睡在了一起，后来东窗事发被原配夫人抓奸在床，遭到了一顿毒打。她赤裸着身体被夫人的兄弟牵到大街上，脖项上挂着两只裂开嘴的破鞋，身上绑了胡萝卜、黄瓜、棒槌和擀面杖，情形跟披红挂彩相似。她羞臊地用手捂住下体，却把两只沉甸甸的乳房露在外面。还好这样的闹剧很快被居委会的人制止，但留下的影响却久久无法消除。在谈起当日的事件时，人们显得意犹未尽，极具感官的描绘，让未曾亲眼相见的人暗自饮恨，有点美术常识的人都把她想象成了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当然，人们不可避免地联想起许多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爆炸案。因为被人抓去游街的破鞋正是当年那起案件主犯的妻子。

继母哭哭啼啼，女人果然善于运用身体。贫困已经击倒了这个家，现在张璐长大了，是可以依靠的力量。继母希望她在工作之后，很快筹集一笔钱，给小宝换肾，不看她的面子，也该想想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的白勇，他就这一个儿呀。

张璐对那个家没有任何感情，想到一条腿的男人就好像闻到了恶臭的鱼腥味。父亲在她的心里是一抹彩色，她曾有过快乐的童年。所有的不幸都是从十二岁那年开始的。她想见见父亲。

绿皮火车一路摇晃了三十多个小时，第三天下午， 她站在了腾格里沙漠边缘父亲服刑的那座城市火车站的广场上。一轮红日正浅浅地搁在远处寂寥的沙丘上。低矮的楼房和风尘仆仆的街道呈现在眼前，这是个陌生的地方，戴着白色礼拜帽的伊斯兰教民和穿着黑衣的汉人从狭窄的出站口涌出，在她面前渐渐散乱成大千世界里熙攘的过客。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肠胃发出鸽子归巢一般咕咕的怪叫。

张璐找了家旅馆住下。第二天天不亮，她坐上店老板介绍的一辆没有牌照的顺路车去探望父亲。月亮惨淡，天空坠着三四颗星星，天地尽头有一条亮亮的轮廓线，笔直的公路把沙漠一分為二。晨曦微露，多么贫瘠的土地都将迎来阳光的照射。她给父亲准备了香烟和牦牛肉，但遇到的那位大胡碴子的店老板告诉她，去监狱探视囚犯，什么东西都带不进去。他捻动食指和拇指，说除非靠这个，送一千元，你爸能拿到两百，算那些狗日的有良心。有了这点经验，张璐在见到值班狱警时，偷偷把折成桃心形状的百元大钞摁进他们的口袋。这是大胡碴子店主教的。她一点也不紧张，好像之前受过类似的训练。她一个大学生，终究要学着融入社会。值班狱警口里批评她不要这样，有违规定，败坏风纪，但还是装模作样地翻找资料，询问她和囚犯的关系。这样，她省去了户籍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介绍信，花了区区五百块钱就见到了十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

父亲躲在玻璃后面，跟电视上的情节一模一样。他老了，秃顶，皮肤反倒更好，婴儿一般吹弹可破，眼袋耷拉着，眼球突出，仿佛一不小心打个喷嚏，眼珠子就会掉在地上。见到女儿，做父亲的势必要痛哭流涕，这是人之常情。十多年没见，当初的小姑娘出息成了大学生。白勇因生活的厚赐而泣不成声。他是高兴啊，语无伦次，反复说，你长大了，长高了，就是瘦，饭都吃到哪了。

值班狱警通过音筒提醒她剩下三分钟时间。白勇问小宝的情况。他激动地说自己在监狱里表现好，已由无期减刑至有期徒刑二十年，争取减到十八年，七年后就能出狱，那时候小宝刚好成人。听到这里，张璐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垂危的小宝能否等到七年之后父亲出狱的那一刻呢？

但是她还是决定告诉父亲生活的变故。给他的伤口上撒盐，在他的心脏上插刀，看到他痛苦她才开心。张璐说，假设七年之后小宝还活着，你出狱也是穷光蛋一个，哪来的钱给他治病。他要换肾，知道吗，换肾！

她转身走了。父亲白勇惊讶地张大嘴巴，两行老泪流下来。

几天之后，张璐回到淮南。校园里的梧桐树下，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将四年来积攒的生活用具摆出来向学弟学妹兜售，这些东西带不走，弃之又可惜，真正的鸡肋。他们称作“跳蚤市场”，有很多东西，比如考研用过的书籍、笔记本电脑、随身听、小风扇、台灯、衣服撑子、半新不旧的球鞋、茶饭缸子等等。也有把沾着精斑和月经血的被褥拿出來卖的，校外的阿姨专挑这种在学生眼里一文不值的东西，转手就卖给了城里干活的农民工。张璐卖光了自己所有的东西，然后在阿玛尼店买下一件打五折的青色纱裙。回到宿舍，她洗了澡，换上新的内衣裤，穿上裙子，化了淡妆。她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无比高尚的事业——去见恩人罗东明。那一刻，一种奇妙的感觉让她年轻的心怦然跳动。她想，如果罗东明要她，她愿意献身给他。

张璐一点也没想到那个穷酸的画家小子，尽管名义上他是她的男友。管不了那么多了，她对他只有感激，谈爱情有点儿勉强。她要报答她的恩人，这时候，是该作个感情上的了断了。

她不由想到，城市里的人真可怜，男女约会无非就是那些地方，在不同样式的水泥窟窿里喝茶、喝酒、吃饭、唱歌、蹦迪、洗浴、做爱，毫无新意。所谓的夜生活，就是把白天结余的精力和情感甩干净，整得人困马乏，找个出口爬出来，好像钻过了夜晚的重生之门。她约他在洞山宾馆一楼餐厅见面。这样，吃完饭可以足不出户，在楼上要一间客房。张璐没有给他打电话，而是用他们惯用的联系方式，在QQ上留言，告诉见面的地址，至于原因，她没有说。

他一定会来，她知道自己在罗东明心中的地位。她提前十五分钟到，找了靠窗的位子坐下，服务员上来询问她要点什么。她说，等会吧，我在候着一位先生。她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老练的语气连自己都惊讶，或许她天生熟稔男女之事，喜欢把他们玩弄于掌股。趁着间隙，她伸手在旁边的报刊架上拿了一份报纸，是《淮河早报》。大约在八年前，她的照片曾刊登在上面，随后她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要不是后来遇到那些男人，她的前途命运恐怕要葬送在甘肃老家的小县城，大好年华要以杀鱼为生，还要被一条腿的继父当成性幻想的对象，整日担惊受怕。她想起一生热衷于拍摄鸟的老者，未及见第二面他就死了，脑溢血。一个人跌倒在家，死了十天后尸体开始腐烂，周围邻居闻到一股奇臭才报了警。这些都是罗东明告诉她的。后来他唯一的小儿子从加拿大飞回来处理父亲的后事，把他拉到洞山后面的殡仪馆里烧掉，装进一只松木匣子。办完这些，那个说话夹杂着洋文的矮个子男人在网上定制了四个大木箱子，将父亲的遗物挑拣了一部分打包托运到他工作的温哥华市布利斯小镇，其余东西统统当做废品，按斤论两卖掉，包括老者在尼泊尔拍摄的那张鹰的照片——《天空的自由》。

报纸的内容空洞得要紧，后面一个整版全是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的广告，好像这社会男人女人已无法正常诞出下一代了。还有球墩父亲李金牛锦绣花园城的售房广告，他现在事业发达了，有了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一些事情。后来，中缝的一条简短的招工启事引起了她的注意：

成都华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招聘，外派尼泊尔文员翻译2人，统招大学本科，英语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巧，吃苦耐劳，能适应长期高海拔山区工作，工资面议。

城市上空放响了烟花，不知谁家办喜事，礼花足足炸了十分钟，深紫色的夜空留下一卷一卷的烟团。罗东明终于来了，他进门时左顾右盼被保安拦住。张璐站起来向他招手，保安以貌取人，看见美若天仙的张璐，便傻乎乎笑了笑，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说。

罗东明穿着工装服，衬衣是刚换的，领口洁白。张璐认真注视着眼前人，他并不显老，四方脸，浓眉，眼睛明亮。几日前小瑛抓伤了他的脸，血痂子掉了，新肉长出来，还有几条粉红色的印痕，有点像斑马的脖子。他们面对面坐下。他看张璐，简直不可思议。

你真漂亮。他赞美道。

谢谢。

这里的饭菜很贵，有什么事须要到这里说？

我买了新裙子，从里到外穿得都很干净，就是为了见你。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一直把你当父亲，我去监狱探望我爸，除了他比你老，其他感觉一模一样。你收留我这么多年，从我十五岁你给我写第一封信开始，到现在，我都大学毕业了。二十三岁的女人，也许身体是最成熟的。

我明白。他低下头，红着脸，老男人的腼腆和羞涩简直比一场凄美绝伦的爱情电影还要令人感动。

那么。她说。报答你也许只有一种方式。她看见他在流汗，她完全占据了谈话的主导权，在这个昔日的长辈或者店主面前，她保持着不知哪里来的信心。我知道你也喜欢我，这没有错。不过，不要再叫小瑛阿姨抓花你的脸，否则我跟她急。

一位鼻子整得像芭比娃娃的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是否点餐，她已经在旁边站了很久。张璐说来两杯咖啡。很快，一只托盘托来两个小瓷杯，空气里飘着一股淳郁的香气。服务员对罗东明说，先生，您还可以点别的。张璐抢话说，不用了，晚餐已经用过。服务员拿出小票说，一共108元，谁来买单。罗东明欠欠身体，从上衣口袋里摸钞票。

他抢着付钱，把粗糙的大手暴露出来。那是一双劳动者的双手，指甲缝里残留着黑色污垢，指头上粘着顽固的颜料、液体胶，洗也洗不掉。张璐抓住他的手，他想退缩，她不给他机会溜走。张璐熟练地用微信支付费用，等芭比娃娃走后，她接着说，罗叔，今晚上不回去了吧，小瑛阿姨会不会找你。

也许会吧。他说得一点也不坚决。

罗东明捏住张璐柔软的小手亲了一口，然后贴在自己脸上，就像一位绅士向他的新娘求婚那样。更深的沉默笼罩着，这样的餐厅经常用来开办大型宴会，没人来此只为喝两杯咖啡。今天运气不错，周围没有别人，环境很清雅。就他俩，谁也不说话，打破沉默者必须要做出是去是留的决定。

这时候，罗东明的电话响起来，果然是小瑛。他起身走到另一个餐桌前接听。小瑛问他在哪，罗东明说在外面吃饭。小瑛说，跟谁？他说，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小瑛说，不许喝酒。他说知道了。女人在罗东明面前一贯强势，说话嗓门大，张璐听得很清楚。

他回到餐桌旁坐下，心里有点毛。张璐面带苦笑，正剥着指甲。他们喝干桌上的咖啡，走出餐厅，外面微风醺面。头顶传来一声爆破，一朵又一朵的烟花在夜空炸开，犹如天女散花。那些璀璨的花瓣不会飞向人间，张璐纱裙上落满了黑色的土。她紧紧挽住罗东明的胳膊，也许这是他们许多年里挨得最近的一次。

回到宿舍，她在卫生间里照镜子，把自己好好打量一番。姐妹們问穿这么好看和谁约会，是不是那个小画家。她说去找工作，参加面试打扮得漂亮一点。姐妹们追着问是哪个单位，她神秘地笑了笑说，暂时还不能确定，所以先保密。她心里说不上遗憾还是痛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她再也不用去罗东明的美工店做事了。她躺在床铺上想给他打个电话，最好是在QQ上聊聊，不要让小瑛知道。拿起手机，上面有条十分钟前罗东明发来的短信：

我这人嘴笨，有的话不会当面说。请不要觉得欠了别人就非得知恩图报，或许有的人根本不求回报。这个社会很复杂，学会关爱自己，我既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你的兄长，所以有时候真的无能为力。以后去了什么单位，请尽快告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你是一个好姑娘，好自为之。

她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有很多话想说，却只发了五个字：知道了，罗叔。

我想我是个画家

离开海棠，日子有些艰难。首先是我彻底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以前，她的宿舍离我租住的画室很近，出了校门，沿着校园围墙走正方形的两条边，街对面有个叫花田庵的城中村。我在姓徐的老妈子家租了半间没有窗户的房子，卖画谋生。徐妈的房子等着政府拆迁，所以加盖了很多蓝色的泡沫板房。人在上面走总感到地动山摇，隔壁屋里的小两口晚上干那事，我能清楚数出小伙子一晚上大战了多少个来回。海棠不喜欢来我的画室，主要嫌脏，红黄蓝绿青粉紫的颜色涂抹在画布上，如果你不认为那是一幅画，真的比屎还要恶心。有次我们大汗淋漓地做爱，把蚊帐摇得都散了架，一直从床上滚到地板，打翻了画夹和颜料，后来安静下来，才发现我们的身体五彩斑斓，简直就是两头在泥水里打滚的猪。从那以后海棠就不愿在我的画室多待哪怕五分钟，她经常会从学校的食堂里打一份盒饭送到楼下，然后打电话叫我下来取，当然更多的时候是给我的微信上转几十块零钱，告诉我自己买饭，别老是吃泡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画没成名，先成了疯子。我说只有把自己逼疯了，才能画出好作品，艺术这玩意都是靠自我折磨寻求创作的突破。

现在，海棠不在了，我不得不每天跑到外面吃炒粉，淮南的牛肉汤很有名，加两个烧饼可以美餐一顿。可是，慢慢的这样清苦的生活也有了问题。上次卖画已经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那时候海棠刚走，就有一笔生意找上门来。是一个自称潮汕人的书商，准备在师院门口开店，看上了我的两幅作品。他是通过微信关注我的，然后问我朋友圈里发的那些油画怎么卖。他叫我画家，我很开心就给他打了五折，一幅画卖了一千元。成交后多嘴问了一句，准备把画挂哪，他说洗手间里，为了提高文化品位，让读者随处都能享受艺术的熏陶。我当时真的很生气，这不是亵渎艺术吗？我故意说，给他换个卡拉乔瓦的水果静物，这样蹲马桶的时候既能受到艺术的熏陶也能激发他的食欲。书商气得改用家乡话骂我，呜哩哇啦一句也听不懂。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海棠，她说我的脾气太杠了，卖出去的画由着人家，管那么多干嘛。我们通过微信交谈，她说刚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什么都还不适应，公司要开展一个月的岗前培训。我问她具体干什么工作，她没有回答。我发视频邀请，她挂断了，回复说信号不好，而且太费流量，有什么事发文字。

我以前从未了解过这个国家，上网搜索，百度词条里这样解释：尼泊尔，南亚山区内陆国家，与我国西藏地区接壤，国土面积狭小，有两千五百多万人，大部分国民从事农业生产，世界上十四座海拔超过八千米的山峰尼泊尔独占八座，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的发源地。这里有个奇特的婚俗，尼瓦尔族女人一生至少要结两次婚。女孩子会在童年时期选择嫁给一枚青色的贝尔果，被称作“果实婚”。即使成年后和真正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这颗坚果都要陪伴她们一生一世。

我每天都担心海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徐妈找我要房租。最近，花田庵要拆迁了，一些大型机器开了进来，村子四周围上了钢皮护栏。徐妈一双眼睛盯不过来，怕我们这些外地人跑了，便在大门廊里拴了一条狗。夜里有人出入，那狗就忠诚地欢叫起来，可还是叫隔壁的那对青年光着脚板溜了。房里的东西不值钱，就一床烂被子，可他们不知使了什么迷魂术，跑的时候竟然把看门狗都偷走了。徐妈大发雷霆。据她说，那条狗在狗市上能卖两千元，是当副区长的表弟送来的。以前它过得也是上等狗“锦衣玉食”的日子，只因副区长老婆死了，找了个年轻的模特填房，这条狗咬伤了新主人的腿，闯下大祸，差点被炖了肉。副区长主管人事工作，便央求女主人网开一面，看在狗和他昔日相依为命的情分上，降职使用，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把狗打死了。

徐妈气势汹汹地打开门，掀掉被子，那会儿我正穿着一条裤衩午睡。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天热总是不戴胸罩，那两坨肉随着手臂的摆动一甩一甩。她质问我什么时候给钱，别想跑。我说我不跑，假如我跑了，留下来这些画也太便宜你了。徐妈吐了一口唾沫说，谁看上你那些破烂玩意。我说一张画能顶半年房租。徐妈说，少在这耍嘴皮子，你还欠着我四个月的房租，到了后天正好是一千二百元，什么时候给。我说我没钱。

徐媽气得原地转了个圈，环视一遍，发现房间里除了画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之外确实什么也没有。徐妈说，你他妈真不要脸。我说我怎么叫不要脸。徐妈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靠那个小妮子养着，这段时间她不来了，你连房租都掏不出来，你以为你是达芬奇还是毕加索？

我说，你说得对，但请别骂人，我给你钱就是了。

我不得不找海棠要钱，画出不了手我也急啊。她微信转来一千元，我说要是手头紧就算了。她没有回。

就在徐妈的脸阴转多云的那一刻，我决定好好赚钱，等着海棠回来。我们要在这座城市买一套房子。当年她考上大学，我追随她来到这里，不就是为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吗？只要我足够努力，就会攒一笔钱。她说尼泊尔那边工资高，一年能挣十万块。到时候，我们把各自的钱和起来，差欠部分可以申请银行贷款。有了房子我们就结婚，再也不用寄人篱下受这番窝囊气了。

当然我想着赚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必须得活下去，不至于饿死。我背着画夹拎着小马扎去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给人画像。这活儿轻松简单，不用费脑子和自己较劲。只要把人脸画像，那些俊男靓女并不关心自己的喜怒哀愁。一幅画可以挣二十块钱，而且速写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完成。

那一天，我回到花田庵，画室里的油画被徐妈统统扔了出来。为了卖钱，我刻意临摹各种世界名画，尤其喜欢画谢楚余老师的《陶》。我只画少女的上半身，因为她的模样跟海棠很像。可是那天，画片像垃圾一样被那个老女人扫地出门。少女的脸上被人踩了个大脚印，我也无家可归了。

我租下在淮南四年来的第二处房子，是一个老旧的家属楼，一室一厅一卫，带四个平方米的厨房。我看上这个房子的最大原因在于价格便宜，一个月也是三百块钱。房东是个加拿大的华人，房子空置了好几年了，一直没租出去，后来托给中介打理。中介商说我很幸运，那些个假洋鬼子花得都是美刀，这点儿小钱不够饭后给小费，也就是想找个人看看门而已。

那是一个安静的住处，楼上楼下的邻居很少碰面，这点我尤其喜欢。楼道里灯坏了，物业总不来修。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会有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从楼板上传来的，仿佛竹竿儿弯曲发出的“绑绑”的声音，有时候又像是一枚弹珠落地滚动。我用被子蒙住头，仔细听又能听到生锈的管道在滴水，犹如时间一秒一秒跳过去。还好，到了早晨阳光明媚，我便又背上夹子出门给人画像。

一件事情教训了我。那天，两个妖媚的女人让我画速写人像，画好后她们左瞧右看，嘿嘿地笑，说画得还蛮像，把自己画漂亮了。她们赏了我两百元，问我画不画人体。我说画，这个贵，太费事了，画者和模特都必须调整出最佳状态，作品才能神形兼具。我是从专业角度讲的，没想到那两个女人痛快地答应了，说一幅五千元，给她俩一人画一幅。

我想到一万元差不多能买一个平米的房子，就同意了。可是当我到了她们的住处后很快就后悔了，她们的要求简直令人尴尬。那是一幢我从未见过的豪华别墅，男主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看得出他对绘画艺术无比热爱。墙壁上挂满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虽然是仿品，但都价值不菲。那两个女人像姐妹一样，洗完澡披着白色浴巾款款走来，她们身材和皮肤都很好，裸体像两个大白瓷瓶，不停变化出各种风骚的姿势。我要根据光线和背景环境指挥她们，没想到其中一个女人竟然要求我把衣服脱掉为她们作画，说这样可以再多付五千元。我想了想还是认了，反正这里就我们三个人。可是这两个狐狸一样的女人在我的身上又抓又挠，把我的家伙弄得硬挺挺的。她们一点儿都不像是要画画，反而用笔在我的身上涂抹颜料，嘻嘻哈哈地说画家原来也是个男人啊。我实在忍受不了她们的撩拨和戏弄，便拿上衣服跑了。我听见她俩淫邪的笑声在巨大的客厅里回荡，好像在说，咦，原来是个卖艺不卖身的小棒子。

回到新租的房子，我反复回忆着那场梦幻般的遭遇。两个妖精一样的女人，令我对海棠的思念更甚。两个月了，她走的时候是七月初，现在都到了九月份。那天中午，我和她在洞山宾馆楼下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点的是两份加了糖和花生酱的凉皮，吃了几口不合口味就都剩下了。海棠急着要走，我说坐会儿吧。海棠看了一眼手机说，赶时间。我说，最后的午餐，舍不得你。海棠说，你需要一个人生活，还是那句话，找个事干着，别把自己废了。我把那副画从挎包里拿出来给她。我说也没什么相送，像我这样的人就会画张画。那是一张画布，用塑料袋裹着。海棠拿在手里正反看了一下说，我爸爸年轻时也画画，不过他画的是素描，而你画油画。她说得异常平静，好像她的父亲白勇一直陪伴在身边。我说，不打开来看看吗？海棠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说，你知道画的是什么吗？是一朵花，秋水海棠。海棠噢了一声说，我还以为你画的是我。我说，到了尼泊尔，找个木匠做件相框，把画镶起来，窄边的，用白色油漆，这样风格上更搭。海棠把画塞进背包的侧兜，看了一眼手机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

我们乘坐机场大巴，很快到了新桥机场T2航站楼。我们最后一次拥抱。我以为分别时她会哭，可她竟然没有。我正难过着，从另一辆大巴上哗哗啦啦下来一个旅行团，苦短情长的悲伤气氛被弄得荡然无存。女导游拿着小喇叭绵绵地说着话，大妈们穿着水红色的速干服，墨镜、毡帽、手机自拍杆，都是很专业的装备。她们吵吵嚷嚷，一拥而上。我把背包递给海棠，她斜了斜身子背上，一转眼就被卷入人流中。我们甚至连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我想她，想得仿佛猫爪子在心上挠。我知道这种感觉不叫孤独叫寂寞。我突然感觉有了生理上的欲望急需释放。以前在花田庵，经常能看见亮着粉红色吊灯的小门店。名义上是美容美发，其实连一面镜子都不挂，就是做皮肉生意的。我需要找一个女人。

粉红色的夜里，我又一次来到花田庵。机器进场施工，一片房屋被捣烂了，仿佛有炮弹落下来，墙体倒塌，断裂的水泥中钢筋裸露在外，像一个人血淋淋的肋骨。围栏外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位卖袜子鞋垫和针头线脑的老奶奶白发苍苍，正颤抖着双手给两个农民工兄弟找零钱。还是一个喧闹闹的世界，没被拆掉的店铺灯火通亮，名烟名酒名茶，还有那些时装店，玻璃上贴满鸡血一样殷红字眼的打折标语。我沿着弯弯曲曲像猪肠子一样的巷道往城市的深处走，以前洗头洗脚的房子都黑着灯，要拆迁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拐弯处的老榆树下一个女人跟我说话，听声音年龄尚小，犹如猫在喵咪。

大哥，大哥。

我向她走过去，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

大哥，耍耍吗？只要一百。

你不坐店吗？

房子要拆了，姐妹们都出来打游击。

一百太贵了，要我卖五张画。

大哥你是画家，手艺人，这样吧，我陪你过夜，只收你一百，你看行吗？

我答应了她。和一个站街女讲价有失风度。那女的问我住哪，我告诉她大概的位置，我们便一前一后来到我的房间。说真的，我很希望有个人能陪着我，把夜里袭扰我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驱赶掉。我们进了屋，打开灯，我才看清她的样貌。她跟海棠比简直差远了，大盘脸，人胖，胸部很大，丰腴的小臂上戴着一只银镯子。现在的年轻女人谁还戴这玩意，一看就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我没什么话说上，她倒很懂礼貌，在鞋架上找拖鞋。我说别找了，我屋里没有女人拖鞋，进来吧。

她很不好意思，笑了笑，露出两个酒窝。我发现她的脸也没有那么大了，是人常说的旺夫相。

我问她要不要喝杯水，她说不渴，谢谢。我坐在沙发上，气氛太严肃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她抬起头看了看屋顶问我卫生间在哪，我顺手指了指。她拎着随身的小坤包走进去，里面响起一股水流声。大概有十分钟吧，她走了出来，我看见她补了装，涂了唇彩，画了眼线，脸上擦了一层雪白的粉底，在灯光下闪着星星点点的明光。她径直走过来，坐在我的大腿上。我说等等。我用商量的口吻说，能不能把妆卸掉，过敏。那会儿，我一点性欲都没有了。

她的信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她看见桌上的泡面说，大哥，能请我吃一桶面吗？

我说，当然。

她从我的腿上下来，放下裙摆，捞起一桶泡面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大哥，没吃下午饭，肚子饿得紧。吃饱了我们做，你是个好人，我会给你多来几次。

我说，热水自个烧吧，随你的便。

那晚，我们什么事也没做。她怕我不给钱，好几次坐在我的腿上。我說要走的话现在付钱给你，她很委屈，摸着我那软踏踏的东西说你是不是有病。我说，是的。她说，我有办法叫你硬起来。我说不用了。

她洗了脸，有点儿害羞，比之前的之前更好看了。她说她不走，这时候出去没地方住，跟姐妹们合租的房子也被拆了。我们不知为什么会说起与主题无关的话。她问我一幅画多少钱。我说两千吧。她很惊讶，说她需要和一个男人睡二十个晚上或者和二十个男人睡一个晚上才能赚这么多钱。我说这些画卖不出去，每天我都到商业街去给人画像，一张二十元。她还是刚才的表情，说她和一个男人睡一晚上能顶我画五张画，这还差不多。后来，那个诡异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关掉灯，我们坐在黑暗中听竹节断裂或者弹珠滚地，心里一点儿都不觉得害怕。她说她叫小娟。我知道她没骗我。一个站街女能告诉你她的名字，需要宝贵的真诚。

十五天后，我放弃绘画，从事了一项之前从未设想过的职业：空调安装。

帮人画像挣钱太慢，有时候一天画一两张，还要和人讲半天价。这样计算，等海棠两年后从尼泊尔回来，我恐怕还是个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别说买套房子，连目前的生活也无法保障。那天晚上，小娟给我说她以前的男朋友跟我一样瘦小，他带着她从老家的大山里跑出来，为了养她，找了个安装空调的活。工作虽然很危险，但挣钱容易，男朋友被一根绳子吊在窗户外面，十几楼二十几楼三十几楼都是同样的操作：用电锤在墙体上打眼，安装角铁架子，然后把换气扇搁上去，用膨胀螺丝固定。因为瘦小的缘故，男朋友干活很会讨巧。那时候她很幸福，想要什么男朋友就给她买什么。可是，后来他从二十八楼摔了下去，她只好自食其力，出来当小姐。

我承认是受了小娟的启发和蛊惑。像我这样的穷小子，只有把钱赚到手，才能跟海棠讲关于我俩的未来。我很快就找了个安装空调的工作，由一位老师傅带着，每天爬到窗户外边，安装一台空调给我的提成是八十元。差不多每天能安装两台，情况好的话能装四台。

那天，我坐3路公交车去锦绣花园城，经过绿岛，以前海棠打工的店被警戒线围了起来，还站了很多警察。交警疏导车辆，公交车不允许在站牌停靠，报了个站名就开过去了。我去的那个客户住在二十五层，我想以后我们买房子就买这么高，站在飘窗前能看见洞山，看见绿岛，能看见半座城市。那户人家姓李，留了电话号码，我们一般不问他们具体名字，都叫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李先生的家装修很高档，客厅里整个墙面做成高级灰的电视墙，四十八寸的家庭影院，米黄色的真皮沙发，简洁的实木家具，一些摆件和饰品都是别出心裁。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叫北欧情调。

角落里安装了中央空调。李先生不在，只留了一位大约四十岁的保姆。我问新空调装到什么地方。保姆说主卧室。我说有一台中央空调完全够用，不必这么浪费。保姆说，女主人准备生孩子，怕冬天冷。今天她正好不在，和李总一起去医院做孕前检查，赶紧装吧，人家不差钱，不要等回来了还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我说，我就是随便说说，没别的意思。

师傅先进卧室开孔，就是在墙体上钻一个洞，把几根管子抽出去，让里外的机器连通起来。这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我向保姆示意抱歉。那边一个冷硬的声音问我是不是胡小可。我说是的。那边说他是市刑警支队的吴警官，有个案子需要协助调查，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被搞得莫名其妙，说我在安装空调，这会儿正忙着。那边说，中午十二点前到公安局刑警大队。我说，我到底犯什么事了。那边说，你认识张璐吗？我说认识，我女朋友。那边说罗东明死了，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我说，怎么会呢？

保姆用纸杯倒了水，递到我手里。她是在催我。保姆说，你们不知道，李总对这个女人可好了，人家年轻又长得漂亮，这几个月一直叫我给她做瑜伽训练，还要做营养膳食，调理身体，每天读书、听音乐，有钱人为生一个孩子真是花费心思，就差把大学教授请来了，你还不快点，把活做仔细。万一有个投诉，你这趟就白来了。

我心里乱嚷嚷的，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罗东明怎么会死呢。他是个好人，这些年来是他一直在偷偷帮助海棠。一个好人怎么会死？之前我曾想，在我和海棠的感情里，他是必须死掉的，现在他竟然真的死了。我四肢麻木，脊背发凉。走进卧室，师傅已经把墙钻了一半，正在用铁榔头敲打环形钻头，以便把吃进去的石珠吐出来。师傅见我進来，找出那根手腕粗的绳子将我拦腰拴紧，保姆打开窗户，一边说小心，一边和师傅把我从窗户外面吊下去，就像往井里吊一只打水的木桶。

我的脚踩到墙沿上，立稳了。师傅递给我电锤，把绳子一头死缠在腰，然后蹲下去，用身体卡在窗台下面吃住劲。保姆不忍心地说，哎呦，下苦人真是不容易。师傅说，我年轻时跟他一样。

我在窗户外面悬着，露出半个头，抬眼就能看清楚整间卧室。我还想着罗东明，却看见挂在床头的那副油画，太熟悉了，白边窄框，画的是一朵白色的海棠。那天天气晴好，二十五层距离地面大概有八十米，风在楼宇之间穿梭，呜呜咽咽。我想起我和海棠第一次做爱的情景。

那是她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她住在我们县城的康王巷里，打开窗户，伸手能摘一束清香扑鼻的槐花。她被一条腿的男人关进房间，我像勇敢的王子去救她。我从窗户里爬进去，她正趴在床上哭鼻子。见到我，她可能想起数年前似曾相似的美妙光阴。她是一个遭人嫌弃满身鱼腥的女子，也许在我们的童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说，你还不如去找罗东明，出去打工总比杀鱼要好。你高考分数上线，而我差得远。我苦笑一声，也许这辈子都与大学无缘，只能画画，但我一定会来找你的。我和她躺在床上，好像那时候已经不需要山盟海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搂在一起，然后忘情地亲吻。我压在她的身上，一切都在不由自主地发生着，那样美好。我嗅见一缕清苦的槐花香。我慢慢进入她的身体，好像我们的灵魂融合在了一起。后来在完成男人的登基大典后，我躺在她的怀里，像个婴儿咿咿呀呀哭泣。我是因为感动，泪水又咸又涩。我看见门缝里小宝一双纯澈的大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我们。

尼泊尔小孩，我突然想。

那副油画挂在女主人卧室的床头，像一块墓志。

有风吹过，我在空中剧烈地摇晃起来。保姆惊叫，哎呦，你怎么哭了。我说，我没哭，我只是在流泪，也许是一粒沙子掉进了眼睛。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