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宋之变》说到古代帝国与官僚制度

彭小瑜

马克垚先生最近向我推荐了克鲁克斯和帕森斯（Peter Crooks andTimothy H_Parsons）主编的文集《世界历史上的帝国与官僚制度》（剑桥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除了二位主编写的导言，他们二位以及其他十五位学者对官僚制度和官僚集团在政治和政治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透彻的讨论，主要涉及从晚期罗马帝国到中古和近代欧洲及亚洲的情况，也有两篇论文研究了“二战”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殖民统治之终结。这些研究具有历史比较的宏观视野，但是每篇论文都仅仅讨论了一个个案，仅仅对一个特定地区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进行研究，避免给出简单的、忽略个体特性的概括性结论。

值得读者认真关注的是，串联这些个案研究的主题绝不仅仅是帝国和官僚制度，还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对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的拓展，以及这一拓展引导出的全新的社会史和社会理论研究。譬如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里面对社会关系之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全方位分析，并不弱化社会经济分析在方法论上的关键意义，而是力图避免分析的简单化。

一、“强撤帘”背后的理性官僚制度

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郑重提出的，经济状况是历史进程的基础，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604页）。马克垚先生在《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等著述里面做出的研究，应该就是恩格斯希望学者对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的那种复杂和综合的社会经济分析，也与国内外学术界最好和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形成呼应。譬如他在书中对中国古代皇权精辟、深入的梳理和讨论，以政体研究为切入点，分析了思想、贵族与官僚、财政与税收以及军事制度等多个层面。马克垚近年出版的《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二0年版），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同样鲜明的特色。

说到帝国与官僚制度，与晚近前沿研究有相通之处同时又更加微观的一项新学术成果令人瞩目，这就是赵冬梅的《大宋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二0年版）。这部著作的讲述集中在北宋的一个特定时期（一0六三至一0八六年，从英宗即位到司马光离世）。作者的宋史研究以叙事见长，但是她所继承的重视制度史的北大史学传统历来也兼具关照思想和社会史的路径。这些元素加上赵冬梅对欧洲学术史的了解和把握，无疑促成了《大宋之变》的布局和叙事具有新社会史的突出特点，帮助读者在人物、文化、经济和军事诸因素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看到宫廷、官僚、帝国制度灵动的运作，置身于北宋王朝这个特定时期重彩浓墨的生活畫卷之中。

无论是马克垚多年来对欧洲和中国历史的深度研究，还是美国的宋史专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世界历史上的帝国与官僚制度》里面的长篇论文，都谈到中国古代皇权理性的官僚化和制度化的程度，以及相对于制度化统治，君主个人擅权和肆意妄为的程度。毕竟，正如伊佩霞提及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化程度相对偏弱，因为君主的最高决策权可以脱离正确统治的要求，沦落为个人的随意决定。马克垚和伊佩霞两位教授的看法，是倾向于部分修正韦伯的观点，突出中国古代政治在治理功能上的理性和有效性。《大宋之变》对二十三年间北宋历史的精微叙述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明白在新社会史的视野下，应该如何来看待王朝政治的实际运作。

偏重王朝政治和统治精英的研究路径本身不是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短处，在描写政治精英活动的时候忽略他们周边的社会和人民才是严重的失误，会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狭隘和干枯。《大宋之变》恰恰做到了细密准确的制度史内在骨架与生动人物行为和开阔社会语境的无缝链接。作者在前言里面谈到的“细节”引领作用，其实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史笔法：铺陈细节就是让人物、事件和进程在想象中复活和行动起来，让经济、政治和民众日常生活赋予制度、叙事以灵魂和血肉。作者很细致地写出了她的写作心得和目的：“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对于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及其运动进程，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这正是作者试图改变的状况。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一共三十九章，每个章节都用精准和全方位的细节描写展现了宋代王朝政治的活动情景，是典范的新社会史叙述，对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给出了令人叹服的论述。宋代皇帝个人能够在制度以外为所欲为吗？在《大宋之变》里面，作者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应该遵守的一整套规矩和伦理秩序面前，在市井坊问的流言和天下百姓的喜怒哀乐面前，怀抱私心和公德的帝王、皇后及其周边的亲人、大臣们随时都在做出情愿或不情愿的选择，随心所欲的自在是不存在的。

在最前面的七章里面（第一部），宋英宗由犯病到全面执政，与曹太后的情感和利害纠结，很难脱离规矩以及大臣依据传统对局面的掌控。在构成每日每夜宫廷生活的人与事的无尽交织当中，制度和个人之间的张力暴露无遗。当曹太后客气地和大臣们说“且容老身先退”之后，韩琦厉声下令撤帘，“就在帘子落下来的那一刻，太后还没有完全绕过屏风，韩琦还有在旁边侍奉的官员、宦官都能看见她的裙角”。太后还政英宗后，作者写道：“开封的老百姓最是消息灵通，任店的羊羔美酒一时销量大增;南城的清风楼宾客盈门，青杏和酒都供不应求了;鞭炮声一宿都没有停歇，吵得人无法入睡;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胡饼铺的伙计们早起干活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哈欠连天，而又满脸兴奋。”

二、阿云谋害亲夫案与地方治理

已有的制度和积极参与其中的人，在宋朝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下，能够基本保证政治良善状况得到持续维护吗？赵冬梅的答案是“不能”。诚如她所感慨的，细节、个人性情和活动里面有太多偶然，细节和偶然让历史既真实又丰富，而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似乎已经接近“理想状态”，权力分布均衡，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兼顾，言路通畅，“批评纠错实施有效”。在赵冬梅的梳理和分析之后，读者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将国家和社会引入了“危辱时代”，无法控制和抵御内忧外患，直至徽宗时期国破家亡惨剧的发生。

基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特性，北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凭借统治阶级的团结和正确决策化解内外压力？败落和亡国的命运是可能避免的吗？贤明的皇帝和能臣良将能够逆转政治和军事危机吗？这是《大宋之变》的主体部分（第二至第五部）讲述的故事和讨论的问题，也就是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故事。但是作者的研究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政治史叙述，深入分析了北宋宫廷和官僚政治一个又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在体制当中的精彩表演和恩怨情仇，将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多种元素编织在悬念丛生、逼迫读者不断往下翻页的紧凑情节里面。然而这部著作的可读性还是没有妨碍其试图处理、不得不处理同时又处理得出彩的严肃话题：宋代的宫廷、官僚制度和政治文化究竟有没有可能挽救北宋衰亡的命运？究竟有没有促成这一“危辱时代”的到来？赵冬梅给第五部取的标题“黄叶在烈风中”，以及最后两章的标题——“人间最是宽容难”和“葬礼与哀歌”——其实已经暗示了她的回答。她分析了北宋政治的三大结构性因素：“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并指出王安石和神宗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北宋一度开放和宽容的政治文化，破坏了理性化、制度化的官僚统治，进而弱化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

《世界历史上的帝国与官僚制度》里面收录的论文之一，出自约翰·哈尔东这位关注历史比较研究的拜占庭研究名家。哈尔东以六00至一一00年拜占庭帝国的兴衰为例，说明了判定古代国家政府和政治优良的一个标准，也就是“抵御”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变通能力和化解危机的能力。他用以证明拜占庭国家柔韧性的例子是八一一年的军事失败，当时保加利亚人屠戮了拜占庭军队主力以及皇帝和他身边的众多大臣。此后拜占庭的地方武装继续进行有效的抵抗，整个国家的财政和行政司法系统仍然能够有效运作，宫廷和军队将领很快经过妥协重建了国家政府，坚持了对保加利亚人的有力抗击。

由这个角度来看，《大宋之变》将北宋在中原的军事和政治失败归罪于神宗和王安石改变、破坏北宋开明政治文化传统，是有道理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当然，由哈尔东对九世纪拜占庭帝国处理能力的评价，我们也可以转移到对北宋政治另一个层面的观察——中央政府在地方治理上的方式及其有效性。赵冬梅讨论司法、王安石变法和北宋军事部署的章节都涉及了这一问题。

《大宋之变》是严肃的专题研究，同时也带有中国传统史学用叙事和故事带动论述和观点的特色。让我忍俊不禁同时又深受启发的，是本书的第十一章“司法分歧起阿云”，这是一个谋杀亲夫的故事，写山东登州一个小村庄的案件如何因为复审落入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位朝廷高级官员的手里。当然这一事件首先就印证了伊佩霞对宋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看法，即北宋政府在各古代文明中是组织得比较严密和有效的。阿云嫌弃自己的丈夫阿大生得丑陋猥琐，在其瓜棚守夜的時候砍了他好几刀，断其一指，未能取其性命。村民将阿云扭送官府。事发之后，当时的登州知府许遵并未判处阿云死刑，而是判决其流放两千五百里，引发舆情和同僚争议。当此案作为疑案提交朝廷复核之后，大理寺的绞刑判决被神宗改为免死和终生编管（劳改）。许遵不服，要求神宗给出明确的支持意见。结果经刑部审核后给出的判决依然是绞刑，许遵再次上诉，案件的复审就到了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那里。而最后胜出的一方是王安石和许遵：“谋杀未遂已伤自首减刑成为法律新规。”

如何由法制史和法律思想演进的角度来评判此案越出了本文的范围。这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想到了朝廷在地方生活中生出那么长和那么有力的触角，是否是常态以及是否能够普遍介入其他重要事务，譬如有效和成规模动员地方民众参与军事和抵御外敌。

如何有效抵御外患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其中有些方面是当时人很难掌控的，譬如外敌软硬实力的强弱。在古代文明国家中，拜占庭算得上是拥有极其深厚的统治经验和制度积淀的，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最后还是在一四五三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不过在宋与辽金以及后来蒙古的博弈关系中，如何全面评价各方的实力很难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北宋应该没有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发挥到最好。对此，学者们恐怕没有太多分歧。这一让人扼腕叹息的应对外患失当和失败是如何发生的，学者们有各种解释，《大宋之变》提出的是具有新意的一种，即朝廷政治文化变化导致的政治腐败和治理无能。其实在阿云的故事里面，在我看来，还埋藏着另外一个答案。正如赵冬梅提到的，谋害亲夫的阿云在当地是激起民愤的，地方官员和各阶层百姓对许遵的判决一致表示反对和不解，而许遵凭借自己在朝廷司法部门的影响对民众意见置若罔闻。许遵、神宗和王安石压制朝廷官员不同意见的运作严重缺失对民意和地方社会舆情的关照，典型体现了以中央决策压服地方民意的权力逻辑。王安石推行新政，尤其是对各地百姓生活有极大冲击力的青苗法和免役法以及其他强力举措，由中央直接贯彻到底层，尽管有司马光等反对派人士的声音，但完全看不到地方士绅和民众发表意见、参与讨论的制度性保障。

范文澜在总结北宋灭亡原因的时候指出，宋代完全采取分化政策：兵与将分离，使野心将领不能拥兵自重;官与职分离，使大臣不能获得实权（《中国通史简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317页）。这条作为常识的意见其实也指向了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基层社会疲软对宋代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很多地区在治理和发展上的伤害，包括军事防卫上的不利。也就是朱熹所说的“靖康问州县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无复可恃”。不过问题恐怕不仅是“州县之权太轻，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朱子语类》卷一0八），还有在根本上如何建设强固基层社团的难题。传统的封建制和郡县制争论思路不足以化解这一难题，不过却时刻提醒我们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更有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即有效的帝国统治需要强有力的地方治理和民众认同的支持。在这一层面上，《大宋之变》、马克垚的《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以及克鲁克斯和帕森斯的《世界历史上的帝国与官僚制度》，三者之间，其实可以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对话。

纵观全书，《大宋之变》涉及了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研究理路是将宫廷政治和中央政府结构置放于复杂和全方位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尽管其主干部分的展开还是略微偏重评论朝廷决策的角度。这部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进行独到、深刻研究的著作，在其延伸的逻辑上，无疑可以拓展到对宋代地方社会治理的进一步研讨，这部分应该是其引而不发、“且听下回分解”的后续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