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用语言学的新成果与新趋势

尹小荣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1-0092-05

郭熙 2020《新编应用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viii+380页。

应用语言学是一门多边缘的交叉学科，最初由波兰语言学家库尔德内在1870年提出。1964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成立，该协会每三年举行一次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AILA）。该大会的会刊《国际应用语言学概览》和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的会刊《应用语言学年刊》每年各出版一期，概述当年国际应用语言学的前沿问题。应用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专指语言教学，特指外语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是指将语言学知识和研究应用于一切领域和方面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国内的第一部应用语言学教材是桂诗春于1988年出版的《应用语言学》，他在我国首创了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是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近年来国内外很多有影响力的期刊都在不断发表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正如许嘉璐（2000）所预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已进入成熟和腾飞的时代。目前国内应用语言学的教材已有十余部。我们逐渐形成了运用语言学理论来描述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2020年由郭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应用语言学》（以下简称《新编》）就是对学术传统和中国特色的最好体现。该教材本着“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思想，着力培养适应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需要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语言应用人才。该教材反映了新时代的新文科理念，探索了语言研究的新交叉路径，并拓宽了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实践范式。虽然该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规划系列”教材之一，但也会有益于中文系、外语系、新闻系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专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下文通过对比国内外各时期应用语言学教材的背景、编写原则、教学目标和特点，介绍《新编》的创新之处，同时对该教材的贡献与不足加以评述，以飨读者。

一、教材背景

自国内应用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桂诗春等众多学者都先后出版了教材。这些教材中，有的在早期学科体系尚未定型的情况下，系统介绍国外研究的基础性知识，为语言教学服务（桂诗春1988）;有的是偏重描述机器应用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以提高应用语言学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刘涌泉，乔毅1991;冯志伟1999）;有的是面向特定的教学对象，侧重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历史、现状以及展望（陈昌来2007;齐沪扬，陈昌来2009）;有的则突出应用语言学的社会实践本质，同时强调理论建构的重要性（于根元2008）;还有的借鉴国外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各核心领域和交叉领域展开全面的综合介绍（童之侠2016）。笔者认为随着学科发展阶段的不同，各版本的教材在出版当时对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各教材有不同的定位和目标，也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有所侧重。因此这些教材各具特色，反映了中国应用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先进性和多样性。《新编》也是从应用语言学的实践本质出发，强调语言学服务社会的学科使命和责任，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

二、内容介绍

除了导言之外，全书共分为7章。

第1章介绍应用语言学的定义、研究方法、关键概念和学科独立与交叉等基本理论问题。教材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包括语言、文化和社会的语言生活，并列举了语言生活的49个重要领域。编者认为，在当下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时代，世界语言生活的特征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矛盾统一，国家语言影响力的提升与语言资源保护的矛盾统一，虚拟世界的语言规范与城市化移民语言服务的统一。编者在分析了应用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以及语言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异同之后，提出了21世纪20年代应该关注的关键概念，即语言生活、语言变异、语言学习、语言技术和语言服务。

第2章关注应用语言学视野下的语言社会应用问题。语言的社会应用是语言在不同“域”的應用，包括语言在不同时空、领域、主体和功能方面的碰撞和交融。在历史发展与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共同语、民族语言、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会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出现转用。领域语言是指不同交际领域或社会领域内的语言变体。这些具有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区别性的领域包括文学域、法律域、商务域以及其他医疗或体育等领域。主体域是指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社会特征的语言使用者表现出来的语言变异系统。功能域是由语言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分化以及两者的对应而形成的口语和书面语、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文言与白话等话语体式。

语言服务作为全新的内容出现在了第3章。编者从语言科技、大数据时代的语言文字和语言产业3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语言信息处理除了实现人机对话，还能在一定范围内为人类提供文字识别、翻译、信息检索、信息过滤、语言识别与合成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智能服务。在大数据背景下的语言生活中，汉字处理技术、自然语言处理与信息检索以及机器学习与语言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建立知识图谱、智能聊天、自动校对与作文批阅以及自动文摘与智能写作。语言产业是为社会大众生产、提供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的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语言产业业态包括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艺术、语言康复和语言能力测评等。实证数据表明，我国的语言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第4章概述语言学习与语言教育这一关键领域。母语能力反映了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等综合素养。语言教学包括语言的要素教学和技能教学，也包括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二语习得包括面向目的语教学的语言习得理论、中介语理论以及偏误分析。以语言的习得机制和生理基础为视角，学术界产生了普遍语法、输入假说、文化适应和联结主义等不同的二语习得理论。学者们在观察学习者转换生成目的语过程中出现的偏误时，还探讨了诱发偏误的各种因素。最后，该章还介绍了双语教育的内容。双语教育模式有过渡式、发展式、双向式和浸没式等，在不同的国家意志主导之下，教育也会呈现不同的社会效果。

第5章介绍应用语言学的传统领域——语言规划。编者认为语言的工具性、社会性和可塑性使语言规划成为了可能。语言规划的目标是服务语言发展、身份认同、语言传播、语言安全、语言生态和语言生活等。語言规划的理念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管理观和多元合作的治理服务观。语言的本体规划就是制定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规范，是一种语言或文字本身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国家在对语言功能进行规划时，会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考量来选择国家官方语言和社会通用语。但是，多语和多民族国家还需要兼顾语言权利、各民族的语言声望以及弱势语言的保护问题。

第6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介绍语言的接触、传播和传承。人类语言会因为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原因产生接触。语言接触的结果就是语言的向外输出或向内输入。语言的传播可以分为自然传播、有意识传播和语言防御3个方面。自然传播就是语言或方言因历史移民和政区沿革而横向传播到更遥远的地域。有意识的传播是指特定政权或政治团体利用权力和资源去实施显性或隐性的语言规划，从而改变语言的分布格局。语言防御是指对某种语言变体的心理性或制度性阻隔。语言传播的另一面就是语言传承，虽然祖语具有不容忽视的认同、情感和交际功能，但受主流语言的影响，祖语依然可能出现传承中断或完全隔绝。

第7章涉及记录语言和学习语言时用到的各种工具，例如文字、拼音、注音符号、手语、盲文和字典词典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为了提高语言交际效率并便于使用者学习和掌握，文字需要改革和现代化。盲文和手语的规范和研究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词典是以文字为基础的语言应用工具。词典的编纂有历史主义、描写主义、功能主义以及认知主义等范式。各种范式指导下的宏观结构（包括收词、立目和编排）和微观结构（立目单位信息、义项的划分与排序以及释义类型与模式）都能体现出范式自身的特点。

三、贡献与不足

2019年和2020年教育部分别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指明了新的改革方向，即要丰富学科内容，优化学科结构，促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注重特色培养和开放合作。《新编》的编写原则不仅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改革思想，还在教材编写中引入了新理念，探索了新路径，并拓宽了新范式。具体表现在：

首先，面向语言生活，建构新课程框架。语言生活是开放的、丰富的、指向未来的，这也决定了面向语言生活的新文科属性和课程框架也是相对开放的。新文科体现了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特征。亦即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我国学术研究在服务社会方面的话语表达能力（母小勇2020）。《新编》将学科使命置于国家视野之下，提出了服务国家语言战略、建设国家语言资源和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新命题。该书还在语言服务、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划等相关章节深入阐释了语言应用研究如何能从实际出发，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并且根植中国土壤，记录中国的语言生活和特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语言学。这一新文科理念下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建设一支拥有扎实的语言本体知识、教育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且具有开阔的社会视野、深厚的国家关切的人才队伍。

其次，突破学科壁垒，探索新交叉路径。施密特和罗杰斯在2020年新版的《应用语言学导论》中指出，应用语言学应该从区隔转向更加整体和融合的理念（Schmitt&Rodgers 2020）。我们应该意识到应用语言学的分类只是权宜之计，是人类的认知局限所致，绝非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运作方式。无独有偶，2020年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将“交叉学科”列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这一举措说明当下国家紧缺的高层次人才是能够适应社会格局性、深层次变革的，具有创新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复合型人才。《新编》在编排体系和具体内容上承继了一般理论（如定义、研究方法和学科概念等）和传统主题（如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划），同时也在继承中开辟了新交叉的路径，更新了中国应用语言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语言生活、语言保护和语言传承等。而语言经济、语言服务和语言产业等研究的兴起则更体现了中国应用语言学兼收并蓄的学术胸襟。

再次，革新应用研究范式，助力新基建实践。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强调：“纯粹科学和应用语言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在人口迁移频繁和社区多语状况复杂、现实与虚拟语言生活交错以及大数据时代语言市场前景广阔的现实中，学术研究仅立足于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是不够的，语言研究还应当引入批判主义的研究范式。戴维斯倡导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并预测世界语言生活，实现以语言为核心对真实的世界问题展开思辨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avies 2007）。《新编》立足中国应用语言学的教育现实，引发了读者对当代中国语言科技、语言产业以及语言教育的新思考，也为信息科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领域提出了新的现实问题和观察视角。

当然，新时期教材的编写应该反映国家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方向，而且学科越成熟，教材就应该越完善。但是《新编》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不足：第一，创新性理论强调得不够充分。语言经济、语言资源保护和语言传承等概念都是国内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这些理论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应用语言学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郭熙2017;李宇明2019;徐大明2010）。如若编者能对此处更加强调，则更有利于国内学生和研究者树立学术自信并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和责任担当。第二，理论性与实践性品格特征还应该更突出。因为《新编》是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教材，所以很多理论问题只是提纲挈领地加以介绍，而没有更全面深入地探讨。教材使用者应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改。第三，章节设置还应更全面。从教材的编排理念来看，专题性内容不囿于基础的知识介绍。那么该教材还应加入一些扩展阅读的文献目录，以便服务更多的研究者。且教材在内容上也可以更加完整。例如教材只介绍了语言教育的类型和语言学习者的策略，却没有涉及另外一个影响语言教育的重要因素——语言教育者的自我发展。第四，语言表述还应更具精准性和逻辑性。例如，在第1章第4节编者将语言教育学列为应用语言学的相关学科，但在行文中却出现“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语言教育学都未走出应用语言学关于语言和语言教学的研究范畴”“中国教育语言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语言教育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道路”等前后矛盾和术语不统一的表述。

总之，《新编应用语言学》的出版之时正值国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教材的理念呼应并践行了国家教育改革的要求。教材倡导以“交叉学科”的理念重新看待应用语言学，注重建构融会贯通的应用知识体系，培养具有问题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新型应用语言学人才。希望更多应用语言学的学生和研究者能够汲取该教材的营养，并在实践中持续成长、终身发展。

责任编辑：韩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