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不忍池

黑孩

1

从纲岛乘东横线，不用换车，五十分钟就到了东京的池袋。跟连金约见面的时候，他一再地嘱咐我说：“你第一次到东京，千万不要出站台。下了车，在月台上等我们就行了。不见不散。”

是房东胜见美子帮我查的路线，她也嘱咐我说：“如果听不懂日语，你就看汉字。看不到汉字就数数。一共有十站，电车停第十次的时候你就下车。”

跟连金相识，纯粹是偶然。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不去学校的日子，我会到外边瞎转悠。那天我去镰仓，一下车就看见了那家画廊。说真的，我不懂画，进画廊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也因为海报上介绍的画家是中国人，还是位女性。我现在想不起女画家的姓，只记得最后边的字是“华”。画廊里灯光温柔，三四个人在看画，窗前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我看了几分钟画，想走的时候，女画家让我坐下来喝一杯茶。我坐到男人的对面。其实，看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到他跟我一样是中国人。女画家问我喝热茶还是喝冷茶。我说喝热茶。她去冲茶的时候，男人问我：“你也是中国人吗？”

我说是。他看起来很高兴，说女画家的丈夫是他的好朋友，还说女画家有才气，他很喜欢她的画。我想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他才会自来熟，跟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女画家端茶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了自我介绍。他姓赖，叫连金，从中国台北来的日本，现在在一家华文报社当记者。然后他问我来日本有多久了，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我说我是留学生，从北京来日本的，来了还不到一个月，正在找工作。开始，他好像不明白，我就解释说我需要交学费，得半工半读。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干脆把跑了一百多家都没找到工作的经历也说了一遍，只是描述得有点儿像闯江湖。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日本好多中国饭店，找个端盘子的工作应该不太难。”我说我在日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不知道端盘子的工作应该怎么找。他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也许以后能够帮我的忙。我还没有买手机，就给了他房东家的电话号码。我非常高兴，觉得认识他可能是我的幸运。

从画廊里出来，我去看了镰仓大佛。不过我没想到佛像会那么大，昂了半天的脑袋，脖子都累酸了。

说到运气，我自觉还算不错。乘上飞往日本的飞机，我觉得曾经拥有过的世界，在起飞的刹那间就荡然无存了。在日本的日子，也许只能靠我的运气了。我一直喜欢坐在飞机里看到的天空景色：蓝的天，白云轻飘飘的，像浮游的棉花，也像棉花糖。时间在飞逝，而我当时的心情却是希望飞机能够一直地飞下去不停歇，不要抵达日本。后来我跟很多人说起这一刻的心境，原因是我不知道下了飞机以后，有没有人来机场接我，大学会不会给我安排宿舍，工作能不能尽快找到。我非常非常害怕。每次我说到这里，听的人都会感叹说：“你真有勇气。”或者说：“你胆子真大。”

但天无绝人之路。大学教授还是安排了一位叫雅子的学生到机场接我了。雅子其实是中国人，因为跟日本人结婚，入籍日本，所以有了一个听起来像日本人的名字。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直接把我带到了横滨国际酒店。一进酒店的大门，我就问她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她朝我笑笑说：“一万八千日元。”我吓了一跳，问她要在酒店住几天，她淡淡地说：“住到你租到房子为止，至少也要一个月吧。”

我的嗓子立刻就哑了。

来日本前，我一共准备了一万美金，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一百万日元。那么，用一百万除于一万八，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二十天左右。雅子在柜台跟服务员说话，但是我听不懂。不久，她带着我跟在服务员的后边去房间。在电梯里，我问她学校给不给我介绍工作。她说工作要自己找，但不太容易找到。我“嗯”了一声。她接着说：“即使你有好运，大概也要等几个月的。”我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她反问我：“你会说日语吗？”我说我自学过日语，会读会写，但是不会说。她问为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教我的是书本，书本是哑巴老师。”她笑了，然后让我先学着说几句日语再去找工作。

在日本的第一夜根本睡不着。不安和紧张，以及疲劳充满了我的身体和大脑。听起来横滨国际酒店是一个很气派的名字，但实际上房间小得只有六个榻榻米那么大。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有电视机和电话。我的情绪乱糟糟的，决定到酒店的外面走一走，同时又觉得害怕，但是越害怕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横滨这个刚刚光临的城市里，有太多令我纷乱的想象。

唯一能够打发时间的只有写字台上的那台电视机。我打开电视，电视里放映的是什么节目，因为无心记，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遥控器上有“有料”两个字。因为是红色的，看起来特别显眼。我一直握着遥控器，几次想按那两个字，但又犹豫着放弃了。我想我是个女生，结账的时候万一……一想到万一我就泄气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睡不着，听不懂什么意思的电视节目使我觉得无聊。床头有一个很小的冰柜，打开发现里面有啤酒。我喝了一罐啤酒，是一口气喝下去的。于是血液开始往脑子里冲。这时候我对自己说，要么就看，要么就不看。最终我抓起了遥控器，快速地用手指按下“有料”两个字，屏幕上立刻换成了男女二人在床上的戏。

虽然我曾经看过很多毛片，但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日本版本，还是以新鲜吸引了我。里面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高中女生，十几岁的样子，身体很美，那种青春的美。只是还不懂得做爱，不懂得放荡。或许这些女中学生们的脑子里正想着钱，她们看上去毫无感觉，木偶娃娃般将她们与生俱来的青春和美在被玩弄的过程中展現出来。我有些迷惑，日本怎么允许未成年的少女拍这种三级片呢？

尽管我有一点点儿心痛，但是残缺甚至是变态的性的覆盖还是安慰了我。城市在雨的湿润中，我在热水般的湿润中。无论日后我在日本的运气如何，日本的初夜是娱乐的，新鲜的。此时此刻的我是兴奋的。我忽然觉得自飞机起飞时便困扰着我的不安、孤独以及悲伤，都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夸张。通向新的人生的路刚刚在我的脚下展开。我二十多岁，风华正茂。

雅子真是个好人，她只让我在旅馆住了一个晚上，就把我带到她自己的家里住了。过了一个星期，一位叫李日升的中国留学生，说他认识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的会长，而这位叫胜见美子的会长，听说我没有地方住，愿意我暂时住到她家里去。李日升说：“你也不能白住。象征性地给几个房费吧。”他带我去了胜见美子的家。一开始，胜见美子说不要我的房租，但是我不肯，有时候欠人家的情比欠人家的钱更令我觉得不舒服。说什么我都坚持每月交三万日元的房费，胜见美子就答应了。用一百除三，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一年了。

李日升带我离开雅子家去胜见美子家时，雅子跟我解释，说安排我住横滨国际酒店并不是她的错。她说是教授让她安排的。教授还告诉她，我在国内是作家，赚了很多稿费，不在乎酒店那几个钱。我说国内几本书的稿费，拿到日本花的话，根本不成比例。她说她当然知道，其实她曾经想过要给我安排一家便宜点儿的地方，但她以为是我自己跟教授吹牛，所以故意“教训”了我。最后，她突然对我说：“有一点我没有想到，你一个女孩子，竟然会花钱看毛片。说真的，我帮你结账的时候都觉得丢人。”

雅子之后是李日升和胜见美子。之后是连金，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连金真的打电话到胜见美子家找我，说他在横滨有一位朋友，也是中国人，叫维翔，能帮我介绍一份工作。他约我两天后的下午五点在JR线池袋站的月台上见面。

2

就像是要我牢牢记住维翔似的，没想到见他的第一面，竟让我在月台上等了一个多小时。更没有想到的是，连金将我亲手交给了维翔以后，人间蒸发般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掉，永无再见。

约好了五点见面，已经快六点了，连金和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出现。我也不能擅自離开，因为跟连金说好了“不见不散”。山手线的电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停在面前，车车不空的人流涌下来挤进去，就是没有连金的身影。不久，天开始暗下来，还下起了小雨。我穿了一件紫色的风衣，风衣下只有一件毛衣，觉得非常冷。有几次我想走了算了，但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能为我介绍工作的人，就当是好事多磨吧。

连金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正好到了崩溃的边缘，差一点儿就要哭出来了。连金也穿了一件风衣，是米黄色的。“原来你真的等在月台上啊。”连金一边说，一边扯着我的胳膊向出口走。不等我作解释，他接着说：“多亏了维翔，是他想到你有可能在月台上等我们，让我来月台上找你的。你知道吗？我们在检票口那里等了你一个小时。”我说我在月台上也等了一个小时。连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跑两步吧。”他开始跑起来，我跟着他跑，从这个时候起，身边的一切我都感觉不到了，我跟着他迷迷糊糊地出了检票口。

连金指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对我说∶“他就是我朋友维翔。”

我的心里滑过了一丝亮光，觉得喜欢他。我一向喜欢高个子、目光冷漠、神情自若的男人，喜欢屁股性感的男人，喜欢牙齿雪白而整齐的男人。正如妈妈对我的评价：“你这个人比较好色。”我的疲劳一扫而光。然后连金指着我对维翔说：“这就是我说的秋。”维翔朝我点了一下头，说要请我和连金去一家四川餐厅吃饭。我肚子早就饿了，马上就同意了。

维翔走在连金的身边，我走在他身边。天更加黑了。本来我是觉得冷的，但这时却脱下了风衣搭在手臂上。我听见连金跟维翔说了句什么话，但是没有听清。这时候，维翔放慢了脚步，侧过头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对我来说，池袋是新鲜的，维翔是新鲜的，要去的餐厅也是新鲜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去海外的中国餐厅吃饭。不过，池袋的夜晚跟横滨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饭店，灯火辉煌。高楼墙壁上的大电视里正在播放手表的广告，流出来的音乐好像在空气里颤抖。有一刻，维翔走到比我跟连金前一点的地方。他的一头卷发不知是不是烫的。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我忽然有点儿亢奋，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一上一下地跳。

维翔说他姓李，老家是山东。我叫了他一声“李先生”，然后说我的老家也是山东。他说他并没有去过山东，他爸爸在山东出生，在天津长大，而他自己在中国台北出生。我说虽然我去过山东的几个城市，但只待了几天。他说我们可以算是半个老乡了，不如不要称他“李先生”，就叫“翔哥”好了。我就笑着叫了他一声“翔哥”。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想看看菜单。他把菜单递给我说：“想吃什么就叫什么，不用客气啊。”我让连金点菜，但连金只点了两个炒菜，我就点了鱼和火锅。翔哥问我喝不喝酒。我当然会喝酒，但今天似乎不是喝酒的气氛，就说想喝茶。他叫了一壶龙井，闻起来很香。我喝了一口，似乎喝到了所有的山清水秀，身体一下子舒服起来。

我们边吃边聊，在店里待了很久。说到帮我找工作的事，翔哥说他从连金那里知道我在国内是搞文字工作的，不知道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他大概是在试探我，我有点儿不自在。

连金对我说：“维翔在横滨认识很多朋友，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说好了。”

我的脸有点儿热，看着翔哥说：“我有自知之明。我刚来日本，不会说日语，所以不是由我来挑工作，而是有没有工作可以让我做。”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刚刚又交了一大笔学费，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有得做就行。我需要赚钱。”

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这么说，立刻回答道：“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工作的事谈妥了以后，连金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说我也该回横滨了。连金说他住在东京，但是翔哥住在横滨，跟我是同路。他想起什么似的，建议翔哥“送送我”。翔哥看我。我装出只是问问的样子，有点儿结巴地问他方便吗？他回答说方便。连金说：“那我们走吧。”我本来就感谢连金的，现在更加感谢他了。

出了饭店以后，连金对我跟翔哥说：“你们走吧。”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后来我没有再注意他，所以不知道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后来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连金是为了把我交给翔哥才出现的。

3

电车带着我远离了池袋的嘈杂。车厢里一共有十几个人，但是都静悄悄的，要么是闭着眼睛睡觉，要么是捧着本书阅读。翔哥坐在我身边，大腿紧贴着我。两个人无声的沉默令我觉得难受。看窗外，是黑乎乎的一片。我希望他跟我说点儿什么，但他一直沉默不语。想想在四川餐厅吃饭的时候，说话的基本上也都是连金，也许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我，于是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一下。他小声对我说：“下一站我就要下车了，但是如果你希望我陪你到你下车的地方，也可以。”

我打断了他的话：“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不用麻烦你了，今天已经花费了你不少的时间。”

他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后问我：“真的不用送你到家吗？”

我说：“真的不用。”

我再一次谢了他。快下车的时候，他又小声对我说：“人生地不熟的，你回去的時候千万要小心。至于工作的事，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他下了车，车门关上了。然后电车跑了起来，我追着他的身影看。看不见他之后，我换了个座位，坐到了刚才他坐过的地方。我使劲儿吸了吸鼻子，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之后我一站一站地确认着月台上站牌的名字，终于到了纲岛。下了车，出了检票口，发现雨已经停了。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只有路灯将路面照得发亮。我在路灯下待了一会儿。

之后的一个星期，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偶尔想起在四川餐厅的对话，好像一场梦。我想，也许是他不喜欢我这个人，所以不想帮我的忙了吧。

几乎在我对找工作的事感到绝望的时候，胜见美子让我陪她一起去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超市。她说反正我在家待得百无聊赖的，不如出去走一走，顺便也可以找找工作。她说车站附近有很多面包店和饭店，如果由她这个日本人帮我一起找的话，也许能找得到。我想她说得对，就坐上了她的车。

她买了好多肉和菜。车站离超市不远，五分钟就到了。她把车停在停车场，带着我，疾风闪电般地询问了几十家饭店和面包店。听说我是外国人，不会说日语，所有的店都拒绝了我。我很难过，让她带我回家。去停车场的路上，我对她说：“我就知道没有地方要我的。”她不吭声。上了车以后，她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我有点儿受不了。她说横滨这么大，又不止纲岛这一个地方有店，可以到其他地方试试。我想她不理解我。说真的，受不了的是我的自尊心。虽然雅子早就告诉我工作不好找，但我也没想到没有一家店要我。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许我只能跟以往一样，不去学校的日子，就坐在胜见美子家的窗玻璃前看外边的树和街道，看一个个陌生的人走过。赶上流浪猫走过窗前，我就会兴奋地敲一下窗玻璃。

再往后呢，我想大不了花光了全部的存款回国罢了。

回胜见美子家的时候，路过一条小街，远远地，我看到街的尽头有一个斜坡，斜坡上有一家加油站。她把车停在加油站，我以为她要加油，但是她问我对加油站的工作感不感兴趣。我说算了吧。她让我看道口的一个招牌，说加油站正在招人。看到我犹豫的样子，她鼓励我说：“已经来了，最后试一下。反正被那么多家拒绝了，也不怕再被拒绝一次。”我想了想，回答说：“好吧。就试最后一次吧。”但是我让她先去问问要不要外国人。她去了，很快返回来，说店长让我去面接，我赶紧下车去店长那里。店长问了几个问题，我都回答是。最后，他让我明天就来上班。我以为听错了，问胜见美子：“是叫我明天来上班吗？”

胜见美子说：“是啊。让你明天就来上班，一小时九百日元。”

回到车上，我只想听一听胜见美子对我被聘用上了的这件事的看法。她说赶上加油站缺人，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语言。其实刚才我也观察过了，车来加油的时候，工人先是说“欢迎”，然后拿块抹布擦擦车窗，然后车离开的时候说一声“谢谢”。她对我说：“幸亏我坚持试试。”我说是。

翔哥突然来电话了，问我现在的情形如何，有没有找到工作。我努力让自己在电话里不哭，但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抽抽搭搭的。谁叫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对他就有了一种爱恋的感觉呢。我详尽地述说了我在加油站上班的情形。面接的那天给我的印象是，加油站的工作不过是用抹布擦擦窗玻璃，鞠着躬说声谢谢而已。但实际上，即使没有车来加油，工人们也得一直站在露天里。最使我痛苦的是，有几个客人要洗车，而我打工的店比较小，根本没有洗车机器，只能人工洗，一洗就是一两个小时。

话说我上班的那天，不巧赶上了坏天气，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中午天开始变黑，跟着就下起了雨。更甚的是，雨下了没多久就转雪了，接着是雪转冰雹。风一直不停地刮。我想老天跟我开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玩笑。我曾经十分喜欢西部的民谣信天游，惨厉的歌声交织着劈裂的唢呐声，令我每一次听到都会心抖抖地逼出泪水。但是用自己的肌肤感触到信天游，这应该是第一次。我连站带跑地干了八个小时，回家后觉得腰痛腿痛。最主要我对用来洗车的药水过敏，脸上的皮肤肿起来，又红又痛又痒。我愤愤地对翔哥说∶“我真的搞不懂日本人，简直是傻，没有车来的时候坐着休息多好啊，非得一直站着。我真的干不下去了。”他一声不响地听我把话说完，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只在加油站干了一天，第二天就辞了。他说辞了好，因为刚好为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说新工作不错，但是也要面接。他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对我说：“如果你临时有急事不能去面接，请一定打电话通知我。”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高兴得一直想笑。

4

翔哥已经站在樱木町车站的检票口等我了。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上衣，黑色的水洗布裤。我问他是否已经等了很久，他说他也刚到没有多久。然后，他看了看我的脸，对我皮肤过敏的事表示难过。他问我脸还痛不痛。我说有点儿痒痒。于是他带我去药店，买了一管消炎药膏。他当场打开药膏帮我涂药。他的手触碰到我的面颊时，我的心也痒痒的了。然后他说这份工作实际上是他爸爸介绍的，所以要我去见见他爸爸。

我跟他坐电车去了石川町，因为他爸爸在中华街的一家咖啡厅等我们。

咖啡厅很大，客人很多，但客人中的一大半都是中国人。他爸爸选择的座位不太好，就在咖啡厅的中心，进进出出的人都会经过我们身边，令我觉得闹心。他对他爸爸说：“你这么早就来了啊。”然后又把我给他爸爸介绍了一下。我赶紧跟他爸爸打招呼：“您好。”他爸爸回了我一句你好。没想到他爸爸看起来很年轻，说是他哥哥都不过分。虽然他爸爸坐在椅子上，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个子很高。现在我只记得他爸爸也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至于是什么样的衬衫和领带，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本来是有一点儿紧张的，但是他爸爸在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东张西望的，根本不看我的脸。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找什么人，几分钟后，我判断出东张西望是他的一种习惯。

翔哥坐在他爸爸的对面，我坐在他的身边。说话的时候，我常常会转过身或者歪着头看他。我还保留着他在四川餐厅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太喜欢说话，沉默寡言。另一方面，他爸爸跟他正好相反，非常善谈。说真的，翔哥从容安静的样子，日后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特别是我们熟悉了以后，当我们成为一对相爱的男女，一对情侣，我总是被他的安静深深地吸引。对我来说，男人的最终意义，是一种神秘的感染性和多余的复杂性，是为了解释一个存在的梦幻。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花了很多年的工夫去追求，代价大得要我押上了肉体的全部和全部的信心。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过错和悔恨，反正，人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不同的追求。

不久，他爸爸說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他解释说，这次给我介绍的工作，是在制果工厂做糕点，但是他本人不认识工厂的负责人，他的朋友会带我去工厂面接。我看了看翔哥，翔哥要我跟着他爸爸走。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说晚上会给我打电话。

翔哥的爸爸带我走进了一间屋子，我想这是一间办公室。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看见我跟翔哥的爸爸，他立刻站起来，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说我不会说，但是能看能读，多少也能听懂一点儿。他问为什么。我把对雅子说过的话跟他也重复了一遍。他笑着重复了一句“哑巴老师”，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头盔递给我说：“你坐过摩托车吧。”我说没有。他露出吃惊的样子对我说：“那么就体验一次吧。”他让我跟他走。我小跑着跟着他出了办公室，忽然想起来忘了跟翔哥的爸爸说再见。

按照男人的吩咐，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座上。男人坐稳了以后对我说：“搂紧我的腰。”因为是第一次乘摩托车，我很兴奋。天气真好，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紧紧地抱住男人的腰。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起来。

还没觉得过瘾就到了制果工厂。男人先下车，我跟着下了车。朝制果工厂大门走去的时候，我感到心脏在上上下下地振动。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中国社会讲究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华街，如果有熟人介绍，如果对方答应面接了，那么面接就不过是走过场。其实，我去面接的那一天，正好是制果工厂开张的日子，事前虽然内定了三个工人，但是人手根本不够。厂长姓陈，来自中国台北，后来我们都叫他陈师傅。他告诉我，工厂里的活基本上使用机器，人能干的活很少，也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学习。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漫长而又痛苦的找工作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厂长给了我一套白色的制服，要我换了去干活。我吓了一跳，问他：“现在就开始上班吗？”他说是，还带我去打卡机那里教我怎么打卡。开摩托车带我来的男人看起来很高兴，让我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加工资。我谢了他，他谢了厂长，然后就离开了。

位于横滨中华街一角的这家工厂，很像袖珍版的中国。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机，里面流出来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围在工作台做月饼的人都说中文。墙壁的四围是一面面的铁架子，上面摆满了馒头和肉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工厂的这种气氛，我觉得这像一种生活，热热闹闹，充满油盐酱醋的气味。有一点厂长说得对，就是工厂里的活不需要动脑子，既轻松又单纯。

我跟那几个工人很快就混熟了。令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工厂一天管工人两顿饭：午饭和晚饭。陈师傅让我们自己做饭：“你们想吃什么，就挑个人去买好了。买回来以后呢，会做菜的人负责做菜好了。”广州出身的卫东一直笑嘻嘻的，大家都推荐他去买菜。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大捆空心菜。大家又让他炒空心菜。他说不好吃也不准埋怨啊，便将空心菜放在油锅里炒了一下端到饭桌上。日本的大米好看又好吃，亮晶晶得像透明的珍珠，吃起来香喷喷的。绿茶热乎乎的。也许是因为人多热闹，虽然空心菜只用大蒜和盐炝了一下，我们还是把盘子吃了个底朝天。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听音乐，会引起胃痛，还会伤感流泪。今天我一边听邓丽君的歌声一边吃饭，胃竟然没痛。

下午的活还是做月饼。我的工作是，将按照分量称出来的豆沙捏成圆圆的球状，将豆沙球用面皮包起来。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其他的几位同事吧。除了我和卫东，大刘是北京出身，而小林则来自福清。有一次，陈师傅问我们知不知道邓丽君，我们都说知道。

说到邓丽君，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红的。我第一次从她那凄婉、哀怨的歌声中感知了内心的悲伤。然后是张行的《迟到》，张蔷的《东京之夜》。这些有颜色有味道的声音，精灵般在城市以及城市的空气里散发着女人、疾病乃至花草的气息。打一些比喻来说的话，我的心病了，城市病了，海突然静了，海水突然凉了，神经支离破碎。现在想一想，喜欢上文学，也许跟邓丽君有一点儿关系，通过文字来表达心声。

快下班的时候，工厂里的电话机响起来，陈师傅说是找我的电话。为了不弄错，我问是什么人找我。陈师傅说是个男的。我以为是翔哥的父亲，没想到却是翔哥。翔哥会打电话到工厂，我真的是又高兴又兴奋。

翔哥说∶“是我。”

我说：“啊，谢谢你，没想到面接完就开始工作了。”

“下班后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事。”

“想不想一起吃个饭？”

我点着头说：“好啊。”

“那么，我六点在纲岛车站的检票口等你。不见不散。”

我说：“好，不见不散。”

我是一鼓作气赶到纲岛车站的。看到我，翔哥一脸平静地举了一下手。正是下班时间，车站的里里外外都是人。车站的附近就是商业街，咖啡店、面包店、饭店、居酒屋，甚至菜店，可以说应有尽有。有些店的商品就陈列在店口，比如花店，连柜台都搬到了露天里，有客人买花，店员就在台子上包装鲜花并收钱。

翔哥有一个习惯是我后来悟到的。后来我无数次搬家，我们吃饭的地方换了又换，但每次约会，他都是比我先到。他会带着我径直去某一家居酒屋或者饭店。我觉得他是在见到我之前，就已经将周围的情况了解好了。

法国小说家勃勒东说过一句话：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的居酒屋，一点儿都不过分。我特别喜欢日本的居酒屋，谁都不看谁，自己喝自己的，非常自在。翔哥带我去的居酒屋，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荀菜樱坂”。进去后，他问我喜欢坐在椅子上，还是喜欢坐在榻榻米上。我觉得榻榻米新鲜，就选择了榻榻米。他告诉我用不着“跪坐”，会导致腿脚麻木，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于是我伸着腿坐在榻榻米上，果然很舒服。斜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一边用牙签剔牙齿，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脚指头。我最讨厌有人当着我的面摸脚，觉得有点儿恶心。不过我很快就把他忽略了。

翔哥问我工作是不是很累。我说站了大半天，当然会累，但干活的时候很开心，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累。他问我喝什么，我要了扎啤。一位年轻的女孩为我们上啤酒，她半跪在饭桌旁边，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请慢慢享用”。我跟翔哥说女孩让我想起了一首诗。他问是什么诗。我背给他听。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接着是翔哥说我们干杯吧。我举起杯，跟他举到眼前的杯碰了一下，然后一口气喝掉了一半。因为在工厂里吃过晚饭，我肚子不饿，不怎么想吃菜，光喝酒了。之后我差不多一直点温烧酒，而他就一直为我斟酒。酒盅里升腾出的热气在我和他的中间缭绕，很像两个人的呼吸。说真的，他说的普通话很糟糕，但嗲嗲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会痒痒的。

话题聊到我的过去，他想知道我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宁肯在工厂里打工也不回国。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解释。他怎么可能理解呢？

来日本真正的原因，是我刚刚跟零儿离了婚，离了婚还不得不住在从零儿单位分配的公寓里。零儿搬走了，每天进进出出家门的时候，总是要跟零儿的同事见面，见了面又不得不打声招呼。人生的痛苦可以由我跟零儿分着扛，这种别扭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分着扛了。好像中了邪似的，我越是想尽快地忘掉零儿，零儿的同事们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零儿提示于我。我想逃也逃不掉。这些事我也不想对他说，说了他也同样理解不了。

来日本的机缘是一件紫色风衣。或者说是和风衣有关的一张照片，和照片有关的一本书。这样说，听起来似乎是在绕圈子，但这是事实。两年前，我在北京饭店的购物处买下了一件风衣。我穿着它走在北京的街头时，曾有迎面走过来的男孩子，冲着我竖大拇指。我知道竖大拇指的意思就是“酷”。这样的一件风衣，换在今天的话，一定是非常一般，但在那时，可就是非常时髦的了。整整一个秋天，我天天穿着这件风衣。风衣长过小腿，小腿处黑色的长裙罩着高筒靴。

我有一个朋友叫大头，是挺有名的画家兼摄影家。他说我穿这件风衣的时候，给他的感觉好像紫丁香在微语。他要为我拍一个紫风衣的特辑，主题叫跳动的忧伤。他折腾了半天，从拍的几十张照片中拿起一张说：“结果还是抢拍的这一张最好。”照片中的我，深锁着眉头，两只手插在紫色风衣的口袋里。“你看。”他對我说，“你皱着的眉头，你的眼神，还有你的眼睛里，好像挂着湿漉漉的泪。”他把照片拿到照相馆放大，用木框镶起来，然后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把照片挂在睡房的墙壁上。

这张照片，后来被我用在一本书的封面上。书出版后，他比我还兴奋。他把书高高地举在手里说：“真棒，简直就是明星照。”是的，他总是令我的情绪高高飞扬。

再后来，我把那本书寄给了一位日本大学的教授。我是通过出版他书的中译本认识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在收到了书后，决心把封面上的漂亮女孩，变成自己的女弟子。于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到他所在的大学留学。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很多事都有它的机缘。好比那时候我正好跟零儿离婚，正想从那座公寓里逃出去。人一生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遇。

听我说了这么多，翔哥只回答了一句话：“事到如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了一句：“其实呢，赚钱也是一件很现实的事。”

5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恋爱者。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聊天胜于上床。我之所以喜欢大头，就是因为他能够承受我交给他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情感，但绝对不会勉强我跟他上床。

翔哥看了一眼手表，我猜他是想回家了。我也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八点。可能是酒喝得多了一点儿，出了居酒屋，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的两条腿不断地发软。他对我说：“我们找一个地方打kiss好不好。”

我不知道kiss是什么意思，但既然是“打”，应该就是一种游戏吧。再说了，几天下来，我似乎习惯了他来为我安排一切。我回答说好。

从车站向右拐，是一条又细又长的小街。我跟着翔哥走进小街。小街黑幽幽的，十分寂静。小街的尽头是几间典型的和式木屋。我跟着翔哥走进了木屋的大门。大门口挂了两盏橘黄色的灯，灯光幽静，照着门前一排茂密的矮树丛。虽然只隔着一条街，但车站的嘈杂声却是非常遥远的了。

从木屋里走出一个穿和服的女人，翔哥跟她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女人接过钞票后，翔哥朝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让我跟他走。他在一间房前站住，打开门让我进去。原来是间很普通的住房，但因为窗口摆满了鲜花，空气中弥漫着迷人的芳香。这里一共有两个房间，外边的一间只在中央放了一张矮桌，桌子上放了一套茶具和烟缸。里边的一间有一套双人被褥，整整齐齐地铺在榻榻米上。

翔哥带我来的地方是情人旅馆，我突然明白了他想跟我干什么。我站在窗前不动，他先在矮桌前坐下，然后招呼我也坐下来。我一直不吭声。他开始冲茶，接着端起茶杯喝起来。我也喝了一口，但一直将茶含在嘴里。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谁先去洗澡，我没搭腔。他又问我：“不然我们一起洗澡好吗？”

我咽下茶，喘了一口气说：“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我苦笑着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你会带我来这种地方。对不起。”

他突然站起来，一边解裤子的拉链一边说：“我们还是开始吧。”

我摇着头说：“不行。我没有思想准备，请你还是坐下来喝茶吧。”

他站在原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真的不行吗？”

我说：“真的不行。对不起，也许让你白花钱了。”

他重新拉好裤子的拉链坐下来。从这个时候起，我们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这里是按小时收钱的吗？”

“你不用担心钱。如果你决定了不跟我做的话，我们就离开这里。”

我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们走吧。”我站起来，不断地对他说：“对不起。”

走到小街上，翔哥突然在一棵树下站住，问我：“你是故意的吗？”

我抬起一只手，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再说下去。我对他说：“也许你不相信，我不懂kiss的意思。因为你说打，所以我以为你要带我去打什么游戏。”我的脸开始发烧。

他变了脸，对我说：“你闭嘴吧。你说你大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可能连kiss的意思都不懂吧。”

我结结巴巴地跟他解释：“我没有学过英语。我真的不懂kiss是什么意思。”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你不说‘打，说‘做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误会了。”我十分尴尬，觉得无法再解释下去。

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没想到你会这么土。”我不吭声。他接着说：“就算你不懂kiss的意思，但你已经跟我进了情人旅馆，做一次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我突然生气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对他说：“我就是土啊。土又怎么了，不像你那么拽。不就是接个吻吗？打什么打啊。你知道语法里打字的意思吗？打游戏机，打出租车，打人。吻是要说接的啊。”我还是不解气，一口气地说下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说中国话就行了。你可以说接吻，也可以说亲嘴儿。说什么打kiss，半中半洋的，你才是真土。算你运气不好，今天的钱，绝对是白花了。”

他輕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小声地说：“不要这么大声地吵。”我看了看四周，立刻安静了。他接着对我说：“不过，你也用不着跟我装模作样的。说实话，出来打工的女孩，有几个是没有跟男人上过床的？我遇到的太多了，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一万日元玩一次，但你是大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你三万日元呢。”

晚冬的风吹过，我的肌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有一只苍狼从心中掠过，寂寞袭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我的酒意差不多完全解了。

我不知道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示，丢下翔哥，独自朝车站的方向走。他从后边追上来，但我不搭理他，一点儿也不放慢脚步。我想我的脸色是阴沉的。他走在我的身边，有点儿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也许我不应该说你土，但实际上我就是觉得你土。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土。”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土”。

我说：“你说得对，我很土。所以请你离开我，以后也不要再见我。”

他说：“一码归一码。我想说另外的那个问题，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这样严重。也就是说，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地伤害你。”

我说：“你都把我当妓女了。”

突然，他用双手搂住了我的肩膀说：“我没有把你当妓女，我只是打一个比喻而已。但是我承认我打的比喻不恰当，失礼了。”

有一辆小轿车开过我们的身边，我停下脚步。我们两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实际上，这时候，我正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情绪，要自己不流泪。趁着还来得及，起码我可以选择尊严的败退。

使我烦恼的是，其实我在心里还非常地“留恋”他。我对他说：“我刚刚来日本，什么都不适应。也许你真的没有想到会伤害我，但是你让我感到很意外，让我吃了一惊。”

他回答说：“是啊。是我太急躁了，是我过于随便了，好在你现在理解了我没有恶意。我呢，也就放心了，你就忘记今天的事吧。”

我说：“好吧。时候真的不早了，你还是回家吧。我觉得很累，也想早点儿回去休息。”

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仅累，还觉得困。也许我的样子看起来比较消极，他对我说：“来日方长，相信日后你会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打起精神啊。”

我说：“好。”

这时候，他突然递过来几张钞票给我说：“这钱，你拿着吧。”

我一边推开钱，一边急步地走。我对他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于夸张了。我如果为了钱，刚才就跟你做了。”

他说：“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给你钱，并没有特殊的意思，不过想你用这点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他把钱塞到我的口袋里，接着说：“我们是老乡，就当是老乡之间的一点儿照应吧。”

他急急地走了。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夜色更加浓重了，事情的结局也许并不是特别的糟糕。有一刻，我甚至听见了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我绝望地发现，此时此刻，我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爱上他。

纲岛，这是一个泛着惆怅的名字。

6

这几天，我工作得很开心。午休是一个小时，但基本上二十分钟就可以吃完饭了。工厂里没有休息室，剩下的四十分钟只好去外边打发。走出工作间，我在连接一楼和二楼的阶梯上坐下来。我闭上眼睛，本来是想养养神，但满脑子里都映着那天在情人旅馆里的情形。那个惆怅的夜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了，翔哥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他给我的钱我还没有花，如数放在家里。每次看到那钱，我的心都会痒痒。说真的，对于我来说，他的存在很像扎在手指上的一根芒刺。我觉得痛，仔细寻找刺的时候，却发现刺已经不存在了，残留在记忆中的一点儿痛楚好像安慰。

有一次，我正午休，有人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我以为是想翔哥想得迷糊了，睁开眼睛看见陈师傅正弯着腰站在我面前。他的脸就在离我几厘米远的地方，正冲着我笑。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亲我的额头。他解释说，午休的时间快完了，而我在阶梯上睡觉，看起来睡得特别沉，想叫醒我却又怕会吓到我，所以就轻轻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他用手正了正头上的鸭舌帽问我：“睡得好吗？不觉得冷吗？”

我觉得他是想占我便宜，虽然心里生气，脸上却装出冷漠的样子。我想我不能发火。如果我发火，这份工作有可能就没法干了。我真的不想到处找工作了。话说回来，好在他吻的只是我的额头，如果他吻了我的嘴唇，那么我大概是不会原谅他的。

陈师傅是一个男人，却有一张很白很白的脸。他的白跟一般人的白不一样，也许可以说白得过分，以至于使我觉得恶心。有时候我会想，他的脸，简直就是工厂里刚出锅的发面馒头。

说起大刘，他原名叫刘利。他的身材很瘦，也许用“清癯”形容的话最为恰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了太多书的原因，他戴着一副白边的近视眼镜，镜片很厚。平时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虽然他坐过牢，但是我非常信任他。有一次，他抽搐着脸上的肌肉对我说：“现在的我，认识的就是钱、钱、钱、钱。我在日本受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让我做什么都行。”

关于工厂里的事，也就聊到这个地步了。翔哥让我先忍一忍，什么时候有机会了，再找一份新的工作。我也决定忍，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分手时我谢了他。他让我不要客气。我说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难得他陪我度过了这么愉快的一个晚上。他说什么也要去商店买一份礼物送我，开始我一直拒绝，但后来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

去商业街的时候，翔哥说如果我提前透露一声的话，晚饭就会另作安排了。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什么生日，对他的好意有点儿感动。说真的，我喜欢海鲜，在居酒屋叫了生鱼片，喜欢就是欢喜，跟庆贺没什么两样。我已经很知足了。

翔哥突然牵起了我的手，我的心又痒痒起来了。今天，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黑裤，黑球鞋。商店的二楼有女性专用柜台，他带我去那里，要我挑喜欢的东西。我看了看香水和首饰，最后打算买一套睡衣和一件T恤。漂亮的女服务员把睡衣装到礼袋里，扎上美丽的蝴蝶结。回车站的路上，他问我开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看起来很高兴。

这套淡黄色的睡衣，后来跟了我足足有八年。买它的时候，我以为它会跟我一生一世呢。天空中没有星星，只有澄明的月将眼前的世界照得一片温柔。我又看到了通往富士情人旅馆的那一条小街了，依稀可以看见碧绿的树，树下一条小狗正跟随主人慢慢地散着步。富士情人旅馆已经是我心里的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再与时间地点有关。我感觉呼吸到的晚风在身体里流动，真忧伤。

也许是翔哥心血来潮，突然说要送送我。一直以来，我只跟他说我住在纲岛，没有告诉他到胜见美子家还要乘一段公共汽车。他很惊讶，陪我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在汽车里，我一直跟他讲刘利的一些事，他好像不太感兴趣。可是快下车的时候，却又劝我不要跟刘利走得太近。

下车后，我带他走到一个小丘的脚下，眼前是茂密的树林中铺就的一条小路。他问我：“要走这条小路吗？”我说是。

说是小路，其实是石头台阶，在山下根本看不到台阶的尽头。他跟着我登上了第一个台阶。途中，每隔十几个台阶就会有一个路灯，但灯光昏黄。台阶又窄又陡，登到中间的时候，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因为小路一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台阶，一口气登上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停下来，一边喘息一边四处张望，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问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条小路的四周是坟地。”我说是。

他问我会不会害怕。我说怕。不过，他说他其实害怕的并不是鬼，而是痴汉。他说日本的痴汉特别多，一个女孩子走这样的夜路太危险了。他建议我以后随身带一把雨伞用来防身，因为痴汉也是人，也怕又硬又凶的人。我说每次登上最后的那个台阶时，都会汗流浃背，但那并不是因为累，而是被吓的。他不理解我在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我说不是玩笑。他突然松开攥着我的手，将我一下子挟到他的胳肢窝里。我觉得他拎着我的样子就像拎着一只布袋。剩下的台阶，我是被他拎上去的。

我们真的要分手了。

他对我说：“再见。”

我说：“再见。”

我站在原地不动，想目送他离去。他朝道路走去，说是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他回头，朝我挥手，大声地说：“快回家。”

我朝胜见美子家走去，一步三回头。看见他也一直回头，我们相互摆手。一阵阵风吹过，将墓地湿冷的气息吹到我身上。

晚安，翔哥。

7

我穿着翔哥给买的T恤走进工厂。后来刘利形容说，我走进工厂大门的时候，他觉得是一片云彩飘了进来。说真的，已经好久没有人这么夸我了。陈师傅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阵，说鳄鱼牌的T恤衫非常贵，至少也要八九千日元。他想知道工作了没几天的我，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衣服。我撒谎，说这衣服是我来日本的时候带来的。他“哦”了一声。而我呢，关于“鳄鱼”是名牌的事，其实一无所知。我喜欢买漂亮的衣服，但从来没有关心过品牌。这一点大头早就注意到了，问过我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能记住一个人的脸，但很快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至今为止，我读了很多人的作品，但几乎说不出作者的名字。

午休的时候，我和刘利在二楼的空屋里闲聊，卫东突然走了进来。他问我跟刘利有没有拿到工资单。我们都说拿到了。他想知道我们一共拿了多少钱。正好刘利的工资单揣在口袋里，他看了看，对卫东说：“我拿到了十六万。”卫东让他看一下一个小时是多少钱。刘利说：“面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卫东说：“就是叫你看一下工资有没有提。”

刘利看了一眼就说：“没提。”

卫东说：“我说了你们可别急。”

我说：“不急。”

卫东说：“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件令人气愤的事。”

刘利说：“别废话了，快说什么事吧。”

原来卫东无意间听到陈师傅给老板打电话，说的是小林工资的事。

刘利问：“怎么说？”

卫东说：“小林干活又快又好，工资每小时提一百日元。”然后他看起来有点儿气急败坏地说：“我们同一天就职，工作的内容也一样，都很勤奋，有什么理由小林的工资要比我们高？”

我心里想，如果那时我接受了陈师傅的建议，做他的情妇，那么现在被提工资的应该是我了。不过我没说话，没有什么好说的，陳师傅为自己的情妇争取利益，我想也是人之常情。

刘利也愤愤不平，张口骂了一句：“婊子！婊子养的！”

刘利不愧是开过书店的，用相同的一个词同时骂了两个人。

卫东开始滔滔不绝地感叹起来，说继续在这个工厂里做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没有前途。我说我也想离开工厂，但是没有机会。午休的时间快结束了，卫东先回工厂了。有一段时间，我跟刘利都不想说话，这时候说什么都觉得多余。刘利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说：“他妈的，干脆赶着点回去，一分一秒都不让工厂赚。”

但是我没让刘利抽烟。他在空房里抽烟的事被发现的话，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休息场所了。我把翔哥劝我的话用来劝他，让他忍忍，有机会找份新工作。他说他也想跟我一起离开工厂，但决定不折腾了，因为顶多再待一个月，他就打算回国了。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你不是想赚很多的钱吗？你不是还想重新做一番事业吗？对他打算回国的事我真的很难过。在这个工厂里，唯一与我相依为命的就是他了。我补充说：“大风大浪你都经历了，一百日元这么点小事，不要太在乎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不自然地对我说：“我信任你才会告诉你。我是探亲来的，只有三个月的签证，已经黑在日本快一年了。”

我很惊讶：“没想到你是黑下来的。”

他说他很害怕。我问怕什么。他说怕生病，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又说怕骑自行车。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解释说，日本警察轻易不会查询一个走路的人，但是对骑自行车的人就查得非常严。然后他说了很多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比如他不敢在街上说中文，不敢穿着工厂的制服在外边走，等等。但是据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他的身份。

整个下午，我跟刘利都没有说话。我不说话跟工资没有关系，是刘利说要回国的事令我觉得伤感。卫东的情绪变化很快，已经看不出他生过气了，他取笑我跟刘利愁眉苦脸的。其间陈师傅差遣他去了一趟门口的小卖店，回来后他的心情似乎更好了。陈师傅外出的时候，他笑嘻嘻地凑到我身边说：“我不是说我们有机会就要离开这里吗？”

我问他：“你有进展了吗？”

“刚才我去中华街，看见一家叫富贵阁的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广告。可惜只招女服务员。富贵阁是很大，很漂亮，很有名的饭店，你可以去试试。”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很”，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叫我不要笑，说我是女生才会告诉我这个情报。我谢了他，告诉他我没有信心去试。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信心。我说我在横滨被拒绝了一百多次。他说中华街里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会照顾中国人。他还说再过几天就是五月了，而五月初是日本的黄金周，日本举国上下都休息，中华街会是人潮如海，饭店忙得不得了，需要人手。

果然如卫东所说，富贵阁朱栏玉砌，富贵堂皇。我一眼就看见了贴在门口的招聘广告。白纸红字，上面写着“急募女服务员”，字非常大。

在柜台接客的是一个女人。一条大辫子甩在背后，粉红色的旗袍衬托出炉火纯青的丰乳肥臀。后来我跟着大家叫她“赵小姐”，她也出生在中国台北。她的嘴很大，给我的感觉很性感。不仅是她的嘴，从头到脚，她的全身都散发出一种性的恍惚。说真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我喜欢好看的男人，同时也喜欢与漂亮的女人做朋友。我们成为朋友后她到我家里来过一次，正赶上翔哥在我家里，虽然我故意将翔哥介绍成我哥哥的朋友，她还是发现了什么。她发现了什么是因为她不仅是我的朋友，她同时还是翔哥的太太的朋友。但这是后话。

听说我是来面接的，赵小姐带我乘电梯到四楼。楼层有一个小方桌，桌上只有一台电话机，一个看起来十分慈祥的老头坐在椅子上，老头头顶上的电灯照亮了他坐的那个位置。

“猫宁。”赵小姐突然喊了一声。最初我以为猫宁是老头的名字，听见老头回了一句“你好”，才想起来“猫宁”就是英文“早上好”的意思。赵小姐真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我忽然想笑。

面接的时间非常短。一开始，老头要我拿外国人登录卡给他看，之后问了问我会不会日语，一天能打几个小时的工，身体有没有病。最后，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来上班。

他是富贵阁的部长。我说三天后可以来上班。他让我三天后早上的九点四十五分到饭店，直接到四楼的这个地方来找他。没想到富贵阁的工资比工厂高很多，一小时有一千日元。看到我高兴的样子，他说一千日元是富贵阁的工资底线，如果我干得好的话，还会往上涨。本来我没想到新工作找得这么顺利，到富贵阁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部长有一个儿子，在富贵阁做一楼的支配人，员工们都叫他桥本。听说他已经三十七岁了，一直独身，连恋爱都没有尝试过。不过，仅仅从外表上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单眼皮，细长的眼睛。刚开始，我搞不懂他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后来跟他一起工作，再后来我重新租房子，成了他隔壁的邻居，他让我吃了很多的苦头，我才知道了好多他身上的毛病。连他那乌黑的头发也是假的，没有人看见过他摘下假发后的样子。最可笑的是，有一天部长找我谈话，让我跟桥本结婚。他对我说：“那天你来面接的时候，我之所以聘用你，就是想让你跟我儿子结婚。”这也是后话，也留在以后说。

我本来想明天就到富贵阁上班的，之所以将日子定在三天以后，是想陪陪刘利。我是趁着午休偷偷去面接的，回到工厂的时候，午休的时间还没有结束，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当的时候来跟刘利说这件事。肉包子出炉后，陈师傅让我跟刘利去洗机器，水池子那里只有我跟他两个人。我对他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他说中午不见我去空房就知道我去面接了，然后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说被录用了。有一会儿，他不说话，开口的时候问我“什么时候去那边”。我说三天以后。我们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陈师傅为了调理我才让我洗机器，咱俩关系好，所以你洗机器是受我的连累。我去了富贵阁，剩下你一个人留在工厂，真担心陈师傅变本加厉，把怨恨都撒到你一个人身上。”

他冷冷地，不动声色地说∶“大不了我当柴火劈了他。”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不太清楚，這个时候，除了说“对不起”还有什么能够表达我的心情。说好了相互安慰，而我先逃避了。洗机器的活很累，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洗的时间能够长一点儿。不知道我们洗了多久，机器被灯光照得发亮。

快下班的时候我对刘利说：“我先去富贵阁。我想富贵阁肯定也需要男人在厨房打杂什么的，有了这方面的情报，我马上通知你。”他谢了我。我接着说：“也许你去了富贵阁，就不必急着回国了。”

刘利问我：“面接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拿外国人登录卡。”我怎么忘记了这一点，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不等我回答，他又说：“再说，这个工厂是封闭的，老是这几个人，我用不着害怕。”我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明白了。”忽然，我觉得非常非常沮丧。

干活的时候我老是走神，陈师傅终于忍不住地对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干活不是要两只手干吗？”

我从来不喜欢说脏话，这时候心里却冒出了一个“操”字。但我没有说出口。卫东问我要不要喝杯茶提提神。我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卫东低声地问我：“你跟陈师傅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去过富贵阁了，三天后就过去上班。”

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那你应该高兴啊。”

我说：“还得谢谢你呢，多亏了你向我提供情报。”

“哪里哪里，我只是通风报信，事情的成败还是在你自己的运气。祝你一切顺利。”

我犹豫了很久。晚上，从胜见美子家溜出来，我来到了一座公用电话机前，将几个硬币投进投币口后，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对陈师傅说：“你欺人太甚。”然后一口气地说下去：“你滥用职权。为了报复我不做你的情妇，一直刁难我。不仅刁难我，还刁难别人。”我本来想说刘利的名字，但临时改成了“别人”。明明是电话，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在看着陈师傅说话。我的手紧紧地抓着话筒，手心里出了不少的汗水。陈师傅一直说“喂”，我这才意识到应该也给他说话的机会。他说他很惊讶，想不到我这么没有礼貌修养。这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更加激怒了我，大声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小林搞在一起吗？你让小林加班，其实就是在我们下班后，跟她在工厂里做那种事。”陈师傅那边突然安静下来，但我没有停下来，“你卑鄙无耻下流。你故意跑到老板那里说我跟刘利的坏话，想让老板炒我们的鱿鱼。”这件事是卫东告诉我的。

陈师傅说：“如果我想炒你们的鱿鱼，你们已经离开工厂了，我只是不想给你们涨工资。”

他的回答令我惊讶，还有，他的话里都是洋洋得意。我觉得从来没有如此地厌恶一个人。我对他说：“你炒我们的鱿鱼，大不了我们再找一份工作。本来我们就是临时工，连待在日本都是暂时的。”

他竟然问我：“你们不是来日本挣钱的吗？”

我换了一个姿态说：“你可以炒我们的鱿鱼，但是我可以令你家破业失。我们现在的对话，我可以一字不改地告诉工厂的老板和你太太。我知道你太太在哪家店里卖糕点，我也知道老板每天几点钟在哪里饮茶。最主要的是，你要继续生活在日本。”我知道我这么做既幼稚又疯狂，而且我流泪了，一种污浊的东西一泻千里般地从我的感觉中逝去。我迟疑了一下说：“我想你是个人渣。”不等陈师傅回话，我将电话挂断了。

夜里我无法入眠，我想翔哥如果在这个时候给我来电话就好了，但是翔哥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失眠了，我决定第二天去工厂找陈师傅。

工厂位于石川町车站的北面。由车站到工厂，是一条曲曲弯弯、又细又长的小路。想到要跟这条小路说再见，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惘和忧伤。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唱起俄罗斯的民歌《一条小路》，我想象自己的肩头上有一只鸽子。

小路的中间有一所很大的加油站，加油站的附近，总是集结着脏兮兮的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们总是在角落坐着，屁股下面垫着纸盒。与他们一样目中无人，但又成强烈对照的是那群韩国流浪汉。每天路过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他们总是通宵达旦地喝着酒，阳光照耀着他们，他们的面孔是紫红紫红的，像橄榄。他们的目光总是追随所有过往的行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打着看上去很猥琐的招呼。他们也向我打招呼，但我故意装着不看他们，低着头快速地走过他们的面前。那个瞬间，我会感到心脏上上下下地振动。是的，跟刘利一样，我也有这种感到害怕的时候。

日本社会曾经是富裕的，现在不景气也不至于贫困。过剩的产能中有一部分人不被社会所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活下去的借口。他们大多数人与孤独、寒冷、饥饿和疾病为伴。是的，日本许多繁华的大车站和美丽的大公园里，生存着几十万流浪汉，他们是我对日本社会的新发现。流浪汉像日本社会的一块不体面的招牌。

今天，我第一次对那几个韩国醉鬼们做了一个打招呼的手势，他们“哇哇”地欢笑起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们是快活的。一如我的心情，也是快活的，那种带点儿幸灾乐祸的快活。

不等我推开工厂的大门，陈师傅先从门缝里挤出身来。他小声地对我说：“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需要好好地談一次话。”

他用手指着我曾经用来休息的那个台阶，他曾经在那里吻了我的额头。我随他走过去。他站在台阶上，我站在他的对面。他对我说：“昨天你挂了电话后，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他大概又要恫吓我了，故意将身体挺得笔直。想不到他以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本来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才想给你钱，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多一点。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想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没想到你拒绝了我，而我又小心眼，在一些小事上刁难了你。这是我的错。我错了，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

他等着我的回答。我看了看四周，一切都跟我上一次来工厂的时候一样，这使我冷静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无论如何，通过这件事，即便我离开工厂，相信他也不敢刁难刘利了。我朝他摆了一下手，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看了笑着说：“谢谢你。”

8

翔哥喜欢更换约会的地点。我也无所谓，只要跟他在一起，无论是什么地方，我都会欣然前往。他说今天在新丸子车站的检票口等我。新丸子也在东急东横线上，离纲岛很近。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在检票口旁边那个卖香烟的小柜台前看报纸。

我走到他面前，看见我，他二话不说牵着我的手就走。他走得很快，大约五分钟，在一座咖啡色的公寓前停住。公寓有五层，很新，应该盖了没有多久。我问他：“又是情人旅馆吗？”

他说：“你就会往那方面想。”

他让我跟着他一起进公寓，乘电梯，在四楼下来，向右走了没几步，停在一个房间的大门前。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让我先进去。

脱鞋子的时候，我看见翔哥脚上穿的是灰色的袜子，上面绣着一只可爱的兔子。因为“鳄鱼”牌T恤衫那件事，后来我慢慢学着去了解一些衣物的品牌，所以知道他穿的袜子是“花花公子”。

翔哥示意我看房间，然后问我感觉怎么样。不过呢，这间房跟一般的房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氛围很合我的兴趣，感觉比较舒服。咖啡色的双人床，米色的床单和被褥，米色的双人沙发，米色的地毯，米色的窗帘。有一缕阳光流在窗前幸福树的树叶上。隔壁是厨房，旁边是浴室，翠玉色的浴缸透出温馨。

翔哥对我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房子了，你随时可以搬过来住。”

看见我不理解的样子，他慢慢地跟我解释。原来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刚租下了這个房子，想不到她妈妈来电话让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帮忙打理酒吧。但她打算两年内回日本，所以不想跟房东解约，又希望有人暂时住在这里替她付房费，这样她回日本的时候就不用再租房子了。她真的很聪明，会精打细算，要知道，在日本租房子的时候，事先要交一个月的礼金和三个月的押金，这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我打开衣橱，发现女孩的衣服都在里面，有一件粉红色的毛衣非常可爱。说到转租这个房子的缘由，翔哥对我说：“如果不是你每天回家都要路过那个坟地，也许我也不会帮你租下这个房子。”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房子的门牌号码竟然是四十六。我的生日是四月六号。也许是第一次，我相信人生真的有很多神奇的地方。这房子跟我一定是有缘分的，说不定就是等着我来居住呢。我兴奋地对翔哥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这种感觉真好。”

不过，高兴的同时我其实担心房费会不会太高。问他一个月要多少房钱，他回答说：“房费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直接走我的账户。”

我说：“这样不太好，至少我可以付一半的房费。”

他摆摆手说：“你就不用客气了。反正房子是我擅自租的，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在这里见好了。”

我想他说得也对，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搬家又费时间又费精力，我一个女的，没有搬家公司帮忙怎么行啊。我说：“等我联系搬家公司，看看定在哪一天。”

他回答说：“找搬家公司干什么啊。你那点东西，叫一辆出租车就够了。干脆就明天吧，我来帮你搬家。”

他说得很对，我的东西不过就是几件衣服和几本书。他给了我一把钥匙，说他自己也留了一把。他还说：“以后再约会，不用在车站等了，我会直接到这里来。”我说：“好。”

我坐在翔哥的身边，他的手挽着我的腰，我觉得很舒服。但他抽回手的时候，我又觉得呼吸变得自由了。不久，他开始默默地看着我，这时候他的眼神，早在那家叫富士的情人旅馆中我就已经看到过了。我将头发拢到脑后，往他的身边靠了靠。我跟他挨得更紧了，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说真的，我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他的脸贴近我，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我全身涌过了一阵冲动。我说想洗澡，他同意了。我让他先去洗，他去浴室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我刚进了浴室，没想到他突然推门进来，我浑身是水，头发都甩在脑后。他紧紧地抱住我，这时候我完全迷糊了。

翔哥走了以后，我不想回胜见美子家，于是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让她不要担心我。我又洗了一次澡，趴到床上后，一直在枕头上寻找翔哥留下来的气味。我一直躺着，根本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时想起了零儿。

零儿是什么？是我的初恋，初吻，初夜。是我曾经拥有过的家园。

我看见零儿笑眯眯地站在画廊前，正和一个女孩子说话。女孩子大大的眼睛，黑色的皮肤飘出一股含蓄的诱惑力。我散散漫漫地将目光落在零儿身上。没想到一个男孩子会有这么白皙的肌肤，这样淡泊的嘴唇。零儿看起来潇洒飘逸。零儿的嘴闭上了，闭上的嘴唇荡出一股宁静的回波。突然，零儿的脸转到我这边来了，他冲着我微笑了一下，刹那间，我的心摇荡起来。后来，零儿告诉我说，那天他看我的时候，光天化日之下，觉得我身上有一种媚入骨髓的忧郁和散漫。

这时候，我真想走上前去跟零儿打招呼，但我没有动，零儿也没有动。

大眼睛黑皮肤的女孩子踢踢踏踏地走了，零儿开始朝我这边走来。我觉得零儿好雄伟，连他走过的地方，天空和大地突然都异样灿然地空旷起来，我被灿然的空旷占有且充满了。一种暗自被我苦恼过的期待，因为零儿的出现而实实在在地降落在我的身上。

零儿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电影院，我说想。第二天，我跟着零儿去了电影院。看完电影，零儿执意要送我到家，我答应了。

我不记得那时看的电影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年轻人恋爱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男女恋爱其实蛮可爱的。两个人的腿紧挨着，男孩子攥着女孩子的手。人少的时候，男孩子会偷偷地抚摸女孩子的乳房。赶上运气好，买到最后一排的座位，男孩子会借着黑暗偷吻女孩子的脸蛋。

我想这是我这一代人对恋爱的记忆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爱的记忆。

第二个星期天，零儿又来找我。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决定看电影。从电影院里出来，地面是湿的，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期间里，外面下了一阵子雨。零儿带我去路边的树丛，偶尔有亮晶晶的水珠从树枝滴下来，湿了我的脸。零儿牵过我的手，揉搓了一阵，然后对我说：“你的手真软，真想用这只手弹一首好曲。”

我笑得喘不上气。零儿一边摘眼镜望着我，一边笑嘻嘻地把眼镜揣到衣服的口袋里。我知道他要吻我了，心里痒痒的。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丛林的路灯突然熄灭了，黑暗推出大块大块的浓雾。零儿很激动，甜丝丝的口水润湿了我的耳际、我的睫毛、我的面颊，交汇在我的口里。

在我和美丽的零儿交往期间，有半年的时间就是这样，零儿只和他的朋友我的朋友谈我，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只是享受来自于肌肤的温馨。我们相亲相爱。

有一天，零兒突然买了各式各样的香水和化妆水送给我。我打开香水瓶，在耳际洒了几滴，立刻觉得神清气爽。虽然天已经很黑了，我们还是心血来潮地去了湖边。两个人坐在一棵树下看雾蒙蒙的湖水，看了很久很久。有点儿冷的时候，零儿拾起身边的石头抛向空中，我看到小石头流星般滑落，在亮晶晶的湖水中激起涟漪。零儿说他喜欢这个地方。我说我也喜欢这个地方。过了一会儿，我突然问他：“你喜欢小孩子吗？”

他说喜欢，接着对我说：“我想过了，将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孩子，我会年年带他来这里，年年一起拍纪念照。”

我的心哆嗦了一下说：“你好可爱。”他转身扳过我的肩头，我们一起倒在地上。在这个午夜的时刻，零儿需要我。在静静的午夜的时刻，我和零儿被一种刚刚认识的新奇激动得哭泣起来。坐起来后，零儿对我说：“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因为零儿爱我，需要我，因为我们和其他男男女女在一起时一样做了习惯做的事，零儿更加孤零零地来爱我了。有一句话叫情到深处自孤独，零儿到这种时候已经是痛苦不堪了。后来，零儿跟我结了婚，我成了零儿的太太。

但是，我跟零儿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零儿对我说：“我们都没有过错，离婚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合不来。”

我很想教训教训他，比如用脚踢他，或者抽他的耳光。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离了婚，我对一起睡过觉、吃过饭的零儿“还有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零儿是我的生活经验，人跟人之间总是需要彼此理解的。

终于，我从零儿的人生里跳出来，跑到了日本，但零儿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9

今天我休息，翔哥又来了，当然是提前约好的。他穿了件很随便的T恤，水洗布裤子。他进门的时候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水味。他一进来就吻了我。从这时候起，我们不再说话。他拉着我去浴室，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上还带着水珠。我去把窗户关上，他打开放在床头的音响。是一首英文歌，我听不懂歌词，但是旋律令我的心直痒痒。我们跳到了床上。他教给我一种游戏，我们在床上滚了一阵，真舒服。

晚上，翔哥没有回家，留在我这里过夜。我们去外边喝酒，从一家居酒屋喝到另一家居酒屋，再喝到另一家居酒屋。在日本，这样的喝法很流行，叫喝“梯子酒”。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说起了他太太的事。他还是第一次跟我说起他的太太，不过我听得迷迷糊糊的。他说要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去北京或者大连买房子，这样他退休后就可以跟我一起去住了。可是我好像不想要他给我买的房子。他看起来很高兴，问我爱不爱他。我不回答，只是无缘无故地笑，他跟着我一起笑。之后我们睡了一会儿。快清晨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醒，说是要赶始发车回家。他已经陪了我将近一夜，我已经很满意了。

他说走就走了。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心怎么会这么难过。

10

如果说制果工厂是袖珍中国的话，富贵阁就可以说是亚洲的缩影。我在横滨中华街打工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看见过欧美人在中国饭店里端盘子。听说日本人崇尚美国，在日本人眼里，最好的乐土是美国，最高级的人是美国人，会说英语的人令人羡慕。日本的各个城市，英语课外补习教室泛滥般存在着，而且总是人满为患，不少学生是两三岁的小孩子。欧美人几乎都在英语教室里做教师，欧美男人也是日本女孩追逐的对象。很多年后，我在一家国际翻译公司工作，英文翻译的工作永远都忙不完，工资非常高。而中文翻译的工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其实，我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便欧美人想去餐厅打工，那么他们去的餐厅当然也多是西餐厅。

横滨中华街是日本最大的唐人街，中国饭店、土特产店以及杂货店鳞次栉比，可以说是体验中国“美食”和“文化”的重要景点。富贵阁是横滨中华街上著名的一家中国饭店，除了本馆，还有富贵阁新馆和富贵阁别馆。老板有三个儿子，正好一个儿子负责一个馆。我应征的是本馆，本馆一共有五层，一层接散客，平日也罢，休息日也罢，因为一直有客人进进出出，一直得站着，完全得不到休息，所以最辛苦。二楼稍微好点儿，一楼的散客满座了才会开放。三楼是厨房。四楼是榻榻米房间，每间房的中央设置一个可以坐二十多人的大圆桌，平时不接散客，只接预约的团体客。但是赶上休息日的前夜或者休息日，如果连二楼的散客也满座的话，那么就不得不接待。五楼跟四楼一样也是接预约团体客，但房间不是榻榻米，跟一楼二楼相同。

在富贵阁打工的人基本上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多，衬得四楼的几个日本老太太看起来特别显眼。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也有六十岁，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在家养老照顾孙子，而她们却还在干年轻人的体力活。她们或是跟丈夫死别，或者是跟丈夫离了婚，或者是什么特殊的原因才不得不工作。部长在安排人事的时候，比较偏心日本人和中国台湾人。让我举例来说吧，一楼和二楼的员工差不多都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四楼只安排日本女人。五楼也安排中国人，但全部出生于中国台湾。平日，一楼和二楼的员工，因为忙碌而走得脚痛的时候，四楼和五楼的员工却坐在榻榻米和椅子上，一边听着饭店里放送的音乐，一边将白色的餐巾叠成美丽的花。花是用来装饰宴会的。

那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希望中国早日富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的飞跃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的想象，令我惊讶。还是举例来说吧。东京最繁华的几个地方，比如银座、新宿、池袋、秋叶原以及涩谷，走在其间满耳充斥的都是中国语的声音。如果去大商店，大把大把花钱的也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或许不知道他们花钱大方的样子，正成为日本电视新闻里的话题。是的，他们充满自信的样子就出现在电视里。听说日本的许多高级不动产都被富裕的中国人买走了。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时候，我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很兴奋。我来日本之前，每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元人民币，回国玩的时候朋友请吃饭，一顿饭就花了几千元人民币。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地给一个叫和平的朋友打电话。他是我在国内做编辑时认识的文学青年，寡言少语，或许因为住在东北小城的原因，给人的感觉非常淳朴。

当年的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记得他是在一九八○年开始小说创作的，我认识他的时候，正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而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我发表过几篇他的小说。我到日本后，他开始写电视剧本。他觉得电视剧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自己写剧本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他真的一部一部地写了下来，都拍成了电视剧，没有失败过。就这样，他彻底投向了电视剧本的怀抱，与之亲密相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小说是创作，写剧本也是创作，都是创作。用他的话来说，他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没什么可难为情的。至于钱呢，他说当然是越多越好。他说就因为有了钱，他家里雇了两个保姆，一个是做饭的，另一个是收拾卫生的。他说他太太每天健身美容。因为拳击可以保持漂亮的身段，他太太的拳击已经入段了。他又说起了对日本的看法。他说在日期间，没看到街道上跑什么好车。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车才算是好车。他说“外车”啊，比如他的私家车“宝马”什么的。我告诉他，日本大多数人喜欢用日本的国产车，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省油，二是服务好。国产车出毛病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可以进入修理阶段了，但外国车就不同了，只能去指定的地方修理。日本人在这里选择的不仅仅是车，还选择了时间，选择有时候是一种概念。

11

没想到我被安排在饭店的四楼。除了四楼的制服是和服，其他的楼层都是连衣裙。和服很好看，白底红条。红是砖红。部长问我会不会穿和服，我说不会。四楼就我一个人穿连衣裙，灰色的，无领。名义上我是四楼的服务员，但是四楼没有客人的时候，楼层负责人会叫我去一楼帮忙。一楼的领班也出生于中国台湾，背地里大家都说她是富贵阁的一棵“撼不动的大树”。她在富贵阁干了几十年，是富贵阁创业时的元老。可以说，一楼虽然汇集了亚洲各国的年轻女孩，实际上却是中国台湾女人的天下。她姓陈，五十岁左右，如果有人提起店老板和老板娘，她就称他们为“爸爸、妈妈”。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跟店老板一家是亲戚，或者是关系特别好，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在日本，无论开什么店，老板娘一律都被称为“妈妈”，跟关系的远近毫无关系。她每天命令手下的女孩们做这个做那个，却又对她们不理不睬。我想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后竟然会败给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孩。我参与了全部过程，她败得很惨。我说的惨并非因为她被“爸爸妈妈”解雇，而是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了，输在哪里。其实，当时她只要给日本警察打一个告密电话，面临的危机就会烟消云散的。

上海女孩的名字叫立新。她告诉我，来日本前，她曾经是上海某家有名舞厅的当红舞小姐。她的身材非常性感，真可以说是丰乳肥臀。不仅仅是乳房和屁股，连嘴唇都性感。她总是昂着头走路，步子很大，屁股一跳一跳的，看起来有一种张扬感。我跟她是同类，却完全相反，扁平的胸脯，扁平的屁股，小嘴，说话急不起来，声音又沙又哑。我看立新，有时会这样想，如果自己是个男人的话，大概也会想跟她上床，想跟她干那种事。是的，她总是给我一种很放纵的想象。欧美人来饭店吃饭，几乎百分之百冲着她去，跟她打招呼，对她摆手说：“哈啰。”她就悄悄地对我说：“又是在招呼我。混蛋！”说完后笑嘻嘻地迎过去，她的身体里似乎有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有一天，立新指着一对年轻的女孩对我说：“那对姐妹，是从福建来的。你知道她们也是黑户口吗？”

我不相信，回答说：“怎么会？她们亲口对我说是留学。”

“留学？如果是留学生，为什么不去学校上课，天天在饭店里打工呢？”

她的疑问有依据，但是凡事也有例外。我说过，那个时代来日本的人，并非都是为了学习。就说我吧，没多久就对教授的课失去了兴趣。有一天，我跟教授说出了心意，告诉他我现在只想体验一下日本的生活和文化，也许将来可以写几篇散文和小说。至于学分，反正我也不想要什么硕士学位，毕业时我按规定提交论文，学校给我个结业证明就行了。我对立新说：“我也是留学生，也不是天天都去学校。”

“但是我非常讨厌这对福建姐妹。”

我说：“她们也是出来赚几个钱，也不容易，得过且过吧。”

“告訴你吧，如果不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黑户口，早就给日本警察打告密电话了。”

有时候我觉得很幸运，在立新的眼里，好像除了我以外，看什么人都不顺眼似的。

那对福建姐妹，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喜欢笑，一个不跟人说话，但都是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就像两只温柔的猫。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早上一同走进饭店，白天一起端盘子，下了班再一同离开饭店。与立新相反，她们瘦弱，所以走起路来步履轻盈。虽然她们其中的一个人单独拿出来看是贫弱无力的，但两个人绑在一起的话，这种姐妹相依为命的情景，还是令我非常羡慕的。她们常常跟我说话，有时还跟我说说父母的事。我没有理由不跟她们说话。

我至今也不知道立新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到饭店的时候，大家已经称他“乌龙茶”了。奇怪我从来也没问过这个绰号的来由。一般打工的人都不太喜欢他，但是楼层的支配人以及部长都喜欢他。他长得挺清秀，中等个，总是穿一身西装。我问过立新，乌龙茶不过在饭店端盘子，为什么整天西装革履的啊。她说：“他不想找事。”我问什么事。她说：“乌龙茶也是黑在日本的，日本警察不会无缘无故查询一个穿西装的人吧。”

我想起留在制果工厂的刘利，犹豫要不要特地去告诉他这个对付日本警察的方法。好几次我看见乌龙茶偷懒，福建姐妹偷偷地骂他：“没有道德！没有良心！”但领班或者楼层负责人在的时候，乌龙茶干活很卖力。这时候，福建姐妹又会骂他：“真会装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我曾经在楼梯上碰见乌龙茶给桥本送礼物。乌龙茶的工资每小时比我们高出一百五十日元，一个月比我们多拿好几万日元。福建姐妹曾经问我是否对此感到不公平，我回答说不。打工已经很累身体了，我才不想累心呢。还有，几万块罢了，翔哥为我付的房费也差不了多少。最主要的是，乌龙茶的工资跟我没有关系。

12

翔哥对我说：“今天，我们先去扒金库。”

我还是第一次进扒金库。那是一间吵得令人神经衰弱的赌厅，银色的弹子在转动的机器里哗哗作响。抽香烟的人很多，烟雾弥漫。我问他怎么突然间想起玩扒金库了。他说从来没有赌过的人运气比较旺，越是生手越是会赢钱。他从钱包里抽出五千日元，往机器里塞的时候对我说：“不多试，就试五千日元。赢了就赢了，输了也不加钱了。”

我想这样我也可以过一把赌博的瘾了，就高兴地答应了。他教我如何转动机器，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机器已经停止转动了。我以为机器出毛病了，看他，他却拍了拍我的头说：“看来你这个人没有飞来的横财。”他说得对，我从来不会赌博或者买彩票，也没有捡到过一分钱。或许我的样子像一只苦恼的猫，他对我说：“今天我们去吃大餐。”

我问他：“见到我之前你赢了吗？”

他回答说赢了很多。我想象一个人连续几个小时坐在机器前，沉醉在不可捉摸的兴奋中，而赢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甚至是百万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人会铤而走险。总之，我第一次对翔哥产生了一丝不安的感觉。然后，我意识到，我一直都不知道翔哥在哪里工作，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而我从来也没有问过。

这次来的饭店是一栋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翔哥说是日式饭店。进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假山，假山下有小桥流水和茅草房。小桥下，溪水流过两岸的人家，隽永华丽。我很惊讶，想不到中国的古典诗词会在日本的饭店里，以这种形式完美地再现出来。我的脑子里瞬时出现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里的诗句。这时候，我觉得满怀都是乡愁了。说到乡愁，其实我对“故乡”并不是十分热爱，也从未感受过所谓境界般的“乡愁”。早年回国是因为妈妈在，而现在故乡与他乡已经不存在什么距离问题了。网络使人跟人一息相连。如今妈妈不在了，我根本不回故乡了。

但不回故乡并不等于我不爱那片土地。

儿时暗记过的诗词一股脑儿地拥到脑子里。我不由得说了一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说完后我感到凄然，一时竟想流泪了。可能感到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翔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

他问我：“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吃东西，却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我说是。他说日本很多类似的地方，总能满足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和想象。我非常感动，对他说：“谢谢你。”

这家日式饭店是螃蟹专门店。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将我跟翔哥引到二楼的一间大屋里。榻榻米上坐着一男一女，看样子在等着上菜。我跟翔哥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个房间里就两对客人，我觉得很别扭，心想如果是单间就好了。我一直喜欢居酒屋那种乱糟糟的感觉，谁也不用在乎谁，因为谁都不会在意谁。看出了我的拘谨，翔哥让我放松点，还告诉我不用正坐，把腿伸直了就好。我本来也不会正坐，于是把腿伸到桌子下面，但偷偷地朝那对男女看了一眼，他们已经开始吃了。翔哥说：“我之所以喜欢日本，有一点就是在日本没有人为的拘束感。日本人才不会在乎我们是什么关系，不会在乎我们叫什么菜，也不会在乎我们怎么坐，会不会大声说话。除了不要触犯法律，剩下的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

他的话令我放松了不少。再看那对男女，女人确实没有正坐，两条腿放在桌子下面。

房间里回荡的音乐是莫扎特的钢琴曲。后来我发现，日本人真的是偏爱莫扎特。跟迷信差不了多少，很多日本人认为，如果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听莫扎特的话，小孩子有可能成长为天才。电视里的广告曲，以及饭店、幼儿园或者商店里放送的曲子，很多都是莫扎特的，简直可以说是泛滥。音乐对于我来说，跟一种被抚摸的感觉差不多。音乐似物质，以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击打我。音乐有多少个形状我就会产生多少个心情。心痛了，哀伤了，兴奋了，快乐了。我不懂音乐但是会喜欢音乐;我不懂音乐，但是会迷失在音乐里。

最先上来的是酒。这一次，翔哥要的是用热水烫过的日本酒。说到日本酒，在日本的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的日本，四季已经不是很分明了，但是我刚来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四季分明”。日本酒有强烈的四季感。春天赏樱花，喝“花见酒”;夏天喝“越夏酒”，夏天热啊;秋天喝“月见酒”，秋天的月亮好看啊;冬天喝“雪见酒”，冬天的雪浪漫啊。酒被装在陶瓷的酒壺里，壶口飘出思绪万千的馨香。

翔哥告诉我，日本将酒壶称为“德利”，而酒杯则被称为“猪口”。日本女人端来的酒杯是由白色陶瓷制作的，杯底有两个蓝色的同心圆。我问翔哥“圆”有什么寓意，他回答说，“圆”也叫“蛇目”，没什么寓意，不过用来判断酒的色泽和光泽。接着他还告诉我，喝日本酒要以右手持杯，左手托住酒杯的下方。酒不能一口喝完，先喝一口，将酒杯放在桌子上。剩下的量要分数次喝完。最后呢，杯底要留两成的量，直到添酒前才一口喝完。

不过翔哥说我们来不是为了品酒，所以不用在意这些规矩。他说他之所以跟我说这些，是为了我将来写作的时候可以有个参考。他对我说：“再说下去，酒就凉了。”于是我们默默地将杯子碰了一下。

等着添酒的时候，翔哥突然在桌子下面抓住了我的脚，问我：“走了一天，你的脚会不会很累？”

我说当然累，他开始按摩我的脚。我穿了一双黑色的棉袜，但还是觉得很舒服。不过我的心又痒痒了。说真的，长这么大，他可是第一个给我按摩的男人，他的抚摸很温柔。他问我：“舒服吗？”

我点了点头。这时候第二轮酒也上桌了，我想敬他一杯，但是他不让。他拿起酒壶为我的酒杯添酒。刚才已经说过一次了，我的心痒痒的。我谢了他，然后一声不响地看着他。这一刻，我觉得是很爱他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想他对我的爱一无所知。他问我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看他。我笑着喝了一口酒，说我想起了大连。他又问我大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告诉他：“有大海，很漂亮。那里的人说话有螃蟹味。”

他笑起来说：“我想象不出带螃蟹味的话是什么感觉。”

我就给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吃饭说“歹饭”，别吹牛了说“败泡了”，还有傻瓜说“彪”等等。于是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说到大连，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六年。小时候，因为特别穷，为了省菜钱，妈妈三天两头带我去海边捡海草，捉干贝和螃蟹。几十年前的大海真是碧蓝碧蓝的，一点儿污染都没有，沙滩上很多褐色的小蟹横行霸道。我和妈妈将捡来的小蟹装到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小蟹被我们拿回家后，用菜籽油煎了吃。肚子饿的时候，我和妈妈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铁锤，敲礁石上的海蛎子。用大连的话来说，捡海草捉螃蟹就是“赶海”。每次去赶海，我跟妈妈都是只带干粮，也就是用玉米面做的饼子，我跟妈妈就着海蛎子吃饼子。说真的，本来是吃腻的玉米面饼子，因为有了海蛎子，竟然变得特别好吃。再说那些煎过的小蟹，金灿灿的，又香又脆，真的是太好吃了。一直到今天，金色的小蟹仍然拖着童年时我对大海的嗅觉。

童年的嗅觉是一个怀念的陷阱。那天晚上，翔哥走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妈妈。我非常爱妈妈。而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这一点，她不懂。夜里我失眠了，感情混乱，脑子里总是出现跟妈妈最后一次见面的事。

13

翔哥说性的高潮其实就是“丢失”了自我。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里说：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说真的，她说了那么多感觉，而我只喜欢“简单极了”四个字。翔哥问我对“高潮”有什么样的感觉时，我回答说：“失神。”我觉得他不理解我话里的意思，我本来的意思是“神魂颠倒”，但是他再也不跟我谈“感觉”了。

有些事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实际上，翔哥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浪漫情人”。一开始，我只是迷恋他，想跟他在一起待着，但慢慢地，我开始模模糊糊地期待着新的展开。人的欲望是不是真的没有止境呢？

有一天因为翔哥是一大早来的，所以我们都不想去外边。我刚起床，身上还穿着生日那天他送给我的睡衣。我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我觉得闹心，不清楚自己除了他在身边陪我之外还想要什么。窗外的阳光越来越强，都照射到床上了。光线太亮了，我的眼睛有点儿不舒服。我将窗帘拉上，房间似乎寂静了下来。看起来跟没话找话似的，我问他：“万一你太太发现了，你想过她的感受吗？”他问我发现什么。我说：“发现我的存在啊。”

我感到有点儿厌烦自己。他站起身，去厨房冲咖啡。我跟他道歉，说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他转过半个身子对我说：“我总是很少待在家里，她已经习惯了。”

但这一次，我没有再追问什么。说真的，他回答时所表现出的冷静令我惊讶。更令我惊讶的是他说他不经常待在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竟偷偷地生出一种欢喜，因为对于我的期待来说，他的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可能性。我快被这种期待兴奋晕了。他只冲了一杯咖啡，对我说：“让我们用同一只杯子喝咖啡好了。”我说好。他喝一口，我喝一口。他穿了一身我没有见过的衣服，大概是新买的。他迟疑了一下，对我说：“其实我懂你的意思，也明白你的心情。不妨告诉你吧，我跟太太已经到了考虑协议离婚的阶段了。”看到我惊讶的样子，他赶紧解释说：“你不要多想。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我不说话，他接着说：“所以我让你在大连买房子啊。依我看，哪个女人都应该明白买房子意味着什么。”

我说：“是吗？”

他说：“你怎么这么傻。有时候真觉得你挺傻的，又土又傻。”

我转过身看他，他的眼睛发亮。我有一种冲动，想上去抱抱他。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拥抱过一个男人，所以忍着不动。至于他说的房子，我不是不希望他买，是想“到时候了”再买。比如他真的决定跟我结婚，而我们决定去大连的“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个老实人，换了别的女孩，也许巴不得他赶紧买房子。他不知道，这时候我心里想要的是他，而不是什么房子。我真的太爱他了。

时光过去了好多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时候对我的表白。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每一个男人，从童年的时候开始，就有他心中理想的女人吗？”我说我不是男人，但是想知道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他指出：“男人头脑中的理想女人，通常跟妈妈有关。要么是接近于妈妈，要么就是跟妈妈正相反。”我想他说得对。我因为一直讨厌爸爸，所以长大后恋爱的男人，都比我大很多。回过头来想想，所有跟我交往过的男人，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可以做我爸爸。我曾参照心理学来解释自己的选择，答案就是，我在找男友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父爱。

他又问我：“知道我喜欢你身上的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然后说想知道他喜欢我身上的什么地方。他回答说：“你安静但是苦恼，你紧张但是克制，你温柔但是野性，你单纯但是复杂。你身上有我说不清楚的矛盾和对立。我喜欢这样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说真的，我被他绕得糊里糊涂的，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喜欢我身上的什么地方，我只是觉得他欣赏我。这时候我还年轻，初情悲恋都令我感到满足。

“你知道，”他接着说，“我现在有一儿一女，但算命的说我命中有两个儿子。我想来想去，另外的那个儿子肯定是你日后为我生下来的。”

他说这话毫无意义，但我回答他说：“希望日后你能够如愿以偿。”他使劲儿地抱了我一下。窗外传来沙沙的声响，我打开窗帘，对他说：“下雨了。”

午饭是翔哥去外边买的盒饭，但我太兴奋了，根本就不饿。他也只吃了一点点，我们一人喝了一罐啤酒。晚上，他离开前在大门口穿鞋子，临出门的时候，突然轉身和我面对面地看着。我本来觉得心痛，他却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胸口，对我说：“你要记住，我一定会送给你一个戒指。我要在戒指上刻着‘永远的爱人五个字。”他戳我胸口的时候，戴在他手上的结婚戒指正好触碰到我裸露着的胸部，一股寒冷的气流滑过我的全部神经。我打了一个强烈的哆嗦。

翔哥离去很久了，我还站在门前不想动。他戳过的地方痛得像一个伤口，我用手捂着那个伤口。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会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霍桑的小说《红字》，那时候我曾经打过同样强烈的哆嗦。《红字》是女人纯洁无比的爱情，是男人和女人，是罪与罚，是爱与恶，是通向未来爱情的无止境的黑暗。

我站了很久很久，直到鸡皮疙瘩从我的肌肤上消退。

14

我最害怕的日子还是来了。从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日本的日历牌是一连串的红字，红字是休息日，其间是由好多个节日组成的公众假期，也就是大型连休，被称为“黄金周”。“黄金周”又赶上春暖花开，所以成了日本人游玩的大好时机。作为著名景点的中华街，可以说是人挤人，各家饭店的门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黄金周”将积压的紧张和疲劳一口气喷出去，再回学校和工作岗位的时候，有缓不过劲的懒洋洋的低潮和焦虑。但这个问题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大早，立新就唉声叹气地说：“还不到十点，饭店还没有开门呢，已经有上百人在排队等着吃饭了。”

我望着脚上的新鞋，那是昨天晚上买的。我对立新说：“你说脚会走肿，我特地买了一双大号的布制鞋。”立新取笑我，说我“只担心脚而忘记了腿”，她说两条腿会走成“两根木棒”。

不久后部长打电话给楼层负责人，通知我上四楼。不用猜，二楼的客人也满了。我对立新说，四楼都是团体客，大盘子大碗，又是榻榻米，看来我今天得小心腰了。她对我说：“今天可是连休的第一天，你得悠着点儿，感到受不了的时候，偷偷地去厕所坐一会儿。”我觉得很害怕。我还是第一次赶上黄金周，无法想象会累到什么程度。不过，累就是累，累是不会令人感到舒服的。

言归正传。我去四楼，远腾、池田、增山和藏下穿着和服，一副整装待发的紧张样子。关于这几个上了年龄的日本女人，我想可以用同一个名字来称呼，就是“阿信”。

很多年前，国内放送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被感动得热血沸腾。网上在介绍《阿信》的时候这样写：长成大姑娘的阿信因感情失意离开米店，此后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学习美发、经商，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挫折。但无论怎样，这个坚韧倔强的姑娘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我看到远腾、池田、增山和藏下时，满脑子里又都是阿信了。

先说远腾。看起来有七十岁左右，感觉是四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增山偷偷地跟我说过她的经历，大学毕业后结婚，丈夫在外企工作，随丈夫在美国居住过多年。但是，没想到她丈夫因病死在美国，成了异国他乡的一缕幽魂。据说，她丈夫死的时候，她还很年轻，但或许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也或许她没有办法接受丈夫已经死了的事实，所以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的。她弟弟不放心，把她从美国接回日本。她丈夫死后，给她留下了大额的保险金和一幢二层楼的房子。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她每个月还可以从政府领取一定数目的遗族年金。说真的，她根本不缺钱，但是大家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在富贵阁干这么繁重的工作。尤其她无儿无女，根本也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的必要。

远腾看起来非常纤弱，不知道是否跟她的饮食习惯有关。我从来没看见过她跟师傅点菜，每次只要一小碗白米饭，吃的时候就在白米饭上洒一点点儿盐。

有一次，我看着远腾的背影对增山说∶“远腾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我觉得不可捉摸。”

增山说她跟远腾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一样对她捉摸不透。增山跟我说起一件事。几年前，她有事去远腾家，敲了半天的门，远腾就是不开门。于是她想通过门上的猫眼看远腾在干什么，原来远腾坐在一架很大的钢琴前弹曲子。增山对我说∶“很奇怪，我看见她在弹钢琴，但是听不到曲声。”还有一次，说到我的在日签证，增山开玩笑地对远腾说：“干脆你收秋做养女吧，这样的话，不仅有人陪你照顾你，秋也可以入日本籍，永居日本了。”

我也开玩笑地说：“我想要的是远腾姐姐手里的财产啊。”

在日本，不管女人的年龄有多大，只要是单身，基本上都称姐姐。想不到远腾眯着眼睛吭出一声笑，对我说：“我家里有幽灵，我怕你来我家的话会吓到你。”

我觉得远腾更像她自己说的幽灵。我想她也许一直都在逃离。她受不了对死去丈夫的思念，一直都在逃离，逃离孤寂中的渴望。在我的想象中，富贵阁是她的逃离之地。她是一缕垂死的芳魂，也是一丝颤动的渴望。

再说池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坏到底，大不了说一声再见罢了。但在日本，每年有将近十万人“人间蒸发”。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跟水蒸发掉了似的突然消失，寻觅不到踪迹。这些“蒸发”掉的人，要么是躲在没有熟人找得到的地方，要么就是结束了生命。如果“人间蒸发”发生在夫妻之间，真的可以说是罪恶。

池田在出生地京都讀完了小学、中学和高中。她不喜欢学习，不想上大学，但是也没有工作，因为她很快以花容月貌取得了一个男人的好感。是的，她嫁给了京都的一位公务员。增山对我说：“你知道，公务员非常安定，只要不犯罪，永远都不会失业的。”

跟大多数专业主妇一样，池田每天早晨起来烤好面包，煎好荷包蛋和火腿，冲好热腾腾的茶。然后她丈夫会分秒不差地坐到餐桌上。用池田自己的话来说，第一任丈夫是个好人，但是缺乏情趣，平时两个人没有什么对话。她丈夫沉默不语地吃完饭，换好上班时穿的西装去大门口。池田送他到大门口。他头也不回地说：“我走了。”池田说：“早点儿回来。”送走丈夫后，池田接着送上高中的儿子去学校。儿子对她说：“我走了。”她回答儿子说：“早一点儿回来。”这样的情景天天重复上演。

丈夫走了，儿子也走了，但池田依然精力充沛，却又无事可做。有一天，她坐在阳光普照的沙发上，看到窗外庭园里的树枝上停着一只小鸟。小鸟唱了一会儿歌，不久飞走了。她第一次找到了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为小鸟想象出了几个只有小鸟自己才会知道的故事。出乎她的意料，她开始羡慕那只小鸟，因为小鸟可以自由自在地飞去自己向往的地方。增山对我说：“池田的脑子跟一个青椒没什么区别，里面是空的，所以想到什么的话，立刻就接受了。”

池田说她仍然清清楚楚地记着那个夜晚。

突然，风刮起来了，接着是雨，很混乱地倾泻下来。丈夫在酣睡，池田默默地取出白天准备好的皮箱。她说皮箱里装着衣物和几件贵重的首饰。她说她最后回眸庭园里小鸟停留过的那棵树时，发现树底下站着儿子。她说她根本没有勇气看儿子，跟逃亡似的匆匆离开了。

增山形容池田是“那一个类型的女人”。但是我跟不上趟儿，不知道“那一个类型”是什么样子。我唯一明白的，就是池田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女人。

按照池田自己的话来说，“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了横滨的中华街”。其实，有时候大多数人都无法为自己的选择找出理由。对于池田来说，或许横滨中华街充满了中国人，跟其他的地方完全不同。当一个人想摆脱现在的状况时，会挑选一个新鲜的地方。她一定以为横濱中华街跟外国差不多。

结果呢，她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了一份端盘子的工作。一次，在一个休息日，她去卡拉OK唱歌，没想到遇上了一位小她十几岁的男人。她跟男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同居了。反正她是“人间蒸发”，跟丈夫没有办离婚手续，而新男人也不要求她跟自己结婚。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为了痛痛快快地玩。一起去卡拉OK，一起去扒金库赌钱，一起去喝酒。虽然新男人跟她共同出钱租了一间小屋，但为了免去相互间的责任，各自挣来的钱各自管理。我甚至不敢相信，她跟新男人只在那间小屋里睡觉。除了电，煤气和水被刻意地停掉了，甚至连洗澡也要去公共浴池。两个人在商店里买水喝，肚子饿了，就在外边的餐厅吃饭。屋子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冰箱，里面装的都是酒。两个人一起喝酒，喝醉了就一起睡觉。

涂着红嘴唇红指甲，头发被整齐地挽在脑后，穿着和服来来回回地走动在长廊里的池田，像极了浮世绘里走出来的美女。

只是，她说她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时候默默凝视着她离去的儿子的双眼。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她都会说：“历历在目。”说真的，她动不动就说起儿子，每次说起儿子的时候，都会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新闻剪纸。剪纸上记载着发生在京都的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的当事人正是她的儿子。她儿子骑的摩托与十字路口右拐的汽车相撞，她儿子当场死亡。她说她是偶尔翻看报纸的时候发现的，但是我看不出她脸上和内心的悲伤。由此及彼，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祥林嫂”，以为她的悲伤是莫大的。池田流泪的时候还是一位母亲。

那时池田正热衷于减肥。不知道她听信了什么人的话，花高价在网上买到一种中药。她每天喝这种中药，因为这个原因，她会控制不住地跑去厕所拉肚子，动不动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响屁。她追求的一切都与她的年龄不相适应。她活着是为了她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嗜好。但增山总是无法接受池田的这种“活法”，有好几次，她指着池田美丽的背影对我说：“这个女人，越活越没有脑子了。”

接着说藏下。听她说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语，如果她自己不说她是日本人的话，谁都会以为她是中国人。她在日本的一家公司里做了几十年的会计，应该说是职业病吧，常年握笔的缘故，她的右手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伸开，被认定为轻度残疾者。因为手的原因，她不能去前台端盘子，只能在后边洗盘子和酒杯。

她的个头很矮，可能不到一米五。肤色很黑，身材很胖。她在日本公司工作期间一直没有结婚。退休后，她到横滨中华街的一家饭店找到了新的工作，在饭店里认识了一个中国男人，跟男人结了婚，结婚时已经六十岁了。

藏下的丈夫出生在上海，有一种江南男人特有的清秀，以及温柔缠绵的风情。听增山说，藏下对他可是一见钟情。而他呢，一直在中国饭店里打工，可能是想追求安定和永居资格，所以马上就跟藏下结了婚。跟日本女人的婚姻，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不久，他被饭店提升为楼层的负责人。他不仅不用端盘子，还利用职权，将他在日本的亲戚一个接一个地介绍到店里工作。藏下说，他是好心好意的，但是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他的一个亲戚，因为偷窃店里的冷冻水饺和小笼包被老板解雇，而他自己呢，也引咎辞职。辞职后，他的生活不得不靠藏下来支撑。本来藏下在见到他的那个瞬间就决定将余生献给他的，所以，如果是为了他，藏下什么都肯做。他当然感受到这一点。有一种爱，星火燎原般地烧尽了他心头隐藏的许多的杂念。他开始心甘情愿地待在家里做主夫。他买菜、打扫卫生，他洗衣，他做饭。他偶尔也到富贵阁，对着藏下“妈妈”长“妈妈”短地叫。日本夫妻间随孩子称呼对方，所以藏下也“爸爸”长“爸爸”短地回答他，看起来真是恩爱无比。藏下虽然不好看，但她的笑容里，有一个普通女人一辈子的幸福。

最后说增山。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意外事故，增山会跟千千万万的女人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她长得很一般，不好看但也不难看。她很少谈自己的事情。我只知道她结过婚，有两个男孩。在一次谈话中，我忘记了是什么缘由，话题转到了她丈夫的身上。她对我说：“我丈夫死了。”

我吓了一跳，她永远都是笑嘻嘻的，看起来很明快的样子。我反问她：“你是说死了吗？”她说对。我问她：“是因病死的吗？”她说是事故。我看着她眼角细细的皱纹，不敢问她是什么样的事故。她连说“事故”二字的时候，脸上都带着微笑。她看出我的心思，问我：“你相信命运吗？”

我点了点头。于是她跟我讲她丈夫的事。事故发生在那个夏天的傍晚，一家人围着饭桌热热闹闹地吃了饭，因为天热，她跟丈夫喝了几杯啤酒。睡觉前，她的丈夫先去洗澡，但是过了很久都没有从浴室里出来。她说她以为丈夫因为喝了点儿酒，睡在浴室里了，但结果是不小心滑倒摔死的。她对我说：“摔下去的时候，这么巧，头会撞在浴缸上。”她说：“这是命。是命就得认。”认命是她活着的信念。我还是第一次从她的神情中看出疲惫。她注视着我，有点儿伤心地说：“我一个人还完了房子的贷款。”

我打断她：“买房子的时候，没有买生命保险吗？”

她说那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怎么能想到死呢。她加了一句：“说死就死了。这就是命，早知道会摔死，那天就不喝酒了，或者就不洗澡了。”

不久我又问她：“你没想到再婚吗？”她说没有碰到过合适的。我说：“两个儿子呢？”她说都结婚成家了。我问她：“寂寞吗？”她突然哈哈大笑地说：“我有一只狗陪我。中国产的长毛狗。”我让她给我看狗的照片，原来是一只白色的狮子狗，也称西施犬。

增山在富贵阁干了几十年了，现在是四楼这几个老太太的班长。老太太之间也闹矛盾，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挑事。她很聪明，了解其他几个女人的个性，知道如何管理她们。有一次，她偷偷地对我说：“远腾跟池田不对付。不过，只要她们老老实实干活就行。说真的，远腾不讨人嫌，但是干活的时候会偷懒。池田不招人喜欢，但是干活很卖力气。”

我说：“远腾已经七十岁了。”

她说：“我知道。”

我认识这四个女人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是，无论是从上看到下，还是从里看到外，我在她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的地方，包括个性。我觉得她们都很可爱。就说池田吧，虽然我不认为她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正确的，甚至我也不认为她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喜欢她身上洋溢出来的“对生活的激情”。她们是一幅拼图里的独自的一片，有着属于她们自身的线条和图案。

当她们穿着和服，跪在榻榻米上为客人斟酒的时候，当和服的下摆露出她们仍然白嫩的大腿和小腿的时候，当她们微笑的时候，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徐志摩的那首名为《沙扬娜拉》的诗。

日本有志摩半岛，志摩郡和志摩市，在三重县的东部。我常常想，徐志摩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和它们有关系吗？还有苏曼殊，跟位于京都市的曼殊院有关系吗？日本的好多地名和寺院的名字真美。

15

以为要在四楼忙一天，结果干了不到半个小时，楼层的负责人突然让我去五楼帮忙。

五楼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饭桌都比较小，每桌顶多可以坐四个人。圣诞节和情人节的日子里，有情人光顾，基本上请到五楼。光线就是天井的几盏灯，空间里有夜晚和鲜花的气味。

几个女人跑前跑后地忙着送菜，看见我，领班阿珠匆匆地对我说了一句：“拜托了。”我经常来五楼帮忙，对阿珠笑了笑就当作回答了。虽然大厅里所有的桌子都坐着客人，但是非常安静。

一般的情况是，忙着上菜的时候没有人顾得上说话，但菜上到一定数量，客人开始慢慢享用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闲扯了。我不在的时候，不知道她们聊什么。我在的时候，她们总是充满好奇心地向我询问有关国内的一切。她们的问题很可爱，比如北京的夏天热吗？房子是高楼大厦吗？吃鸡脚猪脚吗？

她们利用午休的时间，用香油、砂糖、辣油和食盐做菜花泡菜。她们用茶叶煮蛋，味道和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她们跟我一样喜欢叉烧肉。虽然没有在五楼帮过几天忙，但我跟她们好像相处了一个世纪。

五楼的负责人是部长的儿子桥本。有一天，他突然叫住我，问我愿不愿意从四楼调到五楼。我不愿意，虽然我被安排在四楼，但是，哪个楼层缺人手我就去哪里帮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到哪里都是帮忙，没有人计较我干得好坏，所有的人都感谢我。私下里我觉得自己得天独厚，并且自由。桥本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对我说：“五楼跟四楼不一样，沒有客人的时候也不会让你去其他的楼层帮忙。平时不进客人的时候，你可以坐着叠餐巾。”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但在心里挺感谢他，觉得他对我蛮不错的。

今天特别忙，他不仅帮忙给客人送菜，顺便也会收拾那些空盘子。午休的时候，阿珠对我说∶“秋，桥本今天特别体贴我们，我想是不是爱上了你这个新来的女生啊？”我让她不要瞎说。她又问我：“你会不会感动啊？”

我回答说：“他又不是帮我干活，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啊。”

我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感觉到桥本对我有点意思，但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虽然长得很好看，可是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绝对与他人不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不好说，不好用语言形容。也许可以形容为“可笑的印象”。他做什么都令人发笑，他说什么都令人发笑，甚至他的眼神和笑容都令人发笑。

有一件事，只要我想起来就会发笑。前几天午休的时候，桥本跟我们嘻嘻哈哈地开玩笑，途中从口袋里掏出记菜单的小本子，画了一幅画。虽然他画得很用心，但是看起来有点儿稚拙。画的内容也很稚拙，是一支箭射中了一颗心脏。我知道那支箭是丘比特的箭。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玩这种游戏，我忍不住大笑。更加令我觉得可笑的是，他好像不在乎我笑他，很严肃地用笔在画的下面写了一个数学方程式：1+1=？他让我说答案，但我实在想不出除了2还会是几。可是他摇了摇头，告诉我说：“1加1等于3，也可以等于4。”他的样子太认真了，让我不好意思笑下去。他以为我在思考他的答案，劝我从生物学的角度想。看我还是不明白的样子，他开始劝我想想自己是怎么生出来的。他盯着我看，等着我恍然大悟。我现在还记得，他一边微笑着，一边用手指着他自己和我，解释说：“你是一个女人，加上我一个男人，我们是1+1。但是，如果你跟我结婚，我们生一个小孩的话，那么1加1就等于3了。生两个小孩的话，1加1就等于4了。以此类推，1加1等于无限。”

他的逻辑也没有错，不过这一次，谁都知道他是利用这个数学方式向我求婚。他的求婚方式也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我一直笑，阿珠等其他的人也笑。他一离开，我们都拿他打趣，觉得很开心。阿珠说：“秋，桥本长得挺好的，你下决心嫁给他吧。”我还是笑。

桥本是二代华侨，在日本生，日本长大。但真正印证中华街发展历史的，却是第一代华侨。

听说横滨中华街本来是一片空地，最早叫“唐人街”，也叫“南京街”。中国人的人口数最高时达六千人左右。一九五三年建造“善邻门”时，正式命名为“中华街”。日本人一度把中华街视为危险地带，但是华侨们凭借手里的菜刀、剪刀和剃头刀，一步步地改变了黑白并存的印象，将空地变成了喧嚣的集市。如今，关帝庙、十大牌坊和妈祖庙，更是提高了中华街的文化品位，成了美丽、安全的国际化街市。

桥本其实是在中华街生，在中华街长大的。与其他二代不同的是，他没有接受中华学校的民族教育，因为他妈妈是日本人。他的中文说得非常差劲，我想这不是他的错。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半中国语，一半磕磕碰碰的日本语，而他正好相反，他的中国语是磕磕碰碰的。但是这一点根本妨碍不了我们跟他之间的沟通。反正，人跟人之间总会想办法沟通的。

我问部长有什么事，他回答说：“秋，也许有点儿唐突，但我还是想问一下，你愿不愿意跟桥本结婚呢？”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他说从我到饭店面接的那天开始，他就替桥本看中了我，想着我跟桥本结婚的事了。我干笑，不知道怎么回话。他又说，如果我愿意和桥本结婚，他愿意出钱安排我们去温泉结婚旅行，如果去温泉不满意的话，可以去夏威夷。他追问了一句：“夏威夷总可以了吧。”

我哼哼唧唧地说我还没有想过结婚的事。于是他劝导我，说桥本人不错，还说我也不年轻了，他觉得我跟桥本挺合适的，干脆由他做主订婚算了。我不好意思打断他说话。他越说越来劲：“你跟桥本的婚礼就在富贵阁举行吧。你知道吗？如果你跟桥本结婚，关于婚礼，富贵阁的老板会出五万，老板的父亲会出五万，一楼和二楼的支配人各出五万……”他又说了很多人的名字。最后，他对我说：“光是礼金就有近百万。这些钱都给你。”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是个学生，要先读书，等毕业了再考虑男女的事。他说：“如果你愿意跟桥本结婚，就让桥本等你到毕业。”

我先是迟疑了一下，对他说：“这么说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觉得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是假话，不知道翔哥算不算我的男朋友。

下午，我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有一天，我在一楼帮忙，立新突然问我想不想留在日本。我说没考虑过。我说的是真的，不久前，原单位的领导来日本开会，我去旅馆见领导，领导对我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单位都没有问题。”再说了，我刚来日本，离毕业还有两年多的时间，谁知道其间会发生什么，或者毕业后会有什么新的局面。还有，前一阵子翔哥刚刚跟我提起他正在协议离婚的事。立新说她跟乌龙茶是黑户口，除了回上海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我说回国也蛮好的，尤其是回上海，她说这样也对。然后她突然谈到桥本∶“桥本虽然是日本籍，但实际是半个中国人，长的样子也不难看。你如果考虑跟桥本结婚的话，毕业后在选择上也多一条路。”

我想最近怎么有这么多人跟我提起桥本。我不说话，只是摇头。她问我知不知道桥本其实也是大学毕业，而且电脑玩得挺好的，只是老部长就这么一个儿子，过于溺爱，把儿子放在自己的腋下才放心，所以强迫桥本辞去了工作。桥本到富贵阁做楼层的支配人，是部长一手安排的。我说，如果桥本是个男子汉，怎么会让父亲安排自己的人生。她说桥本比较孝顺。我就说：“我不可能选择桥本，跟他结婚等于跟老部长结婚。”

但她说在日本找一个有中国血统的日本人，肯定比找一个打工的中国人安定。我说没有合适的就不结婚呗。关于桥本的谈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晚上，我回家的时候翔哥坐在窗边的沙发上。CD里放的又是那首英文歌。他吻了我的额头。洗过手，坐到沙发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算算命。出国前，一位女导演教过我一个算命方法，不知道准不准，这时候我很想试一试。我说我想算算命，很意外的是翔哥好像很感兴趣。他问我是看生辰八字还是看手相。我说都不是，不过是回答我提的问题。他说你提吧。

我说：“你想象你是一个人在沙漠中旅行，已经口干舌燥，这时候发现眼前有一只喝水的杯子，但是一只空的玻璃杯。那么，你会捡起这个玻璃杯吗？如果你捡了玻璃杯，想用它来做什么呢？”

“我不会捡起那只杯子。”

“你接着走下去，不久看见了一条小河。那么，你在小河里做了什么样的事？”

“我会喝一口小河里的水。”

我说：“好吧，你接着走下去。这一次你眼前出现的是一间木制的小屋。那么，你会进小木屋吗？如果你进去了，你在屋里做了什么样的事？还有，你认为小木屋里应该有什么东西？假设小木屋里有一枝花，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花？”

“我进了小木屋，我在屋里抽了一支烟。小木屋里有一张大床，我抽了烟，当然应该有烟缸。以此类推，有放烟缸的桌子。至于花的颜色，我想是白的。”

“再走下去你会发现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前有一个美女。美女邀你入殿，还请你吃苹果。那么，你进宫殿了吗？你吃了苹果吗？”

“我进了宫殿，也吃了那个苹果。”

“出了宮殿，不久你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墙。那么，你认为眼前的墙壁是什么材料？还有，你翻越过墙壁了吗？”

“我眼前的墙壁是土制的，我翻越过去了。”

我说：“你接着走下去，这时候，一望无际的大海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呢？”

“我借一艘船渡过大海。”

“好吧，你渡过了大海，上岸后左边是茂密的森林，右边是宽广的草原。那么，你是选择去草原还是选择去森林呢？”

“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向草原。”

我看着翔哥说：“你的命，我算完了。”

翔哥让我解释给他听。我说，玻璃杯是初恋，小木屋代表婚姻，花的颜色可以看出对爱情的态度，宫殿暗示婚外情，墙壁象征事业，大海隐喻晚年的婚外恋，森林和草原昭示晚年的境况。他让我说得再具体一点儿。我解释说：“你没有捡玻璃杯，虽然喝了小河里的水，但初恋不是你的真爱。你进了小木屋，但是房间里缺少温馨和明快的东西，所以你结婚了但婚姻不完美，你向往纯洁的爱情，却跟妻子以外的女人谈情说爱。”说到这里，我笑起来：“好像现在你跟我的关系。”我接着说，借船出海说明你到老到死都会跟你喜欢的女人恋爱。至于晚年，你选择的是草原，所以呢，虽然你从来不会安分守己，但你的晚年却是安定的。我叹了一口气，对他说：“我感到意外的是你的事业。本来，我以为你会想象那道墙壁是金子，或者是大理石，或者是金属，哪怕是石头都行，没想到你会想象出一面土墙来。看来你的事业不会震古烁今。”说到这里，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翔哥的工作是什么。有好几次我想问他，但是都觉得唐突而放弃了。白天他也经常跟我在一起，钱包里总是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他的工作很自由吗？他的钱挣得很容易吗？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对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淡淡地说：“我是一个自由的游民，什么工作都不做，或是什么工作都做。”他这么回答，就是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了，我也不再追问。

18

我的腰很痛，厉害的时候走不了路，在饭店端盘子的时候常常咬牙切齿。翔哥来的次数越多，我的腰越痛。我的身体渐渐地消瘦下来。有一天，在一楼帮忙的时候，立新突然说她发现我的胳膊和腿，有很多大块大块的青紫。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有时候觉得身上痒痒，用手抓一下，马上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紫色的淤血显出来。去饭店上班的时候，我将肉色的丝袜换成黑色的丝袜。她让我赶紧去医院。我到日本后还没有去过医院，所以不太想去。她掀起我的裙子，看着我的大腿说：“太厉害了，几乎满腿都是。”

我说：“可能是我太累了。又要学习，又要打工。”

我想说又要恋爱，但是没有说出口。她变了脸，说我这样下去的话说不定会死。她举了几个跟我症状很像的病，比如败血病了，糖尿病了，艾滋病什么的。我让她不要用艾滋病来吓唬我，向她表示我在“性生活”上很干净。她好像很难过。可是，第二天早上，她把那个丰乳肥臀的赵小姐叫来劝我。赵小姐说了一声“猫宁”，神秘兮兮地将我拽到冰箱后面的角落。她问我：“你难道不知道吗？”我问知道什么啊？她说：“传言啊，关于你的传言。饭店里私下里都在传说你得了艾滋病，连我们柜台都在传。因为你的胳膊，你的腿上，到处都是大块大块的乌青，你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你知道吗？这样的传言，如果传到老板耳朵里的话，你也许会被解雇的。”

我觉得脸红，真想让她闭嘴。这时，立新走过来解释，说是她让赵小姐来说服我的。赵小姐马上就走开了。十点半以后，客人断断续续地来，立新尽量不让我端盘子。我在椅子上休息了很长时间。

在我自己也觉得危险的时候，妈妈来日本探望我。翔哥陪我去机场接妈妈，将我和妈妈送回家。我对妈妈介绍翔哥的时候，说他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跟学校和饭店请了几天假，一方面陪妈妈到处玩玩，一方面让妈妈陪我去医院。三天后验血结果出来了，所有的指数都正常。医生给我开了一些维生素之类的补药。我没有病，妈妈说她放心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但我真的很消瘦。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再好的药，也不如自己身体的元气和元水。妈妈说我年纪也不算轻了，需要应付的事又多，休息不好的时候，“那种事”不易做得太频，会毁了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妈妈说的“那种事”是指什么。

妈妈在日本住了三个月，翔哥偶尔会来，但一起吃个饭就走了。其间他带我跟妈妈去过两次温泉。不去学校和饭店的日子，妈妈教我如何用大头菜和醋做中国泡菜。妈妈买来韭菜和虾仁做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肉包。披头散发地和妈妈相偎了三个月，立新说我的脸红润了。是的，胳膊和腿上的淤血全部消失了。妈妈要回国了，还是我跟翔哥去机场送她。我不愿意说再见，妈妈先开口说：“秋，再见了。”

我说：“过年的时候我争取回家。”

妈妈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忘记药字的真正含义。我不在，你自己要保重自己。”

我说：“好。”

妈妈回去没多久，我的腰又开始痛起来了。跟妈妈用电话聊天的时候，我从来不提腰痛的事。我知道妈妈在担心我，所以呢，我不提腰痛的事。

19

最近，我很少被叫去五楼帮忙，基本上在一楼。虽然一楼一直忙忙碌碌的，但因为有立新照顾我，反而比去五楼舒服。立新同情我的同时，还有点儿怨恨我。她说我傻，我不知道如何跟她解释。她说“有幸”桥本看上了我，我本可以在五楼待得舒舒服服的，却非要拒绝桥本的情意。按照立新的意思，即使拒绝桥本，也应该等到毕了业，辞掉饭店工作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不想得罪老部长和桥本，但这不能成为我跟桥本恋爱的理由。我不喜欢桥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在生理上讨厌那个人的某些地方。我讨厌桥本看起来假惺惺的笑，还有他动不动就掀我的短裙看我的内裤。说真的，我更喜欢待在一楼。

立新像亲姐妹似的痛爱我。楼层负责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坐在椅子上休息。给客人上菜，只要她手里有空，肯定替我端出去。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感动，觉得自己很幸运。说真的，立新偏执多事，跟很多人相处不好，大家都怕她。我经常提醒她不要得罪太多的人，万一黑在日本的身份被发现，被人告到管理局，那么她就会被强制驱逐出日本。她说她不怕，因为整个饭店里，她只跟我一个人说过这个秘密。我跟她保证不会传出去，但如果她真的被发现了，她第一个怀疑的人一定就是我。有时候，被人家信任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有一天，那对福建姐妹对我说：“看起来，立新简直把你当她的奶妈了。”

我立刻就讨厌这对姐妹了，她们的言行反而令我跟立新更亲近了。我是北方人，但我喜欢跟上海人打交道。怎么说呢，上海人的分寸感恰到好处。先小人后君子，有契约精神，说话算数。

后来，立新和乌龙茶又在清扫公司找到了一份早工。清扫公司的社长为了节约交通费，特地买了两辆自行车。前面已经说过了，黑户口的人平日是不敢骑自行车的，我想自行车算是白买了。过了没几天，立新告诉我，她跟乌龙茶把那两辆自行车拖到上海了。我吓了一大跳，问她：“自行车不是公司所有的吗？你们辞掉工作的时候不是要还给公司的吗？”

她回答说：“你怎么这么傻，不会说自行车忘记上锁被盗窃了吗？日本警察会为了两辆自行车追到上海去吗？”

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过了好幾秒，我才平静下来。我想说这种做法相当于犯罪，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跟她说这件事。我怕说不到位的话，她会以为我是在嫉妒她占了便宜。不过我没有时间想了，她突然换了话题，小声地对我说：“我讨厌一楼的这个领班，想用什么办法搞掉她。”

我望着领班说：“她可是饭店的元老，都形容她是一棵撼不倒的大树了，你一个临时工，最好不要想入非非。”

她说凭她的力量当然搞不掉姓陈的。对了，一楼的领班姓陈。她说她知道一楼的支配人山馆跟姓陈的是死对头，可以利用山馆。我说山馆又不是傻子，怎么会轻易被人利用。她说：“你就等着看热闹吧，一石二鸟。不对，是二石一鸟吧。”

客人用过的碗盘由三楼厨房里的机器来洗，但客人用过的酒杯和茶杯，要每个楼层的服务员来洗。下午，水池里的酒杯和茶杯堆得已经放不下了，本来我想洗，但立新说什么都不让我洗。好像跟立新较劲儿似的，福建的那对姐妹也不洗。陈领班的脸色慢慢变了，明显很不高兴了。果然她命令立新去洗，立新装作没有听见。看到陈领班要发火，我赶紧对她说：“好了好了，我来洗吧。”

但是她拦住我，说我不能洗，因为她是一楼的领班，她命令谁洗谁就得洗。我望着她，似乎才明白立新为什么讨厌她。但故意惹她发火，肯定是立新的意思，因为立新一直在看着我笑。这时候立新偷偷地附在我的耳边说一直在等着姓陈的发怒，姓陈的一发怒，那个二石一鸟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我站在立新和姓陈的中间不动。姓陈的又吼起来，说立新一定是不想做这份工了，她要“成全立新”。

为了解雇立新，陈领班将事情报告给楼层的支配人山馆，山馆报告给老部长，老部长报告给老板。老板回答说：“临时工去留这点小事，就由部长做主好了。”

我知道立新事先有安排，但还是担心她。我劝她：“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又不是国内，你只管挣钱，何必惹是生非呢？万一你输了，你就得离开这里。干脆道个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她说她怀疑我书读得太多读傻了。她问我：“你怎么看不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呢？”想来想去，我看不出这个机会好在哪里。求她告诉我，她解释说：“姓陈的跟山馆吵过架，饭店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势不两立。与其说是我制造了这个机会，不如说山馆在等这个机会。”

我似懂非懂，对她说：“可是，老板让部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老部长最听什么人的话？”

我想了想说：“应该最听桥本的话。”

立新说：“这不就得了。”

我说：“怎么又跟部长和桥本有关系了呢？”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也不是不想告诉你，是想你跟桥本，万一有可能结婚的话，那么我就打算守一辈子的秘密了。”我急着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她突然笑起来说：“反正你跟桥本之间已经没戏了，我不怕告诉你。其实呢，桥本的那一头乌发是假发。”我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不管怎么说，不应该在背后拿着人家的隐私做话题。不可思议的是，知道了桥本的秘密，我在心里竟然也偷偷地感到一丝好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人性的一个部分。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桥本的秘密的。她回答说：“就是这个姓陈的啊。是她故意让桥本当众出丑的啊。”

我不太相信：“怎么会？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啊。”

“说出来像笑话，姓陈的当着大家的面扯下桥本的假发。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还不敢相信呢。从那个时候起，桥本对姓陈的就怀恨在心。”

我说：“换了是我，恐怕也不会原谅她的。”

“所以啊，你也明白事理了吧。这一次我要发动一场群众战争。”

一楼少了一个人。来日本留学的上海男孩，转职到一家日本公司了，五楼的淑云受到影响，跟我似的也经常被叫到一楼帮忙。淑云丈夫是个厨师，这么巧和姓陈的丈夫在同一家饭店。但姓陈的丈夫是厨师长，是淑云丈夫的上级。

淑云有一儿一女，分别是初中生和高中生，正是花钱最多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淑云很节省。举例说吧，来富贵阁吃饭的情侣，叫套餐的比较多，而套餐的最后一道菜是用棕叶包着的糯米饭。差不多有一半的客人，连动都没动过。淑云认为，将没有动过筷子的米饭扔掉是浪费，会遭天罚，于是把糯米饭分成小份，想要的人可以带回家。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出在这里。

先是乌龙茶，然后是立新，之后是我，再之后是福建姐妹，一个接一个地被部长叫到四楼。淑云一直用手帕偷偷地擦眼睛里不断涌出来的泪水。我的情形是，部长叙述了淑云擅自让大家拿糯米饭回家的事，最后问我：“是事实吗？”

我回答是，但解释说：“是客人剩下来的糯米饭，跟盗窃无关。”部长手里握着笔，两只眼睛淡淡地看着我，感觉倒是蛮和善的。他让我去一楼干活，我说好，离开前说了一句：“似乎有人夸大曲解了这件事。好好的饭被扔掉，对劳动者来说是真正的犯罪。”他向我摆了摆手，神情很亲切。

不管我觉得多么无聊，怕淑云胡思乱想，还是向她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对她说：“我跟部长证明了你没有偷窃。”她谢了我。乌龙茶等其他的人也都给淑云打气，嘱咐她不要担心。只有姓陈的表情无法捉摸。谁都知道是她去部长那里告的状。

我看到立新走到淑云那里，跟淑云耳语，淑云不断地点头。不久，淑云也被部长叫去四楼。立新朝我走来，用手在我的后背上拍了一下说：“你肯定想不到。”我问是什么意思。她说：“你跟其他人一样，认为是姓陈的告了淑云的状吧。”我问不是吗？她以得意的口吻说：“是我干的。我说过要发动一次群众战争的啊。”我面前还是立新的面孔，但我的心里充满了惊讶。沉默了一会儿，我对她说：“不过，淑云有点儿可怜。”她回答说：“事情结束后，淑云反而会感谢我。”

没想到五楼的人被叫到一楼帮忙，一楼的人都被叫到五楼的休息室。直到我进门，看见了社长、部长以及山馆，才意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了。他们问淑云有没有偷糯米饭，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山馆明确地说，虽然把客人的剩饭拿回家不算偷，但为了避免麻煩，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又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我对立新的冷静感到惊讶。山馆之后，没有人再补充问问题。这时候，休息室一片寂静，大家都看向陈领班，好像在谴责她没事找事。说真的，她没得罪过我，我并不讨厌她，对这场鸿门宴她一无所知。我觉得她挺可怜的。这时候，部长问社长是否可以让我们回一楼干活了。可是立新突然开口，一脸严肃地看着老板说：“陈领班仗着自己是领班，经常搬弄是非，仗势欺人。在这种人的管理下工作，我们一点儿也不愉快。”

社长看部长，部长看桥本，桥本看山馆。山馆看着桌子，有点儿难为情地说：“啊，是的，一楼的员工经常跟我反映这个问题。”

立新说∶“其实，前几天陈领班跟我大吵了一次，为了那一次吵架，她甚至要解雇我。让我说说吵架的前因后果吧。那一天特别忙，客人多的不得了，我又要给客人上菜，又要收拾客人用过的盘子，还要不断地给客人添茶，简直没有一点儿空闲。平时，陈领班的工作就是监视我们。但是，像这种忙的时候，领班应该以身作则啊。比如山馆支配人，别说忙的时候了，不忙的时候也经常给客人上菜添茶的。我的意思是，那么忙的时候，为什么陈领班就不能洗洗杯子呢？”山馆怀着感激的神情看了立新一眼。立新说她不想在这里比较领班和支配人。还有令她觉得不公平的事是，陈领班平时来去自由，一会儿是儿子有事了，一会儿又是丈夫有事了，一会儿是朋友来了。她问部长：“饭店正忙的时候，怎么可以跟朋友聊一个多小时呢？”然后突然看着我说：“秋，你回答，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她的声音很响亮，我小声地说：“是。”

立新像在庭上辩护的律师似的说：“我说完了。”

三天后，部长通知陈领班被饭店解雇了。尽管如此，她对老板没有一句怨言。我心里很难受，后悔没有阻止立新的计划。她看起来很平静，跟所有的人做最后的告别，我看出她的眼睛有点儿红。想不到她给了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她家里的电话号码。她对我说：“秋，有时间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一起喝杯茶。”

我说好，并且觉得手里的纸条有分量，很沉重。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给她打电话的。我对她说：“你拼了十几年了，就当这一次解雇是个机会，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她谢了我，跟我說再见，然后就离开饭店了。除了我，还有福建的那对姐妹跟她摆了摆手。我们永无再见。她就像我看过的一切落花与流水。

20

雨季。我喜欢雨滴在肌肤上的那种感觉，凉凉的，慢慢渗到身体里，不知不觉地生出月的伤感和秋的寂寞。附近的不动产，又贴出许多募集住客的广告纸，看上去很像我房间里墙壁上挂着的日历簿。今天是休息日，早上的天气还不错，翔哥进门的时候，我还在被窝里。他坐到床头，我将头枕到他的腿上。他没说什么，我闭着眼睛不动，就这样待了几分钟。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说下午去机场，因为要回去办点儿事。我问他要待多久。他说不知道，要看事情办得是否顺利。说真的，我不喜欢他离开日本。他还没有离开日本，我已经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了。天也是，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满屋子阳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窗外已经下起了雨。房间显得灰了，他看起来非常混浊，尤其他今天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西装，简直就是灰色的一部分。或者就是那灰色所昭示的活的魂。

或许是雨的寂寥以及弥漫的灰色感染了翔哥，他感叹今年的雨季太长，还说以往的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很热了。我一下子就伤感了，于客观存在中触及一种感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命中的因缘。我短短的一生中，感觉常似梦幻般泛滥。就因为是感觉，因而并不真实。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发现自己有一种失落的阴暗心理。除却人生的无常和虚幻，更是因为我不具有明了自然和人生的超然素质。许多时候，我以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中所得到的境界，而一味地回归到古已有之的悲哀里。就因为如此，我的病与多数人不同，我的病是一种郁悒，或者是一种无限的缠绵。我总是长时间地处在一种源源不断的灰色的梦的感觉里。

算算，翔哥回去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以为自己会寂寞，意外只是不断地思念他。怎么说呢？感觉上似乎他并没有离开日本，只要我抓起电话，或者伸手触摸，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抚摸到他的身体。原来寂寞不是四顾无人，而是心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思念。二十日，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嘱咐我明天晚上六点在家里等他。他说他明天回日本，下了飞机后直接来见我。

但是，第二天晚上，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不见他来，也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我突然想起他在电话里说刮台风的事。估计是台风的原因飞机没有按时起飞吧。我想他一定会再来电话，因为睡不着，顺手拿起一本书看。本来，因为他要来见我，所以早早地洗了澡，化了妆，换上漂亮的衣服。徒劳修饰一场的感觉使我难以专注读书，只模糊记得是写一个很寂寞的女人，偶然得了一只很通人情的狗，女人和狗正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狗却突然丢失了。女人因此失去了一种被无限信任，无限依恋的感觉。恍恍惚惚地想象着女人失落的情形，不觉读到了后面，没想到，作者的一句话突然使我的心中滑过一阵冰冷的哆嗦。“怎么能想到，它与我只有短短一个半月的缘分呢。怎么能相信，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忠实伴侣，好容易来到你身边，却会在一刹那之间就无影无踪了呢。”我一下子没有心情读下去了。哆嗦处所触及的，是一种不祥的感觉，十分冰冷。

我迅速地打开电视，紧张地将频道从一跳到十，又从十跳回一，十分害怕新闻中会出现什么不祥的消息。NHK正在报道一则新闻：塞班岛有一个日本人被杀害。详情介绍完后，是一个食品广告。我的心虽然稍有安慰，但仍不安宁，一直目不转睛地关注着电视里的新闻。在我的心中，电话机仿佛是上帝，期待铃声响起来一如期待上帝的福音。铃声一夜未响，我也一夜未睡。不安的恐惧中，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会使我心跳不已。二十二日，我给学校打电话，教授接电话的时候，我说我身体不舒服。教授让我休息。整整一天，我足不出户，被茫然的焦虑锁闭。一股巨大潮湿的气息在我的心中回荡，仿佛那是一种死亡的气息。

如果说我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形式，就是我从原始的游戏中试图找到一种结局。这当是一种试验。我将一枚圆圆的硬币握在手心里，一边祈求着，一边就有汗水将那硬币润湿了。当我抬起手，试图将硬币抛起来的一刹那，我害怕了。我怕硬币落下来时不是我所祈求的正面。我想起什么人说过的一句话：人什么都可以不信，但是不能不相信神预。我怕这个神预是那个万一。

有时候，事情越想明确就会变得越不明确。说起神预，我想起翔哥在电话中说他明天就回来后我说的那句话。我说“翔哥你可不能不回来”。当时我是跟他开玩笑，现在却神预般以一种巨大的阴影罩在我的心上。莫非……我不敢想下去。

遇到意外的时候，只想不好的方面，也许是忧郁而颓废的。但融在朴实的悲伤中的情感，却无疑含有几分温馨，使人感到对感情的眷恋。担忧是这感情中最为强烈的一种。许多情形下，只因为有担忧在，人类才留恋地活着。担忧是值得珍爱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二十四日翔哥从日本机场打来电话时，当我安心之余将我的心情诉于他时，他竟是感动得不得了。他对我说：“谢谢你。”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翔哥，用右手的食指轻轻地抚摸他的眉毛和嘴唇。我对他说∶“我被你吓死了。”

他吻了一下我的睫毛，回答说：“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担心过我。我很感动。”我认为这不可能。他回答说：“连我亲妈也没有这么担心过我。让你担心是我不好，但因为这件事，我想我永远都会爱你。”我开始相信他说的话，对他的感动觉得惊奇。他又说了一遍：“我会永远爱你。”我也是这么期待的，于是对他说我的肚子饿了。他要带我去车站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我想在家里吃。我们一起下楼去买盒饭。回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吻了我好几次，我的心一直都痒痒的。吃饭的时候，他说了好多次“感动”和“爱”，我觉得全身都轻飘飘的，好像喝了很多的酒。吃完饭，翔哥看了好几次手表，我知道他要离开我了，差一点哭起来。我觉得他对我的爱还很遥远。我真的没想到，他在说了那么多的“感动”之后，能这样轻松地走了。出门前他要求我“抱一下”。我扯住他的手，欲言又止。他对我说：“我明白你的心情，请相信我说过的话。要你等我的话是真心话。”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只是不想他这么快就离开我，要知道，我等他等了几天几夜啊。他好像怕我不肯相信他，将小手指伸到我的眼前说∶“不然我们拉钩吧。”我一声不响地跟他拉钩，他嘟囔了一句“你这个傻瓜”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不动，很快明白所谓的感动不过是一时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过了一会儿，电话机响了，没想到是翔哥。他说在车站对面的那家咖啡屋，如果我愿意，想再聊一会儿。我说“当然”，心想他还是爱我的，爱情也还是有意义的。我在咖啡屋的角落里找到他，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一声不吭，因为没有什么话好说。咖啡屋放送的又是莫扎特的音乐。这时候，莫扎特是我的情绪，我的头发，我的皮肤。我开始哭了起来。关于我为什么哭，他是一无所知的。他一直看着我哭，不久说我是一个“怪人”。我说我有音乐过敏症，让他不用在乎我的泪水。他说很想知道音乐过敏症是什么反应，我告诉他：“像喷泉的大水柱湿透了衣裳。衣裳下的心碎了。”后来他又开始看手表，不过我已经哭舒服了，对他说：“你还是走吧。”

他站起来跟我说再见，然后问我：“你不想问我为什么急着走吗？”

我回答说：“不想问。”

21

昨天晚上，立新跟乌龙茶决定分手，各走各的路。因为这个原因，她看起来无精打采。我甚至跟她说：“没关系，说不定过两天他就后悔了。即使他不后悔，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反正你年轻貌美。”

她回答说：“我跟乌龙茶在一起已经八年了，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想也许是他们进入了所谓的厌倦期。接着，她滔滔不絕地向我讲起了跟乌龙茶的事。关于乌龙茶，在她的心目中，有一个永远被定格的勇武的画面，用她的话来说，“好像电影里的一个镜头”。她告诉我，那时候她的身边同时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牵着她的手要领她走，但另一个外号叫乌龙茶的男人，却命令那个男人站住。她对我说：“如果那个男人不站住的话，也许后来我不会选择乌龙茶。”我觉得很兴奋，问乌龙茶后来怎么样。她说乌龙茶先是对那个男人说，跟谁走应该让女人自己选择，然后又看着她说，你喜欢跟谁走就跟谁走好了。她感叹地说：“哪个女人不爱英雄啊？那个时候，我有了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乌龙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勇武无比。”她说得对，换了是我，无疑也会把乌龙茶看成“英雄”的。她说乌龙茶的勇武一下子把她的心夺走了，自那一刻起，她的心就属于乌龙茶了。她说她根本没有想过另外那个男人的感受，毫不犹豫地跟着乌龙茶走了。她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乌龙茶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头也没回地走掉了。”

我仿佛看到立新跟着乌龙茶走出另外一个男人的视野，走出那条小街，走出国门。我沉浸在立新的冥想中，而自己并不觉得。出乎意料的是，立新突然对我说：“我决定从乌龙茶那里搬出来。”我问乌龙茶同意了吗？她说乌龙茶也觉得两个人分开一段时间比较好。其实，立新和乌龙茶最早是以留学的名义去了瑞士，但留学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因为瑞士工作不好找，很难赚到钱，所以打算去其他的国家。刚好乌龙茶的朋友在日本，跟他说横滨中华街的工作很多，很容易赚钱，因为都是中国人，不会说日语也没什么障碍。就这样，乌龙茶带立新去旅行社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特地挑了在日本转机的航班。飞机到了日本，两个人溜出机场，跟着乌龙茶的朋友去了横滨中华街。一直到现在为止，乌龙茶跟立新还住在乌龙茶的朋友家。据说只有一个房间，白天共同使用，睡觉的时候在房间的中央挂一块布，一边睡着乌龙茶跟立新，一边睡着乌龙茶的朋友。

一般来说，这种事不到处张扬，但立新根本就无所谓，到处跟人家说。福建的那对姐妹，动不动用这件事做材料来嘲讽立新跟乌龙茶，说两个人是在“跟第三者同居”。我也试着想象立新跟乌龙茶夜里如何做“那种事”，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受不了的，另一方面又觉得能够理解他人这么做。毕竟诸行无常，相生相克。亲属单位由血缘、继嗣和婚姻构成三角形，这是自然，动物也不会例外。但是人类有一点不同，人类会区分自己与自然、自己与他人的界限。中央的那块布就是界限。即使三个人同居一室，“性”也不会因为“同居”而成为公共事务。

“关于这件事，”立新对我说，“你知道我跟乌龙茶都是黑户口，在日本，没有人愿意为我们做担保，根本租不到房子。”还有一点就是，她跟乌龙茶只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如果觉得还是在一起好的话，她还要回到乌龙茶那里，那么房子就等于白租了，钱的方面也不划算。她说得合情合理。

我给她出馊主意：“你可以找朋友帮忙，用朋友的名义租一个不要礼金和押金的便宜房子。反正是凑合一阵子而已。”但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想来想去，能够帮她的人只有我，所以她想住到我那里。我觉得很意外，犹豫了一阵子后，告诉她：“我现在住的房子不是租的，是借的，不太方便跟人合住。”

她解释说，她不在我那里做饭，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家，只是晚上洗个澡睡个觉而已。她以郑重的口气说：“你也有好处，我可以帮你付一半的房费。”她一直说下去，好像我不同意她就誓不罢休似的。我让她给我时间，我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给翔哥打了个电话，说我很为难，不知他那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他干脆地说：“没关系，就让那个女孩搬到你那里好了。”我说女孩搬过来的话，他就不方便见我了。但是他对我说：“救急不救穷。再说了，年轻人吵架，基本上三五天就会和好了。”他这么说，我想我也用不着为难了。

立新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搬过来了。新的问题是，新丸子离横滨中华街比较远，立新跟乌龙茶打的那份清扫工是早工，只能辞掉了。立新对我说：“你看看，除了我要给你四万日元的房费，辞了清扫工又少了四万日元。四万加四万是八万，损失太大了。”

我巴不得她赶快搬走，劝她跟乌龙茶再好好谈谈。她呢，却下决心在新丸子车站的附近找一份早工。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到新丸子后，开始在商店街寻找招聘启事。在一家汉堡包店的门口，我用手指着门上的招聘启事，兴奋地对她说：“有了有了，这家店招人呢。”

立新是黑户口，日语说得更不好，我呢，是留学生身份，能帮助她，于是陪着她一起进了汉堡包店。店长是个又瘦又矮的男人，穿一套绿色的制服，带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他带我们去店里的办公室，让我们填了一张表，不外乎就是姓名、生日、地址以及留日资格几个项目。但他还是问了几个问题：“你们是什么时候来日本的？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们住在哪里？至今为止你们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事先我跟立新已经商量好了，如果问到了她的身份，就说是留学生。至于结果呢，店长要我们明天上午十点给他打电话，说那时会给我们明确的答复。我跟立新都很兴奋，没想到这里的工资比横滨中华街要高出很多。

第二天，我准时在上午十点给店长打电话。他说已经决定了，两个人中只采用一个人。想找工作的是立新，我立刻回答说：“好啊，那我通知我的朋友。”

他回答说：“我还没有说录用哪一位呢。”我就让他说。他说：“我们录用的是那个从北京来的人，不是那个从上海来的人。”这时我感到很惊奇，让他再说一遍，他大声地说：“我们录用的是那个从北京来的人。”

昨天我只是陪立新去面接，没想到结果竟是事与愿违。说真的，我消瘦纤弱，一楼的支配人山馆经常说我没有打工人的样子，有几次甚至想解雇我。立新丰满高大，浑身充满着朝气和力量。毫无疑问，我认为汉堡包店的店长会选择立新。我不说话，站在旁边的立新感觉到了什么，先是用手指了指她自己，用双臂在胸前交叉成“X”，然后又用手指了指我，用双臂在胸前围成“○”。我朝她点了点头。这时候，我听见店长说∶“明天，请那个北京来的人，早上四点半来店里，会有人教她做什么工作。有一点要记住，就是进店后要打卡啊。”

早上四点，我不得不去了汉堡包店，心里很不安。原来根本不需要担心，比我提前到的是一个同样很瘦的男人，只是个子比较高。看见我，马上用中国语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也是中国人啊。他说他不仅是中国人，跟我还是同一所学校，甚至连指导教授都是同一个人。世界真是太小了。他自我介绍说他姓马，来自于内蒙古。接下去，我很快就明白店长为什么选择了我而不是立新。唉，算立新倒霉吧。

我在这家汉堡包店只干了两个星期。虽然早工只干三个小时，但因为早上起得太早，白天还得去富贵阁或者学校，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总是处在昏睡的状态里。有一天，从汉堡包店出来后，我乘电车去富贵阁。电车里的人并不多，坐在我对面的两个男人，一直从上到下地打量我。不过我当时又困又累，根本顾不上想太多，一觉睡到了石川町。下车后，走路的时候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好半天才意识到自己一只脚高一只脚低。原来我左脚穿的是一只红色的高跟鞋，而右脚呢，穿的是一只黑色的平底鞋。晚上，出了新丸子站的检票口，我直接去汉堡包店找店长，告诉他我打不了早工。也许像我这种打不了早工的人比较多，店长只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辛苦了”。想想乌龙茶和立新一直打早工，根本看不出累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也许是第一次，我想听妈妈的话，好好照顧自己的身体了。

乌龙茶想让立新重新跟他一起住，所以不断地给立新打电话。立新把他说的话都传给我听。乌龙茶说不跟立新一起睡觉后觉得晚上特别冷。还说休息日不知道如何打发，因为漫长又无聊。当年他让立新决定跟哪个男人走，这一次他同样不对立新说“你回来吧”，而是让立新自己说“回来”。

立新约我去车站对面的那家咖啡屋。其实，她请我喝咖啡我就知道她要从我这里搬出去了。我心里暗谢乌龙茶。说到乌龙茶，立新高兴地对我说：“事实证明了他很爱我，根本离不开我。”

我说：“好啊。随便你什么时候搬回乌龙茶那里。”

我没有使用“搬家”这两个字，因为她只需要带走几件衣服而已。她开始跟我说对不起，于是我就说出心里话，告诉她我其实“不喜欢”她住在我这里。她笑了，开玩笑似的问我：“是不是我打扰你谈恋爱了？”我点了点头，她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不需要回头想这个问题了。

在车站，乌龙茶一看见我立刻鞠躬说了声谢谢。谢不谢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经受了一次考验，知道自己爱着立新。立新离开我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儿激动，使劲地拥抱了我一下。

立新跟我一共住了没几天，但回家后，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可笑的感觉，竟然觉得房子有点儿空，有点儿大。说真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22

一天夜里我总是睡不着。白天接到零儿的电话，说他来日本办事，住在东京巨蛋附近的一家旅馆，想跟我见个面。离婚后，零儿经常出现在我梦里，我想是我在内心深处还留恋着他。他的声音还是沙沙的，一点儿都没有变。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他想见我的时候，我正在富贵阁和汉堡包店打两份工。他问我几点钟能够见面，我故意沉默了一阵，他马上说：“没有时间的话，下一次再说。”我说如果晚上也没有关系的话，下班后可以见面。他说晚上见面没有问题，顺便问我在日本干什么工作。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他问起我的职业，就说是“事务员”。一般来说，事务员就是穿着西装，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俗称“白领”。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精通日语，就职后经常到日本出差，理解我不会为了见他跟公司请假。

我在涩谷站前那只叫“八公”的狗的铜像前等零儿。他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我朝他走过去。我穿了一套粉红色的短袖西装，白色的平底皮鞋，从上到下都是翔哥送给我的礼物。我本来想穿自己买的衣服，但是好看的衣服都是翔哥送给我的。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我走到他眼前的时候，他歪着头，上下打量了我一阵，平静地说：“你瘦了好多。”他说想跟我一起在车站的附近走走。涩谷的夜晚灯火辉煌，人潮如海，他牵过我的手，五指交叉地握住。我跟他并排地走。他问我：“还好吗？”

不知道他问的是哪方面的“好”，于是我点了点头，回答说：“好。都好。”车道上的车也很多，一辆辆疾驰而去。这时我感到惊奇，因为我才开始感觉到心跳，心痒痒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事务员”的工作都干些什么。我说打打电脑，接个电话什么的。怕他接着问我工作的事，我故意将话题扯开，问他：“跟我分手后，又恋爱了吗？”

他回答说：“有一个女朋友。”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孩，他突然激动起来，对我说：“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你亲嘴的情形，你一直睁着眼睛。”

我吓得停下脚步，问他：“是真的吗？”

他说怎么会假，因为我睁着眼睛才使他觉得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没有表示什么，也许那时候睁眼是过于紧张。说起来没有人会相信，那进的我，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了，愚昧得以为男女间亲吻就会怀孕。我也不想跟他解释，解释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每个时代都会在人的身上留下烙印。说到他现在的女朋友，他这样描述道：“她每次跟我亲嘴都会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想知道女孩的年龄，他说跟我们同岁。

或许是灯光太明亮，行人太多的缘故，我觉得头顶天空上的星星看起来黯然失色。店铺的装饰灯照亮了我们的头发。零儿问我：“我们去喝点什么好不好？”

我就带他进了一家店。他变得和气起来，问我是不是很累。为了不再说到工作上的事，我故意说“看见你光顾着高兴了”。

他看起来很高兴，让我点饮料。我让他点，他看了看点单，问我：“套麻套是什么？”

我说是西红柿。他说他以为西红柿是蔬菜呢。我说：“西红柿是蔬菜。”

他不再提问，点了橘子水。我点了西红柿。我想结账，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说我肚子饿了，想请他去饭店吃饭。

我带零儿去了跟翔哥常去的那家居酒屋。他让我点菜，还说我应该知道他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他说得很对，于是我就点了生鱼片、炸虾、鸡肉串和蔬菜拼盘。至于酒呢，喝完了啤酒喝日本酒，喝完了日本酒喝鸡尾酒，真可以说是乱喝一气。不知不觉我们开始谈到了过去，他突然很生气地说：“有一天，你跟我做那件事的时候，突然觉得不满足了，我就知道你有外遇了。”

“一定是哪个男人让你有了新的体验”。

“你错了，”我对他说，“我只是看了毛片。”

他问我：“你为什么不早说？可是家里没有毛片啊。”

我说：“你认识结婚前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高帆吧，是她带我去她家看的。”

他说：“不过这还算是小事。我们离婚，事实上是你真的爱上了其他的男人，不尊重我。”

我说：“我没有爱上其他的男人，是你胡思乱想。”

他说：“算了，我们不要聊这些伤心的事了。”但他又接着说：“有一次，一个女人想跟我干那件事。亲嘴的时候，我看见她睁着眼睛，二话没说，就抽了她一个耳光，骂了她一声婊子。”

我一直在听他的故事。我要了一杯冰水，因为我不想喝酒了。我觉得很内疚，觉得离婚的原因真的都在我身上。

零儿把剩下的酒喝完，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说：“外边很安静。”

我说：“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带他去我那里住，但他直接提出说想去我那里看看。出来的时候，天空星星闪烁，泛着蓝色。我觉得心脏上上下下地跳。进房间后，我本来坐到了沙发上，但是他让我坐到床上。我坐到床上后，他又让我躺到床上。看到我犹豫的样子，他对我说：“你用不着胡思乱想，我们可是老夫老妻啊。”想想他说得也对，于是我就躺了下去。他在我的身边躺下来，头枕着我的肚子。过了一会儿，他开玩笑似的碰了碰我的乳房，之后抱住了我的腰，不过我半睡半醒。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零儿的脸色很难看。问他怎么了，他说对我感到很失望，问我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爱他了。我回答说：“也不是。”

于是，他看起来快哭出来的样子，对我说：“我们分开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在日本相会，以为你多少还爱着我，但你用身体证明了你根本不爱我。你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你”。真烦人，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我已经对他撒谎了，不能改口说我根本不在公司上班，而且还打两个工，而且腰痛。我对他说：“都怨我酒喝得太多了。”

他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来日本之所以想见我，其实就是看看我们之间还有没有复婚的可能性。他失望地说：“你的那个地方干燥得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他又说到了那个女孩：“我知道女人爱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好像现在爱着我的那个女孩，连亲嘴都会浑身发抖。”

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对他说了声：“对不起。”

他回答说：“我们之间真的结束了。永远都不可能复婚了。”

但他在临走之前，还是亲了我一下。我想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亲嘴。只是碰了一下，很简单。

零儿走了。我想起今天是我的休息日，我本来可以留他再住一个晚上的。我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窗外的天空，天是蓝色的。床上还留着零儿的汗水味。我一直不动，这样到了中午，想起来弄点儿吃的，但发现身子动不了，我感觉非常冷。量了一下体温，竟然有三十八度。我病了，迷迷糊糊地睡了很久。傍晚，翔哥来了，听说我发烧，立刻下楼去买了感冒药和盒饭。他对我说：“吃了药，再吃点东西，睡一觉，估计感冒就会好了。”而我呢，来日本后还是第一次发烧，见了翔哥心里忽然酸酸的，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止不住似的。他说感冒是一件很普通的事，用不着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大不了跟饭店请两天假。我其实不是为了发烧流眼泪，但是我也不能跟他解釋。

我给部长打电话请了两天假。翔哥来过两次电话，说最近比较忙，要过几天才能来看我。

卫东去富贵阁送货的时候，听人说我病了，回工厂说起这事的时候，被刘利听见了，于是他打电话来，说晚上想到我家看看。我告诉他我家的地址，他真来了。我说又不是什么大病，犯不着大老远的特地跑来。他说我一个单身女孩，本来就孤零零的。他买了一大袋子水果，有橘子、香蕉和苹果。想想买这些东西差不多令他白打好几个小时的工，我有点儿过意不去。他取笑我，说用不着这么小看他，赚钱本来就是用来花的。他让我多吃水果，说水果含有多种维生素。我很感动，对他说谢谢。因为想留他在家里吃晚饭，打算下楼去买点儿东西。他不肯，说坐一会儿就走。也许是精神作用，我觉得身体好了很多。问他我离开后陈师傅有没有继续为难他，他回答说∶“陈师傅是被你甩了才整我们的，你走了他也就没戏了。”

想起对他的承诺，我说富贵阁一直没有募集新人。他让我不要再为了这件事费心，因为他的身份不方便老换工作。“再说了，”他说，“你走后，陈师傅可能怕我真的会用刀劈了他，对我很客气。”

我笑了起来，谈到回国的事，他说这也是他来的目的之一，来跟我告别，他打算下个星期去入国管理局自首。我不希望他回国，但回国是他决定的事，我也没有权利干涉。我的心一下子空空荡荡的。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回国后打算干什么。他说还是想开书店。又沉默了一会儿，我开玩笑，说他吃一堑却不能长一智。他说就因为这一点他才混得这么惨，而且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了。他想起什么似的，从背包里翻出来一张CD盘，对我说∶“本来，这是我妹妹拜托我买给她的，但我想把它送给你。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就听听。”

我问那他妹妹那里怎么办，他说会再买一盘。他要走了，我打算送他去车站，他坚决不让我送。我说想跟他一起走一走，他就同意了。去车站的时候，我们走得很慢，是故意的，有一刻我真想拥抱他一下。我们几乎没说话，有几次，我把两只手端在胸前。进检票口之前，他朝我笑了笑说：“你要好好的。”

我笑着朝他挥了挥手说：“你也好好的。”我们都没有说再见。

我们永无再见。我一直后悔没要他在国内的地址和电话。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有时会想象他突然打来一个漂洋过海的电话。如果不是我相信缘分，我甚至想在报纸上登一则寻人广告。

他留下的CD盘是滨崎步的《BEST》。听说滨崎步刚刚与恋人长濑分手。滨崎步的歌声凄怨哀婉。听完歌已经是午夜了，我知道今天又会失眠了。除了觉得身体无力，头也有点儿痛。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骂了那几个脏字。我说：“他妈的。”

23

接着是立新告诉我，她跟乌龙茶也决定回国了。我挽留她，说趁着年轻可以再赚几年钱。但是她跟乌龙茶已经去入国管理局自首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日本，已经没有改变计划的可能了。回国的理由是乌龙茶要跟她办结婚手续，连婚礼都安排了，场地选的是上海的某一家大酒店。她说她正在四处寻找合适的婚纱和家具。我祝福她，但是她请我帮一个忙。她问我：“你，或者你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认识驻日中国大使馆里的职员的？”

我说不认识，但我可以问问我的朋友。原来她的护照已经过期了，想盖一个延期的章。我建议她去大使馆重新申请一本新护照，但是她说申请新护照的手续很麻烦，不仅花时间，还有可能留下后患，总之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我还是决定给一个在华文报社工作的朋友打电话。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立刻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然后我给立新打电话，告诉她哪一天去大使馆。

过了没两天，立新感谢我说护照的事办妥了。我松了一口气，毕竟了结了立新的一桩大事。

之后，立新连续让我惊讶了两次。首先是当以为她跟乌龙茶在上海忙着结婚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告诉我她还在日本。我很惊讶。她对我说：“秋，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里的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二天我跟乌龙茶就要坐飞机回上海了，夜里却开始肚子痛，不是一般的痛，死去活来的感觉。只好去医院，结果是急性阑尾炎，立刻就住院开刀了。你知道，我在日本没有医疗保险，结果一个阑尾手术，花了二百万日元。他想这二百万日元不是他的钱，所以在我走前揪住我，要我交出来。”

对她生病和花了二百万日元的事我很难过，但我没有说话。我想起了被乌龙茶偷运回上海的两台自行车。还有，我曾经有好多次看见她偷冰箱里的烧卖、小笼包以及杏仁酒。我在这方面对她的看法不好，但有一次她塞了一袋小笼包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接受了。因为有这件事，我也没办法说她什么。

接着是三个月后，我再次接到了立新的电话，告诉我她又在日本了。我更加惊讶。她说她现在的工作是麻将店里的招待。我问她“是通过什么方法进日本的”。按照日本的法律，有过不法在留经历的人，至少五年内不能再入国。她说跟上一次一样，也是转机。她参加了去澳大利亚的旅游团，在日本转机的时候，再一次从机场溜出来。她笑着对我说：“这一次可是轻车熟路。”

我问她乌龙茶有没有过来。她说乌龙茶留在上海了，因为不想再受罪了。我一连问了她好几个问题：“你跟乌龙茶结婚了吗？乌龙茶同意你一个人出来吗？你打算待多久？这么快就回来了为什么当初急着自首呢？”

她说：“除了不甘心那二百万日元，也因为在日本拿惯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回国后突然不习惯那几张钞票。”

我问她住在哪里，她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地点，只说是朋友家。但是她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电话公司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了。来无影去无踪，她像突然刮过的一阵旋风，再一次从我的生活中消逝了。直到今天，很奇怪我会经常想起她来。像她这样的一个人，生活会是怎样的情形呢？真的想象不出来。

24

部长要我去四楼帮忙，因为有一个四十人参加的大宴会。榻榻米和榻榻米间的隔扇被抽掉，榻榻米单间变成了一个大房间。我看到客人的年龄层比较大，再看菜单，是富贵阁推出的价格最贵的那个套餐。桥本、增山、池田、远腾和藏下，看起来都神情緊张。

学生时代，我曾十分迷恋诗人苏曼殊的诗。流传至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其纤细的神经质的感觉，在我心中绘画般地留下了神秘、孤独、苦恼、忧郁，甚至病体与腐败的印象，人在留恋、爱恋中活下来。却不知在诗的理解之外，一直有一个知识上的错误，以为“尺八箫”就是八尺长的箫的意思。

由于我们都很紧张，宴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尾声。到富贵阁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用齐腰宽的盘子给客人上菜。盘子又大又重，我出了一身汗，觉得口渴，想喝水的时候，看见几个客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乐器吹奏起来。

是一首威严、肃穆、悲哀的曲子，仿佛从古老和遥远中传来，在我的心上捣了一拳。我的身体硬起来，一动也不能动了。再看那几位正吹奏着的老者，夕阳透过窗玻璃映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哀情。而被捣过的地方很痛，有水流似的东西哗哗地往外流。一位诗人朋友对我说过，感觉到心痛，是因为灵魂在痉挛。

增山走到我的身后，拦腰抱住我说：“吹得真好。”

我跟她说：“心里好难受。”

她點了点头。然后我们都不说话了，呆呆地站着，什么都不想。这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只有寂静、乐曲和我们的喘息声了。我注意到吹奏人的姿势也很僵硬。不久，曲子终了，我希望他们可以再吹奏一首，增山却让我们去送茶，不过就我没去送，因为有一种东西把我包裹住，我只顾得上难受了。总之我觉得我受了伤，身体中所有的细胞都在痛，想找个地方哭一场。

过了好久，我问会弹钢琴的远腾有什么感觉，她转了个身对我说：“像大海呼出的长长的咆哮声。”

我被她的形容感动，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跳动。的确是一种惊骇的事实，乐曲与苍茫的暮色相融，包裹着我内心的悲哀和寂寞。物极而反，压迫至此，反而逼出一丝兴奋，仿佛内心被乐曲撕扯开的碎块正随乐曲流逝而去，无处不在，超出极限超出时空。而无处不在之处，有一种迷蒙的虚幻。而这虚幻与我的心灵有许多接近的地方，甚至我的心就与这虚幻的巨大齿轮紧紧地咬合着。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举例来说的话，比如我第一次赴日的时候，一踏上飞机，就好像永远离开故土再也无法返回似的。再比如我每次去大连看望妈妈，离去时从不敢回头留恋地张望，好像一回头，看到白发苍苍的妈妈满眼噙着的泪水，便担心失了勇气去面对不可预知的风雨飘摇的未来。

对了，就在我初见尺八并被其牵系而思绪迷乱的时候，诗人顾城却在新西兰的一个荒岛上自缢。看到日本电视台报道的这个消息后，我去买了一朵小白花插在窗前的花瓶里。顾城的诗，也曾经梦幻般地诱惑过我。然而，就是这个告诉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诗人，却将自己投身于黑暗中了，且一无诗意的死。一大堆活人的众说纷纭我一个都不信，我自己也不愿意去想、去判断。我不曾去过新西兰，但我的想象中，在新西兰，在顾城所留恋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钟挂在一根黑漆漆的柱子上，顾成曾坐在下面，将自己沉浸在幻影里。这样一种幻影还会一直跟着其他的人。比如我。听到顾城自杀的消息，我想到尺八。尺八施与我的综合感受令我想到苏曼殊的诗。与我来说，“春雨楼头尺八箫”是一种曾沉浸过的幻影。尺八所暗示的与我的那种空灵和遥远再一次穿越时空来到我的心中。所有过去的，包括那些死去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再一次地唤醒了。音乐里没有生或者死一类的名词，音乐有的是对所有一切的表现和形容。

自从那一次生病，我第一次对自己跟翔哥的关系产生了疑惑。我病了好几天，而他忙了好几天。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生病的时候，他表现得“麻木不仁”，而这成为衡量他是否真心爱我的一条重要依据。

25

开始，我并没有认真对待妈妈的请求，次数多了，只好求教授帮忙做连带保证人，让哥哥也取得了留学签证。再过一段时间，哥哥就要来日本，跟我一起生活了。我不愿意哥哥知道翔哥跟我的关系，决定搬家。知道我在找房子，阿珠说富贵阁有职工宿舍，地点就在中华街，上下班很方便，前几天刚好空出一间房，如果我想住进去，她可以让厨师长跟部长谈谈看。她这样对我说：“在中华街，一室一厅的话，房租至少也要十万，但因为是职工宿舍，差不多八万就可以住进去了。”

想想哥哥来了也要打工，房费肯定是一个人一半，我就同意了。

一般情况下，决定租房子前，一定要亲自看过房子才放心，但这次是阿珠介绍，尤其阿珠本人就住在宿舍里，所以当她告诉我部长同意将宿舍租给我时，我二话没说就签了契约。上一次搬家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个皮箱，翔哥叫了一辆出租车就把家搬了，但这一次不同，我在附近的电器商店捡了冰箱和洗衣机，都是五成新，很好用，想带到新房子那里。日本有很多搬家公司，但我后来才知道。而且那时我相信翔哥会帮我搬家。

其实，一签完契约我就通知翔哥搬家的日子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到搬家的前一天，翔哥都没有来过一次电话。我决定打电话给他。但我打了很多次，一次都没有打通过，我只好撇下他自己想办法。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发现窗外有雪花飘扬的时候，决定去常去的那家咖啡店喝杯咖啡。雪不等落地就融化了。走路时，地面上的水会随着鞋子被甩到裤脚上。我的心中一片茫然，感觉自己像一只帆船，正准备向远处漂去。

店里回荡的音乐依旧是莫扎特的，但对这个时候的我来说，旋律已经消失，唯音符在心头跳过来跳过去。有一阵，我只想一个问题：要冰箱和洗衣机，或不要冰箱和洗衣机。

喝完咖啡，走出咖啡店的时候，雪花棉花球似的落在我的脸上，地上甚至有一层积雪了。凉气阵阵扑到肌肤上，我把双手插到口袋里，绷紧全身，似乎可以抵御一点儿寒气。

回到家，我给阿珠打了一个电话。

晚上，我去车站接阿珠，没想到她把老公也带来了。她老公的个子虽然矮，但五官清秀，笑起来有圆圆的酒窝，看起来和蔼可亲。他笑着对我说：“如果我没有听错，我老婆让我来帮你搬东西。”

我说是。他惊讶地问我：“你不是搬家吗？不是搬东西吗？”

我向他表示感谢，对他说：“我也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新家，但一会儿你看到那两件庞然大物，连你也会泄气的。”

他问是什么。听了我的回答，他问我不觉得可惜吗？我说本来就是在电器商店那里捡来的垃圾，也许到了中华街，还可以捡到更好的。他大声地笑起来。

我本来想让阿珠跟她老公坐下来歇一会儿，但他们很客气。我整理东西，选出些重要的，再由阿珠跟她老公装到箱子里。这样到了最后，阿珠打开冰箱做最后的检查，问我剩下的两瓶水果酒怎么办。我问她要不要。她说她跟老公都不会喝酒。想想去了新家不一定能跟翔哥一起喝酒了，我就回答说：“扔了吧。”

捡冰箱和洗衣机的时候，是立新帮我抬回家的，那时她正好跟乌龙茶闹别扭来跟我同住。那时候是两个人抬，不记得有重的感觉，但现在是三个人抬，竟然觉得很重。也许是阿珠跟她老公的个子都很矮的原因，冰箱在三个人之间摇来摇去的。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垃圾场的垃圾被雪覆盖，放眼望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把冰箱和洗衣机放在白雪上。冰箱和洗衣机好像白茫茫一片中的一个布景。

话说回来，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允许随便扔电器用品了，要花钱并由专门的从业者回收。现在电器商店或者垃圾站，已经没有电器可以捡了。

我觉得很累很累，因为这个原因，一句话也不想说。或许我的样子有点儿伤心，阿珠注视着我说：“你不要紧吧。”本来我是拼命忍住的，阿珠一问，眼泪不由得流下来。阿珠问我：“不过是搬家而已，为什么要流泪啊？”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问题，于是她老公在旁边附和着说：“是啊，换个地方住而已啊。不过，在一个地方住久了，难免会产生感情，离开时觉得不舍也是正常的。”

阿珠问我是不是舍不得冰箱和洗衣机。我摇头，回答说不。阿珠说：“冰箱和洗衣机扔了也好，扔了就轻松了，干净利索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想想看，你只要一个手提箱，一个纸箱就可以把家搬了。”阿珠说得对，但我的眼泪却流得更厉害了。怎么说呢，虽然只是丢冰箱和洗衣机，但我觉得有一种要命的东西被一起丢掉了。也许是不耐烦了，阿珠突然大声地对我说：“好吧，你想哭就哭吧，使劲儿哭吧。反正除了我们夫妻也没有别人看得见。”她的话很管用，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住了。

阿珠来我家的时候，顺便带来了三个盒饭。我們坐在沙发上吃盒饭。我一直不说话，阿珠从垃圾袋里取出一瓶水果酒说：“干脆破一次例，我陪你喝点儿酒吧。”

其实她只喝了几口，而我喝了半瓶。我的被褥装到纸盒里了，我告诉阿珠怎么睡。她跟她老公和衣睡在床上，我在沙发上坐着睡着了。下半夜，我们被电话铃声吵醒了，我以为是翔哥，却是国际长途。大头的声音漂洋过海地传到耳际。大头说新年好。我问大头：“今天是新年吗？”

大头反问我怎么连春节都忘记了。我告诉他日本过阳历年，所以就忘记了阴历年。大头说他正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会，还问我有没有听见鞭炮声。我当然听见了，脑子里忽然出现小时候爸爸在后院放鞭炮的情形。大头大声地问：“你听到了吗？”我说听到了。大头又问：“你那里一切都好吗？”我说好。大头说：“来年争取回北京过春节啊。”我说好。大头问我：“你在干什么呢？”

我说：“你问的是现在吧。”

大头说对。我看了看坐起来的阿珠和她老公说：“在睡觉。”

大头说：“啊，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你接着睡吧。”

我说好。

放下电话后，我跟阿珠和她老公道歉。阿珠说：“那边比我们这里晚一个小时。不过，连我也忘了今天是春节呢。明天中华街会热闹得不得了，又可以看到舞狮子了。”

我们都睡不着了。说出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听见大头声音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有美丽的烟花落在了我正痛着的心脏上。

我们决定坐始发车去中华街。离去车站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阿珠和她老公眯着眼睛休息，而我老是想翔哥。这间房里有过太多我跟翔哥的拥抱。想来想去，脑子里竟然都是某一些时刻的回忆了。其间阿珠睁开过一次眼睛，问我要不要在床上躺一下，我说不要。她笑着说：“不过，这床也没有办法躺三个人。”

到中华街新家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房间里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尤其没有空调，我觉得格外冷。阿珠回了一趟家，回来后拎来一个电暖炉。阿珠的老公说附近有一家电器商店，要不要去看一下，趁热打铁，干脆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捡回来。

下楼，朝左走五分钟，就是阿珠老公说的那家电器商店。我们先搬了一个小冰箱，接着搬了一个单缸全自动洗衣机，接着搬了一台二十四吋左右的电视。房间看起来有点像样了，也许是电暖炉的作用，我觉得暖和了起来。阿珠说：“至于这些电器能不能用，就看你的运气了。”我说不能用就扔了。她说：“对，再捡好了。”阿珠跟她老公回家了。

早安中华街。早安我的新家。

26

从富贵阁出来，一眼就看见了翔哥站在几百米外的一棵树下，我想是他不知道我的新家在哪儿，特地跑来富贵阁的附近等我。因为是阴历年，大街上人满满的，而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说着中国话。首先是我没想到翔哥会直接来中华街找我，平时他总是用电话约好了时间和地点的。我是费了一番力气才走到他身边的。他对我说：“你好。”我点了点头。他又对我说：“对不起。”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抱歉的实质是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躲避了。我不停脚地朝家里走，他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我有意走得很慢，街上的人这么多，万一我走快了，他跟不上我可就糟糕了。不久后我们到了公寓大楼，我走进电梯，他跟着我进电梯，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没有说话。出了电梯，他跟着我走到家门口。我打开门锁，打开房门，他跟着我进了房间，关上了大门。

我一声不吭地站在房间的中央，翔哥站在我的对面。我的手心里都是汗。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心想他要找很多的借口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联系我，为什么不帮我搬家。我觉得自己挺烦的，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相信他。即使相信了他，又会不会原谅他。再说我们只是情人关系，并不代表我有权利要他为我做什么。

阿珠问他：“你怎么知道秋跟男人做那种事呢？”

他把耳朵贴在墙上说：“这样听啊。”

阿珠说：“听得清楚吗？”

他回答说：“很清楚。”

显而易见，这是我想象不到的最坏的情形。谁都知道他的行为很下流。以后，我在家里，连喘气都得小心了。阿珠突然问他：“你不知道这样做侵犯人家的隐私吗？如果秋去警察那里告你，警察会把你抓走的。”我不吭声。他于是尴尬地笑了一下就离开了。

阿珠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反问她：“我又能怎么办？”

她说连她都觉得害怕。接着她跟我道歉，说不该给我介绍现在的房子。这件事对我身心的影响非常大。翔哥再来我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贼。有一次我绝望地对翔哥说不行。他问为什么。我把桥本的事说给他听，然后指着墙壁和大门说：“这里和那里，到处都有桥本的面容浮现出来。我现在连墙都不敢靠近了。”

他朝着墙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墙壁说：“你这么在乎吗？”我点了点头。他很快地回到我身边，拥抱着我说：“那下次我们去情人旅馆好了。”

28

我跟在翔哥的身后走在一座山丘上。途中是一座座别墅式的房子。天正在慢慢地黑下来，晚风在耳边不断地抚过，我想知道他带我去哪里，但又不好意思问。他停在一座别墅前，打开门，让我进去。我看见门口摆了几双鞋，有几双是女人和孩子的鞋。不用说，他是带我到他的家里来了。一般的情形下，日本男人不带女人去自己的家里，基本上是去情人旅馆。一定是我的表情看起来很惊讶，他解释说家里的女人带孩子回国了。说真的，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以第三者的身份，到一个男人的家里来，所以对他家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很大的鱼缸，几条金鱼自由自在地游在水里。金鱼很好看，当然是金色的，有着伸展的大尾巴，看起来像漂浮着的一片片花瓣。金鱼使我想起了父亲，我小的时候，父亲养过很多金鱼。也许可以说养金鱼是父亲唯一比较向上的兴趣。

客厅的窗边摆着一个可以坐四个人的长沙发，沙发前是一个四方形的茶几。翔哥让我去沙发上坐，而他自己去厨房了。客厅的窗帘半遮半掩，加上没有开灯，感觉比外边暗很多。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我说太黑了，于是他顺手打开了调光灯，房间一下子温和起来。

我一边喝翔哥冲好的咖啡，一边打量客厅。墙上有两张尺寸很大的照片，照的都是同一个女孩，也就十几岁的样子，很漂亮，散发出天真和纯洁。女孩的笑容很灿烂，很妩媚。我想女孩在拍照的时候，眼睛肯定是对着相机的镜头，所以无论身处在哪个位置，都有一种被她直视的感觉。这一点使我觉得不舒服。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不，也许可以说是想起了幼时的自己。

我曾经见过我父亲的情人，也是在家里。那时候我只有五岁，或者六岁，确切的年龄我忘记了。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喜欢我，直到那一次我和妈妈去菜市场，妈妈用手指着一个老婆婆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老黄婆，你见过的。”

我不认识这位老婆婆，于是问妈妈：“我见过这位老婆婆吗？”

妈妈惊讶地说：“你怎么会不记得了呢？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老黄婆经常来家里找你爸，但是她每次来，你都会哭。只要老黄婆不走，你就不断地哭，简直惊天动地。为此你爸爸没少骂你。”虽然我不记得老黄婆的样子了，但对妈妈说的事情依然保留着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妈妈做好了饭，要我去对面的人家叫父亲回来吃饭。我肚子早已经饿了，想赶快吃饭，所以飞跑着去了对面。进门后，我看见父亲的旁边站着一个女人。那是个干瘦的女人，个子不高，至于长的是什么模样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她不看我，看墙壁。我让父亲回家吃饭。父亲看起来很不高兴，让我转告妈妈，说他“今天不在家里吃饭了”。我回到家里，将父亲的意思传达给妈妈，但妈妈不说别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去叫，再去叫！”

父亲终于回来了，但进屋后抬脚将饭桌踢翻，妈妈精心准备的饭菜撒了一地。我很害怕，妈妈带我去里面的房间，小声地跟我解释说：“这是大人之间的事，用不着害怕。”我还很伤心，觉得那些饭菜很可惜。过了一会儿，我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说：“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了。”因为是这个原因，以后那个干瘦的女人来家里找爸爸，我就会哭，一直会哭到她离开为止。

关于妈妈，关于父亲，要说的话太多，但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不提也罢。只是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的神情。不知道是否跟我讨厌父亲有关，长大后，我总是喜欢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所有我爱过的男人，差不多都大我十岁以上。我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好像有恋父情结的女人，成年后找男人的时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寻找情爱的同时，也寻找父爱。很早我就发现了，我从来不会跟比我小的男人有恋爱关系，比我小的男人满足不了我。

翔哥坐在我对面的座椅上，我从沙发上下来，坐到他对面的座椅上。我们一起喝咖啡。感受到墙壁上他女儿的目光，我浑身不自在，有一种虚脱的感觉。没话找话，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他以前跟我说过。我想起来了，那次他说有人给他算命，说他命里会有两个儿子。但实际上他只有一个儿子。他认为我也许会在日后给他生一个儿子。他问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只是突然想问问而已。他也不再追问，站起来，从冰箱拿出了一瓶红葡萄酒和两个透明的酒杯。他把装着葡萄酒的酒杯递给我时，我甚至没有客气一下就喝起来了。为了壮胆，我在心里一直等着他让我喝酒。一瓶酒很快就被喝光了，觉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把灯光调得更暗，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几乎看不清他的神情了。按照他的指示，我坐回沙发，他跪在我的面前，动手解我衣服的扣子。我推开他的手，朝他摇头。他不明白，我说不自在，他说房间里又没有其他的人。我想了想，问他能不能把灯全关了。他说好。黑暗中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了。他对我说：“今天，你就把你的魂丢在这里好了。”

但即使是关了灯，我还是觉得不行。有一阵，我甚至有了一种可笑的感觉，仿佛我就是幼時见过的老黄婆。这时候，我真希望他带我来的地方不是他的家。我对他嘟囔了一句“不行”。他问为什么不行。我说我觉得难堪。他问为什么会觉得难堪。我说墙壁上他女儿不眨眼地盯着我看。他说那不是他女儿，是他女儿的照片。我当然知道是照片。我让他重新打开灯，对他解释说：“也许这种感觉有点儿怪，觉得照片跟人是形和影，形影不离。”

他说我犯神经，但不再勉强我。我有点儿感激他，我还是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妈妈当时的神情。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爱也有让人觉得承受不了的时刻。我问他附近有没有电影院，想不想去看场电影。他犹豫了一下说：“已经这么晚了，还是在家里看电视吧。”

看电视的时候，他把我抱在腿上，不时地抚摸我的乳房。决定睡觉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肯去他的卧室，于是他从楼上搬来了一套被褥，顺便给我拿了一套他自己的睡衣。他让我先洗澡，结果他跟了进来，我也没说什么。热水哗哗地流下来，他抱住我，我的身体贴在他的胸前，他吻了我。

钻进被窝后，他放了一首曲子，竟然是我最喜欢的《草原》。我感到一个女人的灵魂发出前世今生不死不灭的光芒。没有一个音符是可以省略掉的，千帆过尽。翔哥吻了我一下，刚才喝下去的酒充满了血管，我突然亢奋起来。就在我跟翔哥紧紧地抱在一起的时候，他家里的电话机响了。这个时间来电话，不用猜都知道是谁。我问他：“你要接这个电话吗？”

他一边伸手取电话机，一边回答说：“她的性格本来就喜欢疑神疑鬼的，我不接电话的话，她会以为我不在家里过夜。”看到我懊丧的样子，他解释说∶“我不过想避免麻烦，希望你可以理解。”

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接电话，再说打电话来的女人是他的太太。我回答说：“我可以理解。”

放下电话后，翔哥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不是怕那个女人，我只不过想占一个，理字。我不这样做的话，吵起架来或者将来想离婚的时候，吃亏的就是我自己了。”我对他说怕也是应该的。他强调他不是怕。我说怕吃亏也是怕，于是他对我说：“算了，好不容易来我家里一次，我们还是不要争执了。”我呢，也觉得很无聊，干脆睡觉了。

黎明前我做了一个古怪而漫长的梦。在梦中，我看見了房间的角落上有一个黑色的圈套，引诱我将脖子套进去。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我翻了个身，翔哥趴在我的身边，身体紧挨着我。我能感觉到他身体上的热气。说真的，我一贯迷信，对于自杀的梦，很想进一步琢磨是吉是凶，是暗示还是警告。我的头昏沉沉的。翔哥家离中华街很近，我得走了。十点钟我要去富贵阁上班。外边还真是阳光明媚，我在太阳底下待了一会儿。

29

学院的生活即将结束，打算回国的时候，教授说有一家出版社，因为想打开亚洲的图书市场，想找一位会日语的外国人做编辑和企划，问我想不想去。我在国内就是做编辑工作的，如果在日本的出版社就职，也许可以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尽一点力，就同意了。教授是这家出版社的作者，很快跟出版社沟通，于是社长定好了时间让我去面接。

我的日语不似现在这样得心应手，加上过度的紧张，社长问我的问题，几乎一个都没有听懂。只要我意识到社长在等我回答问题，我就跟他说“是”。据我所知，那时候，只有一个姓唐的中国人在日本的出版社当编辑，如果我被录用，将是第二个在日本出版社工作的中国人。

吃过饭，喝过酒，社长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说一个月以后可以上班。他说那就一个月以后吧，他让我直接到出版社来找他就行了。然后，他又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告诉他，外国人在日本办就职签证，工资不能低于二十五万日元。他回答说，那就二十五万吧。

至于我能这么简单就职的事，除了要感谢教授，还要感谢教授的父亲。教授的父亲是日本物屈一指的心理学专家。子承父业，教授和他的父亲都是日本的心理学界的名人。教授当场答应给出版社一部书稿，还开玩笑说让我做编辑。后来，我到出版社工作后，才知道那天在酒店招待我跟教授的是老板，真正的社长是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年轻的美人。听人说，美人社长是老板出差时从外地带回东京的。我很感叹，从一个旅馆招待一下子成为出版社的社长，绝对可以说是命运。不过，大家都知道美人社长是老板的情人，平时不约稿，也不编稿，只负责管理出版社的钱。

有一件事令我觉得别扭。酒会结束后，老板让美人社长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教授上车的时候，老板非让我也一起上车。我跟社长解释，说跟教授不同路，但老板还是执意叫我上车。我想他是把我看成教授的情人了。教授乘坐的出租车跑远了，社长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的日语不好，什么都不能解释，再说这种事也没有办法解释。使我感慨万千的是命运，正所谓跟一个人的相遇，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最初，我只是想在日本的出版社干几年，有机会去亚洲各地跑一跑，并没有永远留在日本的意思，没想到几年后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日本，连姓名都改了，但我对故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很深的感情。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留在日本到底有没有后悔。答案一直都没有，因为是“那时候”的事。

时间过得真快，挡也挡不住。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去出版社工作了。能干自己想干的工作，，连想想都会觉得高兴得喘不过气。同时，因为在富贵阁的时间不多了，疲劳忽然变得容易忍受，连端盘子都觉得比以往快乐。

有一件事我不喜欢想，甚至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就是我觉得一楼的支配人山馆不喜欢我。有一次，他说我太瘦，根本不适合打工。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主动跟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他自己从来不跟我说话，即使在哪碰上了，他也不正眼看我。我一直觉得他在找机会解雇我。今天是星期一，是饭店最闲的日子，我很高兴。午休去五楼的时候，没想到在电梯里撞上了山馆。正如我所形容的，他有意站到我的前面，我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后脑勺和他的后背。我的心痒痒的。想想过不了多久就要离开富贵阁了，我很想证实一下，他是否真的因为我瘦而讨厌我。我说我在富贵阁只能待一个月了。他不吭声，好像没听见我说话。我说我知道长期以来他一直讨厌我。他还是不吭声。我问为什么。他终于肯回话了，对我说：“喜不喜欢不需要理由。”犹豫了一下，他接着说∶“我确实不喜欢你。”

我的心更痒痒了，还生气，对他说：“我也不喜欢你。”他依旧不吭声。我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缘分很重要。我们两个人的缘分不好，相克相冲，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彼此厌恶。”

话说到这里，电梯已经到了五楼，我愣愣地走出电梯。

想不到下午我在一楼帮忙的时候，山馆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用手指着短裙下我小腿上遍布的淤血块说∶“你应该休息，最好尽快去医院做身体检查。”沉默了一阵，他接着说∶“这个样子拖下去的话，你也许会死。”

他说的是真的。妈妈走后，先是腰痛，接着淤血块再一次遍布在我的身体上，只有我心里明白淤血块不是病，是过于放纵和营养不良。但是谁见了都会担心。不过，山馆担心我，我格外高兴，答应他马上去医院做检查。他转身走了，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虽然我最终也没有搞清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喜欢我，但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我明白了，有一些事情，理由如何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

赵小姐趁着没有人在我眼前的时候凑过来说：“秋，关于你身体上的淤血块，私下里的传言很不好。你抓紧时间去医院吧。有一个医生的说法比较好。”我想知道私下里的传言是什么。她附在我的耳边说：“因为你身上到处都是淤血块，有人怀疑你得了艾滋病。”

我跟她说我没有得艾滋病。但是她说她一个人知道毫无意义，要大家都能够相信才行。她还说这是件大事。她建议我去医院，“至少拿一份医生的证明”。

为了证明没有得艾滋病，我只好去医院做血液检查。几天后，我把化验单给在场的人看：“医生说我的淤血块是营养不良和疲劳过度造成的。”

说真的，我有点儿讨厌自己这么做，对这样的行为很难过。

阿珠说：“我一直说秋身上的淤血块跟房子的风水有关。那间房子有问题。之前的人，住进去没多久就挨了一刀。”

我说：“话是这么说，毕竟没有科学依据。”

阿珠说∶“要什么科学依据啊。我担心不久你也会在医院挨一刀呢。”

淑云说：“一定是鬼掐的青印。”

我说：“即使鬼掐也會有痛的感觉吧。我没有感觉啊。”

30

听了阿珠的话，赵小姐深信只有修行才可以令我的病不治而愈。一天，她说要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还说这个人跟她一样，也是创价学会的会员。

话说赵小姐要介绍给我的那个人，原来跟我住在同一座公寓的四楼。赵小姐跟我提起这个人的时候，称她“朱太太”。创价学会有很多学习小组，朱太太家是学习小组的场地之一。每星期四，学员们都定时来朱太太家聚会，诵经念佛后，由组长带领大家学习。赵小姐让我周四跟她一起去朱太太家，我猜她是想拉我加入创价学会，本想佯装有事，但在她的一再要求之下，只好改口说“那就把周四的事推到周五好了”。

赵小姐是因为什么入会的呢？她已经三十多岁了，结婚也有十几年了，夫妻关系很好，一直想要个孩子，但是竭尽全力仍然没有怀孕。她正在做不孕治疗，同时也在做人工怀孕措施，有人告诉她，只要加入学会，跟着铃木大作老师一起“革命”，肯定会心想事成。她说她每天早晚诵经，每次诵二十分钟。

朱太太跟丈夫一起开酒店，没有赚到钱，反而欠了一大笔债。听了加入学会后的种种神奇传说之后，她马上入会，眼下正打算开一家居酒屋。

一些人在现实中遇到挫折打击后一蹶不振，但创价学会却会重新点燃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不想对赵小姐和朱太太的入会做什么评价。

我到朱太太家的时候，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坐在榻榻米上。朱太太特地告诉我，坐在正中间的叫中野的那位男性，是学习小组的组长。然后朱太太递给我一本很薄很小的手册，我看到封面上印着“勤行要点”四个字。

人齐了，活动就开始。中野用一支木棒敲了一下金盆，以浑厚的嗓音唱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朱太太为我翻译成中文，说中野唱的是《南无妙法莲华经。。然后大家跟着中野诵经。

然后中野给大家讲经。有一阵我试着注意听讲，但很快会去注意那些听讲的学员，并在心里想象他们的不幸又是什么。我偷偷地认为，加入创价学会，根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而这个想法压得我喘不上气。我希望小组学习尽快结束，想早一点儿回家休息。这时候，中野突然大声地说：“今天的课题，就是要证明今年乃是成功之年。成功的关键在于树立并坚信成功的意识，从自我开始，从现在开始，从变革开始。”

我知道，他的讲经快结束了，不由得感到一阵解脱。

但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中野又让大家谈所谓成功的体验。朱太太自告奋勇。

朱太太十八岁就跟现在的丈夫结婚了，之后跟着大她二十岁的丈夫去美国。由于在美国的生活不理想，十年前又辗转到了日本。一年前，她发现丈夫突然忘记了怎么做菜，忘记了自己的名字，甚至出门时会忘记回家的路。是的，她丈夫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她丈夫连吃饭都不记得了。朱太太说，饭店倒闭等于失业。一边是疾病，一边是失业，人生最糟糕的两件事都被她的家庭遭遇了。按理说，她应该萎靡不振，或者是诅咒不幸，也或者会选择自杀，但是她非常乐观，因为有创价学会的指引，是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老师为她的生活指出了新的目标。她这样对大家说∶“人一旦有了新的目标，就会勇往直前。那些不幸的苦难，其实是佛施与我的伟大的考验。因为我可以超越这苦难佛才会选择我。努力使我得以自我训练，开悟使我乐观。”

朱太太说得慷慨激昂，给我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最后，朱太太向我们宣告她的理想∶“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拿出勇气开一家居酒屋。”

十几个人很热烈地鼓掌。

我跟朱太太熟了后，经常到她家里玩。她也经常送一些自制的熏鸡脚和鸡翅什么的给我吃。我在她家里认识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之前无法想象的人生和风景。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姓马的女人。有一天，朱太太让我去她家。她说我读的书比较多，又学过心理学，也许懂得如何开导她的一位新朋友。我喜欢安慰人，就接受了她的请求。她打了一个电话，不久，她的新朋友就来了。新朋友的名字叫马利。我想知道马利有什么苦恼。马利说她跟丈夫经营的饭店倒闭了，因为欠了将近四个亿的债，所以天天都有电话来催债和恫吓，丈夫吓得跑掉了。她用“人间蒸发”来形容丈夫的失踪。我觉得她的情形跟朱太太的情形很相似，但是朱太太说马利欠债达四亿，而她只欠了一百万，并且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我想我帮不上马利的忙，对她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连听说都没有。关于债务的事，我想最好还是跟律师谈。”

她说这么多的债，不知道律师肯不肯帮忙。我说总得讨个说法，但如果不给律师打电话，不问问的话，就什么出路都没有了。她说对，答应我尽快给律师打电话。关于她丈夫，我尽量安慰她，说失踪不过是一时的策略，或者就是为了找出解决方法，才躲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冷静一下的。我让她等，说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

过了没两天，我去朱太太家玩的时候，又碰上了马利，看上去欢天喜地的样子。问她有什么进展了，她回答说：“我真傻，得感谢你让我问律师呢。”接着她高兴地告诉我，日本有一个法律，欠债而还不起的话，可以宣布自我破产。手续一旦成立，就等于破产人失去了社会的信誉，五年内不能再起业，不能办信用卡，不能做警备员等工作，但是五年后，一切都恢复正常。最主要的是，破产人所欠的债务全部都免还。我劝她去找律师，当然相信律师会给她找出解决的方法，但没想到那么一大笔的债就这么一笔勾销了。我问她有没有丈夫的音信，她说她丈夫已经回家了。我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有许多事等着处理，得赶紧回家。往外走的时候，她将两只手臂伸向天空，一边转圈一边说：“五年后，我跟丈夫就可以再创业了。”朱太太看着她大笑。我说我也该回家了，跟着马利出朱太太的家门。在楼梯口，马利跟我分手，我笑着对她说再见。

过了没多久，朱太太又让我帮一个叫小百合的女人的忙。小百合也住在中华街，当天就带我去她家玩了。没想到她家非常热闹，除了她跟她丈夫和儿子，她弟弟和弟媳也在。她丈夫和她弟弟都是厨师。她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一个人，难得有这么热闹的时候，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她丈夫是饭店的正式社员，房子是公司的宿舍，煤气水电费通通由饭店报销，所以他们在用水用电的时候很不节制。

吃完饭，她说要带着儿子去附近的公园玩一会儿，我知道她想在外边跟我说话，就跟着一起去了。在公园，她对我说，希望能够将一部分信件存放在我家里。我没说什么，但表情上能够让她感觉出我的疑问，于是她跟我述说了理由。

小百合是从黑龙江来日本的。她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日本战败后，因父母双双在战争中死亡，或者跟父母走散的孩子，被中国的养父母抚养成人。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大多数日本孤儿恢复了日本国籍回到日本生活，少数人仍然以中国国籍生活在中国。

还是回头说小百合，小百合来日之前喜欢上当地的一位医生，但医生拒绝了跟她恋爱。不久前，小百合回国探亲，偶然在街头与这位医生相遇。说起来真像电视里的连续剧，小百合对当年遭到拒绝的事依旧怀恨在心，于是有意勾引医生，并想在医生上手后就甩掉。但是，她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旧情复燃，理由是那位医生这一次真的爱上了她，为了跟她在一起，不惜跟太太离了婚。只要她在日本，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于那位医生的情书。

小百合真的是蠢得一塌糊涂，一本正經地对我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无论如何，初恋是无法取代的。”

我相信了，恋爱中的女人，意识都是不清醒的。如果我说那位医生是想通过她走出农村来日本，我想她也不会相信的。爱情是魔，一直萦绕在大脑深处，制造出幻影，而幻影是没有止境的。说起来是几年前的事，小百合喜欢上一家饭店的厨师长。用现在的话说，厨师长属于单身赴任，太太和两个孩子都留在香港。小百合对他的爱近于疯狂。后来，当小百合跟他闹离婚，他找我帮忙劝说小百合，我顺便听了很多他跟小百合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是，一次他回香港探亲，小百合送他去车站。他乘的电车奔驰起来后，小百合跟着电车跑，一边跑一边哭，悲伤至极。他说小百合的行为深深地打动并震动了他，为了使小百合如愿以偿，他横下心跟太太离了婚。后来呢，他这样对我说：“你都看到了，我跟小百合结了婚，有了孩子。”我问他在香港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了。他说亲权在母亲，但是他每个月都会给赡养费。我觉得小百合已经让他受到了惩罚。他也是这样想的。他还指出，再也不能让眼前的孩子失去父亲了，因为他很了解小百合，知道她爱上一个男人后的样子。照他的意思，只要小百合不离婚就够了。我答应帮他劝劝小百合。

但小百合不久前回了一趟国，其实就是跟那位医生同居。回日本后，她整个人都变了，从早到晚魂不守舍。来我家看情书的时候，跟我说的都是医生的事。她说医生到底是大学生，跟没有读过书的人不一样。她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早晚刷牙的时候，医生会将牙膏挤好在牙刷上。农村的房子没有浴室，怕她不习惯，医生每天烧好热水，亲手给她洗脚。最主要的是晚上，医生跟她做那件事的时候，跟厨师丈夫不同，不是自我满足一下就完了，而是花时间满足她，让她感受到快乐和兴奋。她对我说：“你知道，爱跟性是分不开的。”

爱情令小百合变得乱七八糟。她找我谈了一次话，说要偷偷地去黑龙江，“万一厨师丈夫问起我的去向，你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我说好。当天晚上，她的厨师丈夫让我去他家，我立刻警惕起来。但事实是他已经猜出小百合去了哪里，只是想跟我说说话而已。他说很后悔跟在香港的太太离婚。我的回答是后悔也无法改变现在的处境，问题是今后怎么办，什么样的选择才算最好的解决方法。他说对。他说让小百合去尝试这段新的爱情吧，过一段时间，也许她的热情会淡下来，再一次回到他身边，这样现在的家庭就会保住，孩子也不会失去父亲。他给我的感觉是，小百合离开他无所谓，但他的人生经不起折腾了。

然后他问我：“像我这样的男人，如果再离婚的话，还有机会结婚吗？换了是你，会爱上我这样的男人吗？”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对我说∶“秋，你一定不要爱上我这样的男人。”我想我不会爱上他，但是很想拥抱一下他，很想安慰安慰他。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为了你爱的人去献身，这种行为很伟大，但是你能忍受日后的那份孤独吗？据我看，真正的痛苦都源于欲望，而欲望是无法控制的。我离开时他谢了我。对他的事我很难过，我没有回话，向他伸出手，他不好意思地握了一下。

他想到外边去吃饭，吃完饭再去情人旅馆，晚上才回到我家里睡觉。但我觉得这么折腾的话，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一直喜欢日本饭店里的那些套餐，一菜一汤一碗米饭，吃得饱又节约时间。今天我更加喜欢这种套餐了。吃完饭，天还没有黑，我跟翔哥舒舒服服地回到家，半睡半醒地躺在他的臂弯里，感受他心脏的跳动，真想时间永远停止在这一刻。

他问我担不担心桥本会在隔壁偷听。我笑着爬起来，挑了一张CD，说放点儿音乐桥本就听不见我们这边的动静了。我问他是不是要出差，所以顺便来我这里，早上直接去机场。他说这一次不出差，也不去机场，我就吻了他。我嘱咐他，说话时尽量静悄悄的，动作时尽量无声无息的，他不出声地笑起来。

凌晨五点左右，他的手机响起来，我睁开眼睛，小声问：“又是你太太？”他点了点头。我说不是在国内吗？他说是，我说干脆不要接电话了，他回答说不行。

真是烦人，他在电话里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让我猜出他太太跟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他昨天晚上接待了几个从香港来的朋友，还说这个时间不在家是因为没有赶上末班车。他说他已经从朋友住宿的酒店出来了，正往车站赶，想坐始发车回家。

我闭着眼睛不动，血液一齐冲向脑门，我知道他要走了。为了不弄错，我问他真的要回家吗？他从被窝里出来，站着穿衣服。我对他说：“应该不会再来电话了，没必要特地赶回家吧。”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朝我弯下腰，小声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话，故意将目光投向窗帘。外边应该亮了。他说了一句“再联系”，匆匆地走掉了。

或许在被窝里躺得太久，我觉得头痛，脖子也有点儿酸。被窝里还留着他的味道，跟他身体上的气味一模一样。现在我相信，他到我这里来，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性，是性方面的问题。在我跟翔哥之间，可能只有性。

我想喝点儿什么，但又不想动，四周真的是无声无息了。一动不动地望着天井，不知不觉地天已经大亮。起来后，看到饭桌上还有昨晚临睡前喝剩下来的红葡萄酒。我把剩下的酒都倒在下水道里，倒的时候，觉得心里的感觉是既遗憾又复杂。之后我吃了一片面包。今天是星期六，毫无疑问富贵阁会来很多客人，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极其繁忙的一天。

我该去上班了。十点钟之前的中华街非常寂静。我看见赵小姐正迈着匆匆的脚步朝富贵阁走去。外边的世界一切照旧，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我有一种被翔哥的“猫”踩死的荒诞的感觉。如果一定要死的话，我愿意被他踩死，而不是他的“猫”。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他那里，在我今后应该怎么想，会怎么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搞明白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件事早晚要解决，是死是活总得试试看啊。

33

哥哥来日本了。

翔哥说想跟哥哥见个面，我约他来家里一起吃晚饭。来日本后，我还是第一次买了这么多的肉和菜。说起来也许没有人相信，从小吃妈妈做的饭，然后在大学食堂里吃，然后在工作单位的食堂里吃。跟零儿结婚后，因为他很会做菜，我一直没有长进，至今不过会炒两个菜罢了。翔哥说他会做千层饼，我很高兴，这样我就不用做白米饭了。说起来，翔哥跟哥哥同龄，因为这个原因，他跟哥哥好像有很多话可以聊。他一边聊，一边教哥哥做千层饼。面粉加开水揉成团，在砧板上饩半小时。饩面的时间，将葱切碎放碗里，加白芝麻。橄榄饩倒进有葱和白芝麻的碗里，加喜欢的调料，拌均匀。将面团分成小份，擀成饼，然后在饼上撒葱花。最后将饼折叠成四方形再擀开，在锅里放少许油。油开了就可以开始煎饼了。哥哥看了整个过程，指出千层饼跟妈妈做的葱油饼区别不是很大。我想起翔哥的老家也是山东，就告诉了哥哥。哥哥对翔哥说：“难怪一看见你就觉得非常亲哩。”我对哥哥说：“可惜你没有见过翔哥的爸爸，说话的语调跟爸妈一模一样。”

仅仅是闻味道，就知道千层饼一定会好吃的。时候不早了，我们打开哥哥带来的老白干，准备干杯。没想到这时候有人敲门，原来是赵小姐。之前我拜托她给哥哥找工作，没想到她先来我家面接了。人还没进门，我已经听见她的声音：“香气扑鼻，我来得正是时候啊。哈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一开始，翔哥只是听见她的声音，所以并没有什么反应，等看见她的脸，他立刻将身体紧挨到哥哥的身边。我没有理由让赵小姐离开，只好向她介紹了哥哥。我介绍哥哥的时候，她斜眼瞅着翔哥。想跟她介绍翔哥的时候，她比我先开口，说她认识李先生，还是李太太的好朋友。然后她问翔哥怎么会认识我，怎么会在我家。我觉得她真的很失礼，怕翔哥为难，赶紧抢着回答，说我认识翔哥的爸爸。我还说我跟翔哥的爸爸是同乡，都是山东人。为了听起来跟真的似的，我说哥哥来之前拜托翔哥的爸爸给哥哥找工作，但翔哥的爸爸却把这事推给了翔哥。翔哥正在帮哥哥找工作。我绕了一大圈，故意岔开话题，问她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点儿什么”。

她看起来很满意，吃了一块千层饼就急着离开。我问她急什么。她说朱太太出了点儿问题，要去朱太太家安慰一下。她走了，我用日语对翔哥说：“没想到她会来。不过哥哥也在，她应该不会多想。”

没过几天，赵小姐来找我，要我给她的女友李太太看手相。

我去了李太太开在中华街的那家点心店。李太太个子不高，脸上涂着厚厚的粉，看不出有多大岁数。我根本不会看手相，看手相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为了好玩。原则上，看手相不过就是心理学加上哲学，再加耍嘴皮子。

我问李太太想看哪个方面，是爱情还是事业。李太太把右手伸到我眼前，告诉我看婚姻，因为她老公从前年三月开始，突然喜欢在外边喝酒，虽然每天回家，回家也不多话，冷冰冰的。李太太用同样冷冰冰的声音对我说：“你能看出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一种直觉触动了我。我突然想起翔哥也姓李，一下子明白了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看手相不过是赵小姐设下的一个局。我心里暗骂赵小姐“臭婊子”，脸上却不动声色。我装模作样地握着李太太的手，问她：“坦白告诉我，你爱你的老公吗？”李太太回答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老夫老妻还谈什么爱，怪恶心的。但是，我跟他结婚，又跟着他来到日本，孩子都有三个了，不想离婚是真的。”接着，李太太一双漆黑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有很多时间，来等他回心转意。”

赵小姐坐在我的对面，也使劲儿地盯着我的脸看。我十分警惕，知道两个女人找借口骗我来看手相，目的是为了审判我。我来的时候是傍晚，店里面虽然开着电灯，但是我们坐在柜台的后边。头顶上的电灯因为是关掉的，所以好像坐在黑暗里。灯光下，一男一女在玻璃柜里寻找想要的糕点，商量的声音很大。我放下握了很长时间的李太太的手，告诉她，男人差不多都跟她老公一样，家花不如野花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就说过，虽然都是鸡，但是，吃过了饲养的鸡，就会想吃山鸡了。为了打消李太太对我的怀疑，我故意撒谎，说我也有一个恋爱对象，是个上海男人，迟迟不跟我结婚，大概想多玩几年，跟李太太的老公是一个德行。赵小姐跟李太太都笑了，我还对李太太说：“所以你不必担心，你老公在外边吃足了山鸡，自然就想着要回家了。”

分手的时候，我特意在李太太的店里买了几个月饼。李太太不肯收钱，赵小姐也在旁边帮腔，说几个月饼而已，就当是我帮忙看手相的一份谢意。我当然也爱贪小便宜，但是这一次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花钱买。我本来想在赵小姐那张漂亮的脸蛋上吐一口唾沫，但是没敢这么做。我把钱放在收款机那里，几乎是逃一样离开了李太太和赵小姐。

我离开点心店时，李太太和赵小姐送我到门口。一定是听说我有一个上海男朋友，李太太看上去温柔了很多。李太太摇着她白皙的右手对我说：“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喝茶。”

其实，从李太太的点心店出来后，我老是控制不住地想她的脸。她的脸，老实巴交、彩色照片般镶在我白花花的脑子里。她脸上的笑容像缤纷的花，总是含笑摇曳在我的头顶。

34

跟教授去金泽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情像是在逃难。至于翔哥跟我和他太太的关系，我发觉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单纯。使我烦恼的是，我这个人还有“良心”，知道他太太爱他，根本没有离婚的意思，那么我再强求下去的话，等于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太太的痛苦之上。但我的确爱翔哥很深，即便想离开他，也需要时间考虑。在做出决定之前，我想把眼前的一大堆事先解决了。比如给哥哥找工作的事，跟教授来金泽参加学术会议的事，过几天辞掉富贵阁的事，去东京的出版社就职的事。

学术会定在明天上午，我跟教授到金泽的时候已是下午。教授安排得很好，先是带我去了近江町市场，在那里吃了章鱼串和拳头般大的鲜蚝，之后去了兼六园。回到酒店时天已经黑了，晚饭是在酒店里吃的。回房间前，教授买了几罐麒麟牌啤酒，他对我说：“去我的房间里喝会儿酒怎么样？”

房间很宽敞，除了沙发茶几，靠墙摆着一张大双人床，床单雪白雪白的。教授打开两罐啤酒，递一罐给我。“你还记得那家情人旅馆吧，”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在那里只是聊了聊天。”

我说：“当然记得，没想到你会带我去那种地方。”

教授说：“那一天在沙发上，我问你可不可以的时候，你的脸红起来，好像小女孩十分害羞的样子。我内心怜恤的念头一闪，那劲儿就过去了。我是个男人，不会勉强你做那种事。”

我说：“幸亏你没做，不然也许我会教训你。”

“你会怎么样？”

我说：“也许我会用脚踢你，或者给你两个耳光。”

“中国女人就是厉害啊。”

我说：“跟国籍没有关系。如果双方有感情，做什么都行。”

教授迟疑了一下，问我：“你不喜欢我吗？”

我说：“喜欢。但是跟你想要的是两码事。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跟学校事务所的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大家都在传，说你为了跟她睡觉，不惜辞掉了年级主任的职务。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佩服你，是个男人。但你不能对所有的女人都出手。”

教授拿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只抽了两口就放下了。他对我说：“她是我公开的情妇，长得很美吧。”

我说：“很美。但是你太太知道吗？你没想到离婚然后跟她结婚吗？”

“我有太太，她也有丈夫，我们的家庭都很完整。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个饭，然后上床。”

我问：“上床就够了吗？”

“当然够了。”

我跟教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知不觉把买来的啤酒都喝光了。我跟教授要了一支煙。我还是第一次抽烟，我觉得烟很呛嗓子，抽了一口就放弃了。或许是酒精的原因，我觉得浑身发烫，太阳穴一跳一跳的。

我问教授∶“女人可以一辈子都依靠她所爱着的男人吗？”

“世界上最不能得到保障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事。问这个问题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傻瓜。”他拍了拍我的头说，“你这个傻瓜。”

我沉默了许久，慢慢的有泪水顺着脸庞流下来，滑向耳际，永不停止似的。每一天自东方升起的太阳其实永远是那同一个太阳。或许想安慰我，教授问我要不要再去买几罐啤酒，我说时候已经不早了。说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疲劳。可能我的样子看起来很困，他嘱咐我说：“你早点儿睡吧，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会议。”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必须喘一口气。

从教授的房间出来，我在昏暗的长廊上站了一会儿。这个时间的酒店寂静无声，我觉得有一种华丽的东西，叮叮咚咚地从心头滚落下来。教授房间的灯光还亮着。

35

星期六是我去富贵阁最后的日子。我买了好多礼物，给柜台的，给五楼的，给四楼的，给三楼的，给二楼的，给一楼的。赶上附近的元町购物街大拍卖，我跟阿珠约好了一起午休，不吃饭，去元町买衣服。元町跟中华街只隔着一条很小的河，走五分钟就到了，但元町有着跟中华街完全不同的风情。奢华的欧式建筑中，林立着很多精品商店。每年搞两次大拍卖，每次都会吸引四十到五十万名游客。

我跟阿珠直奔FUKUZO店，这是我们约好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整条街人山人海，阿珠教给我一种快速行走法，就是走路的时候侧着身体，哪里有缝隙往哪里钻。我说我们这样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她大笑，说：“不这样就来不及了。”

她笑的时候，我的心又痒痒了。我学着她的样子往前钻，一边对她说：“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没教养就没教养吧。”

我们如愿以偿，很快就到了FUKUZO的店门口。阿珠问我打算花多少钱。我说几万日元。她很惊讶，认为我的预算太高了。但是我就要去出版社上班了，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也是必然的事。

人多，加上是正午，头顶和脚下都是热气，我觉得喘不上气來。阿珠开始牵我的手，拖着我往前面钻。但就在这时，我看见翔哥跟一个女人并排地走在对面的马路上，并认出那个女人就是让我看手相的李太太。翔哥的手里拎着好几个大纸袋。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身体僵住了。阿珠问我怎么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翔哥跟他太太正穿过马路，慢慢地朝我这边走来，离我越来越近了。因为是跟着阿珠走，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步伐，只好赶紧低下头。翔哥跟他太太没有注意到我，与我擦身而过。三个人并排的时候，我紧张得快晕过去了。不久，阿珠对我说：“终于到了。秋，我们要速战速决。”

回来的路上，阿珠一个劲儿地嘲笑我，说我预算那么高，结果一分钱都没有花。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明明是走出购物街，感觉上却好像在穿越重重障碍。回到富贵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时候脑子才变得一片空白。我在五楼帮忙，增山问我怎么了，为什么脸色苍白。我呢，如果头顶真的有一个圈套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脑袋钻进去。我难受得受不了，我知道这时候哭是愚蠢的，但是泪水却断了线般地流下来。增山让我去休息室，我说了句对不起就接受了。我知道翔哥有太太，我也见过他太太，但是亲眼看见他跟他太太在一起，我的心就破碎了。我敢肯定地说，我更希望没有看见他跟他太太在一起时的样子。我彻底崩溃了，而且比自己想象得崩溃。

晚上，哥哥买了一串香蕉给我。他对我说：“吃不下饭就吃个香蕉吧。”哥哥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哭。实际上我跟哥哥解释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我哭得酣畅淋漓。

36

一天接着一天，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后，四月一日那天，我就要去东京的出版社上班了。之前胜见美子帮我在东京的反町车站附近租了一间新房子，后来知道新房子其实也是她自己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但是有八个榻榻米大，有厕所，有浴室，有厨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为房间配有冰箱，我跟哥哥提着各自的旅行箱就把家搬好了。赵小姐帮哥哥找的在饭店洗碗的工作不得不辞掉，胜见美子又帮忙给哥哥找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日本饭店打杂。听哥哥说里面就他一个外国人，临时工是“一帮老娘们”，都对他很好。事实证明了哥哥说的是对的。不久，我应该称为“哥哥的工友”的两个女人来家里玩，我买了酒，哥哥亲自做了几个菜，畅谈了好几个小时。

三月二十六日。翔哥本来说到反町来看看我跟哥哥的新家，但是之前来电话说“那个女人”要他陪着买东西，只能改日再见了。

三月二十七日。朱太太来电话，说她刚刚开的那家居酒屋，一开始生意不太好，想跟我借几十万日元。我告诉她，因为哥哥刚来，加上刚刚搬家，手头已经没有多余的存款了。但是，虽然不能借钱给她，上个月借给她的二十万日元就不用还给我了。她对我说谢谢。然后，她说小百合刚离婚没有几天，昨天又回黑龙江了，说是跟那个医生举办婚礼，估计新丈夫很快就会来日本。我问小百合的儿子跟谁，她回答说跟爸爸，我松了一口气。我想孩子跟爸爸比跟小百合更令我放心。

三月二十八日。翔哥来电话约我四月六日去上野看樱花。那天是我的生日，其实，每年当我过生日，樱花正好开得最灿烂，也正好该凋谢了。

三月二十九日。今天什么事都不想干，想做一个闲人。正午十二点了，我还躺在被窝里。我肚子饿了，但是又不想起床，干脆在被窝里吃了一块巧克力，一个苹果。之后不得不起床，因为要去厕所。两点左右，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打电话来。记者是一个花容月貌，天生丽质的女人。我很喜欢听她说话，她的声音令我想起美丽的黄金海岸。她对我说：“你这个懒虫，这个时间了还在睡觉啊。”我说我没睡觉，只是躺在被窝里而已。说起来，我跟她也算“一见钟情”，但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彼此也想不到对方，好像是对方生活中潜在的幽灵。她问我在被窝里干什么。我说看录像。她问是什么样的录像。我说是香港连续剧。她大笑，问我答应回答她的那个问题，想好了没有。

我欠起身，一边用闲着的那只手扯来睡裤套到腿上，一边回答说：“没有。”

“你是不想帮忙了吧。”

我已经走到洗面室，发现镜中清晰地显示出一张女人的脸，肿而惺忪。我回答说：“随你怎么想。”说话时我用手将右眼角往上推，镜中女人的右眼便成了吊梢眼，右边的脸看起来比左边年轻了很多，连眼睛都生出一种横泼的风情来。我忍不住笑起来，想象镜中变了形的女人的脸很像一个有挣扎，有忧愁，有冒险的故事的开头。

然后她说正在报社里，周围有很多人，一大堆工作在等着她，就挂掉了电话。想象她常常挂在脸上的婉转绝望的神情，好像落日中徐徐降下去的弧形的无骨的白皙手臂，突然想写一部小说。有的时候想躺着，躺着的时候又被回忆或小事偷去太多的心思。古时候有一出戏叫《梅娘曲》，说梅娘这个女人有向上的希望而浑然不觉，匆匆忙忙，各处跑了一趟，在大雨中颠簸，最终死在忏悔的丈夫的怀中。对这出戏只有一个感触，就是那么拼命干什么。

三月三十日。我跟哥哥买来绞肉和韭菜，包了很多饺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非常想家。

37

那时候，我来日本三年多了，一共赶上了三次樱花季。所谓樱花季，就是指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初。话说第一个樱花季，因为我刚到日本不久，暂时借住在胜见美子的家里，没有工作，每天在寂寥杂沓的人流中闲逛，看到的都是摩肩接踵的陌生的面孔，所以心里觉得阴郁并且孤独。那时的我，是准备随时离开日本的。不要说去哪里赏樱，连樱花的形象都只是一个苍白的影子。第二个樱花季，我正在富贵阁端盘子，属于半工半读的状态。我的第一次赏樱，就是这个时期。因为经常跟增山等几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在一起，有机会了解到一些樱花方面的知识。最早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樱花茶”，也叫“樱汤”。富贵阁经常有客人举办订婚宴和大型的结婚宴会。而日本人在订婚的时候，是一定要喝樱花茶的。我想“花开”是对准备结婚的新人最好的祝福吧。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樱花茶时，真的是非常兴奋。那几个被我称为“姐姐”的日本女人，将一个个略呈粉红色的湿漉漉的东西放在茶碗里。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当日本女人将热水静静地注入茶碗后，那个东西开始像花瓣似的伸展开来，不久，小小的茶碗里盛开出一朵朵美丽的樱花。我想将“開花”的过程形容为绽放，因为是一点儿一点儿开的，看起来很飘逸，令人有春心荡漾的感觉。还记得我尝试着喝了一口，几个日本女人都看着我笑。增山对我说：“秋，你还没有结婚，今天喝了樱花茶，以后定亲的时候喝什么？我怕你没有机会结婚了。”

第一次赏樱，是因为那天觉得一个人无聊，想找个地方玩玩。既然是四月，就想到上野公园的樱花。不巧的是，我到了上野公园后，天突然变了，开始是刮大风，接着是下大雨。不知是风雨迷离，还是风雨之下雪一般飘落的樱花迷离，我觉得自己是站在纷飞的樱花雪下。慢慢的，我觉得有一种深埋在心里的悲戚，一股脑儿地喷涌出来，仿佛心一下子被抽空了，泪水夺眶而出。

今天，翔哥约我在JR线上野车站的检票口见面。上野公园到底是赏樱的名胜，检票口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翔哥先发现了我，于是走过来跟我打招呼，之后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哥哥一起带来。我也想过带哥哥看樱花，但今天我有话要跟他谈。我说的是“谈”。哥哥在的话，“谈”起来不方便。

公园里已经是沙丁鱼罐头的状态，我跟翔哥随着人流一步步地往前蹭。“樱花通”搭了一个临时的戏台，上面有一个女巫打扮的人在跳舞。我被她的舞姿迷住，拉着翔哥挤到台下。今夕是何夕？舞者自舞，唱者自唱。说真的，舞者表达的是什么，我不太看得懂。我想翔哥也未见得看得懂。

今天，翔哥穿了件灰色的外套，脚上是一双黑色的休闲鞋。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天在元町看见他的事，想那时候他的样子。那天他穿的也是这件灰色的外套。我在车站见他的时候，很想马上就找个地方跟他摊牌，不问他是否爱我，就问他到底会不会跟我结婚，但现在我决定先感受一下遮天蔽日般的壮丽景象。

走过“樱花通”就是位于南端的上野公园的不忍池了。不忍池被土堤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是船场。翔哥说想划船，我立刻就答应了。船有三种，划桨船和脚踏船以及天鹅船。脚踏船和天鹅船有屋顶和方向盘。他问我选什么船，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脚踏船，我想有屋顶的船可能更加方便我跟他摊牌。

船到池子的中心，翔哥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坐在船上，放眼望去，可以将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我也发现了，从不忍池的角度看，上野公园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世界。有那么一会儿，我跟他都不说话，他故意把船开到人最少的地方。天更蓝了，我有了一种冲动，想下水。他把手放在我的腰间，我没有说话，慢慢将呼吸恢复到正常后，突然问他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也想跟我结婚，但说到能不能结婚的话，大概还需要我等几年。我问为什么，他说结婚是一件很大的事，要两个人绑在一起。我不吭声，他也一声不响地看了我一会儿，接着说：“我的计划是将来退休了以后再考虑。”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惊讶，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他跟我谈起他的计划，说他退休后想跟我在一起，要么在日本生活，要么去北京，随便我去什么地方。他说如果我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他愿意马上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在喜欢的地方买房子。他问我：“你不愿意等我吗？”

他这样问我，只会令我觉得伤心。我问了他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他说在池袋开了一家本地物品店，除了卖本地特产，还出租港台录像带。我问他货源怎么办。他说他太太每个月回去一次。我想他跟他太太才是真正绑在一起的。我对他说：“我不想等你了。再鲜艳的东西都不能跟时间相抵。今天，就在不忍池，我们就分手吧。”

他说：“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我说：“是。”然后我感谢他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照顾。他问我：“你为什么就不能等我呢？”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说过你这样问我会令我觉得伤心。”

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真的到此为止了。我累了，我觉得离开他比等他更容易。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他太太不找我看手相，如果那天在元町没有看见他跟他太太走在一起，我会等他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愿意等，是因为女人知道对方真的爱她。

我刚学会了一个词，叫“及时止损”。

38

时间过得真快。经过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我终于实现了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的愿望，出版了一套日文版中国女作家丛书，我自己也出版了第一本日文版长篇小说。日本各大报纸相继介绍我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真的，我很意外，没想到翔哥会在过了这么久后给我打电话。正是夜晚，月亮清凉地悬在窗外的天空。相互问过好，他说看到报纸上对我创作的介绍和评价了，很高兴。他祝贺我的成就，然后问起我哥哥的状况。我告诉他，哥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日语说得相当不错了，也习惯了日本的生活。他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轻声地问我是否还爱他。从前提到“爱”，心里总会有些许伤感泛滥，这次一点也没有。但是我感到了一种奇妙的气息，好像看到远处有一艘船触礁，而我站在满天的星斗之下，一种情感潮水般涌上了心头。

我回答说：“爱，跟从前一样。但是已经终结了。”

他问我：“终结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一下，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的话，是否会让他感到难受。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跟他撒谎，或者隐瞒。

我对他说：“我已经有了。”

他问：“是男朋友吗？”

“是。”我说，然后又加了一句，“是单身。”

他不说话。我接着说：“离开你，我回了一次国。”

他“哦”了一声，表示听懂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问他是否离婚。没有话说了，感觉挺尴尬的。也许他跟我的感觉一样，因为他说了一句“再联系”，立刻就挂了电话。

翔哥来电话的事，我说给哥哥听了。哥哥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但这次却只是笑了一下。我不懂哥哥笑什么，也不打算往深处想。关于翔哥，我想我已经从心底把这个人洗刷掉了。

我每天忙着编书读书写书，一边还忙着恋爱。跟翔哥相处的时候是非常情，心里一直不踏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新的恋爱非常单纯，对方主动一点儿，我就比对方更主动一点儿。相反我主动一点儿，对方就比我更主动一点儿。我的感觉是回到了初恋。

怎么说呢？虽然跟翔哥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还留在过去，但我现在是从局外人的角度去看，感觉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打一个比喻的话，那段日子就像我随身附带的一个伤口。我知道一般人对这种非常情的看法不好，但我比谁都清楚，这个隐秘的伤口对已经开始的新生活很重要。如果一定要说为什么重要的话，就是它改变了我对“爱”的理解。有时候，去爱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爱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我躺到沙发上，潮水涌过，平静清凉地浸透了我的全身。夜凉如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责任编辑赵宏兴许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