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药诃子配伍草乌的减毒增效机制研究进展

李晗 张广平 陈腾飞 高云航 宋玲 侯红平 叶祖光

摘要 诃子与草乌均为传统的常用蒙药，在蒙医药诸多经典著作中均有记载。诃子因在蒙药中使用率最高，而被誉为“蒙药之王”。草乌在蒙药中也有更为悠久的用药历史和广泛的用途。蒙医在临床治疗过程中用草乌必配合诃子，多以诃子汤炮制草乌入丸散剂，或多以配伍药对形式入煎剂。现就蒙药中诃子与草乌的概况及诃子与草乌配伍减毒增效的机制进行综述，为蒙药的毒性研究与用药安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蒙药;诃子;草乌;成分;炮制减毒;配伍减毒;减毒增效

Abstract Terminalia chebula and Aconitum kusnezoffii are both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al materials，recorded in many classic works of Mongolian medicine.Terminalia chebula is known as “the king of Mongolian medicinal material” because of its highest usage rate in Mongolian medicine.At the same time，Aconitum kusnezoffii also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 is versatile in Mongolian medicine.Mongolian medicine practitioners use Aconitum kusnezoffii together with Terminalia chebula：mostly prepare the later with the soup of the former to make it into pills or powder，or prescripted in pairs in certain decoctions.In this paper，the current research of Terminalia chebula and Aconitum kusnezoffii in Mongolian medicine and the mechanism of reducing toxicity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of compatibility were review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oxicity research and drug safety of Mongolian medicine.

Keywords Mongolian medicinal material; Terminalia chebula; Aconitum kusnezoffii; ingredients; Processed to decrease toxicity; Compatibility reducing toxicity; Reducing toxicity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中图分类号：R28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21.24.025

蒙医药学作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日常生活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特色医药学理论与用药方法。现阶段，不仅只在蒙古族内部，蒙药也逐渐应用于全国各地。与此同时，有关蒙药安全性问题是广大医患共同关注的焦点，相关蒙药安全用药的研究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蒙药中，诃子与草乌这两味药材使用率极高，据现有资料记载，诃子这味药材出现在近半数蒙药中，誉有“蒙药之王”;同时具有祛风、除湿、散寒、止痛功效，用于治疗心“赫如虎”“赫依”“陶赖”和游痛症等疾病的草乌类蒙药也是蒙医临床常用药。

1 诃子药理研究

诃子（Terminalia chebula），又名诃黎勒，蒙医学上称为阿如拉（Arura），为使君子科植物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或绒毛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Var.tomentella Kurt.）的干燥成熟果实。颜色多为暗棕色或黄棕色，形状多为卵圆形或长圆形，味道酸涩后甘甜。诃子因在蒙药中使用率最高，而被誉为“蒙药之王”，内蒙古药材标准有70个（48.3%）蒙药含有诃子[1]。蒙医理论认为，诃子具有强壮补命脉、助消化、健胃等作用，可祛三弊引起的诸疾，调理体素，解毒，适用于治疗赤巴病、培根病等。

1.1 诃子化学成分

1.1.1 鞣质和酚酸类化合物 诃子化学成分丰富，从中能分离到多种化学成分，按结构分类主要分为鞣质类、酚酸类和三萜等化合物。其中鞣质类成分占诃子干重的23.6%～37.36%[2]，其鞣质结构单元为没食子酸与葡萄糖。主要成分为诃子酸（Chebulinic Acid）、诃黎勒酸（Chebulagic Acid）、1，2，3，4，6-五没食子酰葡萄糖（1，2，3，4，6-pentagalloyl-β-glucose）、鞣云實素（Corilagin）、1，3，6-三没食子酰葡萄糖（1，3，6-trigalloyl-β-glucose）、原诃子酸（Terchebin）、并没食子酸即鞣花酸（Ellagic acid）和没食子酸（Gallic acid）。

三萜类化合物：诃子中的三萜类多以五环三萜及其苷类成分为代表。主要有阿江榄仁素（Arjungenin）、阿江榄仁酸（Arjunic acid）、马斯里酸（Maslinic acid）、诃子醇（Chebuloside）、2α-羟基马可莫酸（2α-Hydroxymicromeri acid）和粉蕊黄杨醇酸（Terminoic acid）等[3]。

1.2 诃子药理作用

诃子为我国民间用药中的常用药，能治疗多种疾病。在蒙药中，素有“蒙药之王”的称号，同时，在藏药中也冠有“药中之王”的美誉。现代研究表明，诃子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病毒、抗肿瘤和保肝等多种药理作用。

1.2.1 抗菌作用 诃子对常见的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均有明显抑制作用，为广谱抗菌药。诃子水提液最小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 Concentration，MIC）为125 mg/L，最小杀菌浓度（Minimum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MBC）为150 mg/L[4]。并且诃子水提液对各种痢疾杆菌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除此之外诃子水提液对绿脓杆菌、白喉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溶血性链球菌、鼠伤寒杆菌和变形杆菌也具有较强的抑菌效果。王双等[5]利用微波法提取诃子中抗菌物质，发现诃子的微波提取物对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抑制作用，但对黑曲霉无影响，其抑菌作用大小依次为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黑曲霉。李永慧等[6]利用生物被膜诱导模型技术研究诃子对生物被膜态金葡菌的抑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诃子能对生物被膜态的金葡菌实现有效杀伤，表明诃子水提物能够渗透金葡菌生物被膜从而发挥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

1.2.2 抗氧化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诃子具有强抗氧化活性，能够通过脂质过氧化过程、清除自由基等多个途径发挥抗氧化作用。同时报道显示，诃子水提物、醇提物和乙酸乙酯萃取物均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并且其抗氧化作用也较为全面。吴士云等[7]分别以铁离子还原/抗氧化能力（Ferric Ion Reducing Antioxidant Power，FRAP）和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Radical 2，2-Diphenyl-1-（2，4，6-trinitrophenyl） hydrazyl，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为评价指标，对诃子粗提物进行抗氧化活性的测定。结果显示，诃子提取物抗氧化能力极强，其活性物质含量以FeSO4·7H2O当量计达（4 422.325±123.56）mmol/g，并且诃子提取物也表现出较高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清除率达到（90.12±1.388）%。实验进一步发现诃子乙酸乙酯相相较于其他组分（正己烷相、正丁醇相和水相）抗氧化能力最强，表明诃子抗氧化活性成分多集中在乙酸乙酯部位，主要由弱极性化合物所贡献。谢金炎等[8]通过测定小鼠血清中单胺氧化酶（MAO）、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总抗氧化能力（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T-AOC）的含量，以及小鼠肝脏中MAO、MDA和脂褐素（Lipofuscin，LF）的含量，并进行小鼠肝脏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诃子能够降低肝脏和血清中MAO、MDA含量和肝脏中LF含量，并且提高小鼠血清中T-AOC和SOD含量。以上结果表明，诃子对小鼠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

1.2.3 抗肿瘤作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诃子中主要含有鞣质、酚酸类成分和三萜类成分，如诃子酸、阿江榄仁素和没食子酸等，可在临床预防和治疗癌症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诃子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没食子酸，作为一种天然存在的多酚类化合物，具有减缓细胞增殖速率的能力，减少永生化及癌細胞系的细胞数量的作用[9]。研究显示，没食子酸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主要机制可能与抑制与肿瘤生长相关的核苷酸还原酶与环氧合酶、DNA聚合酶、鸟氨酸脱氢酶等有关[10]。

2 草乌药理与毒理研究

草乌（Aconitum kusnezoffii）为毛茛科植物北乌头（Aconitum kusnezoffii Reichb.）的干燥块根，其在中医与蒙医均有使用。相较于中医，草乌在蒙医中有着更为悠久的应用历史、更为广泛的用途和独特的用药特点。蒙医认为，草乌具有杀“黏”，止痛，燥“协日乌素”等功效，临床用于治疗慢性疾病，以及治疗心“赫如虎”“赫依”、脖颈僵直、“陶赖”、游痛症等疾病[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标准（蒙药分册）记载[12]，在145个蒙药中含草乌成分的有20个（13.8%）。

2.1 草乌的化学成分

蒙药草乌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生物碱类成分和非生物碱类成分两大类型[13]。

2.1.1 生物碱成分 生物碱成分既是药理成分也是毒性成分，其分为单酯型二萜类生物碱和双酯型二萜类生物碱[14]。生物碱成分根据毒性大小排序依次为毒性较强的双酯型乌头碱（Aconitine）、新乌头碱（Mesaconitine）和次乌头碱（Hypaconitine）;毒性较小的单酯型苯甲酰乌头碱（Benzoylaconitine），以及几乎无毒性的乌头原碱（Aconine）。草乌类药材通过水煮、加热等处理，可使双酯型乌头碱水解，失去一分子醋酸，转化为毒性较弱的单酯型苯甲酰乌头碱，随后苯甲酰基进一步水解，失去一分子苯甲酸，分解为几乎无毒性的乌头原碱[15]。

2.1.2 非生物碱成分 蒙药草乌中也包含多种非生物碱成分，如糖类，其中包括葡萄糖（Glucose）、木糖（Xylose）、甘露糖（Mannose）和半乳糖（Galactose），其中甘露糖的含量较高，占总糖的78.27%[16-17]。黄酮类成分，如山柰酚（Kaempferol）、槲皮素（Quercetin）、芦丁（Rutin）等[18]。此外还有挥发性成分，如脂肪酸及其酯类与胺类化合物[19]。同时研究者也分离得到了甾醇类化合物如豆甾醇、谷甾醇和胡萝卜苷等[20]。

2.2 草乌的药理作用

2.2.1 镇痛作用 当代临床用药过程中，草乌应用范围广泛，可用于治疗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外伤等引起的腰背、四肢、关节疼痛。研究发现，乌头类生物碱是镇痛的主要物质基础，具有镇痛效果强且无成瘾性的特点。当前研究者已经开发出草乌甲素（Bulleyaconitine A）、雪上一枝蒿甲素（Bullatine A）、高乌甲素（Lappaconitine）等，并已在临床中广泛应用[21-22]。草乌甲素作为一种生物碱类现代植物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并作为第3类镇痛药用于临床治疗慢性疼痛达近40年[23]。草乌甲素主要提取自乌头属植物，草乌中也含有此类成分。研究发现该成分镇痛效果十分显著，对于大鼠注射角叉菜胶引起的脚踝肿胀和大鼠后足皮下注射甲醛引起的Ⅱ相疼痛，以及小鼠在醋酸致扭体实验和热板实验中的疼痛反应，皮下给予草乌甲素可产生良好的镇痛或抑制作用，其效果是吗啡的65倍、阿司匹林的7 200倍，且长期应用不会产生药物依赖性[24]。

2.2.2 抗炎作用 研究发现，蒙药草乌具有抗炎作用，这也是草乌类最早被发现且证实的药理作用之一[25]。赖珍珍等[26]发现草乌可显著降低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的程度，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该作用机制可能是减少足跖肿胀大鼠血清中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含量，降低炎症部位毛细血管通透性，从而产生抗炎的作用。张宏等[27]发现草乌能显著抑制二甲苯所致小鼠耳郭肿胀程度，并减轻蛋清所致大鼠足跖肿胀程度，且可抑制巴豆油致大鼠炎性肉芽肿的增生程度，同时减少炎性渗出液。

2.2.3 强心作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刘世芳和杨毓章[28]以心电图变化为指标，通过研究乌头碱和北乌头碱对几种药物引起心电图变化的影响，得出该类成分在小剂量具有增强肾上腺素、对抗氧化钙引起的波倒置，对抗垂体后叶引起的初期ST段上升和继之发生的ST段下降等作用。马增春[29]通过检测乌头碱对心肌细胞线粒体结构与功能影响，发现低剂量乌头碱通过激活沉默信息调节蛋白3（Silencing Information Regulator 3，Sirt3），从而降低亲环蛋白（Cyclophilin-D，Cyp-D）乙酰化的程度，并进一步减少线粒体腺苷酸转移酶（Adenine Nucleotide Translocase，ANT）和Cyp-D的结合，缩短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孔（Mitochondrial Permeablity Transition Pore，mPTP）的持续性开放时间，从而达到改善线粒体能量代谢的效果。

2.2.4 抗肿瘤作用 乌头碱注射液主要用于抑制肿瘤生长与自发转移，临床多用于治疗晚期未经化疗、放疗、手术的患者。该药物具有增强患者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及转移，并同时减轻患者的病痛等作用，且治疗过程中产生不良反应极少。张茜等[30]采用噻唑蓝法，选取配体草乌多糖为对照，检测4种草乌多糖金属配合物（草乌多糖钙RPS-Ca、草乌多糖锌RPS-Zn、草乌多糖铜RPS-Cu、草乌多糖铁RPS-Fe）对结肠癌细胞（HT-29）、乳腺癌细胞（MCF-7）和肝癌细胞（HepG2）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草乌多糖铜配合物对3种癌细胞表现出最强的抑制作用。

2.2.5 其他药理作用 除以上药理作用之外，草乌还具有抗氧化作用、抗衰老作用、增强免疫功能作用，并降低由化疗而引起的外周神经毒性，以及可能抑制艾滋病病毒作用[31-32]。

2.3 草乌的毒性作用

草乌是临床常用的药物之一。蒙医认为草乌味辛，性温、轻;有大毒。研究显示，生草乌水提液的LD50约为4.03 g/kg、草乌花水提液约为121.7 g/kg、草乌叶水提液约为125.3 g/kg和草乌芽水提液约为136.2 g/kg。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毒性分级方法，认定生草乌经煎煮后仍具有低毒，服用时应慎用。

2.3.1 神经毒性作用 蒙药草乌主要毒性代表成分为乌头碱、新乌头碱、次乌头碱。乌头碱进入体内后，对中枢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均产生刺激作用，作用显现为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先被兴奋随后被抑制。具体临床表现为心情烦躁、语言障碍、四肢麻木、头晕、抽搐、昏迷等[33]。韓屾[34]采用胚胎大鼠海马神经元，研究草乌、川乌和附子这3味代表性的乌头类中药的神经毒性。实验选择不同浓度的草乌、川乌和附子提取物，分别处理胚胎大鼠海马神经元不同时间后，进行细胞活性检测。结果表明，生草乌IC50约为8.02 μg/μL，生川乌IC50约为17.5 μg/μL和生附子IC50约为22.04 μg/μL，这表明草乌、川乌和附子对体外海马神经元均有较明显的细胞毒性，毒性强度依次为生草乌>生川乌>生附子。

2.3.2 心血管系统毒性作用 蒙药草乌中毒多引发各种的心电图异常改变，具体临床表现为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心律失常、血压下降等。并且草乌对心肌亦会产生影响，口服3 g的生草乌或0.2 mg的乌头碱即可造成成人的心肌麻痹或者呼吸异常最终导致死亡。郝俊霞等[35]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TCMSP）和毒性与基因比较数据库（Comparative Toxicogenomics Database，CTD）筛选出草乌毒性候选成分，并通过网络药理学分析得出草乌主要通过参与心脏磷代谢，磷酸化等与磷酸相关的调节和代谢，以及通过胰岛素受体（Insulin Receptor，INSR），肽脯氨酰顺反异构酶（Peptidyl-prolyl cis-trans Isomerase，PPIase）和重组人转化生长因子-β2（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2，TGFB2）等靶点，影响了心脏的代谢，发育及形态，造成心脏毒性。温玉莹等[36]将黄草乌混悬液注射小鼠十二指肠进行体内实验，实验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生黄草乌组心电图的QRS波异常，心率明显减慢，而制黄草乌组心电图的QRS波较正常，心率无明显变化。同时研究者选择不同浓度滇乌碱作用于大鼠心肌细胞后，进行心肌细胞活力检测;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的形态;通过试剂盒进行心肌细胞中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LDH）、MDA和SOD的检测。体外实验结果显示，滇乌碱浓度的增加，大鼠心肌细胞的成活率下降;且滇乌碱和乌头碱组均使心肌细胞LDH和MDA含量增加，SOD活性降低，提示此时心肌细胞出现氧化应激损伤，推测滇乌碱和乌头碱可能通过影响细胞通透性，破坏生物膜的稳定性，并引发凋亡。

2.3.3 呼吸系统毒性作用 服用过量草乌可能会出现咳嗽、呼吸急促似哮喘、急性肺水肿，严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窒息，甚至引发死亡等一系列呼吸系统毒性症状。王金勇[37]选用了体内实验和体外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生草乌及其主要毒性成分乌头碱对呼吸系统的毒性作用。体内实验结果显示，在麻醉状态下Beagle犬经口插入胃管，并给予生草乌2.49 g生药/kg，给药后120 min、180 min和240 min，雄性Beagle犬的呼吸频率增快、呼吸幅度加大，其与给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雌性Beagle犬在该时间点均无明显变化。体外结果表明，乌头碱组拖尾细胞尾长和细胞率与阴性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呈现量效关系，该结果表明说明乌头碱对中国仓鼠肺成纤维细胞（CHL）的DNA有损伤作用。

3 蒙药草乌常用减毒方法

3.1 炮制减毒 炮制，蒙语为“淖莫特哈勒”，意思是“驯服，使其顺从也”。作为一项传统的制药技术，蒙药炮制遵以蒙医理论为依据，按照药材自身性质和用药目的不同，对原料药物所进行的加工处理方法。炮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毒性，提高疗效，保证用药安全。蒙药草乌通过水煮加热炮制，可极大程度减少草乌中的毒性成分。草乌水煮加热后可使双酯型乌头碱水解，失去一分子醋酸，转化为毒性较弱的单酯型苯甲酰乌头碱，随后苯甲酰基进一步水解，得到几乎无毒性的乌头原碱。同时，采用童尿法、酸奶法、诃子汤法炮制草乌均为蒙药炮制的一大特色，其中临床使用过程中诃子汤炮制草乌法较为常见。取诃子肉适量，粉碎后用大量清水浸泡过夜，回流煎煮、冷却滤过后诃子汤备用。取生草乌，加上述制备诃子汤至没过液面，浸泡，每日换液，共浸泡3 d，低温烘干。刘帅等[38]通过小鼠急性毒性实验比较生草乌与诃子制草乌的粉末或水煎液急性毒性大小，结果显示生草乌粉末、诃子制草乌粉末和诃子制草乌煎液的LD50分别为0.700 9、1.169 0和2.560 0 g/kg。表明生草乌毒性强，生草乌经炮制后毒性降低。

3.2 用法滞毒 在蒙医看来，疾病的产生、发展与患者个人作息、时节等生理活动与生活习惯紧密相关。因此，在长期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蒙医依据病症特点、病症发生部位以及活动规律，遵从“择时给药”的服药原则，开辟了传统服药法。例如，空腹服用、饭前服用、食中服用、饭后服用、两餐间服用、掺食服用、药膳交替服用、不定时反复服用和睡前服用等服药方式。该方法希望可以通过调控服药时间规律从而滞后药物毒性，同时该方法也符合现代时辰药理学的原理。例如蒙药部颁标准服用含草乌这类毒性药物，多应在睡前服用，以便发挥滞后草乌毒性的作用[9]。

3.3 剂型缓毒 蒙药也可采用剂型缓毒法，通过控制毒性药物的摄入量，减缓有毒成分在体内的蓄积，减轻毒性或不良反应。含有草乌的蒙药常用剂型多为丸剂，因丸剂吸收分解速度慢，可防止有毒成分过快或过量进入机体，例如治疗肿瘤的云香十五味丸;祛风通窍，舒筋活血的扎冲十三味丸;以及治疗肾寒肾热诸证，腰膝疼痛的益肾十七味丸等。

3.4 配伍减毒 除了炮制减毒、用法滞毒和剂型缓毒之外，配伍减毒为蒙药减毒的又一经典方法。与中药七情配伍相似，蒙医方剂配伍理论始于《四部医典》[39]，经过历代研究与实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蒙药配伍遵循整体性，关联性等原则，通过药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不仅能降低毒性成分的毒性、锐（烈）性，调节药方之寒热性[40]，还可以扩大药物治疗范围，减少不良反应，提高有毒蒙药使用的安全性。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蒙药草乌的配伍解毒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多年，并且蒙医常用诃子与草乌配伍以缓解草乌之毒性。诃子在蒙药中的重要作用基本等同于中药中的甘草，蒙医认为其有减毒、解毒等作用，不但炮制过程中常常使用诃子，诃子也多存于很多蒙药经典组方中。蒙药部颁标准含草乌和诃子临床常用蒙药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蒙药中诃子对草乌的重要意义[9]。

4 诃子对草乌“减毒存效”机制研究

4.1 从物质基础角度研究诃子配伍草乌减毒机制  赵爱娟[41]通过对蒙药草乌与不同比例诃子配伍后的3种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以及含量变化规律进行测定，发现草乌与不同比例诃子配伍时，乌头碱、新乌头碱、次乌头碱含量变化趋势呈现抛物线形，表明配伍诃子能显著影响这3种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推测其机制为，一方面诃子的加入能够促进草乌中生物碱的溶出;另一方面，随着诃子配伍比例增加，酸性成分增加，又进一步加速毒性成分双酯型生物碱的水解。杨畅等[42]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生草乌水煎液、诃子制草乌水煎液及诃子草乌共煎液中乌头碱、次乌头碱、新乌头碱、苯甲酰乌头碱、苯甲酰次乌头碱和苯甲酰新乌头碱的含量，从而进行蒙医理论“诃子可解乌头毒”的验证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由大到小依次为诃子草乌共煎液、訶子汤制草乌煎液、生草乌煎液;单酯型生物碱的含量由大到小依次为生草乌煎液、诃子草乌共煎液、诃子汤制草乌煎液。以上结果表明，蒙医里“诃子可解草乌毒”的说法，不能简单认为在炮制或配伍过程中诃子直接影响毒性成分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也需要把诃子鞣质成分与草乌生物碱络合生成难溶物质，该难溶物质在水煎煮的过程中可缓慢释放并发生水解，减毒的同时也发挥草乌的治疗作用，这种“减毒存效”可能性也纳入减毒理论之中。

4.2 从吸收与代谢角度研究诃子配伍草乌减毒机制 在吸收方面，刘帅[43]利用人工胃肠液模型分别孵育生草乌和诃子制草乌粉末，通过检测人工胃肠液不同时间点样品中苯甲酰新乌头原碱、苯甲酰乌头原碱、苯甲酰次乌头原碱、新乌头碱、次乌头碱、乌头碱等生物碱浓度，分析诃子配伍对草乌中生物碱动态溶出规律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人工胃肠液模型中孵育30 min时，酯型生物碱溶出率已经达到60%以上。无论在人工胃液还是人工肠液中，诃子制草乌中单、双酯型生物碱溶出率均低于生草乌。

在排泄方面，赵璐璐等[44]利用药物代谢动力学的技术，研究诃子对草乌排泄的影响。结果显示，草乌中毒性成分乌头碱、新乌头碱和次乌头碱这3种双酯型乌头碱主要通过肾脏排泄，其中各组中乌头碱的累积排泄量顺序是生草乌组、草乌配伍诃子组、制草乌组，乌头碱、新乌头碱和次乌头碱的排泄半衰期的顺序是草乌配伍诃子组、生草乌组、制草乌组，以上结果表明诃子能够影响草乌的药动学过程中的排泄，使草乌在体内的作用时间延长，起到增效的作用。在代谢组学方面，刘丹丹等[45]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的技术阐明诃子配伍草乌的“减毒存效”机制。结果显示，生草乌主要涉及甘氨酸、丝氨酸、苏氨酸代谢，丙氨酸、天冬氨酸、谷氨酸代谢，甲烷代谢、酰胺tRNA的生物合成、组氨酸代谢和乙醛酸和二羧酸代谢这6条毒性代谢通路;同时诃子可下调由草乌引起的大鼠血清中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肌红蛋白和肌钙蛋白的含量升高等指标。

4.3 从心肌电生理角度研究诃子配伍草乌减毒机制 在心脏毒性方面，梁慧等[46]利用Langendorff离体心脏灌流方法，探讨诃子对草乌中的乌头碱的心脏毒性是否具有干预作用。结果显示，乌头碱模型造模引起大鼠心律失常后，诃子组和阳性对照组可降低大鼠心电图中HR、QRS，升高RR-I、PRQ，并可恢复至正常值，且HR可以恢复正常。该实验表明诃子能够缓解由乌头碱所致的心律失常，具有配伍减毒保护心脏的作用。张晓菲等[47]通过灌胃的方式，选择草乌长期毒性剂量，用于研究诃子配伍草乌后大鼠血清磷酸激酶（CK）、谷草转氨酶（GOT）、MDA的含量以及心肌组织Ca2+的含量和Na+-K+-ATP酶的活性的变化。结果显示与生草乌组比较，诃子配伍草乌组中大鼠血清CK、GOT和MDA含量显著降低，心肌组织中Ca2+含量降低而Na+-K+-ATP酶活性升高。以上结果表明诃子对草乌引发的大鼠心脏毒性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5 讨论

蒙医药学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日常生活与疾病斗争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并具有独特的医药学理论、应用方法与用药特点的一门民族医学，同时也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近些年，有关蒙药安全用药的研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并且临床治疗过程中使用毒性蒙药的情况并不少见。草乌作为蒙医临床常用药，具有祛风、除湿、散寒、止痛之功效，并且蒙医用草乌与中医用药比较，有着更为广泛的用途和独特的用药特点。诃子作为蒙药之王，具有解毒、减毒的良好功效，常在草乌炮制过程中或配伍时使用。诃子与草乌配伍，通过药物相互间的作用，不仅能够扩大适应证用药范围，还能缓和有毒药物的毒性，减少不良反应，提高含毒蒙药使用的安全性。我们对诃子与草乌的化学成分、生理作用、毒性作用以及减毒的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通过本综述，对诃子配伍草乌的减毒增效机制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其二者配伍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大多停留在物质基础分析或药理毒理作用层面，并且研究多集中于乌头碱、新乌头碱与次乌头碱这种单一成分，研究对象重复性较大。将来诃子配伍草乌减毒作用机制研究可以聚焦在以下几方面。1）可从诃子配伍草乌对肝脏细胞色素P450酶（CYP450）和心脏细胞色素P450酶的改变等角度设计实验，细胞色素P450酶是血红蛋白家族基因编码的蛋白，作为重要的Ⅰ相代谢酶系，涉及体内众多内源性与外源性物质的生物转化[48];2）可针对草乌对心肌细胞线粒体毒性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实验设计可包含线粒体的氧化应激、ATP合成、线粒体膜电位、细胞内钙超载和线粒体生物合成相关因子的调控等。

综上所述，蒙药合理配伍能够使药物的安全性提高并扩大药物的应用范围，同时与时俱进的科学技术为配伍减毒增效的机制研究提供了保障。有关蒙药诃子配伍草乌的相关科学研究会伴随先进的实验技术不断发展，为蒙药的临床应用和现代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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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1收稿 责任编辑：张雄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