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哥哥

余同友，祖籍安徽潜山，1971年出生于皖南石台县，现供职于安徽省文联。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第七届学员，中国文联首届编剧高级研修班学员。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及年度选本选载。

沈文武出了罗城高铁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比原计划迟到了三个小时。他没想到高铁也会晚点，所以订的是到罗城的最后一班车。按他的计划，到罗城高铁站才四点钟，那个时间点后还有好几班城际公交从罗城高铁站出发，一个小时后就会直达那个叫“浮庄”的度假酒店。

沈文武是个做事很有计划的人，浮庄他又去过不下三次了，所以他才那么笃定。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回他没想到这趟高铁竟然莫名其妙地晚点了，而且一晚就晚了近三个小时。秋天的夜黑得早，拖着拉杆箱出了站前广场，天色已经黑透了。沈文武有点茫然地看着穿梭来往的人群，每一个人似乎都成竹在胸，知道坐什么车，往哪里去。沈文武其实坐在高铁上时也百度搜索了一下，这个时候，城际公交已经停开，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出租车，但因为这个时节不是旅游度假旺季，往浮庄去的车大都要价很高，一般不少于两百元。他倒不是特别心疼钱，当然多花钱总是让人不爽，更主要的是觉得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办事还这么不靠谱，要是订票时往前提一两个小时，而不是卡着点，说不定就不需要这样折腾了。问了几辆出租车，一听说是去浮庄的，司机们异口同声报出了二百五的价格。这让沈文武有点恼火，他们一定是听出了他的外地口音，故意宰客，他不相信所有的司机都这样。于是，见一辆问一辆，眼见着过去了五六辆车，都没有降下价来，看来眼下确实是卖方市场，买方没有定价权。沈文武准备自动往上提价，这时，一辆出租车又在他身旁停了下来。没等他低下头去问，一个女人裹得严严实实的，旋风一样冲到了他面前，抢着问司机，去不去浮庄？

司机说，去，三百。

女人愣了一下，不打表？

司机哧地笑了一下，那么远，打表你更亏的，远不止三百。

女人看看天色，拉开门准备上车了，沈文武按住了车门。他们俩对望了一眼，女人脸部隐没在头巾里，只留下两只黑眼睛，眼里转动着的满是不解。

沈文武对司机说，二百二，我老坐的，平常都二百。

司机瞄了眼沈文武和那个女人，以为他们是一伙的，偏了下头。上吧，说好了啊，这个价格可是没有票的。

沈文武说，可以。说着，他冲那个女人笑笑，示意司机将后备箱打开，将自己和女人的拉杆箱一并放了进去，然后坐上了副驾驶。

女人坐在后座上，刚一坐上就吁了一口气。

沈文武说，你是去参加九局的培训班的？

女人解开头上的围巾，又解开紧围着的风衣，甩甩披肩的长头发，像一只舒展开羽毛的禽鸟。她立即叫了起来，你也是？

沈文武“嗯”了一声。

好巧，女人说，还没上课就碰上同学了。

沈文武笑笑。他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个女人露出来的面孔，估摸着大约四十多岁，听她说话，吴侬软语的，像是江浙沪那边的人，脸孔嘛，倒并不是那种与之相匹配的娇小柔和，谈不上漂亮，但也找不出缺点，鼻子是鼻子，嘴唇是嘴唇，都符合着眼下的审美需求，但长在她的脸上就是让人感觉有那么一丁点的别扭。大约是感觉到了沈文武审视的目光，女人扭頭去看窗外的夜色。

去浮庄的路是省道，且多是山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两边是黑漆漆的群山，小车行驶在黑暗里，像一只小船在大海上漂浮。一时，只听见汽车的引擎声，以及窗外山上各种秋虫的集体鸣叫。

沈文武很快感到有一种深深的疲倦感从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向四周扩散，很快全身都像一摊水，无力地晃荡着，而干燥的土壤在贪婪地吸附他，很快，他就会渗透进地底，然后，被深深的泥土吞噬，如同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从年初开始，这种感觉隔三差五地就会袭击他。他想抽烟，手在口袋里摸了几下，想了想，还是忍住了。

他知道这疲倦感的由来，这一切都因为儿子小松。在外人眼里，他沈文武这一辈子过得挺顺的，好运气似乎一直是他家里的常客。他读大学，虽读的是一般的大专院校，但临毕业那一年，学校升格，成了本科，他不费力气就获得学士学位，在那个年代可是很有分量的。工作后，晋升，分房子，娶老婆，生孩子，哪一步都没落下。唯一的儿子小松从小就聪明听话，一路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最后读到上海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考研，读博，又顺利考到国家部委单位派驻上海办事处。他今年55岁了，小松31岁，却一直没有谈恋爱。沈文武并不太担心小松的婚姻，他知道现在越是大城市，剩女越多，男孩越是好找对象，所以，妻子每次向他唠叨着，要想办法让小松赶紧找女朋友，他都不接话茬。他心里想，就凭我们家小松这条件，到四十岁再找也不嫌晚。

年初，沈文武又到上海去出差，顺便去小松那里看看。小松才工作两年，就已经在徐家汇买了套四十平的小居室，一个人住，小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松本来说好了，晚上和沈文武去吃个饭，但临到傍晚，他打电话给沈文武，说单位上突然有个事，领导要他们部室加班，他要迟点回来。老爸你就先四处走走逛逛，随便吃一点，留点胃口，晚上我回来后补你一顿大餐。他在电话里笑着对沈文武说。

自从小松到上海来读大学后，沈文武来上海的次数就多了，除了和妻子一起来看望小松，单位里出公差到上海，也大多让沈文武来。上海滩的万国公馆、世博园、豫园，都看了个遍，可是他越看越觉得这个城市高深莫测，不是他一个小地方的人所能了解的，这不是他的上海，而只能是小松的上海，所以后来再到上海他就基本不去傻乎乎地逛街了。这回也一样，他安心待在小松的房间里，想睡觉，又睡不着，干脆给儿子搞搞卫生吧。就动手拖洗地板，擦窗台，抹家具。他把窗帘拉开，让阳光透进来，照耀得房间里一片明晃晃的。他干得很带劲，很有成就感，心里也一片明亮。后来，他看着房间里的移动立柜，觉得摆放的位置不太科学，有点遮挡阳光，可以再往旁边移动一点，便去推拉。不料，用力过猛，把柜门拉开了，柜子里的东西哗啦一下冲了出来。

一件东西撞开柜门，哐当一声巨响，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吓了沈文武一跳。

呀！这是快到了吧！沈文武猛听到那女人一声喊。

抬头看，车子已经盘旋在山腰了，在拐弯时，可以看见山顶上一排排红色的灯火，在暗夜里显得更为飘忽，像浮在空中一般。他知道，浮庄确乎是快要到了，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根香烟，凑在鼻子前嗅嗅。

女人的声音似乎温柔了起来，说，你想抽就抽呗，开着车窗就是了。

沈文武闷了嗓子说，不急，再转一个弯儿就到了。

果然一个弯儿就到了。下了车，因为坐在副驾驶位置，沈文武抢先把车费付了，又帮女人从后备箱里拎出行李箱。到了酒店大堂，登记房间时，女人眼睛一亮说，哎呀，你也姓沈？我也是呢。

沈文武看报到手册上的学员名单，只有两个姓沈的，那另一个叫沈诗梅的就是这位了，名单后面标注她的工作单位是九局下属上海分局的一个分公司。哦，她是上海人。

拿到房卡，上楼进到电梯时，就他们两个人，沈诗梅的眼神突然亮得不太正常，她盯着沈文武看。这让沈文武很不自然，他想，这是几个意思？电梯门开了，沈文武率先走出去，想逃避沈诗梅黏稠的目光。

沈诗梅却跟在后面撵了一句，哎，你真的姓沈？你在上海生活过吗？

沈文武停下步子，回头看了看，沈诗梅除了说的这句话有点奇怪，别的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他说，我生下来就姓沈啊，姓沈又不能免税，有必要造假么？上海？他看了她一眼，冷冷地说了句，我不喜欢上海，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我也不会在那里生活。他说着，加快步伐往前，像是小跑。

他不知道身后的沈诗梅是副什么样的表情，估计鼻子气歪了吧。

第二天是开班仪式，沈文武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安排和沈诗梅坐在一排。而她竟然一点也没有生气，很温柔地甚至有点讨好地看着自己。沈文武想，也许她是感谢自己为她代付了车费吧，可那也不需要这样子表现吧。

九局是央企大局，员工多，业务范围广，这样的单位更注重人才培养，因此每年都要在浮庄开几次不同层次的系统内员工的培训班。这种为期十多天的培训说白了，主要作用是促进系统内人员的相互交流，另外的一个性质是给员工们放松放松，半学习半度假，有点奖励的意思，因此来的多是各地各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按道理，沈文武都来过好几次了，这次本来轮不上他的，可是领导看他这一年来状态一直低迷，整天恍恍惚惚的，就特意说服了人事部门，还是让老沈去吧，老同志了，就照顾一次。

开班仪式照例是老一套，局里一位工会主席讲话，一位人事处的处长强调纪律，然后是学员代表发言。沈诗梅是代表。看得出来，这是个上进中年，她精心把自己收拾了一下，虽然普通话的口音中仍带着上海腔，但沈文武还是觉得她不像上海女人，上海女人似乎不像她这样的。可是，上海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沈文武也不知道，他为自己这种奇怪的想法而感到可笑。沈诗梅态度认真，发言稿下了工夫，读得也极认真，像小学生第一次公开上台发表演讲，能发现她还有一点点紧张，捧着稿纸的手颤动如振翅的蝴蝶。

开班仪式结束后，便开始正式培训，课程都安排在上午，下午是自习和小组讨论，其实就是让大家伙儿各自找乐去。浮庄这地方孤独地浮在山上，又不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景点，没有多少车往返，要下山还得找酒店租车，所以主办方也不担心学员们乱跑。沈文武是九局系统的老员工了，一进教室，就发现有三四位过去便认识的。他们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约着下午打掼蛋和喝酒。过去这两件事是沈文武的爱好和特长，他们说老沈不愧名叫“文武”。掼蛋是这几年流行于江苏和安徽地区的一种扑克牌的打法，考验的是算牌和记牌，而喝酒考验的是体力与酒量，一文一武，老沈总是能于波澜不惊中化解对手的挑战，最终取得胜利。

但现在沈文武不想碰这些。他忽然发现，掼蛋这种游戏太没意思了，无非是大压小，强欺弱，变来变去就是那些招数，他一点也不想玩了。而喝酒，之前无论多凶险的酒场，他几乎没有醉过，他甚至很享受酒至微醺后的那种朦胧、跳脱、出神的状态，可现在他变得闻不得酒。有一次，单位招待省局来人，他刚喝了一杯酒，立即胃内犯恶心，翻江倒海，没等跑到卫生间门口，就吐了，吐得昏天黑地，苦胆都吐出来了。

因此，第一天上完课后，沈文武悄悄地坐在自助餐厅的一个小角落里，埋头吃饭，吃完饭后，又迅速地回到房间。想了想，他果断地将手机置于免打扰状态。管他呢，先睡个午觉。

年初在上海发现了儿子的那个秘密后，沈文武便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晚整晚睡不着，一躺到床上，刚有了点睡意，就要跨过现实的门槛去往梦乡时，那个从柜子里跑出来的家伙，便冲着他哈哈大笑，他一拳打过去，却把自己打醒了。摸摸脸，脸庞两边湿漉漉的，是眼泪。那以后，他不敢和妻子睡一张床，他怕妻子发现了自己的泪水，而自己又不敢向妻子报告他的发现。他以治疗失眠为由，和妻子分床睡了。每当失眠的时候，他就恨那个柜子里的家伙。当初，在小松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它，他曾经想将它扔了，烧了，剁了。但在地板上坐了半天，他还是将它扶了起来，照原样塞进了柜子里。他在小松的房间里再也待不住了，他也没有给小松留个纸条，就跑了，自己去酒店开了个房间，第二天一早坐高铁回家了。那天晚上，小松不停地打他电话，发微信语音，问他跑到哪儿去了，说好了一起去吃大餐的，他怎么不辞而别了。小松怎么打他电话，他都不接听，也一个字没回。后来，大概小松意识到了什么，终于不打他电话了。他们父子俩從那以后，也很少说话了，有什么事，都是通过第三方——他的妻子、小松的母亲——来传话。

沈文武希望自己在浮庄能睡个好觉。以前，在浮庄培训时，他特别喜欢这里的安静，每天中午和晚上都睡得很沉。但那个柜子里的家伙竟然一路跟踪他到了浮庄，他刚闭上眼，享受着房间后面山林里的松涛声和鸟鸣声，正要入睡时，那个家伙又来了，脸上还是那种淫邪的恶毒的表情。沈文武翻过身，将头埋在柔软的枕头下，两手在身体两侧划动着，像一条在深海里的鱼，他尝到了海水的咸涩。

睡不着，沈文武也不想起床，他索性拉开窗帘，看窗外的天色一点点变暗，脑子里的云朵聚聚散散飘来飘去。

到了用晚餐的时间，有人敲门，敲得很有节奏，像弹奏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开门一看，是沈诗梅，她一点也不见外，张口就说，哥，吃晚饭了，再迟自助餐厅就关门了。

沈文武愣怔着说，哥？

沈诗梅说，都是一个沈嘛，你可不就是我哥吗？她说着，笑了起来。

随后的几天里，沈诗梅和沈文武仿佛有了默契，一到傍晚的饭点，她就会来喊他，一起找个小角落，把别人屏蔽掉，两个人默默对付着面前的一盘饭菜。自助餐提供免费的酒水和饮料，他们就喝果汁，一杯喝完了，天也就黑透了，他们就一起在山上的健身步道上散步。这样一来，别的人都以为这两个人发展成那种情侣关系了。沈文武一开始还不自在，后来发现这样也挺好，就不需要每天向那几个老熟人解释，为什么不再参加他们的掼蛋和喝酒聚会了。

培训班过了一半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俩又在山道上散步。前一天，下了一阵秋雨，天气又寒凉了一些，山上草丛里秋虫的叫声显出了一点萧瑟的意味。

之前的那几天，他们在一起散步时，并不怎么说话，沈文武只顾着闷头往前走，他身高腿长，沈诗梅只有三步并作两步走，才能勉强赶得上他，他们倒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竞走比赛。但这天晚上，他们走到了一处亭子边，沈诗梅突然说，哥，我们坐一会儿吧，你看这里多美啊。

亭子叫“浮亭”，前后透空，左右围着一丛丛芭蕉和紫竹，四角飞檐翘起，建在一个悬崖上，对面是一个水库，水库再过去是连绵的群山。沈文武来浮庄，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喝茶、闲坐，但这一回来，他每次都匆匆和它擦身而过，再也不肯多看它一眼。沈文武没有停下步子，顿了一下继续往前趟，沈诗梅撵上去，拉着沈文武的胳膊，摇着说，哥，坐一会儿，喝会茶，我带了茶具。

沈文武这才发现沈诗梅还背了一个布包。她拉着他，坐到亭子中间的茶桌边，然后，娴熟地从背包里取出一套茶具来，茶壶、茶杯、公道杯、茶罐、茶匙、茶垫，还有一个暖水瓶。像是表演茶艺一样，她泡着茶，然后隔空递过来一杯。茶是红茶，味道醇厚爽口，正适宜在这样的夜晚细品。沈文武喝了一口茶后，身子放松了下来。

沈诗梅说，我发现，我喊你哥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答应一声。

沈文武对夜空翻了一下眼睛说，这茶不错。

沈诗梅说，你别岔开话题嘛，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个人有毛病？

沈文武摇头，又点点头，也不知道黑暗中沈诗梅看清楚了没有。

沈诗梅说，别摇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毛病了，这毛病都发了有一年多了，我喊你哥哥，就是一种病症的表现。

沈文武说，莫非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喊哥哥的病？

沈诗梅不理会沈文武的嘲笑，她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沈文武说，秘密？他这么问着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又蹦出了在儿子小松房间里的那个东西。对他来说，那也是秘密，可是，他从来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打定主意，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包括对自己的妻子。我不需要听什么秘密，他心里想。

沈诗梅又为他续上了茶，听我说说我的秘密吧，我需要一个哥哥来听，我快要被这秘密憋死了。

沈诗梅的声音里透出一股执著与忧伤，还有一种深深的疲惫，这让沈文武突然有了一种愿意倾听的欲望。你说吧，我听着。他说。

你应该从口音里听出来了吧，我并不是一个从小生长在上海的上海人，我在苏北出生，长大，直到18岁时考入上海的大学，才最终落户到上海，是被上海人称为的“新上海人”。

哦，上海。沈文武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电视台热播电视剧《上海滩》，他恰在读大学，正谈着恋爱，电视里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故事让他和女友唏嘘不已，电视主题曲《上海滩》更是唱遍了整个中文系宿舍楼，“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收……”他还记得，同宿舍里有个搞怪的同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故意将“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唱成了“脓包，脓流……”沈文武很生气，他觉得这个同学玷污了神圣的爱情，玷污了上海滩那生长着传奇与财富的国际化大都市。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就为这和那个同学在宿舍里干了一架，结果被打得眼眶青肿。后来，当儿子考大学填报志愿时，他强烈地要求儿子报考上海的学校。儿子小松到上海上大学，他高兴极了，送小松到校时，他一路上都在心里默默唱着那首“上海灘”，一路上的心情与江水共澎湃。

可是，我父母却都是地道上海人。我父亲曾经是上海一家医院最有名的医生，听说他曾经给宋美龄治过病，我母亲的娘家以前在十六铺码头那里做货运生意，家里有几条货轮，也算是资本家的大小姐了。后来，母亲娘家的货运公司公私合营了，父亲在医院里受到排挤，在上海待得很无趣很难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父亲就带着我母亲和我大哥回到苏北老家镇上，在那里做了镇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安定下来后，又生下了我二哥和我。

这些家史都是公开的，没什么秘密，我母亲不知对我说了多少遍。但是在我十多岁时，我发现了我们家的一个秘密，我原来还有个哥哥。我其实小时候的名字叫沈四妹，后来我嫌这名字太土气才改过来的。我第一次琢磨我这个名字的时候，便问我父亲，我为什么是四妹呢？按照排行，我应该是三妹才对啊。我父亲把我搂在怀里，摸着我的头顶心，望着南方，不说话。我又去问我母亲，我母亲很夸张地把我一顿臭骂，但她的眼神暴露出了她的心虚与慌张。

我便把探秘的重点放在我大哥身上，因为出生在上海，离开上海时已经有七八岁了，他约略知道一些事。有一次，他被我缠不过，便悄悄告诉我说，你们还有个哥哥，丢在上海没有带回来。我吃惊地问，难道那个哥哥是卖给别人家了？大哥压低声音说，没有，你们那个哥哥啊，另有一个妈妈。看着我一脸糊涂的样子，大哥说，嗨，我们的父亲哪，他原来在上海另外有一个老婆，和那个老婆养了一个儿子，那个人就是我的弟弟、你们的哥哥。

少年的我一听是这么回事，父亲原本高大的形象立即在我心里坍塌了。原来他果真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一员。我开始拒绝他的一切，我不再喊他“父亲”，不再与他对视和交流眼神，他说什么我都当成风，从来也不会听见;我不和他一个桌上吃饭，只要他上桌，我立即端了饭碗夹了菜远远地离开他。可是，不知怎么了，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却越发想念我那在上海的哥哥。我讨厌在苏北的这个家，包括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无数个夜晚，我一个人想象着上海哥哥，他一定比我的两个苏北哥哥英俊，一定比他们有学识，一定比他们有趣得多，也一定很温柔，他在我少女的心中，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我太想知道關于上海哥哥的一切了，可是我大哥告诉我的只有那么一丁点，根本喂不饱我的好奇与思念。后来，我大哥告诉我，我们的小姨娘与我母亲在上海共同生活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家搬到苏北后，她嫁到了苏州，她应该知道得更多。

我于是吵死吵活要去苏州看望小姨娘。那年寒假，我终于去了苏州，从她那里，我得以知道了更多的我上海哥哥的消息。小姨娘端详着我说，你那上海哥哥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她这样说，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那就对了，我上海哥哥就是应该比我长得漂亮一百倍。

按小姨娘的回忆，我上海哥哥的母亲是个知识分子，原来在上海教会学校当老师，姓梅。这个梅阿姨和我父亲是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那时就好上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父亲后来却娶了我母亲。那个梅阿姨怀了我上海哥哥，一直一个人在外单独生活，我父亲曾经和我母亲商量过，让梅阿姨搬过来一起居住，我母亲似乎也没有不同意，但梅阿姨自己不愿意。六几年的时候，父亲要举家搬迁到苏北，那个梅阿姨还去送了父亲。

那个上海哥哥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急切地问小姨娘。

小姨娘想了想，在她房间的樟木箱子里摸索，终于摸到了一个小塑料袋。打开塑料袋，是一张张老照片，其中有一张四寸的黑白照，我一看照片就明白了，那是我父亲和那个梅阿姨以及那个上海哥哥的合影。照片上的那个小男孩大概不到一岁，却睁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带着一副思索的表情，严肃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他的眼神里有着强大的镇定和深沉的忧郁，和他相比，父亲和梅姨显得那么平庸与局促。小姨娘说，这是你父亲当年离开上海时扔掉的，我悄悄捡了回来，现在，该由你保管了。

我天天盯着那张照片看，准确点说，是盯着其中的上海哥哥看。当然，仅凭着这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很难想象长大成人后的上海哥哥的形象的。但我还是以此为蓝本，勾勒着上海哥哥，他的眼睛、鼻子、耳朵、额头、眉毛、头发、笑容，我把他从婴儿到幼儿到童年到少年到青年到中年的成长过程一一在脑海里放映。我设想着他的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和女孩子约会，第一次去旅行等等情景;我甚至还为他设计了几个好朋友，他和他们怎么样争执、谈论以及在饭局上说笑话。我相信只要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我坚信我这一辈子肯定会找到他，他也一定在一个地方等着我去相认。

因为我的上海哥哥，我顺带着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好感，对梅阿姨有了好感;也就在那时，我改了自己的名字，叫沈诗梅。虽然听说，有一些上海人很看不起我们苏北人，但我还是向往着这座城市。我突然爱学习起来，我要回到上海，去和我的上海哥哥相遇，我知道，我只有通过考上大学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果然考到了上海的重点大学。到上海学校报到的那一天，天空中下着细雨，看着翻滚的黄浦江水和当年老租界那些万国老建筑，下船时，我出现了一个幻觉，我以为上海哥哥就在码头上，他微笑着，撑着黑伞来迎接我。我站在码头上好半天不愿意离开，最后，码头上空无一人了，我才一个人独自撑着巨大的黑夜到了学校。

大学四年，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外滩。我坐在那里的长条椅上，人越多我就越兴奋，我痴痴地看着经过我面前的人群，搜寻着我心中的上海哥哥，我相信，如果针在大海里，那有心人就一定能捞到那根针。四年过去了，大学毕业了，我以良好的学业表现留在了上海，分配进了九局的上海分公司，我终于成功地成了一名上海人，在上海结了婚，买了房子，生了孩子。你知道，在上海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整天忙忙碌碌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忘了，我还有个上海哥哥，或者说，我已经不太相信我会遇见我的上海哥哥了，我相信在大海里是捞不到一根多年前丢失的针了。

沈诗梅说到这里，喝了一口茶，又给沈文武添了一杯。

黑暗中，啜茶的声音像一道亮光。

沈文武突然问了一句，你第一次去上学报到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上海？

沈诗梅说，是的，我苏北哥哥要送我，我不让他送。

沈文武“哦”了一声，不再言语。悬崖下的水库里，不知是什么东西落入水中，“咚”，波心晃动，亭子两边的芭蕉与紫竹也轻微地晃动起来。沈文武记得，当年小松接收到上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也提出要一个人去学校报到，但后来自己还是不放心，坚持要去送小松。帮助小松完成一切报到手续后，时间还早，他就一个人在学校旁边的一处公园里闲逛。逛着逛着，有点累了，看见公园里有一个公厕，便去方便。进去一看，所有蹲位前的活动板门都被拆卸走了，几个如厕的人光着屁股蹲在那里，很有些不雅观。他出来后，看见保洁员正在外面打扫卫生，便随嘴问了句，那些门板怎么都被拆了？保洁员是个河南人，他操着一口中原话说，日他妈妈的，都是同性恋搞的，经常有同性恋在里面隔着门板胡搞，上头就通知把门板全拆了算了。沈文武一惊，有那么多同性恋？保洁员老头一挥手，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大都市嘛，这有什么稀奇的？那天，坐在小松房间的地板上，看着那个倒在地上的家伙，沈文武忽然又想起了那个保洁员老头说的话。倒在地上的是一个机器人，男机器人，一个赤裸的男机器人，它像个真人一样，头发、皮肤、骨骼、体毛、肌肉，还有那隐私的部位。他立即知道了这是干什么的，立即想到了小松成长中与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他一直没有和女生谈恋爱，他的微信头像放的总是俊美男生的照片……

沈文武又想吸烟了，他摸出香烟，点着了，一点暗红在黑夜里像一粒火炭，火炭烧灼了他的回忆。他深吸了一口烟，吐出来，问沈诗梅，后来呢？

沈诗梅反问了一句，梅丛元这个名字你知道的吧？

沈文武说，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名字挺熟的。

沈诗梅说，他是我们九局的常务副总经理啊，这几年局里的好多重大改革都是他在推动的，人家是上海复旦毕业的高材生。

沈文武说，难道，他就是你的上海哥哥？

沈诗梅不理会沈文武的提问，她自顾自说下去。

去年底，梅丛元来我们分局调研，本来像我们这种级别的员工是见不到他的，但那天，他执意要去基层公司看看，慰问一线的职工，就到了我们分公司，我被安排负责在展板前介绍我们分公司是如何开展信息化建设的。一见到他，我脑子里轰地一下炸裂了，我觉得他一定就是我的上海哥哥，这么多年的等候，原来就是为了这一刻的相见。那一刹，我的脑子里烟花怒放，无数个场景滚动，无数个记忆膨胀。结果，那天他问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像个得了伤寒病的人，不停地哆嗦，全身发烫，一脸通红，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局领导见状赶紧让另一个员工顶替我介绍相关情况。看着梅丛元离去的背影，我一个人躲到卫生间痛哭了好一顿。

我开始搜集有关他的一切信息，籍贯、简历、活动照片，不仅通过网络，还专门到图书馆查阅一些往期报刊。我越来越坚信，他就是我的上海哥哥，他的籍贯是上海，也在上海读的大学，后来考到国外，海归后去了九局，从基层干起，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对比了他与我父亲中年时的照片，虽然父亲的气质没法和他相比，但他们的脸型、眼睛、眉毛等等，都非常相似。我还千方百计打听到了一个重要线索，是局里的党办秘书告诉我的，他说梅总这次到上海，顺带着想办一件私事，他准备将他老母亲带回北京居住，梅总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姓梅，老太太很长寿，现在还一个人住在上海的一家高档养老院里，但老太太很固执，就是不肯搬走。这个消息更加坐实了我的猜想，他不姓沈而姓梅，是跟母亲姓的，一切就符合逻辑了。我兴奋得几天没有睡好觉，我差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苏北的大哥和二哥。最后，我强压下这份喜悦，我想再得到更进一步的确认，因为我以前曾经在他们面前稍稍提过找上海哥哥这事，他们全都把我当作神经病。

我在一个周末专门去了那家高档养老院，见了那位梅老太。梅老太已经有点老年痴呆症了，我拿出那张照片给她看，她毫无反应。我指着照片上的那个梅阿姨问她，这是你吗？她看了一下，摇摇头。我又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她没一点表情。我不死心，又从护理人员那里找到了她的户口本，又凭着户口本去找她的个人档案。这一看，我傻了眼，这个梅老太从来没有出过国，更不要说留学了，她也从没在教会学校教过书，她只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出纳员，一直到退休都是。

我不相信，我一点也不相信，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可能是这老太太伪造了她过往的历史，你想，她一个孤儿寡母的，如果又是留学国外，又是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工作过，在刚解放那一段时间里，这身份还不够她受的？她一定是偷偷更改了身份资料，包括后来她不愿意和我父亲一起生活，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这是一个多么智慧的母亲哪，只有这样智慧的母亲才能生养和教育出梅丛元那样优秀的儿子——我的哥哥来。

沈诗梅越说声音越小，最后近乎是自言自语了。从竹林里飞出来一只夜鸟，很突然地叫了一声“呜哇——”，就消失不见了。

沈文武咳了一声，他轻了声说，茶凉了，回吧。

沈诗梅像是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她说，哦，我想给他写信，我写了很多信，复印了那张照片，可我不敢寄出去，毕竟他是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而且听说他又被重用了，最近被调到了一个直辖市当副市长了。

沈文武说，你是怕一旦真把那信和照片寄出去了，就可能要永远失去了你的上海哥哥吧？没等沈诗梅回答，他又追了句，因为，你心里更需要有那么一个上海哥哥存在。

沈诗梅沉默着，却不起身离开。良久，她才说，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我这次来参加培训，就是想静下来，理一理思路，我该不该去找我的那个上海哥哥，我需要一个人倾听，谢谢你。她说着，站起来，做出鞠躬的架势。

沈文武赶紧站起来说，不用，不用。

培训班结束的那天，沈诗梅因有事提前离开了，她给沈文武发了个微信：再见，欢迎来上海。

沈文武看着微信，没有回复。但从那以后，他多了个习惯，有事没事的，总要打开搜索网站，搜寻关于梅丛元的一些报道，关注他的行踪，有时看着他出席公开活动的照片，也忍不住端详半天。

大概半年后的一天，沈文武又上网搜索梅丛元。不料，却发现他上了热搜，原因是这位副市长自己驾车在外地出了车祸，车子撞上了匝道边的立柱，油箱起火爆炸，人车俱焚。网上关于这件事有一些议论，有的说该副市长是驾驶私家车出去办事出事的，事出偶然，实在可惜;有的则说，该副市长被从九局调出到地方任职，是纪检部门的调虎离山计，以便彻底查办他在九局的一些经济问题，他察觉后，便獨自驾车出行。

看着这些，沈文武忽然想起沈诗梅。他想问候她一下，便给她的微信发了个请喝茶的表情。不料，没发出去，对方拒收，这说明她已经将他这个曾经的“听众哥哥”拉黑删除了。

沈文武愣了下，也顺手将沈诗梅的微信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