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弗莱：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与历史小说的叙述者

郑 琦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一 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与历史小说的叙述者的矛盾与融合

应该说，司各特《威弗莱》的前七章是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而后六十五章是历史小说，但也有成长小说的因素，比如结构模式。那么，就既是成长小说又是历史小说的结构而言，存在成长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冲突与融合。这种冲突的原因已经在拙作《〈威弗莱〉——成长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冲突与融合》（《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学科研论文集》2015年）中论述过了，主要论述小说结构的冲突与融合，就不再赘述。）。而因为小说结构上的前后矛盾，也导致了主人公威弗莱的定位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他究竟是按照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来刻画，还是只是历史小说的叙述者（后六十五章历史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苏格兰高地起义领袖弗格斯，威弗莱只是历史事件叙述者）来描写？按照成长小说的基本结构模式，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大致分为：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这几个部分。从《威弗莱》中威弗莱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本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爱幻想，对传奇故事有强烈好奇心的普通的旧家子弟，这是“天真”。威弗莱也曾受到西斯莱小姐的诱惑，可惜在他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钟情以前，就被雷切尔姑姑察觉了，又加上父亲要他从军，于是他到苏格兰服役（诱惑—出走）。从成长小说来看，后六十五章就是他游历的过程。在布雷沃丁男爵的庄园图莱—维俄兰，威弗莱遇到的第一次考验是遭到当地地主巴尔马瓦普尔的挑衅，布雷沃丁男爵出手教训了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威弗莱才开始思考是否要与巴尔马瓦普尔决斗，他考虑的主要是四个问题：自己的家世、职业（必须决斗）；巴尔马瓦普尔是在醉酒状态下出言不逊（潜台词是可以原谅，不必决斗）；如果决斗，会违犯宗教和国家的法律（不能决斗）；决斗的后果是两败俱伤（不值得决斗）。我们可以从威弗莱思考的问题看出，他想的问题都是最现实的，当下性的。如果按照成长小说的写法，他思考的中心应该是第一个问题，对自己辉煌家世的回顾（《绿衣亨利》的前两章都在回顾家世），对祖先尚武精神的崇拜，对自己实际上不愿意决斗的心理作出解释等等，但小说中没有这些内容。只是紧接着就写到威弗莱打算安排决斗的具体事宜，这就表现了成长小说与历史小说在描写主角性格上的冲突。在《威弗莱》这部小说中，如果是成长小说，那么应该着重描写主人公在处理事件时的心理发展历程，叙述故事也要为刻画人物服务，目的是突出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而“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是以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斗争，描绘宏大的政治斗争场景作为内容的主体部分。”[1]而且威弗莱在成长小说中是主人公，在历史小说中只是充当旁观者和叙述者。他在小说中起的作用就是要把这场争斗两方的力量、重要人物联系起来，通过他的眼睛，尽量客观地重现交战双方矛盾斗争的场景。这种在不同的文体中的作用的不均衡，就必然会在威弗莱的人物描写定位上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在这部小说中是很多的。举例来说，出于对高地风俗的好奇心，威弗莱跟着弗格斯的使者埃文·达去拜访当地的土匪头子唐纳德·贝恩·莱恩，在他后来与唐纳德的谈话中，发现对方对他的情况十分了解，还暗示他是否有机密事情与他谈，威弗莱害怕得浑身直哆嗦。在成长小说来说，此处必然应该有威弗莱的心理变化的描写：从最初的兴奋，到洞穴后的好奇，对于唐纳德对自己的了解的迷惑，直至害怕，后来克服恐惧等等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只是司各特的创作旨趣此时已经转向了叙述情节，小说中写到威弗莱躺下来，他留心观察土匪们的举动，而不是自己的内心。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司各特需要威弗莱作为旁观者把土匪们的生活情况描绘出来，这比刻画威弗莱的心理活动更重要。成长小说中描写主人公的游历当然也包括行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行动很多是生活琐事，主人公随时对这些细小的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成长小说也有冒险故事，但它不会让行动掩盖主人公道德和心理发展历程。而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冒险故事一个接一个，从威弗莱到唐纳德的老巢开始，事情一件件出现，就如浪头一个接一个向他打过来，前一个浪打在头上造成的眩晕还没消失，还来不及喘口气，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绪，又一个浪头又向他打过来。威弗莱离开唐纳德的洞穴，就被埃文送去格伦纳夸依克，高地叛党首领弗格斯的府邸。他在格伦纳夸依克打猎时被踩伤，当他养好伤回到格伦纳夸依克，就收到家人从英格兰寄来的信。得知他父亲失势，弗格斯也趁机拉拢他，这一系列的事情是接踵而至。就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来说，故事的紧凑性所造成的紧张感是吸引读者的阅读欲望的手段之一，只是这种紧密的故事衔接的方式几乎无法给人物留下心理活动的空间，也不利于充分展现人物的性格。也就是说，从威弗莱遇到苏格兰高地起义领袖弗格斯开始，作者已经开始借用威弗莱的眼睛来旁观、叙述这场战争，威弗莱成为了历史小说的旁观者和叙述者。

但司各特还是尽量描写了威弗莱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心理变化，比如他在去拜访土匪唐纳德的老巢时坐在湖边的一段内心独白，在向弗洛娜求婚前的思索等，只不过这些不是内容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小说虽有表现成长小说主人公心理发展的部分，但小说后六十五章威弗莱被司格特安排成为历史的叙述者，小说主要内容被故事情节所占据，故威弗莱表现出与前七章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定位的矛盾性。同时，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成长小说与历史小说的融合。

二 “重感情的人”出现

弗格斯想把威弗莱拉拢过来跟他一起反抗政府，没料到威弗莱反应冷淡。他清楚他祖父的时代跟现在已大不相同，汉诺威王室的统治地位已经很稳固。威弗莱对詹姆士党人同情、有好感，感情上偏向他们，但也仅此而已，他不愿也绝不会主动拿起武器反抗政府。所以他对于苏格兰高地起义者来说是一个“外来者”，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是“旁观者”，他可以相对客观地看清楚双方的形势，而且始终以理智的态度看待高地氏族的复辟。威弗莱对弗格斯的兵力及装备：一千枝火枪，一千把大刀，二三百个大汉冷静地质疑，他对弗格斯说：“难道你真打算用这么弱的兵力去反抗政府吗？这简直是疯狂。”[2]199威弗莱身在局外，所以冷静客观。在小说中弗洛娜的眼里，从一开始就知道威弗莱和詹姆士党人不是一路人。她和弗格斯、布雷沃丁男爵是真正的詹姆士党人，他们可以为复辟揭竿而起，奋不顾身；而以埃弗拉德爵士为代表的英国老保王党，对前朝的忠心已被消磨得差不多了，所以才有许多忠心耿耿的世家子弟参加政府军，对这次复辟他们的态度是冷眼旁观；另外，以威弗莱为代表的年轻英格兰绅士，他们在商业社会的熏陶下早变得理智而务实，他们所关注的是自身个人的幸福。

这也就是为什么司各特会安排威弗莱出身于英格兰的旧世家，而不是苏格兰。因为汉诺威王朝在英格兰统治地位已经巩固，人们对前朝的情感只是一种感伤的怀旧的情感，就如几十年后的苏格兰人一样。发家致富的欲望压倒了一切，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政治斗争已被绝大多数人所遗忘了。司各特好比让一个60年后的苏格兰人时光穿梭到了1745年，亲眼目睹并参与了那场叛乱。60年后的威弗莱重新穿上过时的衣服，但他的思想与1745年的苏格兰人相比是不同的。衣服是旧的，但他的思想是新的，就算还留有过去的一点痕迹，那也不过是对于过去时代的一点感伤的情绪，而这也是十分正常的。

威弗莱的心思不在复辟事业上，他真正喜欢过的是小家庭的幸福温暖的生活：

“在威弗莱——昂纳那安静的小天地里，享受家庭幸福，找一点高雅的消遣，悠悠闲闲过日子。他会按最精美的哥特式风格装修那间古老藏书室，把书架摆上最名贵的珍本；他会订计划，写写生，作作诗，还要建神殿，挖洞室；他会在晴朗的夏天晚上站在大厅前的柱廊上观赏鹿在月光下游荡，或者躺在那奇妙的古老的大橡树的阴影下；他会给他美貌的妻子吟诵诗，她会挽着他的胳膊；——这样他就幸福了。”[2]373

英国评论家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因此称威弗莱为“重感情的人”（名称来自亨利·麦肯齐的同名小说《重感情的人》），而且认为一代新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亨利·麦肯齐的新苏格兰，行为的准则不再是客观的：即未开化的荣誉，也不再是最大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是主观的，是人们自己感情反应的炽热性。”[3]司各特让威弗莱作为“重感情的人”的新人的代表与弗格斯这位过去的代表形成对照。就威弗莱来说，他的性格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最开始对传奇故事的热爱，到参加战争以后幻想的逐渐破灭，到最后明白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小家庭的幸福生活。

司各特的《威弗莱》（1814年首版）这部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主体上是历史小说，但在叙述苏格兰高地波澜壮阔的历史的主线下，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威弗莱在旁观并充当历史事件的叙述者的过程中自身也成长了，并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威弗莱预示了英国小说中新类型主人公的出现，这类人不太关心政治，注重家庭，注重个人的情感和个人利益。比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1813年首版）中的达西，夏绿蒂·勃朗特《简·爱》（1847年首版）中的罗切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