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谍战电视剧中的审美形态“崇高”

叶可心 中国传媒大学

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审美范畴——崇高，一直以来是审美实践甚至理论的焦点。在理想主义占“主导性”的文化中，崇高作为一个理想的必然推演，在艺术的各种门类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1]作为中国电视剧中的重要美学范畴，崇高是中国电视剧诞生之日起就出现并伴随到今日的。刘晔原教授在点评电视剧中的崇高之美时，就曾指出：“电视剧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这种思考，表现那些为了国家、民族、集体和他人利益而抛弃个人利益的奉献者，这是中国电视剧震撼人心的力量来源。”[2]

近十年来频繁出现的谍战题材电视剧，其中不少为优质的作品，不同于新中国诞生初期电视剧中多建立“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谍战电视剧深入刻画敌营生活，充分展现地下情报人员身处环境之险恶、人物内心之矛盾斗争，在主客体巨大的矛盾冲突激化过程中，实现“崇高”的产生。此类电视剧的意义在于，将众多无法被载入史册的地下党员的故事呈现，用“暗”与“明”的鲜明对比，将“趋于无限”的困难、艰险白热化，把“无声地奉献”表现到极致；透视出历史革命中易被忽略的地下“群体英雄”的形象，激发受众对崇高人类社会理想的反思，对中国命运、历史、精神无限历程的慨叹，和对自我心灵的净化。

一、崇高感的形成：痛感到快感

“崇高”是美的一种表现形态，属于审美客体所拥有的独特的审美属性。这种审美属性客观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对人的审美心理发生作用，从而产生崇高感。早在近代，英国的博赖特就曾提出：“庞大的自然对象”（崇高）具有一种“威严与堂皇”，能刺激心灵的伟大思想和情感，使我们感谢上帝和上帝的伟大，使心灵受到压抑，从而把人投入一种“恍惚与赞叹的愉悦”之中。[3]之后博克从心理情绪方面对崇高和崇高感进行了进一步描述，认为崇高以痛苦为基础，令人恐怖，它涉及人的“自我保存”的欲念；而崇高感则由那些巨大、晦暗、无限的对象所引起，“惊惧是崇高的最高度效果，次要的效果是欣羡和崇敬。”[4]

这些对于崇高感的描述分析，都指出了崇高感包含一个从痛感到快感的转变的过程。崇高的对象庞大、坚实，它与审美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的关系，刺激心灵，使心灵感到压抑、痛苦，使审美主体产生惊恐的情绪，即为“痛感”。然而，当这种审美主客体的对抗关系达到一个巅峰，主体会由于对巨大力量的同情，或者对巨大的思想、意志或感情力量的同情，而产生出一种濒临于狂欢的喜悦，即为“快感”。在刘逢声导演的谍战电视剧《秘杀名单》中，全程的情节推进都给受众带来“提心吊胆”的心理状态，无论是在地下党周立群、老许一个个被发现、壮烈牺牲的时候，还是在对方不间断地调查上海中心局情报处处长沈剑秋（地下党）的时候，沈剑秋的处境都牵动着观众的心，生怕他会被发现地下党的身份。这种心灵的摇撼和震荡使审美主体产生了压抑、痛苦的感受。审美主体对客体所处的笼罩着巨大阴云的危险环境的担忧、害怕、恐惧，是崇高感的来源。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中，观众会产生“自我保护”的欲念，会去思考如何才能够避免受到伤害。而先前的痛苦和不安，在压抑到一定的程度和节点时，主体则会因为对客体巨大的力量或思想、意志的同情而形成一种心理上的爆发。例如沈剑秋每一次都靠自己的智慧最终虎门脱险、让敌方无法获得证据，靠自己的信仰为共产党得来一次又一次的宝贵情报。每一次的成功都能使观众从痛苦、压抑的情感中爆发，转而形成濒临于狂欢的喜悦，以及对无限能量的惊羡和敬佩。

此外，并非只有英雄的大人物才能够使得观赏主体产生崇高感，平凡的小人物亦然。他们渺小的身体、平凡的职位却蕴含着不可摧毁的巨大的能量和精神，超越了外在看似“无限庞大”的困难和环境，突破自身的有限，给观众的内心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波，产生“崇高感”。

二、哲学范畴的崇高：否定到肯定

康德首次将崇高在哲学角度进行研究，他指出“崇高”的对象形式无限制，表现方式为数量的崇高（数量无限大）和力的崇高（力量无限强大）。康德认为，这种无限制的形式，无限的力量超过了主体想象力（对表象直观的感性综合的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即主体遭到了否定，从而主体的理性观念被唤起；最后理性观念战胜了无限的对象形式，即主体被肯定，这就是崇高。[5]也就是说，崇高的特点是无形式，主体无法把握，因此感到生命力在瞬间受阻，这时主体必然超越想象力和知解力，诉诸理性观念，从而导致生命力强烈爆发，主体的尊严获得肯定。而主体自我激发的抵抗力，则是主体的超越精神，是自己本身的使命。在谍战电视剧中，潜伏在国民党要害的共产党内线为隐藏身份，需要面临多方的迫害、误解、怀疑，这类对象否定了主体，使主体显得孤立无援。在如此恶劣的背景之下，主体为党奉献的个人使命被唤起，强烈的抵抗力被激发，进而产生巨大的能量，战胜环境、完成使命，使观众体验到真善美浑然一体的极高境界的存在。

康德之后，桑塔斯纳也指出，崇高的关照表现为从排斥、对抗和孤立而转向统一的过程。[6]在柳云龙执导并主演的电视剧《风筝》中，主角军统六哥郑耀先（地下党）的处境既自我分裂又无法逃脱，全程都处在压抑、伪装、甚至分不清自我的状态当中，可以说是达到了地下党的最高境界——让他人把自己伪装的“角色”当做了真正的自己。而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最困难的便是来自各方的仇恨、迫害、不理解。不仅有军统内部戴笠对他的怀疑，中统对他的暗害，甚至还有“家人”共产党人对他的误解和仇恨，在这样受到多方敌视的工作环境中，郑耀先依然不能够停止工作，也无法全身而退。因此他痛苦、压抑，遭受到了来自“庞大对象”的否定。而充满挫折的命运也唤起了他自身的使命，看似淡然的生活状态掩盖了无限的心酸，他不断地被激发着、拓展着自己的生命力和抵抗力，在完成任务之前绝不敢轻易地死亡。在18 年的潜伏生涯，40 多年的任务坚守中，智慧坚韧的郑耀先从未背叛过、放弃过，帮助组织拿到一份又一份宝贵的情报，牺牲自己的幸福、安稳换来众多共产党员的安全。这是王牌特工最高的境界所在，也是能让观众肯定主体、被深深打动的精神所在。在他不断的斗争过程中，哲学范畴的“崇高”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

三、价值系统中的崇高：道德与精神

美学家叶郎在《现代美学体系》中指出，崇高中有神秘的、未知的以及不可把握的东西，这样才造就了崇高的深邃境界。“努力向无限挣扎”——就是崇高这一审美形态的基本性质。[7]对于艺术品来说，或者对于任何一个审美对象来说，它如果要“向无限挣扎”，达到崇高的境界，就需要借助一些“形式语言”。而“空间意识”则是崇高所有的形式语言必须为之服务的灵魂。宗白华曾对巴洛克音乐中的“空间意识”进行了揭示，认为宏大“音响建筑”展现的宏伟深远的空间感，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感。[8]而构成我们空间世界的深度经验，也就是对我们的命运、趋向、时间和不可复返的生命的一种内在的确定。

在谍战剧中，电视剧艺术家们将受众代入“经验空间”，将主角的个人命运与党的历史命运相融合，以个人的地下斗争衬托党的历史性前进，斗争不息，前进不止，从而构成了经验无限的空间（“向无限挣扎”）。正如《秘杀名单》中，获取“秘杀名单”成为了整部剧贯穿的一条线索，沈建秋是否能够成功获取，沈建秋的个人命运关乎着群体的整体命运和走向，这种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形成了向“无限”延伸的空间感。而随着时间推进，历史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无数个“沈建秋”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拼命着、奉献着，或明或暗。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方向，决定了历史长河的方向（历史感）。老许、罗英、陈大夫、老丁头、李副局长、赵副官……这些在中途倒下的人，他们的生命不可复返，但他们倒下了，却又有新的人站出来，延续他们的使命。这种无线延伸的历史感和“经验无限”的空间感，是构成“崇高”的形式语言，也是能让历史教育、革命教育深入人心、震撼人心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所在。

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中指出：当这种“努力向无限挣扎”的基本性质与价值系统相连时，它们也就有了崇高的道德意义，或者成为精神人格的不断超越与实现；或者成为战胜自然的人的力量的不断超越与实现；或者成为崇高的人类社会理想的不断超越与实现——空间的无限成为时间的无限，成为命运、历史、精神的无限历程。[9]在谍战剧中，崇高的形式语言与共产党的价值系统联系起来，凸显出的则是共产党人道德意义和精神人格的超越与实现。在优秀谍战作品《风筝》中，主角郑耀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中，把“无私、无畏、坚韧、果敢、能屈能伸”这几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勇者无敌》中的349 旅少将旅长周啸风（中共地下党），《特殊使命》中卧底12 年的巩向光，《黎明之前》中的陆军上校情报官刘新杰（中共地下党），也正是如此。他们在寂寞孤独、苦闷屈辱和痛苦之中，行走于阴阳两界之间，承受炼狱般的灵魂煎熬。但他们依然十几年如一日，不忘使命，在挣扎中坚定信仰、无私奉献。

谍战电视剧所体现出来的崇高，是优秀地下党员面对无限恶劣环境、孤立无援状态、承担莫须有罪名时，坚定自身使命的理性、无限超越的生命力和不求功名的无私。正是这种道德观念和精神人格，使得中国的历史向理想的方向前进。在如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不断膨胀的时代，这类体现主旋律、表现崇高的谍战电视剧，依然能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在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真实性的作用下，引发“震撼”效应，警醒中国人民铭记过去、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