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新媒体语境下媒介技术对网络舆论环境的影响

栾竹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作为当代信息技术的主干部分，计算机和网络在一定意义上造就了当代社会的性质和面貌[1]。互联网具有构造社会、市场和行业全新格局的力量[2]，媒介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信息沟通、传播行为。自媒体的出现瓦解了传统的庙堂式话语权，人人都持有麦克风的年代，亦将导致公民新闻泛滥，影响网络舆论环境。本文将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两个角度切入，通过传统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对比，阐释当代媒介技术对社会传播行为及网络舆论环境的影响。

一、人际传播维度：速度与事实的角力

人际传播由西方理论引述而来，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它的形式可以是两个人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也可以是以媒体为中介的间接传播，如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网络互动等。肖峰指出，若以技术形态为区分，农业社会时期的民众基础则为农民，工业社会的民众基础则为市民，而现代化的信息社会的民众基础则是网民[3]。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人际传播具有典型的社区特征。这里引入一个“社区”的概念。董瑞提出：社区是处于社会交往中的个人，以一定的地域为联结，因共有自身与社会发展需求与利益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4]。农业社会里，人际传播的主要媒介为口语媒介，以“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其生活方式也相对单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其主要生活状态。因此人际交往内容无外乎该区域的大小情、吃穿用度等日常话题，加之交通便利性不足，活动空间受限，人际交往对象亦相对固定。农业社会的人际交往通常是融入了地域、居民、组织与文化等要素的，直至后期印刷媒介的出现，才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使人们信息获知权增加成为可能[5]。至工业社会初期，印刷媒介的引入和发展的确丰富了人际交往的形式，但受惠者多为精英阶层，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人际交往的方式依然以小范围口语交际为主，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人际传播有很强的社区化特征，在以口语媒介和印刷媒介为主导的时代下，话语权往往隶属于家族长者或者精英阶层，缓慢的信息传播速度和一锤定音的领袖式意见维持着社会舆论环境的稳定。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逐渐信息化，互联网的巨大能量已经使整个地球变为“地球村”。媒介控制和塑造了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规模与形态改变了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表演式自我呈现。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拟剧论。该理论是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所提出的，他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参与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6]。拟剧论研究的是人们运用哪些技巧在别人的心目中创造印象，这种运用各种技巧和方法去左右观者，以便在他人那里建立良好印象的过程，戈夫曼称之为“印象管理”。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子时代会使人成为“无形无象的人”，血肉之躯不复存在，但精神可以刹那之间传输到任何地方，成为从实体运输到可以进行虚体运输的存在，这样的传递方式恰恰为自我呈现形式的表演化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诸如新浪微博里，大V 们通常会为自己创造一个人设，或者通过微博认证来为自己“贴标签”。除微博外，腾讯也为普通人打造了“戏台”。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个杀手级应用，基于移动终端，呈现跨网络、跨终端的特点使微信的传播机制与规律都呈现出新的特点，提升了社会沟通的效率[7]。但是同时，微信作为一项新技术引发的负效应开始显现，普通人的微信朋友圈，也日益演变为人际交往过程中表演的“前台”，人们通过语言与符号来塑造个人形象，作为身份、阶级与生活品位的象征，这种表演式的人际交往愈演愈烈，人们逐渐会沉溺于个人角色的扮演，最终甚至迷失真实身份与真实的自我。

交际群体分众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际交往方式由小范围社交，扩展为大范围社交，如今又呈现出小范围社交的趋势。而两个小范围社交是截然不同的。第一个小范围社交是被动的，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民众的人际交往范围很窄，地域性限制严重，因此交往范围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今数字革命已经蔓延全球，人们可以随时且随意与他人进行人际交流，正是由于人们在网络社会可以轻易获取大量的信息，所以信息的冗杂驱使人们更倾向于与志趣相同的人建立联系[8]。这样的具有典型分众化交际特征的人际交往方式可称之为“交往圈”。这里的“圈”可以定义为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小世界，这些社会小世界拥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并且不可化约为其他领域的决定因素[9]。人际交往圈的存在，使得圈内联系愈加紧密，圈内价值彼此愈加认同，而同时也会导致圈外很难跻身于此，以至于大众割裂为一个个小众，交际群体的分众化正是信息时代下人际交往的典型特质。

分众化的交往现实及表演化的自我呈现，使得整个社会人际交往环境趋于复杂。舆论场时时刻刻上演速度与事实的角力，大量信息涌入舆论场，真伪难辨的信息环境使得民众丧失信息辨识能力与辨识信心，民众对速度的追求已经远超事实本身，当“及时”演变为“即时”，寻求真相成本不可估量，速度则逐渐取缔了事实，致使舆论场乱象丛生。

二、大众传播维度：情绪与真相的对垒

大众传播是社会媒介组织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电子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大众公开地传递自己用各种手段复制信息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全过程[10]。前信息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技术蓬勃发展，报纸、电视等媒介衍生并逐渐完善，作为社会媒介在大众传播中扮演着首屈一指的角色。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历来掌握着设置议程话语权的精英阶级被迫面对大众阶级的崛起，发生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冲。精英文化也称为高雅文化，往往是那种具有经典性的审美产品[11]。此处的“经典”指严肃的高级文化，通常是那些历经时代淘洗而能流传下来的作品，精英文化无疑是高雅意趣的代称。而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诸如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即属于大众文化[11]。大众本是岌岌无名的存在，但技术的发展逐渐为普罗大众赋权，通俗文化拥有了诞生和繁育的土壤，文化形态的变迁对于一贯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级而言有极大的冲击力，但又是无法逆转的。精英文化走下神坛，但精英阶级的实力使然，绝不会使其彻底陨落；大众文化日益崛起，但大众的散乱、繁冗等特性又从本源限制了其自身发展，使得大众文化终究无法成就隽永和经典，传统时代记录了精英阶层话语权与大众话语权的对垒。

信息时代下数字鸿沟现象愈发严重。信息的占有力和占有量与经济、技术、综合实力息息相关，小至两个个体之间，大至不同民族之间，都可出现数字鸿沟。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二八定律”，他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12]。数字鸿沟无疑是对信息时代下二八定律的佐证，即80%的信息掌握在20%的人手上，因此数字鸿沟会缔造绝对的信息富有者，但更会使得多数人归于贫瘠。技术发展也改变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使得互动性变为其最显著特征。然而互动性并未带来绝对的正效果，这是因为在大众传播行为中，受众具有匿名、无阶层和群组之分的特征，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这种互动的风险性会极大增加，信息制造门槛也随着降低，致使发言者变得“毫无遮拦”，这一系列的变化无疑会导致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信息垃圾，信息爆炸，信息过载，信息异化，信息崇拜等现象频发，受众话语权在互联网赋权下得到解放，有限的传受关系被打破，多个舆论场交织的意见生产网进一步形成。情绪的肆意发酵亦是后真相时代到来的基础，在这个真相与情绪对垒的年代，真相没有被篡改或质疑，但真相的重要性已逐渐减弱。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的途径、速度、对象和传播内容都发生着改变，媒介技术的发展则是幕后推动力。“真相在众说纷纭中从舆论里沉淀出来，往往困难重重”。无论是速度与事实的角力，抑或情绪与真相的对垒，都是技术高度发展之后的副产物。新媒体工作者更应敬畏媒介技术、善用媒介技术，肃清不良舆论风气，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