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净闲临宝晋帖窗明静展游春图

朱家溍

几净闲临宝晋帖

窗明静展游春图

这一对楹联，是伯驹兄八十岁生日我送的礼物。因为当时他通知朋友们在莫斯科餐厅聚餐，不收礼。如果要送，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是欢迎的，我们那一次真的做到了“纸半张”。联的下款是“朱家撰，许姬传书”，当不是一人只沾半张纸么？那天酒席筵前，从“平复帖”“游春图”谈到“蔡襄自书诗册”，这都是一同捐入故宫博物院的。伯驹说：“听说《蔡襄自书诗册》到故宫博物院以后，又重新揭裱，改成手卷了，是有这回事么？”我说：“是揭裱改成手卷了。”伯驹说：“是你出的馊主意？”我说：“当然不是！事先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坚决反对了。”伯驹说：“蔡襄自书诗册，完完整整毫无残破的情况，为什么要揭裱呢？简直是胆大妄为。当然在宋代曾经是卷，不过裱成册已经又几百年了，有什么必要又重裱。”我也了解伯驹的心情，他完全能料到我决不是出主意揭裱的人，不过因为我家曾经是《蔡襄自书诗册》的收藏者，所以要在我面前共同发泄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蔡襄自书诗册》于民国十一年为先君所得，载在《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卷二。先君有跋云：“蔡忠惠书在宋时早有定评，欧阳文忠尝言，蔡君谟独步当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东坡亦云，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崇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此册行楷略备、无美不臻，其婉约处极似虞永兴，而温栗不减柳谏议，盖真能博采约举以自我一家书派者，欧苏之言非溢美也。梁蕉林《秋碧堂》、毕秋帆《经训堂》，皆曾据经入石。毕氏藉没，遂入内府，载在《石渠宝笈三编》。辛亥后复出，予以善价得之地安门市，为寒斋法书之冠，珍惜爱护不啻头目视之。壬申春末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穷索累月，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于是复贷巨金赎之而归。时助予搜访者;彦明允、林石田、邵幼实、張庚楼、沈羹梅诸公，及刘廉泉、王青两厂友也，而地方贤有司亦与有力焉。予何德能而能堪此，因思物之聚散有时一得一失何常之有？况忠惠遗迹传世极少，若不及时流布，公诸艺林，设有蹉跎追悔何及！用是不敢自秘，亟付影印，以广墨缘，并为述其颠末如此。”款署：“萧山朱文钧翼厂甫识”，钤“朱文钧”“翼厂”二印。跋中：“予以善价得之地安门市……”具体地说，是指地安门桥南路西有一家古玩店，字号“品古斋”。这家古玩店只一间门面，看起来平常，过去北城的王侯将相第宅很多，落魄的公子哥儿，或是这些宅门的管家们，顺手拿几件东西，随便就卖给品古斋。宫里的太监，还有些和太监勾结的内务文化教育人员等从宫中偷的东西，出了神武门、唯一最近的销售处所也是品古斋。所以品古斋得天独厚，时常有出人意外的精品出现。琉璃厂和东四牌楼的古玩店也时常到品古斋来找俏货。“蔡襄自书诗册”就是当年“品古斋”郑掌柜的送到我家，先父看过以五千银元成交的。《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的作者崇巽庵先生与我家是世交，他第一次看到此帖实际就是在我家。当时先父叮嘱他不要外传，所以他在续记中称此帖“近复流落燕市，未卜伊谁唱得宝之歌”。先父跋中提到：“壬申春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穷索累日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之说，是指1932 年此帖被我家一仆人吴荣偷去又复得的事。事后听赏奇斋掌柜说：“吴荣偷得此帖，便拿到琉璃厂一座与我家没有交往的古玩店赏奇斋求售。”赏奇斋掌柜一看便知道是从朱家偷到的东西。他把此帖拿在手里表示只肯以六百元买下，否则就给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吴荣只好答应，得了六百元走去。“赏奇斋”掌柜便把上述情况立刻通知“德宝斋”刘廉泉，“文禄堂”王青。刘王两位又立刻通知我家，除以六百元赎回以外，又酬劳一千元。此帖拿回以后决定影印出版。先父当时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于是委托故宫印刷所，由经理兼技师杨心德用十二寸玻璃版按原大拍照，张德恒（现在台北故宫已退休）冲洗，影印出版。这是蔡襄自书诗册第一次影印发行，书衣有先父题名：“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款署翼厂。距今已六十多年了。

“蔡襄自书诗”素笺本，行楷及草书，十一篇诗，共七十三行。宋杨时题：“端明蔡公诗，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者，欧阳文忠公所题也。”此后宋至清历朝诸家题共十二则。鉴藏宝玺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收传印记则有“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贾似道印”“似道”“长”“悦行”“武岳王图书”“管延之印”“梁印清标”“蕉林”“棠村审定”等。曾经著录此帖的书，有《珊瑚网》《吴氏书画记》《平生壮观》《石渠宝笈三编》《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清代曾刻入《秋碧堂法帖》《经训堂法帖》《玉虹鉴真法帖》。

据前人题跋和收藏印记以及著录，可以明确《蔡襄自书诗》的收藏者，宋人有向水、贾似道，元人有陈彦高，明人有管竹间，清人有梁蕉林、毕秋帆，最后进入宫中，收入宝笈三编。辛亥革命后，宫中书画器物有不少流散于民间。自民国十一年为先父所藏，历二十年。先父逝世后，抗战期间我离家到后方工作，家中因办理祖母丧事亟需用钱，傅沅叔世丈代将帖作价三万五千元，由“惠古斋”柳春农经手让与伯驹。在伯驹家历十余载，最后随《游春图》《平复帖》等名迹一起捐献给国家。自此以后《蔡襄自书诗》便入藏故宫博物院。以上便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蔡襄自书诗》以后的收传次序。

伯驹是光绪戊戌年生人，算来今年也是百岁了，他生前对文物事业的贡献是昭在简册的，因此，国家文物局为他举办纪念活动，委托故宫博物院编纂一册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捐赠的书画集。我曾读书画集的稿本。自然而然想到，数十年之间，《蔡襄自书诗》先后在我们两家收藏，也是翰墨之缘，而我们两家都本着化私为公的精神，不约而同把所藏全部捐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