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正炜书画藏品源流考

王威

道光二十三年（1843），岭南书画藏家潘正炜（1791〜1850）在好友吴荣光（1773〜1843）的提议下，将平生庋藏的大部分书画，以文字著录的方式集结付梓，并以斋号“听帆楼”之名冠之，是为《听帆楼书画记》。该书共分5卷，总录187件藏品。6年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潘氏又将后续购入的书画，仿上书之体例，再次汇集出版，取《听帆楼续刻书画记》为名，分上、下两卷，共计121件藏品。二书因辑录丰富的名迹而获圈内人士的关注，后继的学者们多援引书中之材料为己所用，以达“证史（实）”之目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研究者多关注与己议题相关藏品的图像及文本信息，从而忽视了著录整体的内在逻辑及相应的学术价值。因此，聚焦于藏品专题的成果稀少。潘剑芬《潘正炜与听帆楼书画藏品研究》一文对部分名迹的递藏经历略作考释。庄申《从白银到白纸：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第三卷第一章“广东五位收藏家藏品之来源”，将潘氏藏品的来源大致归为岭南本邑藏家、江南市场及北方文人三个方面。但就藏品来源等相关细节问题，未见详论。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具体名迹的流传过程，来重新审视潘正炜藏品的递藏脉络及其归属。

期望呈现潘正炜书画收藏活动的更多细节，以便进一步复原岭南鉴藏历史。

一、亲族、友人所散藏品

潘正炜对于亲族、友人书画藏品的选择，也是地域、人脉等因素限制的被动结果。潘氏一生寓居粤东时间较多，并以经商为业。因此，其人脉及可调动的资源多在粤内，在获取藏品途径上自会便利不少。

1.韩荣光

潘氏交友圈中的最大卖家当属韩荣光（1793〜1860）与吴荣光（1773〜1843）。据统计，听帆楼正、续两编中存韩荣光题跋或藏印的书画共13件，但真正曾为韩氏所藏的仅8件。其余藏品仅因其曾受邀观摩，受嘱所题。

唐拓定武《兰亭叙卷》位于《书画记》卷首。此卷经韩荣光两度题跋，前一跋题道：“……壬辰（1832）获于京邸……丙申（1836）乞假南归，以家累，为有力者所得。阅数月，友人携来索题……辛丑（1841）七月，韩荣光题于龙溪书院。”庄申据上述题跋得出：“此‘有力者’为谁，现在虽然已不能查考，但据此却可知韩荣光在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典卖他的若干藏品，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而卷尾潘正炜的题跋写道：“……道光辛丑（1841）四月，适友人持帖求售……始惊即为珠船所藏唐拓定武本也。不惜重价购之……道光壬寅（1842）十月，潘正炜珍藏并跋。”据上述二跋可知，潘氏获此卷三个月后，借“题跋”之名邀韩氏再观此卷。而“以冠书画记之首”的行为，足见其对此藏品倍加推崇。

宋高宗《临兰亭卷》经韩氏两次题跋，落款分别为“甲午（1834）三月”及“乙未（1835）七月”。后段题跋提及此卷于乾隆年间为扬州富商所得，并记入《安素轩套帖》中。此帖为乾隆时扬州淮南商总兼两淮盐运使鲍漱芳（1763〜1807）汇集的历代名家集帖。想来该作品曾流落至其手中，按理推断，此卷应在“乙未七月”之后为他人所得。

元方从义《云林钟秀图》后韩氏曾四题此卷，一题曰：“……丁亥（1827）二月，得方壶道人《云林钟秀》卷于京邸，因和江村（高士奇）原韵。珠船韩荣光。”后三题落款依次为“壬辰（1832）春暮”“甲午（1834）十一月”及“乙未（1835）小寒前一日”，想来应是“乙未”以后散出。黎丽明曾发觉此卷后原有潘正炜题跋而《听帆楼书画记》无录的现象。潘氏落款为“道光戊申（1848）十月望日”，书写题跋的时间晚于著录出版的时间，无法补录。此卷曾由明末董其昌（1555〜1636）转入清初高士奇之手，再为韩荣光所獲，之后售于潘正炜，在潘氏晚年流出后，入岭南藏家孔广陶（1832〜1890）手中。清末民初时，又为海上藏家叶恭绰（1881〜1968）所得。

宋赵伯驹《仙山楼阁图》引首处有：“道光乙未（1835）嘉平重装，韩荣光珍藏。”卷后另有“虚斋审定名迹”藏印，可知曾为民初收藏家庞元济（1864〜1949）所经眼。而王时敏《仿古山水册》后两段题跋落款分别为：“道光乙未（1835）嘉平”及“庚子（1840）秋日”，此册页因记于《续刻书画记》中，可推断在1843〜1849年为潘氏所得。

宋萧照《山水小轴》后韩氏题曰：

萧照画世间颇少。在京时，尝见巨幅……交臂失之，每以为恨。今复得此，焕若神明，顿还旧观。韩荣光题。

韩氏曾交臂失之而今再获此幅，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但题跋对收购时间及相应细节未做交代，仅能据《听帆楼书画记》成书的年限，推测此作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前为潘氏所收。

宋赵孟坚《水仙石轴》后韩氏写道：“……京中购求真迹甚难，二十年来只获此幅……珠船题并识。”后有“韩珠船审定书画之印”。此作品收录于《续刻书画记》中，应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间所收无疑。

宋李嵩《击球图》画面仅存“韩印荣光”“珠船翰墨”两方藏印及“宋李嵩明皇《击球图》真迹，韩荣光珍藏、书签”的字样，不见题识及年款信息。只能据其提供的信息，将其归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前就已入听帆楼。

从以上大部分藏品流散的年限观之，恰与韩荣光丙申（1836）年左右因家累散出藏品的时间大致相符，因以上韩氏所题的大部分藏品的下限至乙未（1835）年，极有可能在此之前已陆续流散。

2.吴荣光

另一鉴藏家吴荣光也曾为潘氏书画体系的建立有所贡献，《听帆楼书画记》的序言吴氏写道：“……即选数种刊入予《销夏记》中，惜美不胜收，劝其校辑付梓。”可知，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是借用潘氏的部分藏品辑录而成。

当然，真正能从题跋、印章识别曾入吴氏筠清馆的仅10件。鉴于庄氏亦未对这类作品的流传做出详解，现作补充：

南唐周文矩《赐梨图》（图1）后存吴氏三段题跋，第三段题记写道：“此卷以道光甲午（1834）得之长沙。其殿阁、器用、树石、马匹皆豪芒生动……”该年吴氏在湖南任职，过长沙获此名迹。从上述题跋的语气上看，这似乎更像是条“回忆性”的题跋，意味着此卷可能在“甲午”之后为人所获，“辛丑”再题之时，可视为对往昔收藏的回响与眷念。

《封灵泽敕卷》在明末曾入项元汴（1525〜1590）天籁阁，后经翁方纲（1733〜1818）等名士多次题跋。卷尾吴氏写道：

右宋嘉定九年封灵泽侯神墨敕，嘉庆甲子（1804）得于京师。乙丑（1805），成哲亲王借刻入《诒晋斋集古帖》。爰以转借手札及诒晋斋刻本附装卷末，传信传宝。札与伯恭者，伯恭为河南商丘陈崇本，官至宗人府丞，曾直上书房，王札讬转借也……后购得之三十年，为道光甲午（1834）五月初六日，南海吴荣光伯荣书后，时年六十有二。

由上文可知，吴荣光在获此帖一年后，为成亲王借去，刻入《诒晋斋集古帖》中，手札本后为河南商丘陈崇本所得。而原卷则为吴氏庋藏30余年，吴氏落款为“道光甲午”，按理此卷其时应还存吴氏处。

李唐《采薇图》（图2）这幅作品对吴荣光而言来之不易。卷尾共计吴氏四段题跋。冯嘉安曾对该卷在岭南的递藏脉络进行了梳理：嘉庆十五年（1810）南归省亲时得于佛山黄氏;嘉庆十七年（1812）请桂芳代求永书《伯夷列传》;嘉庆十九年（1814）、二十年（1815）翁方纲二度借观题跋;道光四年（1824）携至黔南落水稍被蒸湿;道光十年（1830）携至京城途中在英德被盗去;道光十一年（1831）宛转重新购回。吴氏题跋的落款依次为：“嘉庆辛未（1811）十一月”“乙酉（1825）八月十二日”“乙未（1835）三月”及“丙申（1836）三月十六日”。可见，此藏品最晚也在丙申年以后散出。

元王蒙《松山书屋轴》后吴氏题跋交代了重要的消息，“……此帧以道光庚寅（1830）十二月得于吴门缪氏。曾为孙退谷（孙承泽）所藏，与《庚子消夏记》所载悉合。越九年己亥二月六日题此二诗。南海吴荣光伯荣。”可知，此卷曾为清初藏家孙承泽（1593〜1676）所收。庚寅年为吴氏所得。

元六家《贞一斋稿叙卷》亦是吴氏于道光丁酉（1837）在吴门所获，卷后题跋写道：“……越四年，此卷归季彤观察，属（考）作序人履历而跋其后。道光壬寅（1842）正月廿有七日，书于一百卅六兰亭斋。吴荣光伯荣，时年七十。”该卷应是吴氏最晚题跋的藏品之一，后归潘正炜。明沈周《仿黄大痴轴》后有吴荣光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十二日的题跋，提及此卷：“……道光辛巳（1821），余在福州得之。”题跋此藏品已是11年后的事了，吴氏时年60。因此，可得出吴氏49岁时获此藏品。

明陈文恭《诗卷》后存吴氏嘉庆乙亥（1815）八月十七日的题跋。前后又有蔡之定和翁方纲二人的题识。蔡之定题“嘉庆十一年（1806）丙寅长至前十日，德清蔡之定观于南海吴侍御之筠清馆并识。”而翁氏题跋为：“……嘉庆丙寅（1806）秋九月望，北平翁方纲。”这两段题跋可证吴氏在丙寅之前已购此画。

清恽南田《水墨荷花卷》这件作品未存吴氏收藏的任何印记，只是同期其他名流的题跋暗示了此卷的拥有者。后有黄钺（1750〜1841）于嘉庆丁丑（1817）的题跋，提及“荷屋前辈以此卷见示……”，表明该卷此前已为吴氏所有。道光辛丑（1841）六月孙尔（1772〜1832）于后题跋，亦提及“荷屋前辈出示草衣生此卷”。从时间上看，这件作品至少在1841年以后散出，吴氏庋藏25年有余。正是该年四月，吴荣光出版《辛丑销夏记》一书，令人讶异的是，该书并未收录清画。当然，此画在1841〜1843年间落入潘正炜之手，则无疑惑。元赵孟《游行仕女图》也仅能根据“臣吴荣光敬藏”的题识，判为曾为吴荣光所有。

后蜀黄筌《蜀江秋净图》这件作品未收录于《辛丑销夏记》中，但其后吴氏跋文却表明曾收藏此卷，该年（1836）五月二十三日和七月二十六日，吴荣光还两次题跋。第二段题道：“此卷见明张泰阶《宝绘录》卷之八。所载柯丹丘、王叔明（王蒙）五言长律已佚矣。是岁七月廿六日伯荣再记。”既然此卷同样载入《宝绘录》中，应是伪作。因此，吴氏才未将其放入著录中。

3.叶梦龙

除上述两位好友外，叶梦龙的藏品成为潘氏书画来源的第三重要渠道。虽在数量上不敌上述两家，但仍占据了潘氏藏品中重要的一部分。此部分藏品的整理，庄申已有论述，其梳理的方式便是将潘氏所藏画目与叶氏《风满楼书画录》中的藏品进行比对，進而得出8件藏品的结论，实则是9件。

差异之处在于，庄氏以南唐贯休和尚《罗汉轴》替代王冕《墨梅轴》、唐贤首禅师《法书卷》，与其余7件藏品共同组成“叶氏藏品系统”。南唐贯休和尚《罗汉轴》后并无叶氏藏印、也无题跋可阅。值得说明的是，王阳明、倪元璐《手札合卷》后有凤冈居士的题跋，写此卷曾于“……辛未（1811）携至粤东，农部叶云谷见而爱之。二君皆予良友，不必问其为何人清秘中物也。”这位“凤冈居士”题跋中只提及叶氏喜爱此画，并未明确此画究竟归谁所有。但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中此卷后确存“云谷曾藏识者宝之”之印，显然为叶梦龙所藏。

综合上述两种情形看，“亲族友人”在潘正炜收藏活动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促进了潘正炜收藏活动的不断完善。同时也暗示潘氏家族收藏呈多元化的趋势，并为潘正炜日后成为岭南鉴藏名流提供了重要助力。

二、江南、北方书画家所散藏品

在潘正炜的诸多藏品中，有一部分藏品源于北方及江南书画藏家。目前，有明确标记来自江南地区的藏品至少有6件。

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图3）为乾隆四十九（1784）年，谢希曾从宋荦之孙手中购得，题跋落款为嘉庆庚午（1810），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明丁云鹏《山水花卉人物扇册》后有谢希曾的题跋，写道：“……吾家三十余年，今将永别……”可知谢氏收藏此画已有30余载。元吴镇《墨竹卷》后有王文治（1730〜1802）的题跋，提及此物曾为吴门汪氏所藏，5年后再观此卷，已为己有。明程嘉燧《翳然图》后有张问陶及陈嵩庆二人的画跋及藏印，落款分别为“嘉庆壬戌（1802）”及“嘉庆辛酉（1801）”，庄氏以为此卷为陈嵩庆旧藏，但未予以说明。

明董其昌《仿米家山卷》后亦有王文治的题跋，落款为乾隆辛亥（1791），且仅有王文治一人题跋与藏印，可能是其逝世后流散，经他人之手转至潘正炜。元倪瓒《书画卷》于乾隆三十八（1773）年起，一直由安徽歙县的藏书家鲍廷博收藏。乾隆乙未（1775），金嘉琰还曾在鲍氏处观过此画。

属于北方文人旧藏的仅有宋高宗《临黄庭经》卷，为河南商丘的陈伯恭之旧藏，卷后有梁国治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题跋，提及夏季曾观赏过此卷。那么，此卷转入潘正炜之手的时间应在1843〜1849年之间。

潘正炜书画源流渠道的分布，为我们大致勾勒出其交游的地理空间。同时，展现了一代鉴藏家从庋藏至流散的大致过程，形成了“云烟过眼”与“子孙永宝”的两种迥然的鉴藏态度。潘氏逝世后，其家族发展逐渐走向落寞，意味着家族财力已无法维持其藏品继续留存，大多数名迹为孔广陶及其他有力者所获。这类鉴藏家的做法将维系部分的藏品在岭南地界继续流转，同时，也开启了下一次“流转”通道，更为探索藏品的“故事”提供了无限遐想的蓝本。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