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景观叙事”的711 矿爱国主义纪念广场改造设计思考

莫万珍 杨帆 阳烨 曹盼*

（1.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湖南长沙 410128；2.郴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湖南郴州 423003；3.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711 矿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镇，出产的铀矿石为我国“两弹一艇”和国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从1958 年批准建矿，直至原子弹成功爆炸，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扎根于此，许家洞镇也因铀矿开采而繁荣一时。21 世纪初，随着矿产资源枯竭和开采难度增加，711矿关闭破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流失、生态环境的恶化、基础设施的老化和城镇的迅速衰落。2018 年，值建矿60 周年之际，受华湘社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在原711 矿工人俱乐部前建设711 矿爱国主义广场，旨在铭记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激发公共空间的活力，提升生活区人居环境，也有助于丰富许家洞的旅游资源，提高旅游吸引力，促进城镇发展。此次的设计场地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711 矿息息相关，场地中还有711 矿工人俱乐部、711 矿工人招待所两栋历史建筑，建筑布局与场地现有的竖向高差、植被一道，形成隐形的景观轴线。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属于711 矿的历史与精神，在充分尊重原有条件的情况下，有了这一次基于“景观叙事”的711 矿爱国主义纪念广场改造的概念设计。

1 景观叙事与叙事景观

“景观叙事”即景观设计师依托社区口述史、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等叙事文本，通过命名(Naming)、序列(Sequencing)、揭示 (Revealing)、集聚 (Gathering) 等多种叙事策略，让景观讲述历史故事、唤醒集体记忆[1-2]。

20 世纪80 年代，“泛叙事学”现象渗透在众多不同领域之中，景观便是其中之一。英国著名景观设计师杰米·普灵顿（Jamie Purinton）和马修·波提格（Matthew Potteiger）在《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中，将叙事的概念与景观设计相融合。“叙事”理论被引入景观，将叙事学与景观设计完美结合，景观是事件发生的场所，又是时刻丰富变化的叙事，场所与行为互动产生多姿多彩的故事[1]。

景观叙事的理论主要分为：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前者为主的景观叙事主义中强调共时性。从构成整体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中来理性考察与把握景观作品的叙事特征，进而寻找景观作品的结构模式与意义生成机制[3]。而后者则强调历时性。从文脉语境中考察碎片化景观语言与不同使用者之间的交互对话，认为景观意义不是固定的、是不确定的或无止境的[3]。在结构主义影响下的叙事景观往往是运用文学上叙事主义中隐喻、象征等多种手法将景观故事化为整体、有条不紊地组织在一起形成景观空间。而在后者影响下的叙事景观则不会为了整体性而牺牲一些景观要素，更注重景观自身的特性，也会较为零散。

图1 地块现状卫星影像及用地红线图

景观叙事是一本通过物质形态、建造方法、空间布局、色彩材料、文字图像等编写的“书”，它可以告诉使用者场地或空间里面已经发生的故事[3]。空间的历史、空间中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缺失，时间感的消失，都会造成空间意义生成的残缺性[4]，这也是此次提质改造项目设计中需“叙述”711 矿文化历史的原因所在。

2 场地现状与背景

设计场地东临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郴州北出口，西与107 国道毗邻，建有矿石运输铁路专用线与京广铁路相遇，设计红线范围占地约4 458 m2。在上位规划中，设计红线范围内的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G1）和文化古迹用地（A7），周边的用地性质以居住用地（R2）、行政办公用地（A1）为主，因此此次服务的人群之一便是周边的居民。

此次的“广场”是由3 个被道路分割的小场地（A、B、C）组合而成（图1），场地中间有一排生长良好的高大香樟（图2-B），场地的最高点（图1-D）和最低点（图1-E）的高差有5.5m 左右。同时场地的西南端——711 矿工人俱乐部（图2-A）、东北端——711 矿工人招待所（图2-C），均为与711 矿相关的历史建筑。

图2 场地现状照片（A-C 从左至右）

图3 场地现状高差示意图

原场地的高差使得原711 矿工人俱乐部这栋历史建筑处于场地的最高点（图3）。人们在行走的过程中，一般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聚集在最高处，这也是在纪念性景观中设计师们常常采用高大的纪念碑等放置在场地高处的原因：让人们踏入场地后视线便落在最高处，从而产生一种望而生敬的情感，同时在悄无声息中形成了人们的游览路线——朝着这个最高点前进。显然在此次的设计场地中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最高点，不需要再去人工堆砌。为了强调与烘托景观氛围，轴线与对称在纪念性景观中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靠近场地最低点的位置有着同为文化建筑的711 矿招待所（图3），这一头一尾的两栋历史建筑和中间那排生长良好的香樟在无形中勾勒出此次设计场地的轴线。其次，场地中那一排生长良好的香樟，让B、C（图1）两块处于被道路分割的场地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联系性。在此次设计中也面临着挑战：道路将场地分割，后续的设计需消除这种零散感，又需建立起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

3 改造设计策略

3.1 景观叙事主义的运用——711 矿文化与历史的阐述

图4 711 矿历史发展图

图5 711 矿文化广场

图6 沉思广场

在上位规划中，设计场地周边用地性质多为居住用地（R2），意味着服务对象除了来此游览观光的人群，更多的便是周边居民，所以在设计中要考虑他们的日常需求。周边居民也可再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与711 矿没有太多联系的本地人，一类是亲身参与711 矿建设并见证711 矿兴衰的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为711 矿奉献青春并决定留在这里。相较于第一类人群的日常需求后者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建设711 矿的这段历史希望被铭记、被人们熟知、那些为711 矿的建设做出奉献的英雄们在后人心中留下痕迹。这种真实的爱国精神理应感染更多的人，所以除了设计场地中有历史建筑的原因需要在设计中融入711 矿文化的元素，站在考虑服务人群的角度，阐述711 矿的文化和历史并将其中隐含的精神和历史文化融入景观中似乎显得尤为重要了。

景观作为一种媒介，恰当的符号能够阐释711 矿这段历史，并能让接收者认识和感知。这些“符号”需要依据场地的文化特色去提炼、组织、串联，让人们觉得不突兀的同时慢慢接收这段历史。与此同时，叙事的组织方式分为3 种——静态、线性、连续叙事。其中，线性叙事是以时间顺序来展开。结合之前711 矿历史背景的梳理（图4），显然选择线性叙事的组织方式更为合适。

3.1.1 隐喻与象征的运用 隐喻，就是把一个事物的某些方面的特征转移到另一个事物上去，在谈及它时就好像在说第一个事物[5]。象征则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象征体），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能将某些比较抽象的精神品质化为具体的可以感知的形象。此次设计，将“隐喻与象征”运用在了711 矿文化广场上（图5），利用线性叙事的方式用以下4 个“符号”串联而成。因为此处的原711 矿工人俱乐部和正对着的711 矿工人招待所有着自然的高差、中间还有着一排生长良好的香樟。这3 个要素在无形中勾勒出此次设计场地的景观轴线，同时这里也是场地的最高点，是人们目光的聚焦点。

（1）7 根文化柱——711 矿的开始与结束

711 矿始建于1958 年，初期探索只有7 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片陌生、未知的土地，心中只有祖国，这种敢为人先的榜样精神是值得被人们了解、尊重的。如何让游人去感知这段历史的起点：是以抽象的方式还是单纯地提取这7 位“开拓者”的元素化为雕塑来展现？具象的雕塑简洁、明了，但是作为这段历史开头的“符号”似乎过于直白。抽象的手法更为适合，让这段历史的开头带着朦胧的面纱——让游人从一开始就产生兴趣：想去了解、探索。故用7 根文化柱来象征那7 位开拓者：提取他们身上敢为人先的榜样、标杆精神，如同竖立在这里的文化柱一般屹立不倒。

711 矿的历史离它画上句号一共历时46 年——于2004 年6 月10 日，法院裁定711 矿关闭破产终结。开始与结束对于一段历史来说同样举足轻重，故将这个时间节点也提取出来，选择了与标志开始一样的方式：7 根文化柱，有着首尾呼应的意义。虽然这段历史结束，但在那7 位开拓者之后加入711 矿的人们，仍然也怀着跟他们一样的热情和为国家无私奉献的心。这7 根文化柱只是这些人身上爱国精神的缩影——始于7，却并不止于7。

（2）“1963”年份雕塑

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便是1963 年——711 矿历史的高潮。因为在1963 年，第一批矿石从这里秘密运出，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这一年711 矿开始了它的使命。1963 年是711 矿满载荣光的一年，故将1963 这个具体的年份转化为数字雕塑的方式呈现，为了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记住这对于711 矿来说意义非凡的一年。

（3）沉思广场——7 棵大树与杜鹃花

图7 上海松江方塔园堑道

图8 历史堑道竖向设计图

图9 高差与大树处理分析图

图10 场地景观元素提取与利用分布图

景观设计中，要求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质、自然地理特征来实现场景的构筑，使当地人文景观与游客产生场景互动，让游客的精神文化与身体“五感”得到更高层次的体验[6]。此处运用到了香樟和杜鹃花，选择杜鹃花是因为在原矿区附近杜鹃广泛分布，能唤起矿工们的记忆，且杜鹃花开似火，热烈奔放，能让人联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让人从视觉上被感染。

虽然此处是景观轴的终点，但并不意味着故事和历史的戛然而止。人们在经过广场或文化堑道后，通过台阶来到这里，映入眼帘的是如火般的杜鹃花和7 棵香樟。走在碎石铺地上，联想矿石的棱角。最后坐在树池上听着水跌入池中的声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从不同的感官上感受711 矿的历史和文化，最后陷入沉思与缅怀之中。

3.2 “高”与“下”

（1）“下”——文化堑道

在上海方塔园中冯纪忠先生设计的堑道在竖向设计上极为巧妙。方塔所处的位置在全园处于一个下凹的状态。而塔又是全园的重点，是不可能移动的，而游人却不一样，为了不让宋塔所呈现的景观大打折扣，设计者巧妙利用堑道让人们先从高处到低处，经过一系列的标高降低之后再来到方塔之下，这样便能很好地感受其清瘦、挺拔的气势（图 7、8）。

利用了已有的高差条件，通过堑道让人们经过一系列的“下”，再通过台阶“上”到沉思广场。沉思广场处于景观轴线的最低点，但是通过文化堑道，人们在不断地“下”之后，来到一个相对高一点的场地，这个“高”似乎出现得刚刚好，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能让人们目光聚集、产生敬畏，故而人们经历文化堑道的感染，期间产生的情感来到此处便能达到最后的升华。在空间组织上亦然：从狭长的空间来到一个宽敞的空间，以“以小见大”的方式让人们在沉思广场沉思和缅怀，达到情感的升华。

（2）“高”——高差与大树

保留大树和前方道路0.8m 的高差也是此次设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A 处刚好处于景观轴线的中间位置，考虑到人们的交通流线和承接上方的711 矿文化广场，最终做成了台阶和树池，起到组织人流和延续轴线的作用。在B 处，因为这一块场地更多考虑的是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大树、高差让人不由自主地就想到林荫和下沉空间相结合的休憩场所（图9）。

3.3 “并置”和“转置”

朱育帆教授曾总结了风景园林设计方法的“三置论”[7]。其中“原置”狭义指场地设计之前存在的物体，如此设计场地中与711 矿相关的历史建筑、那排生长良好的香樟。“并置”是指2 个或2 个以上的事物直接并列放置在一起的设计行为。讲究独立性和整体性并存,即：能够相对独立、易于拆解的同时，“并置”之后的景观能与“原置”形成整体。这与保留原场地历史与文化、加强场地联系的设计目的不谋而合，故在解决“因为道路导致设计场地整体性较弱”的问题时采用了“并置”的方法。刚开始对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茫然的，但在看过这样两张照片后：场地中的红砖建筑、当地居民门前被竹篱笆所围起来的菜地（图10），这才有了“并置”的处理方法：在设计中加入红砖景墙和竹篱笆这两个本土元素。既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手法，也让场地更具当地的特色，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8]。

“转置”就是通过隐匿以转换、改变或强化原有的组织秩序从而生成新的设计逻辑的设计方法[7]。此次设计中在整体上利用了该策略：强化并利用场地原有的特征（高差、植被、建筑）从而串联景观轴线并划分为不同的景观空间。其分为“加法转置”与“减法转置”。后者指通过移除局部原置体或剔凿表皮来达到置新的目的，如沉思广场中的碎石铺地。最初看到设计选题中的“纪念广场”与“矿”时，脑子里便浮现出棱角分明的矿石。随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校园入口处碎石铺地纪念广场映入脑海，其碎石铺地的景观效果与矿石“不谋而合”，让人们从触觉、视觉去感受711 矿。

4 反思

带着“程式化设计”的习惯，本次毕业设计之初考虑更多的是形式法则，见到与“纪念性”相关的节点便想套用进去，视轴的高差、路边的大树、斑驳的建筑等均“视而不见”。在被点醒后，才意识到场地本身历史特征的重要性，才有了文中所呈现出的属于这块场地的叙事景观和设计策略。

正如清华大学朱育帆教授所说：在景观设计中，判读场地的原有信息及其历史逻辑，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细致、全面、系统的审视机制，并对后期的设计结果产生具有特质生成意义的制约性。明晓场地历史不是为了自寻禁锢，但如果保持对设计场地历史的敬畏，场地自身便可能提供这样一个个的锚点[9]。故而采用景观叙事主义中的“隐喻与象征”手法再现场地历史突出这一类型场地的特征是有必要的。

相比具象的事物，用抽象的“符号”串出这段历史，更能引起参观者探索的欲望。在对设计场地的“原置”——高差、植被、建筑等进行处理时，利用“并置”与“转置”的手法让场地的整体性达到和谐，使场地内外多元文化达到新的共生，而不是让其与场地历史一同湮没在“程式化设计”之中，或许这些设计策略才是对这一类场地保留其特色与历史文化较好的处理方式。反观当下“程式化设计”的思维与方式仍是普遍现象，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有些信息一旦失去是无法弥补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