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

许经勇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以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为其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

循环经济思想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重视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并把它上升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研究内容包括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范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等。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循环经济含义是：它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方式。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不同，它是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将人类经济活动置于生态系统之内，把经济看作是生态的子系统，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循环经济也就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经济理论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把经济看作不依赖于生态环境而孤立存在的系统，或者是把生态系统看作经济的子系统。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认为经济过程的物质规模是可以无限地扩大，对自然资源进行超负荷开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针对这一历史教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要过于陶醉于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循环经济理论所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经济仅仅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由于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本存量是有限的，决定宏观经济的物质增长也是有限的。循环经济的物质循环包括两个过程：自然资源通过人类加工转变为产品，再通过消费废弃物的正向流动过程，又把待处理的废弃物通过再利用和资源化，变成有用的产品或再生资源的逆向流动过程。传统经济理论只有正向流动过程，没有逆向流动过程，只重视价值流的增长，而忽视物质流的循环。循环经济的物质循环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初级形态，即通过资源化使废弃物成为可再生资源;一种是高级形态，即从产品的持续使用和再使用中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发展循环经济应尽可能实现没有废弃物的目标，即创造条件使初级形态的物质循环向高级形态物质循环转换。建设生态工业园和农業生态工业园是物质循环的高级形态。它通过物流或能流传递方式，把不同类型的工厂或企业有机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或能源，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在产业系统中建立“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寻求物质闭路循环、多级利用的废物产生最小化。农业生态工业园是通过各个农业主导产业的相互耦合，合理组织与布局生产，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和发展资源潜力，降低农业废弃物的输出，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外部环境的污染。建设生态工业园和农业生态工业园既可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又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实现高级形态物质循环的重要途径，乃至最终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态系统。

生态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

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相互关系，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生态经济理论较之传统经济理论的本质区别，集中表现在彻底否定传统经济理论就物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自身的消长变化，来研究、指导人类经济活动的错误倾向，科学地提出了必须把人类经济活动放在生态系统的视野考察，并赋予人类经济活动以新的社会价值标准。随着生态经济理论的创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生产领域，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是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与能量变换，就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物质与能量变换。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构成的，以人为主体的生态和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同一性，集中表现在两者都是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而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从人的劳动的角度来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由此可见，经济与生态所涉及的主客体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从生态学的角度，一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问题罢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不论哪一个社会形态，不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生产力总是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不直接间接来源于自然界和生态系统。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交织，不仅是农业部门的特点，同时也是工业部门的特点，因为工业部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归根到底也是来自自然界。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的，劳动过程首先表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或者说首先表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正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摄入经济系统，把自然之物变成为经济之物，离开了自然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经济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破坏自然生态，从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既然经济与生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客观上要求我们在考察经济效益时必须同时考察生态效益，在考察生态效益时必须同时考察经济效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由前者决定的生产率称之为“社会生产率”，把由后者决定的生产率称之为“自然生产率”。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甚至有可能出现社会生产率提高补偿不了自然生产率的降低。这就要求我们分析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生产率因素引起的，多大程度是由自然生产率因素引起的，并因势利导地采取相应的对策。

2020年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习近平同志这里所说的生态产品，其内涵相应广泛，包括生态系统为增进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物质和服务，诸如符合生态要求的空气、水源、土壤以及产业化开发后派生的生态系统功能产品，如绿色食品。生态系统为人类生活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称之为生态产品价值。依据生态产品的不同属性，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纯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森林、河流等）;一种是具有私人物品属性（例如绿色农产品、绿色工业品等）。由于相当一部分生態产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即消费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产品边界不清晰，从而制约了生态产品市场的形成和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如何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又进一步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我们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形态。正是建立在对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以及针对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个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同时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扭转。”习近平总书记还创造性地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并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上升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上来认识。强调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是为了民生。”深刻地论述了生态环境在改善民生中的重要地位，是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但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很严峻。从“十四五”时期开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降低碳排放为重点的战略转变，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