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化模式》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2021-01-21 20:29闫悦
文学天地 2021年12期
关键词:露丝外语教学

摘要:《文化模式》一书是露丝·本尼迪克特的经典之作,也是文化人类学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本尼迪克特和她的理论也通过这部巨著,得以在文化人类学界获得承认,奠定了她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视角去观察人类,语言自身又是构成文化其它组成部分并使之赋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即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浅谈其对语言学及外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外语教学

一、引言

人类学的名称来自希腊文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合意即指研究人的科学。人类学(Anthropology)作为一门全面研究人类文化和生物性的学科群,首次被提及是在1501年德国哲学家亨德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分和要素》中。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和《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的科学》(1881)是人类学学科独立的标志。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洛威尔·D·霍尔姆斯和瓦纳·帕里斯合著的《人类学导论》对人类学总结为:人类学这门学问研究了从史前时代到当代人类的体质和文化发展。《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解释人类学为“事实上它是人类科学中唯一研究其体质的和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的学科”。在《美国百科全书》中,对人类学的定义是:人类学是以生物学和文化学视角来考察人类。文化人类学即关于生存于社会中的人类所形成的风俗习惯 [1]。

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科学。它是在反对宗教神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纳尔逊百科全书》中,威斯勒提出:民族学即为“社会生活的自然史” [2]。进一步来说,就是研究各民族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历程。文化人类学为人类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美国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将着眼于文化的时间序列的古典文化论和着眼于文化的空间序列的传播学派两者融合,认为“诚然不应忽视重塑历史,但想要完全搞清楚个人就必须加强对其文化研究。”为了与英国人类学传统有所区别,美国人类学研究自博厄斯起开创了历史文化学派。他培养了两代人类学新秀,同时确立了美国文化、语言、考古和体质四大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

20世纪20年代,博厄斯学派成员众多,人才济济,处于鼎盛时期。并且,关于文化分布问题的研究已不胜枚举,故而博厄斯的学生们开始探索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各自在博厄斯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文化人类学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学科。在博厄斯的学生中,露丝·本尼迪克特从分析法转入对文化整体做心理学的特性描述。1934年,本尼迪克特完成了重要作品《文化模式》。书中观点起自其导师博厄斯的相对论思想,有所不同的是,她凸显了心理学分析的角度,介绍了文化整合理论,随后文化与人格学派出现 [3]22。

二、露丝·本尼迪克特与《文化模式》

1. 露丝·本尼迪克特

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当代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是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人类学家之一。1909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自瓦萨尔学院毕业。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美国人类学大师博厄斯专门研究文化人类学。1923年以《论北美洲守护神灵的概念》一文获博士学位。1927年写成《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主要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

本尼迪克特不僅是文化模式理论的提出者,也是文化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与另一位优秀的女人类学家米德一起,在人类学研究中尝试运用心理学研究范式,逐渐形成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文化心理学派。

其作品《文化模式》与《菊与刀》闻名于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她的理论“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模式》是20世纪西方有关文化问题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这本书的编写离不开她的老师博厄斯的指导,该书承继了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认为各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她认为应该按照各个文化的真面目和其来龙去脉去研究文化现象本身;对于各种形态的文化,特别是异己文化,应该给予尊重和公平客观的认知,认同其文化的各种可能性。在对原始部落文化的考察后,去了解、研究和理解文化的不同形态。在对博厄斯的论点进行发展和延伸后,她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尝试运用心理学分析手法,并提出了文化整合这一重要概念,开始尝试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注人类生活中的文化是如何起作用,初步奠定了人格与心理学派的研究方向 [3]23。

2. 《文化模式》

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迪格尔印第安人箴言 [4]

本尼迪克特毕生的学术思想体现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表述了其对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整合方面的思考,形象地说明文化选择与文化差异之间紧密的关系。其涵盖八个章节,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其导师博厄斯的绪言;接着是前三章:关于习俗的科学、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的整合;随后阐述了三个不同部落的文化特性和类型,分别是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多布人和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最后一部分介绍了社会的本质、个体与文化模式这两章,集中体现了本尼迪克特的主要思想。

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和思考的方式,对普韦布洛人、多布人、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 “日神型”,“酒神型”和“妄想狂型”,是为了佐证自己的相对论和整体论观点。这三种文化的不同既体现在文化选择时的不同,更是体现在文化整合后的整体趋向差异。她从心理层面阐释了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文化造就个人;文化整合后也会存在不相融的个体;文化与个人相互补充。本尼迪克特从未抹去个人对文化的贡献,同时还突出了文化所起的主导作用 [5]。

三、浅议其与外语教学及语言学的关系

首先,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表征和最直接的传播途径,与整个人类文化一脉相连。人类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语言也许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因为语言的参与,每个人的经验可以相互参考。人类之所以较之于其他动物有文化,除了脑力差异之外,其次就是语言能力。语言,是使文化得以世代相传的最基本工具,是传播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基础,它是文化中被探讨最多,描述最完善的部分。

在本尼迪克特的理论中,文化是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观念和准则,是一个重要载体用来维系人们关系。在大数据的今天,人们会受到各种习俗和观念的影响,自出生每个个体就开始被所处环境的文化所影响,文化约束和塑造了他们的经验和行为。当拥有语言能力的时候,文化就已将人塑型。在本尼迪克特看来,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文化塑造了人的本质,因此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人的行为差异 [6]。比如说,人们发现的“狼孩”不仅没有人类特有的思维模式,而且保留了兽性的特征。其原因是“狼孩”离开了人类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断了其社会化的过程,大脑形成意识的关键时期出现混乱。其实,“狼孩”缺失的就是与同类之间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就是人类各种机能得以成型的核心。现如今,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威胁,但这不表明一种文化会被另一种文化吞没,而是会促进多元文化的出现,真正成为“和而不同”。在文化人类学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必然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文化,但应平等地对待这些文化。特别是在进行各种文化评价之前,首先要仔细了解该文化存在的背景,了解文化的理念,然后根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理念为我们打开了以一种公平、理性、客观的眼光去对待被研究者的文化这样的思路。

外语经常被看作成一种工具,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外语更是一种文化。有社会学家提到,“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角度来看,语言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 [7]。所以,世界上的每种语言都是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彰显出该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语言与文化这两者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因而,外语教学就是通过语言这一工具来了解他国的社会文化。

其实,不仅英语教育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其它语种的教育同样也可以。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掌握一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后,才了解到人类是由不同的文化群体构成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才使得全人类的文化宝库精彩纷呈。各民族文化虽发展速度不同,却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并无优劣之分。只有这样,才会消除种族偏见,平等地与世界各民族沟通交往,从而采取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对待外语教育。同时,更高层次更为有效的外语教育手段应该是在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之后,去从更广泛的范围和多重角度来深刻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

此外,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语言是一套语音与语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并且人类独有;是一种工具,人们借此来认识和描写世界;同时也是人们沟通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中介。语言具有交流、认知和存储等多种社会功能 [8]。通过语言的保存和传承,文化才能世代相传。将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既可拓宽语言研究的广度,也可加强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联系,帮助加深人类学研究的深度,从而更加繁荣相关的学术研究 [9]。

四、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今,随着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去研究外语教学,积极培养外语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不仅能掌握语言知识,更能了解和掌握外语文化知识,这样才能真正学好外语,在世界的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海龙、何勇,1992,《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M]。上海:学林出版社。

[2] 石奕龙,2015,《文化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3] 温红叶,2014,《文化模式》及其解读[J],《民族论坛》(2):22-25。

[4] 露丝·本尼迪克特,2009,《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M],王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张英姣、孙启军,2011,本尼迪克特的人生轨迹与学术思想[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4-67:。

[6] 张晓静,2015,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阐述[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3):187-188。

[7] 钱丹萍,1996,跨文化教育与外语教学[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70-75。

[8] 康天峰,1994,浅议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J],《上海科技翻译》(4):61-63。

[9] 王宏軍、安俭,2012,论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交叉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5):18-21+76。

作者简介:闫悦(1997—),女,汉族,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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