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博·卡鲁索：共情的力量

维罗妮卡·桑奇斯·本科莫

阿根廷摄影师加博·卡鲁索（Gabo Caruso）一直以来为边缘群体发声。

卡鲁索原名为玛莉亚·加布里埃拉·卡鲁索·卡西卡里斯（MariaGabrielaCarusoCatsicaris），是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摄影师。她将自己的实践视为连接拍摄对象和观看者的桥梁，从而让观看者更接近现实。她力图通过照片探索政治问题的界限。因此，她一直热衷于讲述跨性别者、难民、移民、LGBTIQ群体（LGBTIQ是女同性恋Lesbians、男同性恋Gays、双性恋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间性人Intersex与酷儿Queer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编者注）的真实故事。身份认同、性别、多样性、童年、家庭和平等也是她的影像创作中最关注的概念。

卡鲁索的作品曾在西班牙、阿根廷、德国和墨西哥展出。此外，她也是国家地理COVID-19记者应急基金（NationalGeographicCOVID-19EmergencyFundforJournalists）的获得者，目前居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对话加博·卡鲁索

纵观你的作品，能看出你对讲述现实故事有着强烈兴趣，简直就像是在为拍摄对象的生命发声。你对此有何看法？

卡魯索：是的，我感兴趣的是“触及真实”，但我的终极兴趣是通过这些现实来创造共情。我希望任何一个人在接近这些故事时都可以与自身建立联系。

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与拍摄对象相处足够的时间，建立诚实和信任的纽带。让自己被别人拍摄是需要很多奉献精神的。人们不会在没有任何信任的情况下放开自己。

在今天的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中，图像创造意义、塑造现实。如果我们总是在媒体上表现出LGBTIQ 群体是孤独的、贫穷的、悲伤的，我们就是在重申这种固化的刻板印象。相反，我对摄影感兴趣，是因为它试图改变，而不是再次伤害。而这种改变来自共情，来自质问，我很高兴能借作品提出问题，共情能够缩短人们之间的距离，让人们的思想发生转变。

和我们谈谈《科拉》（Coraje ）。你是怎样认识这个孩子的？

卡鲁索：《科拉》讲的是一个加泰罗尼亚跨性别小女孩的故事。这是一个长期纪实项目，我试图通过影像陪伴她成长。科拉出生时被认为是男性（生理上），然而在5 岁时她实现了性别的转变。她属于第一代跨性别女孩，她们从小就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成年的跨性别者有过像她现在所拥有的那种童年。

跨性别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只有在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下才是真正的存在。我相信童年时期也会出现这种疑惑：“我能成为一个有阴茎的女孩吗？”就像科拉有一天晚上问她的妈妈那样。这些都是突破性的问题。

我对科拉感兴趣是因为跨性别童年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成年、双性别、儿童权利。很多年前，我知道一个跨性别的阿根廷女孩的故事，她是第一个在身份证上改掉自己名字的人。我在这个主题上做了很多研究，这个故事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好几年，直到通过一家西班牙跨性别儿童家庭协会认识了科拉。当时，我想把三代跨性别女性（童年、成年和老年）做一个比较，以此讲述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因为这三代人的生活品质大不相同。然而，遇见科拉时，我意识到只是和她一起工作就足以显示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包容。

这是一种“邂逅的魔力”，科拉非常喜爱我和我的相机。所以，我和当时才7岁的科拉以及她的家人谈了谈，请他们回来看她。我意识到真正有趣的事是在她的成长中、在她充满生机的世界中陪伴她，而不是仅仅捕捉她生命中的一个瞬间。科拉会长大，她的身体会经历变化，青春期会到来，她会有她的初恋。今天，她梦想着做独角兽，明天她会梦想什么？我对她的人生旅程很感兴趣。因此，从2018年开始，我开始拍摄《科拉》。

在你看来，在这个长期项目中，你和科拉的是合作关系吗？

卡鲁索：是的，科拉现在参与所有的决定。但事实并非一开始就这样，而是随着关系日渐紧密而来的。

我相信必须让项目自己说话。有一天，我意识到科拉很想了解我的相机。我就把它给她，然后她开始拍照片。有时，她还想和我分享她实现性别转变之前的照片。对于暴露她的家庭隐私，我是非常小心的。然而，她和她的家人让我意识到，她的过去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没有什么可羞耻或可隐瞒的。讲述，然后倾听。我相信如果想要得到真实而丰满的纪实作品，与拍摄对象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相信拍摄对象是被动的，也不相信一个人能（通过携带相机）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如果我是在讲述她的生活，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所讲述的是能够被科拉认可的。当我和孩子们一起工作时，我意识到不要去扮演一个成人或家长的角色。我被问过很多次——是否担心科拉长大以后不再想和我一起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一切都是未知的，科拉是那个设定步伐的人。人生本身就是一段旅程，没有可以跟随的小道。这个项目会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她与我和我的相机分离。

你和科拉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但是，在疫情期间，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分离对你的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卡魯索：它变得异常艰难。在整个过程中，科拉每一次理发、牙齿脱落、交新朋友都很重要。2020年4月是她的毕业典礼，我非常激动。在拍摄过程中，有关运动和学校的画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是跨性别群体常被忽视的经历，也是科拉之前因为跨性别身份而遭受痛苦的经历。但是疫情使我们孤立了，那些照片永远都拍不到了。而且在这场疫情中，科拉遭受了很多痛苦（她的祖母死于新冠病毒），而我们无法拍到这些。

你在疫情期间开始创作《科拉的隔离》（La Cuarentenade Cora），进展如何？你会将之视作《 科拉》 的另一个章节吗？

卡鲁索：是的，它有着深刻的背景基础，我将之视作对她采访的一个章节。在科拉被隔离期间，我问她是否愿意自己拍照？因为我不能去看她。这些年来，科拉已经学会了如何拍照，并形成一种风格。当我提议她做自己的摄影师时，她接受了，于是我把宝丽来相机和胶卷寄给了她。我觉得我们设法从一个更迷人的角度、从她自己的角度来讲述她的隔离生活。我离开得越多，科拉出现得越多，故事就越丰富，因为一切由她自主把握，这对跨性别者来说非常重要。这个项目初衷就是展现她的故事，从而创造人们的一种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一种工具，而且我必须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疫情使科拉更深入这个项目，这才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