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话语范式、演进特征及当代启示

2021-01-21 09:44杨斌
理论导刊 2021年1期
关键词:中国道路

摘 要: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道路的理论旗帜与方向指南,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旨归。两者统一于中华民族解放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具有辩证的运行逻辑和内在的客观规律,其话语范式包括革命范式、建设范式、改革范式,并具有结合性、曲折性、斗争性特征。现阶段,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全方位领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中国道路;话语范式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1-0032-0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19MLD00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媒体时代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模式创新研究”(2018SJZDI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斌(1967-),男,江苏盐城人,江苏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用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理论问题;同样,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离不开探索中国道路的丰富实践,两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研究两者的历史逻辑、话语范式、演进特征及当代启示,对于确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规律、认知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自觉、引领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观点、看法和根本态度。中国道路是中国共產党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南,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历史阶段的实践,所探寻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繁荣、富强的正确途径、制度、原则。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演进关系包含纵向演绎关系和横向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道路的演进过程是相互一致、相辅相成的,道路探索——理论创新——新的道路探索——新的理论创新,其辩证关系与基本脉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和中国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存在历时性的演进关系又存在共时性的双向互动关系,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两者的契合点是双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要面向共同的时代主题、矛盾和主要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就是要夺取政权,求得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围绕如何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和中国道路的互动演进,促成了两者辩证关系的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书写了一曲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下探索中国道路取得辉煌成果的壮丽凯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统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采用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通过和平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对人的改造与对企业的改造相结合,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实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方针,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一个有5亿人口的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探索和总结出来的独特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观的创新性应用与应用性创新的产物。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遭遇挫折、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既有新的认识,也有错误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先例。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所以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简单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描述来进行。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其缺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了许多独创性成果,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些成果表明,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许多正确的意见和思想,制定了有关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很大一部分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1956年以后的这段时期里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党和国家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是主导方面。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主要方面。“左”的错误的持续发展并造成严重后果,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理解不深、把握不透,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各种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由于个人专断作风和主观主义的增长,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1958年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失误。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认识、坚持、运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和中国道路进入成熟和深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丰富实践和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的科学成果,它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知,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它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作出了新贡献。它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战略、全面从严治党、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说出了前人所没有说过的话,提出了一系列崭新思想,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新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话语范式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范式的本质是一种理论体系,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归结,是理论、原则和方法的总和。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我党针对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回答,在实践中开辟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道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及态度,也包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其基本内容涵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建设观、改革观、政党观、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即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国革命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建设观是指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改革观则是党在新时期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国改革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由此,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种话语范式:革命話语范式、建设话语范式、改革话语范式。

革命话语范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法的总和。革命话语范式阐释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演进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阶段性目标,不同的革命、建设、改革阶段,其探索的理论主旨相异。在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道路的认知是围绕革命来进行的,夺取政权是革命,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更是革命。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和探索中国道路的主题,进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新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演进过程中的理论运动与实践运动的两条线来看,都紧紧围绕革命的主题。正因为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演进的历史任务、主题、分歧、斗争的焦点都离不开革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段时期的话语范式概括为革命范式。

建设话语范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法的总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道路,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认识。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适合中国特点的工业化道路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等等。先后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阶段、工业化道路、经济改革、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这是这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一面。同样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也对中国的实际作出过错误的认识和判断,犯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三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等。这种实践中错误的认识和判断,最终造成理论上的偏差,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以继续革命永保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尝试用变革生产关系、进行阶级斗争、抓革命的方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无论从成绩来说还是从教训来看,总的来讲就是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理论上探索总结并在实践中检验已经获得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这段时期的经验一方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对中国实际尤其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正确认识,这两方面的认识构成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内容。因此,这段时期的话语范式我们把它称之为建设范式。

改革话语范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改革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思想的总和,阐释的是改革理论和改革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党在领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分析了中国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而正式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理论。如,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解决社会内在各种矛盾的基本手段。通过改革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实践。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管道路有多曲折、漫长,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是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所系,也是国际共运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在21世纪实现新胜利的希望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话语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主要表达方式。

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演进特征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和中国道路在其演进过程中显示出结合性、曲折性、斗争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是革命话语范式、建设话语范式和改革话语范式所共同拥有的生发基础和根本属性。

结合性特征是指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互动结合。结合是两者演进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没有两者的结合,就没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只有在两者的结合中才会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改革的道路。一方面,党通过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活动,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知;另一方面,又通过实践运动指导探索中国道路,进一步检验、丰富自身的理论。所以,两者的结合包括两方面运动的结合,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两者演进的一项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项实践成果是中国道路。这两项成果并列并存具有共时性,两者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和基本要求。两种运动包括两大要素和两个环节,两大要素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两个环节,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中运用的环节,二是中国实际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的环节。两大因素通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演化为理论和实践的两大运动,两大运动分别通过两大环节衍生出中國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这是一个辩证互动、无限演绎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运动和中国道路的实践运动过程中,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主体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抽象,都直接影响两者运动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因此,主体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的运动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对实践经验的抽象都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规律,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唯有这样,才能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适合中国特点的中国道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主体自身内在因素以及客观外在条件的影响,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对象性认知活动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历史演进呈现曲折发展的运动轨迹和辩证图景,其实质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曲折性特征是指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互动演进并非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而是会遭受一系列的曲折和失败,其演进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演进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些失败、倒退,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偏离,而恰恰是事物曲折发展的规律性的体现。曲折性主要表现为:其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应该是资产阶级,因此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主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以致在敌人叛变革命的血腥屠杀面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从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二,王明的教条主义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并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发展到顶点。他在组织路线上,执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在战争问题上,反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其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急于求成。1959年,在全党错误地发动“反右倾”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从1959年到1961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是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历史证明,在已经摧毁了旧制度、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动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能使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斗争性特征是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在斗争中认知、检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确立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要在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实践中,检验、认识和辨明马克思主义的本根、真意以及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斗争性主要表现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如何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斗争中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关于在理论维度上如何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维度上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实事求是是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能否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关系到能否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同时也关系到能否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检验、丰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与教条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列宁曾经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1]。

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道路的相互演绎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必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伟力和真理光辉,给予我们深刻启示。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道路自信

道路自信是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实践逻辑和必然结果。新时代开端于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坚持道路自信,抓住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国情党情,准确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交互结合中,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赋予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许多新的内容,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加强民生建设。把群众路线贯穿于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重要抓手,解决好“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多谋人民利益,使全社会幼儿得到抚育、学生得到教育、劳动得到报酬、病者得到医治、老人得到赡养、居者得到住所、弱者得到扶持,不断强化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平安中国;要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大决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社会行为,引导人民追求诚信与真美善;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全面落实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和制度,积极开展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努力实现强军目标;要促进国家统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实施“新两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进行了调整。在战略目标上,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目标内涵上,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扩展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在实现目标的时间上,把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发展目标提前15年完成;在战略步骤上,重新规划了新“两步走”发展战略。

(二)坚持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思想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比一切有形的发展成就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成就,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新事业中,开辟了新的道路、创造了新的理论,这个新事业、新道路、新理论,我们党赋予它一个响亮而闪光的名字,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真理性价值,而且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科学内容,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实现其奋斗目标的强大思想武器和实践指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一是发挥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真理性价值。习近平认为:“我们要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研读原著,从根本上了解和信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从根本上認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及其基本理论与创新理论的相互关系,做到在继承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3]要用科学的方法论解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变化,揭示其客观演进的规律,并自觉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恩格斯强调:“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4]258二是发挥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方法论价值。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688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批判方法。这一方法来自科学马克思主义观辩证认识事物的方法,即在对事物认识过程中持辩证否定的态度,主张在事物运动变化的否定过程中把握事物的本质。据此,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272,订正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252。 三是发挥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性价值。当然,必须清醒地看到,近些年来一些人不顾我国的基本国情,无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就,鼓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认清这些错误思想的毒害性,决不能让其影响和干扰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进一步强化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把管党治党建党放在工作首位,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6]这是我们的总任务,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担当。其次,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坚持讲政治,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化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方针、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等方面建设,保障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再次,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习近平反复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7]要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民风社风向善向上。最后,要强化制度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同时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7.

[2]王幸生,林海.旗帜就是方向——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

[3]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N].学习时报,2009-05-1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7]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48.

【责任编辑:张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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