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视域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摘  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与使用，既是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民族构建的必然结果。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特征，流动性的提升不仅推动了工业经济的标准化发展，为通用语或共同语的出现、使用和普及提供了现实条件，也为人们通过统一的语言文字“想象”国家民族与构建身份认同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语言发展的网络经济效应决定了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推动各民族成员实现社会流动、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语言的功能拓展性与跨文化交际为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而反哺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进一步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蕴含的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增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安全的内在价值。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政策;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H10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1-0016-0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对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语言秩序问题能否得到合理解决直接关涉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从世界各国的典型案例来看，由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语言边界与领土边界往往存在错位现象，受到某些历史文化因素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群体的重要特征总是容易被形塑为“权利斗争”的工具，甚至在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之下诱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全球化时代流动性的持续提升，既为语言文字发挥政治统合作用创造了客观条件，也对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语言秩序带来了现实挑战。

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精准脱贫[4-5]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路径与方式[6-8]。可见，学界已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意义。但从整体来看，相关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特别是需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以动态性视角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民族国家整合与国家民族构建的作用展开系统性研究。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不断提升，不同区域之间人员、商品、信息、资源、技术等大规模的交流或交换，当代中国展现出“流动中国”的景象。在这一背景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兼备工具性、思维性与符号性特征的表意系统，是不同文化群体进行深入而广泛交流的基础性工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与使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实现社会流动以及全面参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结合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从流动视角考察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秩序的形成及其对国家民族构建的特殊作用，并对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使用问题展开讨论。

一、流动性与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秩序的形成

流动性的持续提升是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特征。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化被视为由于人类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而使人类得以控制其环境，各种传统制度适应知识增长而发生的各种功能性变化，社会各单元需要对这一新环境和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适应[9]。例如，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只有极小部分的个体能够读书识字，而不同个体之间通常以血缘和亲族网络为基础进行聚合并构成社会单元。但伴随着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工业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一支具有流动性且能够进行读写和计算的劳动大军，这样的劳动大军需要参加有关语义的工作并作无关语境的交流[10]。现代社会的有序运作以非传统化的个体及其流动为基础，个体也被整合进“工业机器”之中，语言文字由此成为“粉末状社会”新的凝合剂。

在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整合密切相关。首先，印刷语言为原本难以或根本无法实现交流的个体创造出互动和交谈的场域，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等“中介”，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和理解。其次，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的阅读空间中形成有关民族共同体想象的胚胎。再次，“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与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即语言地位之间的分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密切关联，赋予了某些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11]。语言文字不仅同时在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中为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交流与互动创造了客观条件，也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挥重构经济社会秩序的功能。

如果没有某种语言秩序的形成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识字率的提升，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就无法实现构建与整合。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包含无数单位的行政机器，各行政单位之间的协调运作首先需要以标准化的文本为依托，个体不断进入国家政治經济体系以及实现社会流动需要以标准化的语言为工具。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选择某一种优势语言作为共同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是迟早的事情[12]。现代民族国家的内部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致性的表达与书写而实现的。共同的语言文字除了有助于国家管理各类行政事务和数量庞大的人民，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任何政府都会通过公立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投入强化某种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所有公民都有机会获得实现社会流动和进入标准化工业经济体系的基础能力。

语言文字是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实现整合的基础。吉登斯认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国家成了一个行政和领土有序化的统一体，这在以前还未曾出现过。这个统一体不可能纯粹是行政性的，因为它所包含的协调活动预设了文化同质性的因素。通讯的扩大不可能离开‘观念上对整个共同体的把握，这个共同体是能知能识的公民总体。共享通用的语言和通用的象征历史性是达致‘观念共同体的最彻底的方法。”[13]事实上，也只有当民族国家的领土空间，即物理边界与某个语言共同体紧密重合在一起，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与行政效率才会获得大幅提升。或者说，鉴于现代民族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袤的领土空间，现实条件不可能为所有民族共同体成员创造彼此能够直接交流互动的机会，民族共同体成员对彼此的认同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就变为一种想象的产物，而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些相似性的信念。如同构想共同体本身一样，人们也在构想统一的语言秩序。大多数语言使用者之间不会发生直接的语言交流，但为了能够充分参与各类国家事务与公共活动，以及受到通用语或共同语在现实中的使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的影响，人们总是期待彼此语言行动的一致[14]。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不要求所有成员在社会行动上完全相同，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或观念共同体，应当使自身具备某种团结纽带。人们凭借这种纽带就能够在公共事务中达成联合行动的条件，而共同的语言文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概念凸显了统一的语言秩序在现代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在绝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包括在大多数城市中，地域色彩浓烈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所，它在空间上的低度延伸支撑着时间上的高度凝固。但是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以及普遍意识到的其他生活方式）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15]时空延伸水平的提升使得非地域性的再嵌入成为可能，也使得各类社会行动可以从地域化的情境中被“提取”出来，并穿越广袤的时空距离重组多元化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场域”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行动所影响并据此建构而成，共同的语言文字为现代民族国家灌输爱国主义及同质性文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语言秩序与国家民族的构建

一般来说，一种语言成为事实上的国语、官方语言、国家通用语或共同语，都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伴随着其使用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人口众多，生产技术较为先进，而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为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团结发展格局创造了天然的条件。一方面，这一现实情况决定了各民族成员只有相互依托、相互帮助，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汉族聚居的沿海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經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汉族社会的现代文化因子对各少数民族具有一种天然的、强大的吸引力[16]579。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在1949年之后，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逐渐拥有国家标准语的合法地位[17]。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已经形成互补关系——少数民族语言从汉语中吸收所需词汇，汉语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吸收一些词汇来补充自己的不足。“普通话”本身体现出较强的建构性特征，将后来的国家通用语理解为“汉语”或“汉语普通话”是不准确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哪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它是伴随中华民族共同体成长、中国国家形成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言文字。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

中国国家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发展中存在交叉同构关系[18]。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是交互作用的过程，即国家构建本身隐喻并推动着国族构建的内容，而国族构建又巩固了国家构建并推动着国家的发展[19]。因此，某种语言秩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往往也是一个语言逐渐成为构建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内核而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的过程。例如，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兴起就已体现出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民族构建的努力。1926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指出，“国语运动”的方针为“两纲四目”。“何谓两纲？一曰国语统一，二曰国语普及。何谓四目？因为国语统一含有两种意义：一曰统一，二曰不统一。国语普及也含有两种意义：一曰普及;二曰不普及。但‘国语统一者，为的是全民族精神的团结，而‘不统一者，为的是各地方特性的利导;‘国语普及者，为的是全民众文化的发展，而‘不普及者，为的是各专家创造之增进。”[20]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用语言文字工具将整个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上团结并武装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语言观念之一[21]。虽然日本侵略者通过战争在这一时期给予中国的语文运动重创，但以“两纲四目”为核心的“国语运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通过创造语言秩序推动民族国家构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比如，日本语言秩序的统一为其国家民族的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国家民族构建的重要阶段。当时，铁路通过连接农业劳动力储备地与城市工业地区，以及模糊城市与其周边的界限，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随着铁路把越来越多的地方与大城市连接起来，东京逐渐成为决定日本全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节奏的地方[22]。然而，由于当时日本不同区域的书面语差异很大，口头语也存在很多方言变异，这给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与劳动力流动带来了巨大的障碍，随之几种语言文字改革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广泛讨论。日本文部省于1903年批准了第一批“现代标准日本语”教科书。此后，日本致力于语言的标准化建设。1934年，日本“国语审议会”规定：标准语以受过教育的东京居民的口语为准，一系列的标准语活动都需要通过教育系统广泛开展[23]。

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秩序的形成为国家民族的构建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国家民族在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自身，对民族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塑造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属性，同时对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发挥了塑造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国族机制的支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都是不可想象的[24]。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共同语或通用语的出现以及相关语言秩序的形成，为国家民族叙事的连续性创造了客观条件。若缺少这种连续性，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机制无从建立。对于具有“大传统”或某一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共同语或通用语不仅是国内各民族语言中文化积累最为丰富的语言，同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与自下而上的语言实践往往是一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各民族成员交际的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14]。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少数民族成员社会流动

在现代社会中，交通运输的发展首先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流动空间，为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通、资源交换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范围不断扩大、流动频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标准化已经成为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文字本身也已经变成一种标准化的事物。语言文字是一种网络，为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沟通、联系与互动提供渠道。一种语言使用越多，语言网络系统用户就越多，个体用户的受益就越大[25]。在社会流动性不断提升的作用下，语言由此成为一种高度集体化的媒介。在现代民族国家庞大的公立教育和义务教育系统的支持下，所有个体都可以获得学习某种使用价值较高的语言的机会，而这进一步提升了这种语言的使用价值，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和使用这种语言。

在任何一个国家，习得某种通用语言都是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和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条件。1949年后，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在自己使用的语言中不同程度地缺少反映新思想和新概念的术语，因此必须从汉语里吸收大量的新词汇来补充自己的词汇[26]，进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语言兼用或语言转用现象。特别是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各民族成员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为彼此關联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创造了共同的交际空间，也日益成为现代知识体系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创新与科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民族成员在行政管理、商贸金融、教育医疗、工程技术、军事安全、艺术文化等各个职业领域取得成功，也需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工具进行学习。从语言选择角度看，人们要坚持一种面向未来发展趋势的眼光，客观认知哪一种语言（学校教学语言）的出版物提供的信息能够最好地帮助这个民族在科学、技术、人文等各个学科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27]。

如果简单地认为，让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所有语言都获得同等的使用功能和地位，或是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和学习，就能保证不同语言之间的绝对公平，那么其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甚至会进一步扩大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经济社会分层。只有当各种语言在某个社会环境中完成特定、明确的功能分化，不同语言之间才能真正形成共生的关系。正如苏·赖特所指出的：“制定标准语，允许在某些情况使用它可以淡化阶级分化，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流动。”[28]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机械地、刻意地维系语言差异，或是没有为所有民族成员提供通用语或共同语的学习机会，那么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部分民族成员实现社会流动的目标。这会影响民族整体的发展与进步。

语言的生命在于使用，语言只有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使用功能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语言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这个环境是由具体的人、行动以及事物所构成的。任何脱离人类社会活动的、孤立存在的语言，很难称为真正的语言。或者说，没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很难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个体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将掌握某种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本身又能够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本，促进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那么在各类社会情境特别是教育系统中掌握强势文化资本的个人，更容易获得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渠道。布迪厄在论述教育问题时指出，教学机制偏向于规范的语言表达者[29]。

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

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亨廷顿认为：“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30]一方面，自秦汉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各民族成员的跨区域流动与交流交往的加深，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早已形成互补与融合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流动速度的提升持续创造出“时空压缩”的效应。然而，这不代表空间本身正在失去意义。流动速度的提升与流动范围的扩大，使得竞争变得愈发激烈，资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地方优势，为了更好地参与竞争，空间障碍的缩小迫使资本更大限度地利用哪怕是最小的空间差别[31]。在不同民族之间，其所拥有的文化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变得非常有“意义”。而语言作为文化表现的重要工具，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一个不同文化群体接触日益频繁的时代，无论从语言的功能意义还是从象征意义上看，人们在与其他民族相互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反而越来越不可能终止其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32]。例如，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单语制国家，具有强烈的单语语言意识形态和严格的语言使用管理措施。法国目前与语言有关的政府机构以及负责维持法语地位的委员会就多达十几个。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斯克语、布列塔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科西加语等地区语言在法国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法国的法语单语制也始终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语言竞争压力[33]。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这种语言发展的二元化机制本身就维系着人们对本族语的认同。国内外相关事实证明，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使用不会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产生剧烈的冲击，反而有积极意义。

另外，语言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于语言总是被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部分人看来，语言不仅是民族文化表达和表征的工具，其对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还在于本族语往往比其他语言更加适宜表达这一语言群体所属的文化。但是，这一朴素认知的逻辑至少无法回应和解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充分发展了的交流工具，都正在或曾经为特定群体的生产生活提供支撑，因此不存在任何一种语言比其他语言更好，任何一种语言也都不可能适用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使用[34]。人类社会的交流和发展趋势决定了语言的本质是一个功能概念，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表意需求，即具备功能拓展的特性。第二，虽然一种语言和一定的文化相互联系，但是这不意味着一种文化不能通过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达，也不意味着一种语言不能传递另一种文化[35]。否则，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就不可能如同当前这样进行广泛而密切的交流，跨文化交际更不可能成为普遍事实。

基于上述逻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使用不仅是民族共同体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石，也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民族共同体文化具有世界共通性和全国统一性。共通性使人们可以客观地比较和评估各国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统一性则是建立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内市场的历史要求使然[16]212。这两者在全球宏观层面为民族共同体文化提供比较尺度的基础之上，也为各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了更大的发展与传播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利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沟通交流，有利于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又会促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以及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进一步说，不断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使用，有利于给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费孝通指出：“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里的话，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自己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36]很多研究表明，無论是全球化、现代化还是大众化，都不完全是同质化或一元化的趋势，而是一个多元互动、取长补短的发展过程。少数民族成员主动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积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此为工具全面了解和掌握前沿知识系统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有利于为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五、结  语

《礼记·中庸》写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的规模自然有限，各个层面的“同”与今日更是无法相提并论。但将“车同轨”和“书同文”视为文明进步的条件，表现出了一种卓越的历史眼光。中国的历史不全是统一的历史，受到民族、地域、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存在长期分裂的状况。但在此后国家形成发展中，伴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语言文字的融合，立国基础往往都比历史上的统一国家更为坚固，整合程度更为深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可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使用，既是民族国家整合的路径，也是国家民族构建的结果。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是推动各民族成员社会流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维护民族团结、提升国家凝聚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这一认识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识。未来应不断优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继续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营造少数民族成员积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环境。要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教育全面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也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继续鼓励生活、工作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积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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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