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叙事流变

孙 哲

一、类型概念及其国内外现状

在一部优秀的电影的结尾，观影者总在感叹电影本身精彩的同时，往往会被黑屏上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二次震撼。在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体系中，由新闻事件和人物获取灵感改编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可以说是一个极度重要的类型。

从宏观来看，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大多先以新闻报道，网络媒体传播，以及真实案件的形式或被大众所知晓，创作者在选取适当的角度对事件加以还原，改编和讲述，因此触碰社会的某些黑暗或弊端，以其还原真实的力量给受众心灵的震撼。不仅如此，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有着优良的市场前景，这是不少艺术电影所不具有的，且近年来该类型电影频频斩获各类国际电影奖项，真正做到“既卖好又卖座”。“……新闻电影并非简单的‘新闻+电影’，区别于新闻纪录片，应当是‘新闻事件’与‘艺术改编创作’的结合，是一种对新闻事件的二度创作”[1]。针对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其跨越媒介的讲述，形式虚构但内容纪实的类型研究，不仅可以为我国现当代电影创作提供方向并起到促进作用，更加为新闻媒介的商品化提供了可能。

自电影诞生伊始，对电影执有现实主义态度的卢米埃尔兄弟，就拍出了《代表登录》并奠定了它们“新闻片”的先驱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传媒业和影视业都在高速发展，近几年在国际电影舞台，此类电影的光芒愈发闪耀。《聚焦》改编自《波士顿环球报》的神职人员猥亵童男的事件，并获得2016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好莱坞工厂所生产的《萨利机长》《127小时》，《拆弹部队》等大量近年来的优秀影片让真实案件改编影片更加大放异彩，2018奥斯卡电影之夜，《三块广告牌》虽然未斩获终极大奖，但也已是许多影迷心目中的无冕之王。瑞士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早在2004年就建立了名为“新闻前线”的单元，是年播放了91部与真实事件相关的影片。法国电影《以女儿之名》被称为法国版“江歌案”。

涉及真实事件改编电影，韩国电影很难不被提及，韩影很早便具有创作现实题材方面电影的优秀历史传统。特别是从2003年以后，三十余部取材于真实案件的作品获得了颇为巨大的国际影响。这些真实案件改编作品挖掘人性之深，鞭挞社会之犀利，都成为韩国电影独树一帜的电影现象，这些电影不仅票房获得了巨大成功，被本土影迷积极回应，所获得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响应也是不可估量。韩国著名的三大历史悬案先后被搬上荧幕（《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孩子们》）；2011年的《熔炉》改编自光州聋哑学校的性暴力事件，并发酵了“熔炉效应”，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早在1921年，我国第一部故事长片电影《阎瑞生》就实现了电影和新闻的结合，该片改编自1920年北洋时期轰动上海的凶杀案社会新闻，该新闻也是后来2014年电影《一步之遥》剧本原型。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电影多专注于现实主义表现风格，“载道”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占到很大部分，因此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并没有太大的发挥发展的空间。[2]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社会转型，包括电影在内的各个行业高速发展，“特别是第六代导演以及新生代导演的出现迎来了中国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突围，不同于文学作品改编，他们更关注社会底层和事件的客观”[3]。从90年代以后到21世纪的伊始，大量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在我国电影市场涌现，《可可西里》《落叶归根》《盲山》《马背上的法庭》《天水围的夜与雾》等都使得观众直面现实生活的巨大张力与真实。近几年，更是出现了《解救吾先生》《亲爱的》《失孤》《踏血寻梅》《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等大量优秀的真实事件改编作品。

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叙事流变

美国学者布斯认为：作者-叙述者-角色-受众，四者是一种修辞关系，作者通过某些技术和手段对修辞进行选择，从而来构成这四者的特殊关系，进而表达某种特殊效果。新闻报道和电影都是通过塑造这种关系来表达各自的立场，随着叙事立场的改变受众对此事件会有不同的理解。叙事内容，叙事视点和叙事焦点便是体现从真实事件本身到电影化事件之间流变的几个表现方式。

（一）叙事内容

在真实事件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出于对故事内容进行一定扩张，往往都需要增加适量信息。因为一般来讲新闻故事的内容都要小于电影的篇幅所表达信息。这些增加的信息中包含有：增加适量的情节和细节，增加故事人物和对白。如在影片《踏血寻梅》中，郭富城饰演的警察臧sir便是一个新闻案件中不会提及的警察角色，创作者增加了这个角色并设计大量对白来借这个角色传达自己的声音和想法；增加结尾，许多真实故事并没有结尾，如人称“贵州四大名捕”的追逃干警队伍报道，但在经过电影《西风烈》的改编后，逃犯被就地正法，干警一死三伤，使得故事具有完整性。

除了增加适量信息，从真实案件到电影也会合理删减内容。创作者会把自己想要主要呈现给观众的摘出，表达自己所主要想表达的内核，因此使得内容不过于冗长，让受众分清事件主次。在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中，创作者把多名记者的调查过程和结果，融合在一个主要角色的身上，从而来压缩冗余的角色，使得主角记者成为事件调查者的缩影。

除上文所提到的增加和删减方面，叙事变迁中很重要的便是对于内容的改编。而在故事结构角度来说，“倒金字塔”结构是新闻叙事最常用的，而电影的叙事结构则要多变丰富，因此改编故事的呈现结构也成为叙事内容变迁的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还有叙事结构方面的调整，新闻往往呈“块状”的叙事结构，图片，题目，导语，主体等组成分明，结构彼此独立，但内容和意义上层层递进。而电影的叙事结构趋于“线性”，不论是从情节性还是它的冲突推进方面来说。

（二）叙事视点

叙事视点即为电影创作人员在作品中呈现出的看事件的角度。其目标就是要引导观众沿着创作者所期望的关注角度来观看故事。在早期的电影时代，并不存在有意识安排的视点，但随着情节电影的发展，传统的被桎梏的摄像机视点似乎被释放出来，转为了或主观的或客观的，或居中人的，或上帝的各种被有意识安排的视点。

全知视点，也是我们常说的上帝视角（零度焦点叙事），可以是明确的叙事人，也可以不存在这个叙事人。这种存在表面是客观理性和旁观的，实际上传达的是隐藏在故事背后主创人员的主观思想。

限知视角也被称为内焦点叙事。从影片中某个或某几个角色的视角出发讲述，他们知道的，只是从影片设定他们的可知范围内知道的事情，电影的进程或许会随着他们的可知范围慢慢扩大而不断地推进。看似是角色的主观视角其实也是经过影片创作者的选择而呈现给受众的他们想要给受众看的内容。

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纯客观视角也被叫作外焦点叙事。有点类似于全知视角，多被用于新闻的叙事中。

在具体的真实案件改编电影中，少有泾渭分明的单纯使用哪种视角来单一的讲述故事。创作者往往采用复合视角、多视角进行讲述，通过各种视角的来回切换来使得情节得以发展[4]。

（三）叙事焦点

单就焦点来说，新闻和电影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聚焦的点不同，呈现方式不同，它们考虑的核心问题都是“给观众看什么部分”。不论以什么样的叙事手法，叙事节奏，叙事视角来讲述，大部分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还是聚焦于事件发生的过程或事件本身，但故事讲述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如《踏血寻梅》的反高潮的戏剧处理，“在已经形成了观众认知聚焦的先决条件之下, 却非常勇敢地选择尝试淡化悬念感, 消解观众的期待与焦虑, 导演似乎更愿意去呈现琐碎的真实的生活细节, 从而带领观众体验此情此景下当事双方的心理状态, 并从合理的思维逻辑角度去试图理解社会悲剧发生的原因”[5]。导演创作了臧sir这一角色穿针引线，通过他调查的过程使得整部影片呈现一种“复调”式叙事，但臧sir却又不是唯一叙事角度，创作者编造一张巨大的叙事网，使得叙事人多样，叙事视角多样，聚焦于看似与案件并无关联的当事人的一些生活琐事和细节，但却暗下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试图挖掘发生案件的真正原因。区别于传统案件改编电影探寻“怎么发生”，《踏血寻梅》更注重于探寻“为什么发生”，给受众展现了社会悲剧发生的“蝴蝶效应”图谱，而这种“立体化”的讲述方式，在效果上更能给受众以回味和思考的空间，从而引起集体性的社会反思。

三、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叙事的价值

深刻的社会影响，民众的反思，问题的解决是新闻以及真实案件改编电影的最后目的。“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字样出现在电影结束时，即是该电影叙事获得最大成果的时候，以此来组织和引导大众参与讨论，形成舆论导向，进而试图推进社会的进步和革新。

（一）社会价值的体现

首先是扩大传播的范围和深度，2011年韩国电影《熔炉》上映之前，光州聋哑学校的老师对于学生的性侵害，其残忍行为并没有被大众所全面深刻的了解，人们对于过于平面的新闻描述似乎较为麻木，传播范围也较小。甚至在案发后，许多嫌疑人通过极其卑劣的手段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国民舆论被重新激起，不论是传播的范围还是深度都得以扩大和加深，事件强烈的撼动了韩国社会，此案也被重新审理，嫌疑人和犯罪者都被重新给予了重判，一年后，著名的“熔炉法案”被通过，这充分显示出优秀的改编电影叙事通过提高事件的关注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和深度，从而体现出巨大的社会价值。此外明星效应的叙事参与也提高了事件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度[6]。改编自著名演员吴若甫被绑架事件的《解救吾先生》，不仅从新闻本身体现了这种效应，也从参演的全明星阵容获得了这种效果。

然后是激发了民众反思社会道德和制度，某些作品通过对真实案件的改编，对事实实现二度创作，通过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来体现其反思性。如电影《盲山》，该片改编自拐卖女大学生进山当农户媳妇的社会新闻。朴实纪实的拍摄手法使得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封闭的环境和村民的粗鄙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受众通过某些现实被揭露而反思当下的一些社会现状。一些影片一定程度推进了社会的制度完善，就电影《可可西里》来说，影片由《谁来保护可可西里》的新闻改编而来，通过影片“再新闻”的手段使得事件得以持续得到关注，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的偷猎问题，濒临灭绝珍稀动物保护问题，一直被新闻报道，但是单纯的新闻输出并没有得到实质制度推进。但是在2004年电影与观众见面之后，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着力保护藏羚羊并先后建立了四个保护区，在立法方面也有所关注和推进，使得藏羚羊的数量有实质上的回升。此外又如，总理李克强就影片《我不是药神》作出的批示：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价不降！总理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二）艺术价值的表达

叙事本身的多样性就是对于电影艺术多样性的一种补充，随着讲述的方式方法丰富，电影人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来多维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人性，观察人类文明。不论是蒙太奇艺术，还是巴赞的长镜头美学，电影人在现实和虚构中寻找一个平衡，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世界，从而影响受众。电影人因此形成了某种风格，在艺术的宇宙中大放异彩，为艺术的天空中填充着属于自己的星辰。从更大的人类文明角度来讲，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也是对社会文化的一种补充，新闻的单一手段并非面面俱到，而电影正是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探寻着一种记录人类发展进程中发生事件的一种方式。

四、结语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以一种镜头的方式一定程度的还原了现实，给了受众更多面对现实的思考。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叙事，随着叙事方式的不同：不论是叙事语言，叙事时间，叙事空间还是叙事节奏的转换；叙事立场的流变：叙事内容，叙事视点以及叙事焦点的变化，产生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此类影片作为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类型，如果电影人能以真诚和冷静，又细心的态度来对待和挖掘探索，定能让我国的电影进程更上一个台阶，发挥出巨大的市场性和艺术性方面的潜力，让我们看到未来我国电影走向的一条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