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学的康巴学
——康巴学的谱系之四

喻 中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20世纪初期，传教士的康巴学逐渐走向成熟；20世纪20年代末，经世者的康巴学开始崛起；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的康巴学开始浮现。这几种不同范式、不同旨趣的康巴学，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20世纪中叶以后，与康巴学有关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康巴学的研究范式、学术旨趣也随之发生嬗变。简而言之，自20世纪中期，特别是20世纪晚期以来，康巴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历史学取向的康巴学逐渐兴起。

历史学取向的康巴学研究，主要体现为康巴史学研究。随着康区历史逐渐成为康巴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在相当程度上，康巴学也呈现出康巴史学的趋势。当然，在康巴学的演进过程中，关于康区历史的研究，一直都是一个重心：活跃于康区的传教士关注康区史，关注西康建省的经世者关注康区史，走进康区的人类学家也关注康区史。从更加普遍的立场上看，历史乃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资源，任何范式的康巴学研究，都不可能完全避开康区的历史。否则，你既不可能理解康区的现在，更无以预测康区的未来。但是，重视康区的历史是一回事，立足于历史学的旨趣去从事康巴学研究，又是另一回事。毕竟，后者可以成就康巴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即历史学的康巴学。

一、历史学的康巴学的兴起

作为一种与人类学的康巴学相并列的，具有相对独立的范式意义的历史学的康巴学，是相对晚近才出现的一种“康巴学现象”或“康巴学趋势”。正如石硕、邹立波所指出的，“尽管现代康藏史研究起步较晚，却一直在藏学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康藏史研究日趋成为藏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国外，“康藏史研究逐渐受重视，自2000年第九届至2010年第十二届国际藏学会，均专门开设康藏研究专题组，并先后汇集出版《康巴历史：民族、地方和权威的视野》(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东部藏区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Tibet)等康藏史方面的论文集，集中展示最新的康区研究成果，其所收论文多偏重于康藏近代史的研究，并以注重微观个案研究为特点。”[1]这样的学术趋势表明，康区史研究不仅成了康巴学的热点，而且还逐渐成了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这样的学术趋势中，瑞典隆德大学教授罗杰尔·格来特里斯(Roger Greatrex，也称王罗杰)的《明代嘉绒地区苯教的朝贡使团》一文，就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注重微观个案研究”之特点。格来特里斯在此文的开篇，就表达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他说：“据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社会历史调查材料记载，早在清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武力征服嘉绒地区之前，整个嘉绒地区是一个信奉苯教的中心地区。”但是，在18世纪以前，嘉绒地区的苯教信仰情况到底如何?相关的研究微乎其微。“在藏文史料中，关于这一地区的情况也仅有一些零星、分散的记载。但根据明代官方的汉文史料记载表明从15世纪早期直至17世纪中期，嘉绒地区土司、头人，他们主要是以高僧身份，参与朝贡使团，向中央朝廷贡献土特产品同时接受朝廷赏赐的丝绸、茶叶、彩币等物品。所谓明代官方记录，主要是指《明实录》。”[2]87这就是说，这篇文章的核心旨趣在于：弄清楚明代嘉绒地区的苯教信仰情况。要弄清这个问题，作者主要依靠《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见于《明实录》中的相关信息，主要是一些苯教寺院的首领世系。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嘉绒地区的寺院首领及其世系，属于典型的细枝末节。然而，恰好是这样的细节，既“可为我们了解苯教历史情况提供有益的帮助”[2]95，也可反映出历史学的旨趣。历史学的旨趣到底是什么，以及历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的根本问题，恐怕得由历史哲学来回答。不过，罗志田的一个看法颇有参考价值，他说：“我的基本看法有两点：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3]参考罗志田的这个看法，关于明代嘉绒地区朝贡使团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的研究，恰好可以反映出历史学的康巴学研究之旨趣。

石硕、邹立波所见的康巴史(或康藏史)研究成为热点，主要是立足于专业的藏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之外，史学领域还有一个“新清史”的研究主题，也与康巴学的研究紧密相关。正如王秀玉所见，“近年来新清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集中在如何把边缘地区国家化与内地体制自身演变的过程结合起来。一方面，边疆史研究展示了不少以往被传统政策话语掩盖的现象，如控制模式多元化和边区军事化等。但在边疆时空情境下产生的现象与中心治理框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却仍缺乏研究。其中一个重点在于清朝治理边疆的过程中，边疆战略、地方政权和民族关系对于中央王朝的政治取向、民族主义的形成和边疆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鉴于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康区历史集中了清廷、四川省和拉萨各级政权之间的诸多政治军事上的联系，此一研究为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案例。”[4]这就是说，在“新清史研究”的视野中，因为“康巴历史”同时牵扯着清廷、四川省与拉萨，因而在“新清史研究”领域，康区历史研究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一个接近于枢纽的地位。

在这里，不妨就以王秀玉关于“清末川康战事”的研究为例，来体会“新清史研究”视野下的“康区史研究”。在一篇题为《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的文章中，王秀玉认为，研究清政府在康区的拓展，不应单纯侧重于理藩院或军机处等宫廷机构的策划上，还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以四川省为主体的区域层面上的势力竞争过程；如果忽略了区域政治这一中间环节，在分析清王朝边疆政策内在机制上就会产生偏差。因此，康区与四川省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使得康区研究对于分析整体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的演变都具有启发性(1)关于四川与康区的关系，郑少雄有一个解释，值得参考，他说：“从清初到民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四川都可以表达为：四川=(四川：康区)。”“在这个表达式里，第一个‘四川’包括汉人区域与川边康区整体，第二个‘四川’则仅指代汉人聚居区”，在不同的场合，四川“可以指代双层意思，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是不言自明的。”详见，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24-225.。这就是说，康区研究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与演变历程。清末的四川省与康区都置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康区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文化、信仰、利益方面的冲突，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以“川康战事”体现出来的这种冲突，从一个更大的视野中看，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种磨合过程，各方之间的冲突、博弈、妥协，最后都可归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

文章标题中的“川康战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隐喻，它表达了清廷与康区交往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方式。正如作者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所说：“在19和20世纪之交，康区的几次战役——巴塘之役、桑披寺之役、腊翁寺之战改变了清朝对该地区的控制模式。以前，只要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官员们一般认为边境地区就是‘静谧’的。当地土司接受册封并上交象征性的税收和劳务，但行使实际控制权。通过战争，四川新军和一些旧的防护营驱逐了土司和寺院势力，对边区的控制开始更多通过军事实力而不是仪式交换来实现。这个转换过程涉及双方数年的军事行动，直至与康区最强大的寺庙间大规模的战斗。战争准备和冲突对于边境力量的均衡至关重要。战事的最后结果是四川省取得了通过军事控制来对康区进行政治变革的可能。”[4]

王秀玉关于“川康战事”的研究，不仅呈现出石硕、邹立波所说的“微观个案研究”的特点，同时也以充分运用罗志田所说的历史“碎片”见长。然而，把诸多的历史“碎片”拼接起来，我们却可以看到一幅整体性、全局性的历史画卷：在清朝末期，清廷与康区的交往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主要体现为格来特里斯描绘的朝贡关系：康区的土司或寺院首领定期向清王朝呈上象征性的贡品，以表达服从或归顺之意，同时，也换取清王朝对土司或寺院首领在康区统治地位的确认。这是一种通过仪式的控制，主要停留在仪式层面。这种政治控制及其仪式，主要是“天下体系”的产物。这样的“天下体系”作为一种文明秩序的概括，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超稳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然而，“川康战事”却可以视为“仪式性控制”或“控制仪式”的终结。1905年4月5日，清王朝派出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康区的巴塘被杀，堪称“仪式性控制”关系瓦解的标志。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前是行礼如仪，此后是兵戈相见。清廷对康区的控制方式，由此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同时，这个根本性的转变也象征着“天下体系”下的王朝开始转向现代性的民族国家。

虽然王秀玉的论文对这样的根本性转变未做进一步的深究，但如果超越“新清史”的视野，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与更宽的空间视野看，特别是立足于当下的“后见之明”，则可以发现，“川康战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清廷对康区的控制方式，由“仪式控制”转向“军事控制”，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凤全被杀之前，见于格来特里斯专门论述的“朝贡使团”，毕竟是明代及古代中国盛行的交往方式与控制方式，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种控制方式是“天下体系”的产物。按照虞舜之言：“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5]按照孔子之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6]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言论表明，“蛮夷率服”或“远人来朝”都是天子圣明的象征。因此，康区地方势力的进京朝贡，不仅是康区土司及寺院首领的需要，同时也是朝廷与君主的需要。然而，在凤全被杀的1905年，恰好就是清廷废除科举考试之年。废除传统的科举考试，意味着不必再以传统中国的经书来引导天下士人。由传统中国的经书支撑起来的“天下体系”，作为一种文明秩序，也就由此终结。而在此之前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天下体系”的终结，取而代之的体系，则是新的“万国体系”。为了在“万国体系”中把华夏共同体锻造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清王朝与康区的交往关系、交往方式，必然改弦更张。由“仪式控制”转向“军事控制”，由此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是通过王秀玉的论文所能够推导出来的一个整体性的结论。这样的研究，虽然着眼点在于康区的历史，但它的学术意义却超越了康区这个特定地区的历史。

进一步看，历史学的康巴学不仅可以从“新清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还可以从海外的中国边疆研究来看。彭文斌注意到一个学术现象：“与人类学的中国边疆研究相比，近些年来西方史学对中国边疆研究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近些年来在西方和美国史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莫过于中华帝国的建构与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变迁。西方学界新近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不仅提倡以能动的观念来重新检视帝制时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以‘基层’的视角强调一种方法论的更新，即立足于土司制度与‘地方世界’的构建过程来进行探讨，而非局限于仅以帝制时代‘大一统’格局的创制为着眼点的传统研究方法。”[7]这样的学术趋势意味着，在海外历史学的康巴学研究较之于人类学的康巴学研究，已经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一，人类学的康巴学依赖实地考察，但历史学的康巴学则不必以实地考察为前提，只要有足够的文献，即使在距离康区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也可以做出很好的历史研究。其二，这种趋势或许与西方人类学界的某些反省有关。譬如，“部落或部族不再是社会或民族的进化阶段，而是早期人类学家就‘生与熟’，‘野与文’，‘他与我’而做的截然两分。甚至苏丹的‘努尔人’和印度的‘种姓’也都不是原生事实，而是西方殖民当局造成的行政遗产。更严厉的反思和批判还包括：人类学不是在探求真理，也不是在解读‘褪色的外文残稿’，而是在通过‘想象的异邦’来确认自身……”[8]按照这样的反思与批判，西方学界的中国边疆研究，难免从“人类学范式”转向“历史学范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人类学的康巴学转向历史学的康巴学，可能就带有某种必然性。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石硕、邹立波所概述的“康藏史研究”本身就属于康巴学研究。在“新清史研究”与海外的“中国边疆研究”这两大学术主题中，不仅包含了康巴学研究，康巴学研究甚至还起到了某种“轴心”的作用。根据这三个方面的学术态势，我们可以说，在康巴学的研究领域，确实兴起了一个“历史学的康巴学”。

在国内学术界，大致说来，历史学的康巴学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康巴的历史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普遍处于停滞状况。相比之下，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时间上不存在明显的断裂。这就是说，在国外，历史学的康巴学经历了一个更长时间的演进历程。譬如，笔者收集了一套从1985年就开始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其第一册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日本学者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研究》。这是一篇与康区史有关的文章，同时也是一篇与“历史学的康巴学”有关的文章，而佐藤长的包括康巴学研究在内的藏学研究，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了。考虑到这样一些背景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以下主要借助于没有明显断裂的海外研究作为素材，从古代史与近代史两个领域，展示“历史学的康巴学”之旨趣。

二、关于康区的古代史研究

从古代史的角度看历史学的康巴学，所看到的康巴学研究主要体现为关于康区的古代史研究。在学术史上，关于康区的古代史研究吸引了很多历史学者的心智。譬如，法国学者巴科的《吐蕃王朝政治史》一文，就从“传说时代的历史”开始说起[9]，体现了某种追根溯源的旨趣，它作为一篇藏学论文，其中就涉及康区的古代史。

在众多的海外藏学论著中，笔者注意到，法国学者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的论著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这样一套具有辑刊性质的系列出版物中，得到了反复的译介，譬如，《敦煌藏文写本综述(第三辑)》《吐蕃敦煌文书中有关苯教仪轨的故事(第四辑)》《古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第七辑)》《唐蕃会萌考(第七辑)》《古代吐蕃和于阗的一种特殊密教论述法(第七辑)》《有关吐蕃佛教起源传说(第七辑)》《敦煌写本中的印-藏和汉-藏两种解释(第八辑)》《敦煌写本中的吐蕃巫教和苯教(第十一辑)》《西藏的印度教话(第十一辑)》等等，都可以反映石泰安的研究旨趣。在这套辑刊中，石泰安的作品如此频繁地被翻译过来，足以表明中国藏学界对他的重视，以及他对中国藏学研究的影响。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石泰安既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藏学，同时还对康区的历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有鉴于此，有必要以石泰安及其论著作为个案，以折射海外学者从古代史的角度展开的康巴学研究。

关于石泰安其人其学，在汉学界、藏学界早已广为人知。石泰安不仅是藏文和越南文专家，他还懂蒙古文和日文，1940年至1946年，他在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工作，后来院长以他是犹太人为由把他赶走，他于是转赴中国，在那里一直待到1949年。石泰安对宗教问题具有异常敏锐的观察力，而且，“宗教生活的题材、观念和形式使他如痴如迷，他尤其关注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关系。”[10]

结合我们要讨论的“历史学的康巴学”这个主题，石泰安作为一个海外的康巴研究者，特别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学术经历，还可以根据《汉藏走廊古部落》一书所附录的一份“石泰安小传”，略做补充：1933年，石泰安在柏林大学取得了汉语课程的文凭，随后亡命于法国。1934年，石泰安在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取得汉语学科的毕业文凭，成为法国中国高等研究所的学生。1936年，石泰安在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取得日语学科的毕业文凭。1937年在巴黎大学获得了文学士称号。1940年，石泰安被法国科学院推荐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但由于战争，未能获得批准，直到1946年，才受到破格提拔，并追认他从1941年起就享有助理研究员的资格。在1946-1949年间，石泰安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昆明、成都、北京等城市，以及内蒙古、四川和云南等地区，从事实地考察工作。回到法国后，1949年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任汉语教授，1951年以后在巴黎高等实验研究学院讲授远东和大陆亚洲比较宗教学。石泰安1960年撰写的学位论文《西藏的史诗与游吟诗人的研究》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石泰安涉及康区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西藏占卜术中的三十三种签》(1939)《西夏与木雅》(或《弭药与西夏》，1951)《林地土司版本的西藏格萨尔王史诗》(1956)《喇嘛教中的假面具》(1959)《汉藏走廊的羌族》(1957)《汉藏走廊古部族》(1959)《有关木雅和西夏的新资料》(1966)等等[11]158-161。从这些作品的主题来看，石泰安关于康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康区的古代史方面。

我们以他的代表作之一《汉藏走廊古部族》为例，看他的康区研究之旨趣。此书的“引言”开篇即指出：“无论是浩如烟海的各种汉籍(尤其是自汉、隋、唐诸代以来的各断代史)，还是古代(敦煌写本)和近代(喇嘛教古代史)藏文文书，它们都曾记载过沿着汉藏边界地区而散居的诸民族部落。对于汉文史料，早就为人所共知了，但汉学家们尚未能将它们与藏文史料进行过对照比较。相反，某些藏学家，尤其是托玛斯(F. W. Thomas)，已经使用过一批敦煌藏文文书，比较晚期的一些西藏传说也已经由图齐(G. Tucci)和赫尔曼神父(M. Hermanns)等人进行过尚不成系统的介绍。但托玛斯所积累的汉文史料非常有限，他的许多考订又招致了不少非议。至于P·赫尔曼神父的解释，基本也是如此。图齐先生的无量功德就在于澄清了许多有关细节问题的悬案，但他也没有探溯我所想要论述的所有资料。本人业已作过一次有限的尝试，现在，我确信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1]1-2

石泰安的这段颇为自信的“开场白”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历史学家。首先，他的这部书的标题已经显示，他所研究的主题是“古部落”，研究汉藏走廊或康区的“古部落”，就是在研究康区的“古代史”(详后)。其次，他的研究是以“史料”为中心展开的。他主要关注三种史料：以历代官方史书为核心的传统汉籍；以敦煌写本为载体的古代藏文文献；以喇嘛教古代史为载体的近代藏文文献。对于既有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他归诸相关的研究者未能把汉文史料与藏文史料相互结合、相互对照。这就意味着，既有的相关研究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有鉴于此，他试图把汉文史料与藏文史料结合起来。显然，这种史料上的结合，以及在运用史料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支撑并改进他的研究。这种对于史料的高度依赖，正是现代史学的核心旨趣。比石泰安年长24岁的金毓黻(1887-1962)认为：“史料缺乏，固不足以言修史，史料凌杂，修史者亦无法致功。”[12]比石泰安年长15岁的傅斯年(1896-1950)在《史学方法导论》一书中讲得更明确：“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实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实，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13]傅斯年关于史学与史料之关系的论述，恰好可以用来解释石泰安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方法。石泰安就像傅斯年所说的那样，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亦即比较关于古代康区的汉文史料与藏文史料，对康区的古代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古代的康区做出了新的揭示。由此，我们可以把石泰安的康区研究与人类学的康区研究有效地区分开来。石泰安的康区研究，可以作为历史学的康巴学的一个标本。

说石泰安的研究是历史学研究，这没有问题，为什么说他的研究是康区研究，可以归属于康巴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理由在上文中已经略微提到，即：“汉藏走廊”的古部落主要就是古代康区的古部落，关于汉藏走廊古部落的研究，就是在研究康区的古代史。正如此书在“结论”部分中所指出的：“由此看来，西藏传说中认为六个‘原始部落’都位于中部藏区之外，在东部藏区的边缘地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地名、民族名或其他与这些神话传说中的部落有关系的名词。”而且，“我们的所有分析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西藏传说更为注重于汉藏边界地区的部落，这也是很有道理的。”[11]131这就是说，石泰安研究的古部落主要在东部涉藏地区。所谓东部涉藏地区的汉藏走廊，主要就是今天的康区。

按照石泰安的研究，汉藏走廊上的“古部落”主要是色、哲、董族人、东族、珠族、噶族、玛族人和木族人、木族、白族和达族、高族，等等，一共是十个原始部落。其中的每个部落又有若干的分支。以“董族人”或董族部落为例，这个部落有一个分支是“木雅(me-nyag)人，但似乎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古代青海湖—阿拉—鄂尔多斯地区的木雅人(Mi-nyag)，而肯定是指打箭炉地区的木雅人。冲林强人(khrom-tshang)肯定也居住在同一地区。《德格土司世系史》(第34页)提到了聂戎(Nyag-rong，即嘉戎)和江堆(LCags-mdud，Chantui)地区的超强颇章(knro-tshang Pho-brang)这一宫殿名称，在台克曼(Terchman)的地图中，此地就相当于Trotsang podrang(位于甘孜之西和仪陇之北)。”[11]48-49这段话可以体现石泰安的论述风格：他尽可能利用汉文、藏文文献，剖析各个原始部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各个部落内部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以确定各个原始部落的特点、位置。尽管各个原始部落的名称、所在地点的地名都发生过反反复复的变化，尽管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和难测。但是，石泰安还是尽可能充分运用汉藏两种文献的比较与对照，对各个原始部落的起始和地名的变迁，做出尽可能翔实的考证。

在《汉藏走廊古部落》一书中，石泰安广泛地引证多家研究文献。相比之下，他对图齐的著作有更高的评价。在我们看来，在历史学的康巴学研究者中，石泰安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但是，在石泰安眼里，图齐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者。有一个细节，也许可以说明石泰安对图齐的重视。他在《汉藏走廊古部落》一书的不满三页篇幅的“前言”中，居然五次提到图齐的名字。他在提到图齐时，使用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图齐先生的无量功德”“图齐的一大功劳”“由图齐所阐述的问题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图齐成功地捍卫了晚期文献中历史传说的真实性”等[11]1-3。由此看来，图齐是石泰安引为同道的学者。那么，图齐何许人也?

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亦译为杜齐)，意大利人，主要从事藏学、汉学、印度学等方面的研究。根据沈卫荣的介绍，图齐的学术地位很高，“在西方众多藏学明星中，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iuseppe Tucci)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一颗。他以其丰富的藏书、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论著雄视西方藏学界，成了继匈牙利学者、西方藏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乔玛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在今天的意大利，西藏学研究已不再那么很吃香了，但意大利人仍以他们的祖国曾经有过杜齐这么一位杰出的藏学家而感到骄傲。杜齐离开喧闹的人世已经三年多了，可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在西方藏学界的领导地位。”[14]

作为研究海外藏学的学者，操林英对图齐有一个概括：“图齐一生以其数以百计版本各异、语言不同、学科及主题涵盖甚广，范围从古代中国哲学史到印度哲学史、到佛教，以及藏地宗教的科学论著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之一。概言之，他是藏学研究、佛教和印度教领域最杰出的学者，是出类拔萃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其人文学术造诣深厚，东西方文化互鉴之洞察力深邃；此外，他还在自称‘专业之外’的考古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5]

虽然也有意大利学者把图齐称为考古学家[16]，图齐在考古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他自认的专业并不是考古学，而是文献学与历史学，图齐在石泰安之前，已经对藏学文献进行了深入而专业的研究。在图齐众多的藏学论著中，石泰安在《汉藏走廊古部落》一书里反复提到的是他的《西藏画卷》，此外还有《吐蕃诸王陵》《论西藏历史传说中的真实性》等著作。目前，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图齐著作主要有《西藏宗教之旅》《喜马拉雅的人与神》等。

在图齐的藏学论著中，虽然很难说，哪一部论著可以称为康巴学的专著。但是，康巴学是藏学的一个分支。图齐的藏学研究，其实就包括了康区研究。譬如，在图齐的《西藏的宗教》一书中，有一个部分专门论述西藏的苯教。关于西藏的苯教，图齐开篇就指出：“苯教(Bon习惯上也用作地名，如作Bon或Bond yul，即蕃域，指吐蕃)是吐蕃的宗教。尽管它受到了佛教的全部影响，但它仍延存下来了。整个西藏地区都分布有苯教寺院和苯教圣址。它们在西藏东部特别多；在西藏中部则较少，虽然在日喀则附近也有一座很大的寺院。”[17]141从苯教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如果说苯教“在西藏东部特别多”，那就意味着，这篇关于西藏苯教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康巴学研究的作品。因为“西藏东部”的很多地方，都属于康区。在这篇论著中，图齐的立场也是历史学的，他追求的是对苯教的复原，他说：“我们对苯教的复原(大部分都是以事后推论的方式完成的，它一般都以晚期文献为基础)无论如何在许多问题上都由汉文史料得到了证实(伯希和：1961年书，第92页)，它们均来自汉藏关系的最初年代。”[17]180这就是说，这篇以复原早期苯教为目标的论著，也属于典型的历史学论著。

图齐也提到了石泰安的作品。在论述苯教徒的使命时，图齐写道：“一些特殊的史著中讲到的事实是苯教徒负责保护国王的生命，支持大相们或牢记保护国家的边界。所以，许多史学家都强调了社会(社稷)受三类人保护的观点：苯教徒、故事员和官吏。苯教徒的概念包括一整套宗教体系，涉及了其名、巫师、辛和我们刚才论述过的其他巫师。‘故事员’是指那些演唱赞歌和史诗英雄的事迹、某些家族世系和宇宙起源的神话者，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演唱艺人’，那些演唱格萨尔史诗的游吟诗人。石泰安(1959年书，《西藏史诗和游吟诗人的研究》)曾对此作了高度概括的研究。”[17]171稍后，图齐还引用了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一书。这些引证，特别是关于苯教的历史考察，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的图齐，还可以体会到他对石泰安学术理路的认同。

从意大利的图齐到法国的石泰安，他们关于康区的论著展示了一种康巴学研究的历史学进路：关注康区的古代史，偏好对康区的古代历史文化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立足于多种史料的比较与对照，他们还相互引证，引为同道。由于这些方面的缘故，我们可以把图齐与石泰安作为历史学的康巴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甚至还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一种“图齐-石泰安”模式的康巴学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康区的古代史。尽管康巴学只是藏学之下的一个分支学科，尽管他们的研究不限于康巴学，不宜把他们称为康巴学家或康巴学专家，但他们从古代史的角度对康巴学研究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从古代史的角度推进了历史学的康巴学研究，则是没有疑问的。

三、关于康区的近代史研究

如果说康区的古代史伴随着传说与神话，具有悠远而神秘的意味，那么，在康区的近代史上，现实的矛盾、博弈、冲突，则让人有触手可及之感。数十年来，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康区，关于康区的近代史研究较之于关于康区的古代史研究，成果更多，显得更加繁荣。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关于近代的康区，各种各样的史料更容易获取。在档案方面，有《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清代藏事奏牍》等等，用起来比较方便。各种志书也比较容易搜集，譬如《雅州府志》《打箭炉志略》《康定县志》等等。而且，在近代，跟康区有关的当事人的记录也不在少数，譬如清末傅嵩炑的《西康建省记》，有泰的《有泰驻藏日记》，等等。此外，与康区有关的各省、州、市、县组织编辑的各类“文史资料选辑”，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康区的近代史料。正是这些丰富的、多元的史料，明显地促成了康区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对此，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略微有所提及。

在林林总总的康区近代史论著中，石硕、邹立波提到的一部书颇有代表性，即《康巴历史：民众、地方与权力的视野》，作为一本视野多元的论文集，它可以容纳不同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法。其中有一篇论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博士何溯源(William M．Coleman，IV)所撰，题为《巴塘事变：康区及其在近代汉藏史上的重要性》(The Uprising at Batang: Kham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and Tibetan History，以下简称何文)。这是一篇论述“巴塘事变”的论文。“巴塘事变”就是“风全事件”。这个事件在康区的近代史上，影响较大，已有多篇专题论文对这个事件进行过论述(2)譬如，何云华.凤全事件之我见[J].西藏研究，1988 (4)；刘永达.1904年霍西笔下的巴塘、丁林寺与“乙巳凤全死亡事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 (2)；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件[J].中国藏学,2009(2 )；蔡丽平,代维.危机与应对：凤全事件后清政府对康区的治理[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9(1)等等。。相比之下，何文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巴塘事变”置于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生态中来剖析，它运用了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这就为重新观察近代史上的“巴塘事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所谓“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详细论证的一个概念，虽然此书的第一章专门论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但在此书的“前言”部分，已经对“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了解释。杜赞奇说：“这里所用的‘权力’(Power)一词是一中性概念，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这一定义似乎过于笼统，但事实上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对这种权力关系，我统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系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lations)。”[18]4在此书的第一章，杜赞奇又进一步表明：“我引入‘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18]13。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深度影响了何文，构成了何文的理论底色。正如何文所称：“‘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便于我们探讨一个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环境的抽象图景，也是本文探讨的基石。作为一种组织结构，‘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获取权力与资源的源头，也正是在‘文化网络’这一舞台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因而，‘文化网络’使得我们能分析一个区域‘权力所赖以运作的组织结构中的文化与合法性。’换言之，‘文化网络’提供了一种组织结构；围绕文化网络，我们能辨别权力主体在各时期的波动。从总体上对巴塘与康区的这些主体进行探讨，可以展现事变之前它们在‘文化网络’中的位置、在事变相关事件中的角色以及事变之后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地位变化。”[19]由此可见，何文立论的基石，就是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这一基石之上，何文为“巴塘事变”勾画了一个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巴塘的‘权力文化网络’中，有四类基本的主体角色：地方精英、寺院及其代表、清王朝的代表以及商人。”[19]巴塘地区的“权力文化网络”，就是由这四类主体交错形成的。

在这四类主体中，(1)地方精英主要是两位地方首领。具体地说，治理巴塘的地方精英是两位第巴，即由西藏派来的第巴(‘Ba’ sde pa)与次第巴(gnya ngan sde pa)，这是两个可以世袭的职位，在巴塘的“权力文化网络”中，他们作为世俗的精英，能够自主管理巴塘。后来，随着清廷对康区控制的加强，即使传统的第巴变成了土司，他们在巴塘地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地位依然保留。(2)寺院及其代表。他们既享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也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还拥有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3)清王朝的代表。土司也可以算作是清王朝的代表，因为土司已经被纳入清王朝的行政体系，不过，清王朝对土司的控制主要是符号意义上的。相比之下，驻在当地的流官，譬如，驻在巴塘的粮台及其属僚，还有一队士兵，才是清王朝的真正的代表。(4)商人。这个群体因为拥有较强的财力与物力，因而在当地的“权力文化网络”中占据了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何文所述的巴塘地区的“权力文化网络”。1904年，清廷为了增加自己在康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影响力，任命作风强悍的凤全作为驻藏帮办大臣。当凤全到达巴塘地区之后，他在当地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行动，明显地打破了当地固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内部的平衡，1905年，巴塘民众奋起杀死了凤全及其随从，从而酿成了著名的“巴塘事变”。

在“巴塘事变”之后，经过赵尔丰的改革，有效地实施了“改土归流”，原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内部的平衡被瓦解：土司失去其合法性，退出了权力文化网络；清廷派出的代表得不到本地民众的欢迎；寺院及其代表的影响力得到了增加；与此同时，商人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加，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文化网络”。在何文的最后，作者写道：“笔者认为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康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权力文化网络’。正是‘文化网络’中的四个基本主体(土司、寺庙、清王朝代表与商人)间的互动，为我们辨析康区独特的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契机。尽管自17 世纪初到19 世纪末，康区少有平静，但其‘文化网络’仍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巴塘事件永久地打破了这一平衡：土司从‘文化网络’中退出；寺院的权力由此增加。清军在此地域的大规模驻军，将族际关系变得紧张，并增加了对该地区的资源索取，也改变了‘文化网络’；最后，随着赵尔丰在康区的推进，商人在‘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影响因而得到增长。很明显，‘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理解康区历史的一个关键要素。”[19]

这段结论性质的论述表明，何文的旨趣在于理解“康区历史”，因而，这是一篇史学论文；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篇以康区近代史为主题的论文。由于何文借用了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样一个概念，这就为重新解释“巴塘事变”找到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巴塘事变”的发生，就是因为当事人(主要是凤全)打破了当地“权力文化网络”的平衡。不过，由“巴塘事变”引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又重塑了当地的“权力文化网络”。因此，“权力的文化网络”为这个已经被反复讨论的“巴塘事变”，赋予了新的理论意义。这就是何文对康区近代史研究的贡献。

何文作者何溯源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可以算是出自北美的学者。在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n)教授的一篇论文，在史料的收集上也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此文题为《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藏区社会》(Gyarong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Older European Travel Literature，以下简称斯文)。从标题即可以看出，该文的主题是嘉绒社会。由于欧洲人的这些关于嘉绒地区的游记，都是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之间写成的，这恰好就是中国语境下的近代，因此，这些“欧洲传统游记”可以视为关于嘉绒地区近代史的“史料”与“史记”。该文的贡献，就是对这些游记的收集、整理与解读。

斯本根在文章中首先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作为原始资料的旅游和考察报告的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一般认为游记文献能够帮助我们再现历史上西藏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可以再现那些极少为人所知的、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人们的情况。事实上是，旅行者的经历是提供给我们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唯一资料来源。我们有着大量的用西方语言记录的关于西藏的游记，但是它们报道的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关于西藏中部地区和一些边境区域的游记，这些游记在书架上蒙受尘灰、无人问津。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对描述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传统欧洲游记进行回顾，重点讨论其突出的优点，发现它们对于理解西藏历史地理的重要价值。”[20]在这样的理论预期之下，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涉及近代嘉绒地区的欧洲游记。

根据作者所掌握的史料，第一个到嘉绒地区游历的欧洲人是法国传教士和动物学家皮尔·大卫(Pearl David)，1869年，他在穆坪收集动物标本，他的报告首次介绍了1860 年四川当局和穆坪地方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一个在嘉绒地区东北部游历的欧洲人则是吉尔(Gill)上校，1877 年，他的探险活动直达四川北部的岷江流域。1891年秋，奥地利汉学家阿瑟·冯·罗斯肖恩(Arthur von Rosthorn)从灌县出发，走访了清军驻防的小金镇，通过松岗进入大金川地区，寻访巴底和巴旺土司领地，到达丹巴，最后离开嘉绒，通过大宝山前往康定。1899年，俄国植物学家波泰宁(G．N．Potanin)发表了关于嘉绒地区的一篇文章。

此外，毕肖普(Isabella Bird-Bishop)、布雷尼尔(Brenier)、荷西(Hosie)、皮尔·戈尔(Pere Gore)、叶长青(John H．Edgar)、福格森(Ferguson)、威斯(Weiss)、威尔逊(Wilson)、塔菲尔(Tafel)、艾因斯科夫(Ainscough)、斯托则纳(Walther Stotzner)、艾里克·汉尼斯(Eric Hanisch)、利杰斯特兰德(Liljiestrand)、艾比·大卫(Abbe David)、多兰(Brooke Dolan)、杰夫理(J．H．Geffory)，等等，都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嘉绒地区游记。在斯本根收集的游记中，“关于嘉绒地区报告中的最后一份是1943年走访理番和梭磨地区的刘恩兰( Liu En-lan)配有大量插图的报告。她努力通过大量图表来系统化当地的居住模式，但是文章的价值在于她对于1930-1940 年间，理番四土( Li-fan Szetu) 封建领地情况的描述。虽然她的陈述并不完全可信，但是我们有机会了解到1949年解放前嘉绒社会最后的情形。”[20]刘恩兰所描述的“理番四土”，就是林耀华也曾经考察、研究、论述过的“四土嘉戎”(3)关于林耀华调查、论述“四土嘉戎”的情况，大致是：“1943-1946 年间，他跟同仁和学生历尽艰辛对川康交界的四土嘉戎、凉山彝族做长期实地调查而形成的民族志研究论述，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划时代作品，更是人类学科的经典篇章。” 潘守永，张海洋，石颖川.林耀华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为纪念林耀华百年诞辰而作[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3)。。

斯本根把这些史料统称为“欧洲传统游记”。这里的“传统”二字，主要立足于时间之维，亦即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大致在一百年的时间范围内形成的游记。从作者类型来看，这些“传统游记”主要是三类人写成的。第一类是具有学者身份的人，主要是一些植物学家(譬如俄国的波泰宁)，还有一些汉学家(譬如德国的汉尼斯)；第二类是英、德、法等国家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第三类是一些传教士。这些在嘉绒地区游历过的近代欧洲人，虽然身份各异，旨趣不同，背景也不一样，但都写下了各具特色的“嘉绒游记”。在这些游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当地土司、风俗习惯、语言和宗教方面的内容。”这就为研究近代嘉绒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譬如，“一项有趣的研究主题是土司关系和土司领地内的社会制度。欧洲游记中充满了对于当地土司府、土司及其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封建制度中土地产权和劳动关系的观察描述。作为间接管理的嘉绒土司制度，需要重新梳理，其中强制劳役和奴隶制度相关问题需要被关注。”[20]

斯文列举了数量较多的欧洲游历者以及他们撰写的游记。如果我们单独查看这些游记中的某一部或某一篇，可能显得比较单薄，比较单一，不够丰富，不够全面。譬如，一个植物学家写下的关于嘉绒地区的游记，可能主要就是关于当地植物的记录。这些植物在一百年以后的今天，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植物或植被即使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康区近代史研究来说，史料的意义可能不太明显。但是，把植物学家的游记与其他人的游记结合起来，汇集成为一束整体性、综合性的史料，将这些史实进行比较与对照，进行综合运用，就可以从“游记汉学”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嘉绒地区近代史的某些侧面。

关于汉学的历史，可以着眼于历史的先后，进一步划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21]。斯本根在此列举的欧洲传教士的游记，譬如他提到的法国传教士叶长青的游记，既可以归属于“传教士汉学”的材料，但也可以归属于“游记汉学”的材料，因为“传教士”也写“游记”，或者说，有些“游记”就是“传教士”写的，这就为传教士的游记赋予了双重的性质。如果着眼于汉学的发展史，我们当然可以把“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做出一些适度的切割：传教士的游记归入“传教士汉学”，其他游历者的游记归入“游记汉学”。但是，如果像斯本根那样，着眼于近代欧洲人的游记，那么，从欧洲各国来到康区的领事官员、植物学家、探险家、传教士、其他游历者所写的游记，都可归属于“游记汉学”的材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游记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都是史料，都有助于阐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的康区历史。

因此，从康区近代史的研究来看，斯文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史料的拓展。如果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22]，那么，康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拓展、比较有关近代康区的史料与文献。斯本根充分利用了他作为欧洲学者的优势，广泛收罗了大量的欧洲传统游记，为理解嘉绒地区的近代史提供了一批视野独特的记录材料。如果将这些史料汇聚起来，编成一部《欧洲游历者所见的近代嘉绒地区》，其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也是不可替代的。

在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像这种由外来游历者留下的记录材料，并不罕见。譬如，“到明清帝国出使的朝鲜使臣，留下了像《朝天录》《燕行录》这样数百种详细的中国记录，这些记录大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然，它是有朝鲜立场的官员和文人的观察，是用‘异域之眼’对中国、特别是从凤凰城到北京这一路北中国的政治、社会、风俗、人情的观察。这些观察相当有价值，就像一个初到异域处处好奇的人，常常能够发现本地人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一样。”[23]如果把斯本根所见的这些反映嘉绒地区社会的欧洲传统游记汇聚起来，其实就是一部“康行录”或“嘉行录”——近代欧洲人在康区或者嘉绒地区行走的记录。这些游记反映了欧洲游历者的立场，同样是用“异域之眼”观察嘉绒地区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燕行录》这一类史料的支撑下，葛兆光写成了一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同样，在“欧洲传统游记”的支撑下，有心的研究者同样可以写成一部诸如《想象异域：读近代欧洲人的嘉绒地区游记》之类的著作。由此可见，充分利用斯文提供的史料信息，可以为康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若干新的契机，可以展示近代康区的一些新的侧面。

比较何溯源的康区研究与斯本根的康区研究，可以看到，他们的论著都属于康区近代史，都属于历史学的康巴学研究。何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新的理论框架，重新解释了1905年的“巴塘事变”或“风全事件”。斯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为近代康区史的研究拓展了新的史料，依靠这些史料，有助于我们通过“异域之眼”观看近代康区。

四、理解历史学的康巴学

以上我们概述了历史学的康巴学兴起的整体趋势，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古代史与近代史两个不同的领域或段落，对历史学的康巴学之旨趣进行了阐述。我们选取的材料，主要是外国历史学者的康巴学研究。事实上，对于历史学的康巴学，国内学界的研究更加丰富，成果也更多。倘若要论“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国内学者的研究占据了更大的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没有断裂，而且能够展示更宽的视界、更丰富的材料、更加多元化的方法。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人熟悉的现代学术体制与现代学术体系，毕竟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选取了意大利的图齐、法国的石泰安关于康区古代史的论著，同时也选取了美国的何溯源、荷兰的斯本根关于康区近代史的论著，作为历史学的康巴学的例证，以之展示历史学的康巴学之旨趣。

历史学的康巴学，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康区，就是研究康巴的历史——包括康巴的古代史与康巴的近代史。那么，在康巴学的研究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历史学的走向或趋势?换言之，历史学的康巴学何以兴起?对于这样的追问，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从内在的学术规律来看，历史学的康巴学可以说是常态化、专业化的学术生产方式的产物。在西方，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具体地说，“在十九世纪后期，构成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24]正是根据这样一些“分界线”，形成了专业化的学科体系，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中进行专业化的学术生产，在西方早已成为制度化的常态。这样一个学科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全面的复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从历史学的专业角度研究康区，就构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专业研究领域。比较、对照与康区有关的各种史料，对康区历史进行各个层面、各个维度的精细化研究，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学术方向。图齐对涉藏地区(包括康区)早期苯教的研究，尤其是石泰安综合运用中国官方史书、敦煌卷子及其他藏文文献，对东部涉藏地区的“原始部落”的研究，几乎还原了“康区古史的传说时代”(4)这个说法借用了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书名，此书较近的版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何溯源以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作为分析工具，重新描绘了1905年的“巴塘事变”。斯本根收集近代欧洲游历者写下的嘉绒地区游记，几乎可以成就一部近代欧洲人的“康行录”，这就为理解近代康区提供了一面来自异域的镜子，长期以来被忽略、被遮蔽的康区近代史的另一面，就可能由此显现出来。这些关于康区的研究，体现了专业化的史学风格与史学精神。这就是说，学术分工越发达，专业化的趋势越明显，越有助于历史学的康巴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外在的学术环境来看，历史学的康巴学的兴起是整体性的时代背景发生变迁的产物。历史学的康巴学不仅仅见于海外，同时也见于中国。历史学的康巴学在海外的兴起，与历史学的学术生产方式有关：研究者不必像人类学研究者那样，亲自抵达康区；海外的研究者利用海外或当地的文献与史料，就可以完成相关的研究。史料的收集能力与解读能力，是有效的历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关键。对于海外的康区研究来说，这是历史学的康巴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学的康巴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更密切。回顾百年来的康巴学史，即可发现，在20世纪20、30年代，以西康建省为抓手的政治问题现实而紧迫，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需要保护，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个康区研究者如果潜心研究“康区古史的传说时代”，虽然也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与意义，但从总体上看，与特定阶段的“时宜”不甚相合。在那种背景下，经世取向的康巴学就容易成为康巴学研究的主流。20世纪40年代，一批专业的人类学家汇聚西南，他们就近在康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发展了人类学的康巴学，也为康区研究的学术化、专业化做出了贡献。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背景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时代的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康巴学的研究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历史学的康巴学就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得到了凸显，从根本上看，这是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与趋势。历史学的康巴学的兴起，正是这个“彼消此长”格局的产物。

结 语

历史学的康巴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康巴学取代了经世者的康巴学或人类学的康巴学。经世者的康巴学强调经世致用，直接服务国家，直接服务民众，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类学的康巴学着眼于文化与社会，强调实地考察，对于理解当下的康区的文化与社会，能够提供现实性的泂见与智识。只不过，无论是经世者的康巴学，还是人类学的康巴学，都离不开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支撑。不知历史，既不能经世致用，也不能真正理解现实的康巴。因而，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中看，各种旨趣、各种范式的康巴学研究，其实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

尽管不能把各种范式的康巴学研究彻底地切割开来，但我们仍要看到，在康巴学的研究视野中，历史学的康巴学的兴起，确实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势。这样的趋势既是康巴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不断深化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密化在康巴学研究领域内的体现与表征。历史学的康巴学标举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而在人类学的康巴学、经世者的康巴学以及传教士的康巴学之外，代表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康巴学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