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儒学研究关键词：阐释、应用与地域化

江刚

儒学是一个外延极广而内涵较为明确的概念。它是以“仁”和“礼”为内在核心的儒家思想^[1];宽泛而言，与儒家思想相关的学问和研究都可以称为儒学。儒学从其当前的存在形态来说，主要包括学术儒学、文化儒学以及民间儒学。所谓学术儒学是指“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来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2];文化儒学探讨的是儒学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民间儒学则是儒学在民间的文化表现，如各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班、书院、学堂以及各种儒家启蒙读物等。本文侧重于对2020年学者关于儒学的前两种形态（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做一梳理。

一、儒学的思想阐发与体系建构

《儒家文学史纲》，黄玉顺 著，海天出版社，2020

《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儒家伦理》，田宁 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20

《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张昭炜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识：理学视域下的人性善恶论新探》，徐波 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

《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杨泽波 著，商务印书馆，2020

《生活儒学：面向现代生活的儒学》，黄玉顺 著，济南出版社，2020

《多元一体的社会儒学》，涂可国 著，济南出版社，2020

儒学的发展需要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对儒学思想进行不断的阐释。当前学术界对儒学的阐释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视角进行思想阐发，二是从形而上方面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思想阐发而言，2020年关于儒学研究的新著阐发的视角日益新颖。如黄玉顺先生的《儒家文学史纲》一书从儒学与文学的交叉视域，提出一种“儒家文学”。所谓儒家文学包括儒家美学、儒家文论、儒家的文学创作以及儒家的文学批评。该书对儒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做了分析。从理论上说，儒家文学涉及三方面：“儒学的审美德性论”“儒学的审美活动论”“儒学的审美教化论”。从历史上的各种形态来说，儒家文学包括先秦时代的儒家文学、经学时代的儒家文学、玄学佛学时代的儒家文学、理学时代的儒家文学、近代以来的儒家文学。

相较于黄玉顺先生对儒学与文学纲领式的交叉研究，《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儒家伦理》一书则是从具体的文学样态来阐发儒学的思想。清代的文言小说以小说创作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来展现清代儒学伦理的民间生活化样态，由此娱乐化、形象化的方式呈现清代儒学伦理的内涵与特点。作者认为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儒家伦理具有普世包容性，涵摄了佛道和民间信仰等伦理。与此同时，小说的故事情节最终都指向儒家的伦理精神。

张昭炜先生的《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从“缄默”的维度来考察中国儒学。他认为中国儒学缄默维度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道体方面来说，缄默维度关联的儒学道体并非现成的，而是需要功夫才能显现;二是从功夫来说，功夫就是道体，随着功夫的深入，道体呈现“出动而趋静”“静极而真动”“真动而生生”三种不同的形态;三是从境界来说，缄默维度以显性方式表达就是“生生春意”的气象。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孔子之前，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周易》的“向晦入宴息”、尧之“安安”、唐虞十六字心传、文王的“於穆不已”“於乎不显”等。第二阶段是孔子到扬雄，如孔颜默会、言子雅言、孟子养夜气、扬雄“藏心于渊”等;第三阶段是从周敦颐到方以智，主要有周敦颐“中养澄静源”、朱熹“木晦于根，春容晔敷”、王阳明“九声四气宣天机”等。张昭炜先生从这些阶段的个案中寻求普遍规律，从而揭示缄默维度中的至善、大美境界，以及由此洋溢的盎然生机气象。通过这样一种诠释进路，他拓展了传统观点中“儒者”概念的范畴，将如屈原、庄子、文天祥等人纳入其中。

徐波先生的《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识：理学视域下的人性善恶论新探》聚焦儒学的人性善恶论。其特色在于以孟告之辩中的湍水之喻作为引子，将重点聚焦宋明儒者在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学人性论的过程中所凸显出的不同理论范式与解释框架。在新著中，徐波还对牟宗三的“三系论”做了修正。最后他以刘宗周那里所彰显的“幽暗意识”为楔子，对儒家人性论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

就理论体系的建构来说，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杨泽波先生的“儒家生生伦理学”。在《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中，杨先生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体用问题和性善与性恶、心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这样一个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从内觉发现智性、欲性、仁性这三种能力。智性是内觉的知觉功能，包括学习和认知的能力。欲性则关乎人的物质利欲，它保障人在物质层面的生存。而仁性作为内觉的对象，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如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

其次是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在《生活儒学：面向现代生活的儒学》中，黄先生指出，生活儒学就是“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所谓生活本身，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无不源于生活、归于生活”。从方法论上来说，生活儒学的建构方法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它的特点在于注重文本的理解和解释的生活渊源。从思想系统的建构内容上来说，生活儒学包括三个观念层级的建构：“存在者或者生活层级的生活感悟”“形而上存在者层级的本体论建构（变易本体论）”“形而下存在者层级的伦理学建构（中国正义论）”。

再次是涂可国先生的社会儒学。他在《多元一体的社会儒学》一书中对当前儒学研究中的各种儒学面向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一种“多元一體的社会儒学”。涂先生将社会儒学分为三方面：作为思想内容的社会儒学、作为功能实现的社会儒学和作为存在形态的社会儒学。作为思想内容的儒学是“由儒家或儒学研究者对社会及其各个层面问题进行探讨所建构起来的儒学形态”，它是“有关社会的思想学说”。由此社会儒学进一步可分为人类儒学（包括人生儒学、心性儒学、身体儒学）、文化儒学以及狭义的社会儒学。作为功能实现的社会儒学，其功能主要有社会激励功能、社会规范功能、社会教化功能、社会奖惩功能。作为一种存在形态，社会儒学主要涉及社会不同的领域：融入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这种多元一体的社会儒学的建构机制主要是“六化”：政治化、人文化、大众化、现代化、世俗化、全球化。涂可国认为这样一种社会儒学的意义在于推动儒学的结构优化、整合统一和经世致用。

概言之，2020年学术界儒学研究在阐发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视角，如儒学与文学的交叉视角、中国儒学的缄默之维等。在儒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建构上，一些新的理论体系不断被提出和完善，如儒家生生伦理学、生活儒学、社会儒学等。

二、儒学的现代应用

《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陈来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陈来 著，中华书局，2020

《共同体：人类命运中国经验》，牟钟鉴 著，济南出版社，2020

《儒学的时代担当》，朱贻庭、施炎平 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

《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安乐哲 著，济南出版社，2020

《儒家文化与会计审计行为》，杜兴强 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

《儒家思想能促进企业创新吗？》，郑称德、钟海连 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

儒学并非博物馆中的“死物”，而是我们现代生活中赖以存在的“活的观念”。这种“活的观念”之“活”要求我们在儒学的应用过程中不断发挥其现代价值。“应用”可析为应用什么和如何应用的问题。就“应用”什么而言，这涉及儒学的现代价值是什么。陈来先生在《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一书中指出，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以中华文化中的优秀内涵为基础的。这些优秀内涵主要表现在其思想理念、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等方面。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义等;作为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深层动力和总体精神的民族精神，主要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等。但不可止于此，我们需要将之转化为现代价值。如讲仁爱、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要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和源泉。民为邦本、礼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而“和而不同”等精神的挖掘和阐发，则有利于我们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等问题。

牟钟鉴先生在《共同体：人类命运中国经验》中指出，儒学在中国治理中的经验主要包括黄帝尧舜之道确立了民本、重德、贵和、创新的中华发展方向;孔孟阐发仁者爱人、义者利人的做人治国之道等。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重要智慧包括“天人一体”的宇宙情怀、“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中和之道”的协调智慧等。

其次是如何应用，即儒学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现代价值。陈来先生在《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指出：民族复兴需要发挥儒学的时代作用。儒家的当代使命是开拓出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儒学对现代化的作用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助推作用，而是发挥坚持倡导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和世界观的作用：比如，儒学强调社会和谐;相较于富有，儒学更重视公平和平等。此外，儒学注重伦理秩序的建构和人格涵养的提升，这也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发挥其作用的點。

朱贻庭和施炎平等先生主编的《儒学的时代担当》提出儒学的担当精神。此文集主要包括三部分：担当、诚信和传承。担当的核心就是责任感。儒学的担当观念是以“忧患意识”与“世道担当”为主要内涵，它体现了儒学的精神性和实践性。担当以信为先，以诚为理论依据，因此讲担当则必讲诚信。在该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中，主要论述儒家精神的传承问题。他们认为儒学精神是在反思中传承的，并为中华复兴提供重要的价值资源。

安乐哲先生的《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围绕如何以儒家角色伦理学来克服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问题展开。他认为，个人主义不仅“不能使我们很好地理解家庭和社群的共同生活”，而且“与作为经验事实的这种共同生活形成紧张对立”。而儒家角色伦理学从特定时代条件出发，概括应对天时人事的实践经验。对于儒家而言，家庭、宇宙的意义体现和依赖于家庭、社群成员等角色的良好修为。儒者通过孝悌、乐群等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儒家的普世智慧。

杜兴强先生的《儒家文化与会计审计行为》就儒学如何影响会计审计领域做了细致的研究。他重点分析了儒学中的亲亲原则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审计行为的影响和“论资排辈”的儒家观念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儒家文化与大股东资金占用、女性董事、公司环境治理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郑称德与钟海连合著的《儒家思想能促进企业创新吗？》一书以新儒商儒家价值观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选取了以儒家价值观为经营理念的国有企业“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为应用案例，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角度，具体探讨了儒家价值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进路。他认为，儒家价值观在企业中通过以战略型CSR项目为实施载体，能够催生企业在技术、产品、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这本书的特点是在企业战略层面表明儒家思想能够提高企业战略决策能力，深化了对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的交叉探索研究。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儒学的现代应用日益广泛和细致。儒学的应用，其内涵在现代语境中，依现实需求而呈现出新形态。其应用外延日益广泛，涉及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

三、儒学的地域化发展

《新加坡儒学史》，严春宝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文明互鉴境域中的夏威夷儒学》，安乐哲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孔子与杜威：跨时空的镜鉴》，安乐哲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琉球王国：儒家文化十二讲》，孙晓光、田梦杰、张赫名 编著，新华出版社，2020

《河东儒学发展史》，姚文永 著，三晋出版社，2020

《崂山儒学源流》，寿杨宾 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

2020年关于儒学的新著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关儒学的地域化研究。儒学的发展既是一个在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是一个在空间中地域化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所谓的“关学”“洛学”等，特别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按照地域来划分王学的发展脉络，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地域化发展的倾向。近些年也有“徽学”“闽学”“江南儒学”等提法，而儒学研究也呈现出地域化的倾向。

严春宝先生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对新加坡历史上有关儒学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主要儒学组织机构等予以尽可能详尽的记录与研究，力图展现新加坡儒学传承的历史全貌。^[3]他将新加坡儒学史分为几个阶段：1877年之前，这是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1877—1942年为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年为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65年至今为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新加坡早期儒学之发端是通过移民的方式来完成的，早期传播主要局限于日常生活及行为方式方面对儒家传统的继承，由此儒学演变为峇峇文化。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是在清朝设立的驻新加坡领事的保护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由生活方式生发出有地域特色的儒家文化。这一时期保护和推动新加坡儒学发展的领事主要包括左秉隆和黄遵宪。左秉隆的贡献在于倡设义塾、开设文会以及主推英语雄辩会;黄遵宪延左秉隆旧法，重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如忠君、孝顺、贞节等，代表性人物有林文庆和邱菽园。林文庆的儒学思想表现为四方面的特征：强烈的批判意识;对儒学相关的重要概念的清晰界定;对儒学重要原理的逻辑推理与分析;具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此外，林文庆还领导了1899—1911年新马孔教复兴运动。而邱菽园对新加坡儒学的贡献在于设立文社学会、创办报纸和改编并出版儒学读本《千字文》等。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发展状况主要表现为传播儒学机构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华校和南洋大学的兴衰。新加坡独立后，儒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李光耀推动“儒家伦理”课程，实行“儒家伦理”教育。严春宝认为，随着“儒家伦理”课程悄然结束，走下历史舞台，新加坡儒学呈现削弱的态势。不过只要华文和华语在新加坡尚存，则儒家传统在新加坡就不可能彻底消失。

安乐哲先生提出了“夏威夷儒学”。夏威夷儒学主要是执教于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对儒学的研究，以安乐哲等为代表。夏威夷儒学是一种在中西对话基础上的世界儒学，其特点正如《文明互鉴境域中的夏威夷儒学》一书的书名中所提到的那样，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境域。此书涉及中西方伦理学的不同思维和视野、发展中的世界儒学、活的传统、家庭关系、宗教与宗教感、文化与语言等内容。在这些部分中，安乐哲不仅对当前学界所提出的进化儒学、进步儒学、现代儒学以及世界儒学等概念做了系统讨论，而且将儒家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角色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康德义务伦理学、西方功利主义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等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他通过儒家角色伦理学的建构，对中国儒学传统中的家庭观念、礼学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感做了新的解释。在《孔子与杜威：跨时空的镜鉴》中，安乐哲则将孔子的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做了具体的比较，他认为儒家的宗教性是一种实用、以人为本的宗教性，具有实用主义的意蕴。

孙晓光等编著的《琉球王国：儒家文化十二讲》主要是討论儒家文化在琉球的历史发展。明清以来，琉球通过政治册封、朝贡贸易、闽人移民以及派遣留学生等途径，积极吸纳儒家文化。它对儒家文化的吸收表现在琉球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宗族观念、生产科技等各方面。具体而言，如在服饰上，琉球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带有浓郁儒风的琉球衣冠服饰制度。琉球的谕祭、册封仪式展现了忠、孝、伦、礼之道，并形成了一套以中国儒家礼乐文化为载体的即位体系。琉球建有孔庙，并培养出儒学大师陈顺则、政治家蔡温。他们都以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和教化民众。

姚文永的《河东儒学发展史》则是研究儒学在河东地区的发展。河东主要是指今天山西的西南部。河东儒学主要是指历史上在这一地区成长起来的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作者在该著作中从河东这一地域的文化特点出发，重点探讨了尧、舜、禹、子夏、荀子、王通、孙复、司马光、薛瑄等儒家学者及其思想，由此描述出河东地区儒学发展的脉络，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寿杨宾的《崂山儒学源流》所研究的地域儒学，其范围则更小，主要是崂山（今天的青岛市崂山区）这一地域的儒学发展。该书讨论了崂山地区儒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崂山的儒学教育、崂山的书院、儒者在崂山地区的活动、崂山地区的儒者（如郑玄）及其著作，以及崂山地区有关儒家的碑记等内容。

就儒学的地域化研究来说，从空间上看，它既包括国内的地区，也涉及海外。作为儒学的地域化研究，它不仅是儒学在某一地域的发展，同时也涉及某一地域的儒学。也就是说，儒学的地域化包含着双重内涵：“儒学在某地域”与“某地域的儒学”。“儒学在某地域”意味着儒学与地域之间是一种外在的空间关系，这种外在的空间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为地方的儒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某地域的儒学”则隐含着儒学与地域之间有一种内在的所属关系，该儒学具有该地域的明显特色。上述几本新著虽在这两方面各有偏重，但它们实际上都兼具这两方面的内涵。

纵观2020年出版的儒学相关研究著作，儒学在稳步推进并呈现新的特点。在儒学研究的阐释之维中，既有如从缄默等新的阐发视角来阐释儒学，又有如用儒家生生伦理学、生活儒学、社会儒学等新的儒学理论来建构儒学体系。在儒学的现代应用中，学者既注重儒学的宏观价值和意义，如儒学对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意义，也注意到其在经济生活中，如会计审计、企业管理等活动中，较为具体的应用。在儒学的地域化研究中，其研究不断转深转广，从国内扩展到海外，从大地域到小地方。地方性的儒学资源研究日益丰富。一句话，这些儒学研究著作进一步展现了当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现实关怀以及地域特色。

注释

[1]杨国荣.何为儒学？——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J].文史哲，2018（5）.

[2]陈来.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M].北京：中华书局，2020：12.

[3]严春宝.新加坡儒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