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众与多元

王媛媛

摘要：博物馆的世界自诞生以来就不是静止的，它在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下，不断对自身的内部运作机制进行着革新。20世纪下半叶，特展在博物馆空间中的出现可被视为是博物馆体制内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作为博物馆空间中的展览项目，受博物馆体制的影响，同时作为博物馆运作形式之一，也推动着博物馆的发展。

关键词：特展;艺术博物馆;新博物馆学

正如热尔曼·巴赞（Germaine Bazin）对于20世纪末的形容，“这是一个博物馆的时代”1。的确，自20世纪末至今，在新博物馆学研究及发展的转向语境中，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在经历着重大变革：巨资改建旧馆、兴建新馆，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利用科技手段拓展博物馆的边界，开发独特的博物馆衍生品、迎合公众趣味，甚至进行跨界、衍生出综艺娱乐的新形式等。

而展览作为艺术博物馆内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艺术博物馆与外界交流的媒介与平台，代表着一座博物馆的气质与形象。也正是在此时，特展的雏形初现并逐渐成熟——发展至21世纪初期，世界上大多数的艺术博物馆均已有举办特展的记录。但至今，学界对于特展这一现象仍尚未形成特定的规制，通过分析20世纪下半叶博物馆理论、运作体制的转向，将有助于我们管窥特展与艺术博物馆之关系，探究特展在博物馆体制中的运作模式。

1. 20世纪末的博物馆理论转向

1.1 ICOM博物馆定义的转向

ICOM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简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方面的合作伙伴，ICOM在博物馆界拥有绝对的权威。

在ICOM经过研究、讨论所发布的众多资料和数据中，其对“博物馆”这一概念的定义尤为被博物馆届重视，也是博物馆发展走向的指引性文件。自1946年至今，其定义经过了七次修改2，通过对其定义转变的梳理，可以总结出20世纪下半叶至今博物馆界整体的发展趋势。

20世纪末以来较大的调整发生于2007年，其原文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3

比较其与以往定义的变化：首先，2007年的博物馆定义调整了博物馆工作内容的重点，即将“教育”调整到“研究”之前，成为第一位，可见其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强调;其二，将博物馆的藏品内容进行了拓展，即将之前较为重视实体性的“物证”（material evidence）描述更改为“物质及非物质遗产”（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其三，拓展了博物馆类型的边界。

结合时代背景及博物馆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定义的修改意味着这一时期博物馆界发展的趋势特征及重要转向：

第一，博物馆是面向广大公众开放的社会公共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即教育和娱乐功能愈发被强调。一方面，这说明国际博物馆界对于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关注，希望博物馆以非营利性的、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态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处于文化市场竞争中的博物馆对观众的关注程度逐日提升，而为了更好的服务观众已将博物馆的教育工作提升至首要地位，这足以体现博物馆从关注“物”到对关注“人”的运作理念的转变。

第二，博物馆的类型及其运作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博物馆的边界在不断拓展：2007年的定义中已不再出现对可视为博物馆机构的罗列，对于许多新样态的博物馆，人们很难只是以组织的名称、构成成分和组织结构来简单确定其是否为博物馆。当代公共博物馆的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4。

1.2新博物馆学的理论转向

20世纪末博物馆学理论的转向，主要是指发生于1960年至1980年间被描述为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的思想变革。

在这一阶段，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欧美各国的社会及文化都产生了极大冲击，自然也波及博物馆领域。它拒斥一体化的、普遍性的方案，否定封闭的结构，而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倡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新博物馆学的产生是博物馆对后现代思潮最为直接的反应5。相比20世纪初的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发生了以下几点重要转向：

其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博物馆学强调其学科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于是新博物馆学的相关研究首先探究了博物馆事物的观念性基础，更加关注博物馆的理论问题、作品呈现问题、以及当下的时髦理论，诸如身份认同、殖民或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欧洲中心论、世界艺术等等6。与此同时，新博物馆学在理论上对博物馆的自身功能和社会作用进行了整体的反思，批判了“旧”博物馆学将博物馆视为孤立的、固定不变的观念，从而以更具开放性的视角对博物馆及其所处的社会进行审视，进一步强调了博物馆的社会和教育功能。

其二，新博物馆学以更为开放的眼光审视不断变化着的博物馆内外部环境，以动态的、辩证的思维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1987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4届新博物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曾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对博物馆问题的确认应当以变化中的社会文化为依据……博物馆从来都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7。 这直接影响了博物馆研究与实践的格局，某些博物馆曾经认为与之无关的问题，如艺术市场的变化、大众文化消费的走向、娱乐形式的丰富等等在此之后均被认为是博物馆应该关注、考察及可以借鉴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观众从此成为博物馆关注的重点，对不同层次的博物馆观众的研究可以帮助其更好的自我认识。

其三，新博物馆学研究中尝试了诸多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比如米克·贝尔（Mieke Bal）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博物馆进行重新审视，提出将博物馆的设置视为“一种话语”，这样博物馆中的展览则是“此话语的表述”。 除此之外，相關研究学者还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对运用跨学科的方式对博物馆进行理论性的、而非单纯经验性的研究：例如，通过运用分类学的相关理论，针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编码策略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博物馆中展览叙事的方式和意义建构展开分析，等等。

综上所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博物馆的定义及理论研究逐渐完善，二者从不同角度要求博物馆更为广泛的关注大众群体，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及教育功能。由此而产生的“大众化”、“外向化”转向，为博物馆运作机制的变化及其特展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理论养分;同时，跨学科的新博物馆学理论研究丰富了展览主题及策展思路，也为博物馆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 20世纪末艺术博物馆运作机制的转向

基于社会背景和理论研究的转向，艺术博物馆自身运作机制也提出了新的诉求。正如艺术史学者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对博物馆“对于知识的自居随之瓦解”的论述，艺术博物馆此时正逐渐剥离精英主义的束缚，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将多元化的当代艺术、大众文化融入其展览体系，意图重新建构适合当代社会的、满足公众需求的内部秩序。

博物馆的“外向化”运作机制已成为发展趋势，博物馆通过越来越多样化的形式与公众及外部环境产生互动，服务于其周边的社区、所在的地区、甚至越来越趋向全球化的观众。

2.1 艺术博物馆管理结构与方式的转向

2.1.1策展与策展人制度

在博物馆转向语境中，基于对特别策划的展览陈列需要，博物馆运作体制内形成了一项专为展览而服务的制度——策展人制度。

20世纪，职业化的策展工作开始渐渐从艺术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如收藏、布展或行政）中分离出来，成为展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策展界的先驱、1929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小阿尔弗雷德·汉密尔顿·巴尔（Alfred Hamilton Barr Jr.）开始，策展人“掌管”着作品、策展框架及其最终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展览的样貌。“对于美术的特展而言，其主题的策划可以更加多样化。这也是诸多有着美术史研究背景或者熟悉当下艺术创作状况的独立策展人兴起的原因”8。独立策展人的兴起为博物馆展览注入了新的活力：相较于曾经隶属于博物馆的、完全服务于该机构的艺术史研究学者而言，独立策展人是相对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们为艺术博物馆展览的策划带来了全新的、独立于艺术博物馆思维的视角。

2.1.2专题展览与专业化部门

策展人制度的兴起同时也为博物馆的管理机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是行政上的管理变化，原本的策展部门被拆分成不同主题方向的专业部门，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电影，1914—1934”便促成了影片资料馆的诞生;“摄影，1839—1937”展览促使了摄影部门的创建;关于工业设计方面的展览“5美元以内的实用生活用品”促使工业艺术部门于1940年诞生9。这些被拆分为不同主题方向部门的策展人与专业的研究人员一起，在展览策划阶段形成策展小组，共同完成一项展览的策划及实施工作。

2.1.3全球博物馆合作与展览制度

馆际交流包括与同类型博物馆的合作交流，也包括与其它类型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般包括对外学术交流、展品借展、联合展览、巡回展览等多种形式，涵盖了博物馆间人员的交流、学术成果的交流、藏品的交流及展览的交流等方面。自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后，国际间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首先，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引领下，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不断增多、各国各地区博物馆协会间的交流合作也更加密切;其次，各博物馆协会所产生的研究性资料与调查性统计数据形成了国际间博物馆学科研究的互补。

如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博物馆也呈现出相应的全球化特征，比如，全球运营的博物馆、辗转多个博物馆的旅行展览、博物馆之间频繁的借展、借藏品或馆际合作如雨后春般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双年展”、“年展”、“文献展” ，这样的展览形式甚至可以抛弃传统的博物馆展览的组织方式10。比如大英博物馆从2003年起便开启了其“世界文明瑰宝——大英博物馆250年收藏展”的环球巡展历程，至今已于日本、韩国、北京等多个国家地区成功举办展览。

2.2艺术博物馆展陈的转向

2.2.1展陈内容

（1）大众化趋向

在博物转向的语境当中，其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教育功能、以及其外部的文化艺术市场竞争环境，无不要求它抛弃其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运作机制而向大众生活贴近。

这一趋向体现在展陈内容中，主要以两种形态出现：一是基于“新艺术史”研究的主题性展览陈列，即可被认为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方式，通过对博物馆原有馆藏作品的主题策划、借助新技术手段甚至部分借展作品进行展示。显然，这种展览形式、展览主题更加贴近观众的需求，因而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愿意参与到博物馆展览当中。

第二种形态则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即艺术博物馆对后现代艺术的展示，使其展出内容、展览主题都呈现出耳目一新之态。一方面，后现代艺术本身便抵制曾经程式化的艺术创作模式，为了打破其“精英”倾向而进一步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这使得后现代艺术展览本身具有了“大众化”属性;另一方面，艺术的终结”之后，“传统的”线性展示显然已不再适用，如何将这些后现代艺术作品置入原本的展厅“线索”当中展示，也促使艺术博物馆对其展陈方式进一步革新。

（2）多元化趋向

除了伴随后现代艺术而产生的诸多新的艺术形式之外，非西方的艺术传统和少数族裔文化艺术也被部分的纳入到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当中。在多元文化价值得到共同关注与认同的历史背景下，大多数艺术博物馆秉承“去欧洲中心论”的价值取向，接纳多种族的艺术作品、也重新规划了对非欧洲艺术文化传统的展陈方式。如美国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经过多次的改造和扩建，在2013年重新開放的亚洲艺术展厅中，即按照东方的艺术史叙事方式将其中国艺术藏品进行展示。为了突出这些藏品的特点，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将其展陈设计设定为“时空艺术之旅”和“品鉴”两个主题11。

2.1.2展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