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街头艺人阿炳阶层流动的社会因素

林 媛

内容提要:本文以无锡地方报纸《锡报》《人报》《导报》以及《无锡年鉴》《无锡县政公报》等史料为基础,在社会变革的连贯线上探寻阿炳作为当家道士、街头艺人的生存状况,探寻时代变迁与社会变革作用于一个群体而产生的阶层位移。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新近发现一篇《街头艺人阿炳》(《锡报》1947年4月11日)的报道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份阿炳生前的报刊史料,弥补了阿炳生前非回忆录类史料的不足。

1950年夏天那次意义非凡的录音使阿炳一直“活”在时间的延长线上,在过去的七十年里,阿炳及其音乐拥有如此广泛的传播,从小人书到大荧幕,从专业学者到普通大众,从耄耋老人到十二三岁的孩童,从中学音乐教科书到大学专业音乐史教材。①阿炳及《二泉映月》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阿炳曲集》是印刷数量最大的民乐谱集,《二泉映月》是中外音乐交流舞台上上演率极高的曲目。由于艺术家们惊人的改编热情,《二泉映月》拥有最为广泛的改编版本,“文革”后每几年就有一个《二泉映月》的改编版本出现,但是学界对于阿炳的认知并没有因其作品的广泛传播而变得更加深入,事实是有关阿炳的信息颇具争议。“跪着听”将他推向神坛,宿娼吸毒将其划入城市亚文化人群的行列,学界对于阿炳的认知犹如钟摆运动,在“美化”与“丑化”、“贫病交加”与“拥有庙产”、“倒头光”的没落道士与“苦大仇深”的民间艺人之间摇摆。对阿炳阶层流动的原因始终局限在个性化的层面,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历史中看待阿炳职业身份的转变。阿炳跌落至另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应该予以关注,当历史的研究者不急于解释这次流动的原因,而是一点一点复原历史中的关键细节,把阿炳归入无锡人及道士群体中的一员。对阿炳阶层流动的理解才可能更加完整。

一、取缔迎神赛会——道士阿炳的落寞

通常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点在时间序列上作反向思考,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即重塑历史的过程。阿炳的研究者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其生前与死后的巨大“温差”,原因在于1950年的录音使阿炳的音乐得以传世,由于录音的时间与阿炳去世是同一年,因此呈现出生前的“落寞”与死后的“繁华”。尽管阿炳死后作为民间音乐家拥有无可比拟的光环,但是学界对阿炳生前的了解十分有限,对阿炳阶层流动的原因及其生存状况知之甚少。如果将阿炳的认知从个体上升为对一个群体生存状况的理解,并把这个群体的浮沉归入社会变革与时代变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可以看到阿炳阶层流动背后复杂的结构性因素。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座城市、从事同一种职业的人,由于时间序列上的重叠、空间结构的重合,以及职业身份的相同,这个群体犹如一个新的生物,拥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和情感。阿炳是无锡道士群体中的一员,作为道士的阿炳是引起学界最多争议的部分,无锡道士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变革中经历的变迁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阿炳阶层流动的社会因素。传统中国子承父业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如果不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阿炳可能在父辈所属的道士阶层里终其一生,但是阿炳处在中国社会变革十分剧烈的年代,这次变革使社会流动在垂直方向上发生剧烈震荡。阿炳从衣食无忧的当家道士到鹑衣百结的街头艺人,从阶层流动的角度看,是一个在垂直方向由上向下的流动,任何时代都存在类似的阶层流动,流动的原因当然有个体遭遇的偶然性。惯有思维将阿炳的阶层流动归为个性化的偶然因素,即失明、宿娼吸毒及经营不善,并没有从普遍性即道士阶层的结构性变化的角度看待这一身份转变。

有关阿炳为什么从道士阶层跌落至街头艺人阶层在《阿炳小传》不同版本中均有表述,杨荫浏先生在《阿炳曲集》1954年的版本中讲到“他做道士的时候,因为爱奏音乐,同时参加了吹鼓手的集团,在人家婚丧喜庆时,到街头仪仗中去演奏;因为参加吹鼓手的集团,道士们认为他丧失了他们的面子,把他排挤出了他们的集团,这样,他便变成了吹鼓手,他当吹鼓手时,又因为爱奏音乐,时时到广场市集的所在,立出场子,当众演奏,或游行街头,让人家请他去,这样,他便成了纯粹的一位街头流浪的艺人”②。而在1979年的版本《阿炳曲集》中讲到“阿炳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患了眼疾,又死了父亲……瞎了眼睛的道士,是得不到有钱的斋主们的欢迎的,所以,他三十岁左右,便只能离开了道门,开始以卖唱为生”③。第一个版本,将其跌落至街头艺人阶层归为对行规的逾越。第二个版本,将其归为眼疾。个体在社会流动中的垂直位移,其因素并不是单一的,上述两个因素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并存,在阿炳的职业身份的转变中可能同时发挥作用,但是除了这些个性化的因素之外,无锡道士群体在20世纪上半叶的经历并没有被关注。

从无锡迎神赛会在民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无锡道士群体职业身份认同的改变,窥见阿炳阶层流动的社会因素。把神像抬出庙来游行是中国许多地区流行的传统民间习俗,称之为迎神赛会(庙会)。信徒们把庙宇里的神像请进神轿内,沿街巡游,接受民众的香火膜拜,寓意神明降临,庇佑一方百姓。迎神赛会不仅保存了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同时也是娱乐、消费的盛大节日,迎神赛会打破了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这些自然节奏对人的束缚,形成了劳作与娱乐的人为节奏,一张一弛,绵延数百年。

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中人们最崇拜的天象是雷,对雷的敬畏逐渐演变为对雷的崇拜,雷神是公正的化身,是惩罚罪恶的神。雷神崇拜在民间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在语言、戏剧中有十分生动的表现,民间俗语“遭雷劈”、京剧《天雷报》、花鼓戏《雷公报》、近世话剧《雷雨》……多种多样与“雷”有关的戏剧无不渗透着有关雷公的民间崇拜,“雷”在推动剧情中发挥的作用早已超出了自然现象的范畴,上升到民间信仰、精神寄托的心理层面,体现了雷公崇拜在民间信仰中的根深蒂固。与阿炳所在的雷尊殿密切相关的迎神赛会称为礼雷尊。秦颂石《锡山风土竹枝词》中有一首“无多残夏趁荷辰,小队华灯夜向晨。谁诩胸罗经万卷,屏香烈日礼雷神。”④描绘的就是无锡人“礼雷尊”的习俗。相传六月二十四日是雷神诞生日,无锡人从六月初四开始吃素,俗称吃雷斋素,至六月二十三日,雷尊诞辰的前一天神轿在崇安寺停驻,各香堂的信徒,在各自的神轿前分班轮流拜香,持续至二十四日上午,信徒们衣冠端整,跪在烈日中,朗诵之声与木鱼铜磬之声相应和。⑤民国以来,例行破除迷信,20世纪40年代轰轰烈烈的礼雷尊习俗日渐衰落,仅有少数善男信女进雷尊殿焚香,与20世纪20年代的盛况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取消迎神赛会影响了道院的收入,街头卖艺自然成了阿炳越来越重要的生存方式,虽然拥有庙产“屋三间”,但是由于迎神赛会被取缔,⑥至1948年往昔壮观的礼雷尊习俗已不复存在,无锡礼雷尊的习俗在民间保留下来的是吃雷尊素。因此,阿炳根本无法从礼雷尊的迎神赛会中获得“够当家主持吃二年的香烛、香钱”⑦。

由此可见,雷尊殿道观破败并不仅源于经营不善,也是社会变革使然,失明使阿炳在社会变革的连贯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变得难上加难,官方管制及民众价值观的改变是阿炳及道士群体发生阶层位移和产生垂直流动中不可逆转的、非人为因素。当一个群体被社会否定,他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不被鼓励,他们曾经笃信的规则被打破,这个群体在社会中会呈现出一种离散状态,以往可以看到既定的人生轨迹,在剧烈的变革中不得不努力掌握自己的“人生小舟”,个体在大风浪里的浮沉,其结果差别巨大到令人唏嘘不已。

二、通货膨胀——街头艺人阿炳的困苦

从现有史料分析,1945年抗战胜利后,阿炳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通货膨胀使阿炳的生活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况。由于阿炳的研究是在史料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学界对此时阿炳生存状况的认识并不深入,甚至出现了左右摇摆的状态,这种研究状态也为世人理解阿炳音乐带来困难。笔者新近发现了《街头艺人阿炳》(《锡报》1947年4月11日)的报道,这份报道是阿炳生命最后几年生存状况的珍贵史料。全文如下:

《街头艺人阿炳》

我住公园边,终日不见天。凤凰厅中物,双双如噪蝉;红嘴狮毛狗,争奇不斗研;高声似牛喘,低音比猫眠。夜夜复夜夜,魔鬼苦相缠;歇且不知节,遑论律与旋;室中多长客,不欲久流连! 忽闻有雅韵,铮铮弄三弦;骤然孤魂泣,声声血泪鹃。此曲何人奏?阿炳名早传;阿炳双眼瞎,老妇一旁牵,鹑衣成百结,丝竹无不全;艺人沿路乞,一曲值三千。琴声如流水,淙淙响玉泉;精哉《眉梢月》,听之俗虑触;万马奔腾远,为弹《闹龙船》;千军尽辟易,《霸王卸甲》篇;《春雷》轰轰起,憾山复震川。五指序七七,我疑是隐贤;不然何高古? 知音不需钱! 我问卖艺事,阿炳涕涟涟! 所入值多少? 物价如脱鸢! 家粮无隔宿,风雪走市尘,偏是寒入骨,老天不悯怜! 败絮难蔽体,爱惜胜玑璇,来岁三九日,恩物尚须穿。两老相依活,将近花甲年;走遍崎岖路,世道任迁变! 嗟吁乎! 尔等不算苦,世人苦不宜,君老无人问,征兵不着鞭;阋墙手足断,皆为争陌阡,粮吏难凶悍,君无半分田;子女是孽债,无○少受愆,黄金虽耀目,不见何垂涎? 扰攘人间世,不见心自○? 世人常戚戚,惟君独坦然! 羡君空四大,世上第一仙;羡君六亲绝,抱琴静如禅。⑧

这篇短文记录了1947年阿炳街头卖艺的情景,作者署名陆墟。从文章看,作者听完阿炳的演奏,与阿炳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短文中关于时间、空间、人物、行为、背景、经济状况以及乐曲的描述非常完整(见表1)。作者为什么花费笔墨在一个鹑衣百结的街头艺人身上? 仅仅是为阿炳演奏技艺所打动吗? 为什么在1947年发表这样一篇题为《街头艺人阿炳》的文章? 文章中包含了哪些有关阿炳的重要历史信息? 这篇文章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关于阿炳的研究难题?

表1 《街头艺人阿炳》中的信息分类

文中涉及的空间包含“公园”和“凤凰厅”,其中“公园”指的是无锡“公花园”,建于1905年,公园是无锡城市最繁华的市中心,也是最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阿炳所在的雷尊殿在公园南面,阿炳出门往北走几分钟就可以来到人员密集的“公园”,这个路线应该是阿炳卖艺常走的路线,由于常年在街头卖艺,文中说“阿炳名早传”,由此可见阿炳在无锡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凤凰厅”是无锡一家西式的咖啡茶室,因有女服务员开风气之先,因此名噪一时,餐厅有两位广东籍的妙龄女服务员,一位叫阿凤,一位叫阿梁。⑨凤凰厅里面有乐队演艺(后改为播放西乐唱片),⑩但是与阿炳经过数十年的艺术积累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只是作者用来作对比和铺垫的。

文中的外貌描述包括“双眼瞎”“鹑衣百结”“败絮蔽体”,可以断定“阿炳”即华彦钧,“老妇一旁牵”“两老相依活”中的“老妇”即董催弟,这个描写证明此时阿炳卖艺时有董催弟陪伴在身旁。“将近花甲年”证明阿炳年龄为50岁至60岁之间,关于阿炳真实年龄存在几种说法,⑪根据这个记载,1947年阿炳年近花甲,因此出生年份不可能是1898年。阿炳沿路卖艺,“一曲值三千”中的“三千”并不代表实际的所得,而文中关于阿炳演奏的四首乐曲《眉梢月》《霸王卸甲》《闹龙船》《春雷》极有可能为真实的曲名,因为作者对每一首乐曲都有描述。文中作者关于阿炳演奏乐曲的描述有多处,例如“骤然孤魂泣,声声血泪鹃”“琴声如流水,淙淙响玉泉”“精哉《眉梢月》,听之俗虑触;万马奔腾远,为弹《闹龙船》;千军尽辟易,《霸王卸甲》篇;《春雷》轰轰起,憾山复震川”。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阿炳演奏技艺的高超,但这些描写都不是作者写作的重点,作者重点表达的内容是阿炳经济上的苦状,因此在阿炳外貌以及交流中加入了许多有关阿炳生活困苦不堪的记述。

从报道中看,抗战胜利后阿炳在温饱线上挣扎。1946年12月,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越过华北上空,抵达江南地区,545名上海人在寒流中冻死,⑫刺骨的寒风使无锡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⑬阿炳靠救济得到的棉衣帮他熬过寒冷刺骨的冬天,但是阿炳并没有迎来美好的春天。根据文中阿炳“鹑衣成百结”“败絮难蔽体”“家粮无隔宿”等经济状况的描述,可以看出阿炳在1947年4月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困苦,当文章作者问及卖艺所得时,“阿炳涕涟涟”,由于物价飞涨每天收入难以维持温饱。这一信息与前文所述的历史背景相一致。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无锡取缔迎神赛会,将寺庙道院空间纳入城市公益事业的范畴,1930年的无锡寺庙登记中,万寿、镇溪、希夷三家道院内已经附设了小学校、救济会、慈善会等公益事业。⑭礼雷尊的习俗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盛况。经过近二十年的变迁,道士身份根本无法维持阿炳的生计需要,街头卖艺成为阿炳最重要也可能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可见仅通过阿炳拥有庙产及死后安葬在“一和山房”道士墓地圈内,⑮判断其属于富裕阶层是失实的,阿炳死后身着鹤氅,道士为其超度,并不是阿炳富有的象征,只代表阿炳作为当家道士的身份,为从道而终的一生画上看似圆满的句号。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也是作者表达的重点,即“物价如脱鸢”。战后通货膨胀的经济背景下,物价如脱缰野马,涨势一浪高过一浪。公务人员和教师在战后通胀中成为需要请愿救济的群体,1945年9月至1948年7月的35个月里,上海公务员月薪始终无法购买一家五口所需的大米⑯,公教人员需要靠配给米粮维持生活。1947年4月南京、上海、北平、东北物价普遍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涨幅最大。⑰1947年4月受其他城市粮价上涨的影响,无锡粮价有一波很大的涨幅。无锡粮价上涨的原因并非商人抬价,常州等地的粮商向无锡购米,输出多、供应少导致无锡米价上涨。⑱无锡成为36个物价管制地区。⑲因此文章虽以“街头艺人阿炳”为题,实则间接表达通胀之下城市中升斗小民的苦状。最后作者安慰阿炳“尔等不算苦,世人苦不宜”,“君老无人问,征兵不着鞭”“粮吏难凶悍,君无半分田”,从当家道士跌落至鹑衣百结的街头艺人,阿炳的一生是无锡方言中“倒头光”的典型,阿炳“空四大”“六亲绝”,但是却“独坦然”“静如禅”!

通胀之下,无锡进入了限价城市的行列,但是限价措施如同一纸空文,1947年5月由于限价过低,黑市猖獗,升斗小民无处买米,不得不求助于黑市,哄抬物价愈演愈烈,白色恐怖笼罩百万无锡人。⑳政府按照米价调整公务人员工资。㉑1947年5月,无锡公教人员配购公粮。㉒政府控制米价上涨,但粮商以限价过低拒绝售卖。工人以米价折算工资,按照限价领取的工资却买不到限价米,民众要求政府制止黑市。㉓在官方作为、粮商利益、百姓活命的博弈里,社会秩序陷入崩溃的边缘,社会矛盾一触即发。1947年5月5日,抢购粮食的贫民与米行之间发生了争执,积蓄的恐慌在“抢米”的呼声中瞬间演变为蔓延至整个无锡的抢米风潮,数千人冲进米行抢米,无锡米行几乎无一幸免。1947年5月6日,被抢米行的商人数百人聚集在县政府门前请愿。㉔抢米风潮持续数天,引发了暴力流血事件,无锡城内一片混乱,全市七十多家米行被抢。㉕风潮平息后,人们仍活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恐慌之中,公教人员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㉖无锡其他行业店铺纷纷关门以提防那些因饥饿和恐慌而失去了理智的人们,无锡市面百业萧条,数日后县长慰问被抢米店劝粮商复业。㉗无锡各行各业日常经营逐渐恢复了正常,但是持续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秩序无法步入正轨。

1948年8月19日,政府发行金圆券,不再议价,物价被锁死在“八一九”防线上,政府要求市民在限期内将手中的黄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㉘无锡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阿炳仍然在无锡街头卖艺,他曾演唱过《金圆券满天飞》㉙(另一说为《金圆券害煞老百姓》)表达恶性通胀和政府巧取豪夺之下无锡人的困苦,与阿炳演奏的那些乐曲相比,当时的无锡人更喜欢阿炳自编自演的这些说唱。十几年的道教音乐训练、社会变迁之下发生的阶层垂直流动、个人遭遇的种种不幸使阿炳拥有对底层疾苦的敏锐感知,阿炳用无与伦比的音乐表达能力唱出了数量众多、处于社会底层那些无锡民众的苦难,可惜的是这些说唱并没有得以留存。今天,我们只能在无锡地方报纸记录的寒流、时疫、物价飞涨、市面萧条、底层的苦状中想象阿炳正站在无锡街头自弹自唱,围观的无锡人为那些针砭时弊的唱段拍手叫好,而阿炳“搏命”的演唱只为得到几个吃饭钱。1950年,杨荫浏为阿炳录音时,阿炳已有两年没有弹琴演唱了,㉚一说为乐器被老鼠咬坏,阿炳认为“天意不可违”;一说为阿炳讽刺政府发行金圆券巧取豪夺,被强行关进了戒毒所,地方政府以破坏国库金融政策为由,不许阿炳在公共场所卖艺。1950年阿炳录音时用的二胡是去乐器店借来的,㉛金圆券发行的时间(1948年8月19日)至阿炳录音时(1950年9月2日)恰好相距两年。阿炳从衣食无忧的当家道士到鹑衣百结的街头艺人,最后沦为衣食无着、被城市“抛弃”的人,在这条垂落的人生轨迹中伴随着国家转型、民族危难、地方危机、战乱时疫、道士没落以及个体遭遇的种种不幸,所有内容构成了阿炳音乐的深邃和复杂,社会变迁作用于个体浮沉和数十年街头卖艺中遭受的白眼冷遇通过音乐表达出来的是默默承受,而非简单化的抗争。

一个常年在街头卖艺的人,多数情况下他的音乐只是城市声音景观中“可有可无”的“陪衬”。推动音乐发展的逻辑与演奏音乐的空间环境之间存在深度关联,录制下来的六首作品中,《二泉映月》的音乐表达与街头空间的对应关系最为紧密。音乐在主题上不断重复和变化,通过极为细腻的音腔润饰和多处“鱼咬尾”的衍进手法最大限度地包容了需要表达的复杂情感,这是一种相当简约化的音乐表达,它符合街头音乐的空间特质。后世的演绎使《二泉映月》走向了舞台,与街头具有复合功能的空间相比,舞台功能单一,演奏者由“可有可无”转变为“万众瞩目”,舞台更有利于音乐技术上的精益求精,阿炳录音中的弓法、装饰音以及在一个长音上的细微力度变化都被仔细地揣摩和研究过,这使阿炳演奏中由于物质材料和演奏技术的局限而不能完美传递的表达意向在舞台化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极致,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表达耗尽人生的苍凉和时代变迁的无奈,但是很难传递“可有可无”的卑微,因为演绎空间、构成乐器的物质材料、演绎者的身份与原本的样貌之间已存在天壤之别。因此,阿炳的音乐只能被演绎,永远无法被复制和超越,虽然舞台演绎中不乏经典之作,所有的演绎在阿炳的录音面前都显得单薄或浮夸。

结语

古往今来,“朱门生饿殍,白屋出公卿”,这种大起大落、阶层垂直流动的历史故事常常用来贬损没落子弟的不争,以及用于宣扬诸如勤奋之类的美德。但是如果我们不急于从道德评判的角度下结论,就总能发现其背后的社会因素。阿炳从当家道士到街头艺人的阶层流动也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其中取缔迎神赛会与通货膨胀是两个最为直接的社会因素,前者弱化了阿炳的道士身份,使街头卖艺成为阿炳越来越重要的生存方式,后者使阿炳的生活雪上加霜。至今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阿炳是什么时候走向了街头,当家道士与街头艺人的身份重叠持续了多久,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主持道院还是走向街头都是阿炳的生存方式。作为道士和街头艺人的阿炳其生存状况始终处于一个变化和流动的过程中,身着鹤氅与鹑衣百结,衣食无忧与家粮无隔宿是阿炳一生阶层垂直流动的个性化特征,对于阿炳阶层流动的理解仅局限于个体遭遇的不幸或将其归为苦难大众中的一员都是对历史的简化,并有可能导致误读。阿炳是落寞道士和街头艺人群体中的一员,在社会变革的连贯线上可以看到道士群体的集体落寞,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作用于一个群体,在排列重组中逐渐将其挤入社会的“褶皱”中,人们的精神信仰与道士群体的关联越来越不具有普遍意义。阿炳去世后杨荫浏先生有三个遗憾,一是录音时没有为阿炳拍照;二是计划进行二次录音未能如愿;三是没有介绍阿炳参加新曲艺的工作。第三个遗憾是促使我进行本研究的直接动因,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是这个遗憾引领我完成了本选题的研究。

谨以此文纪念杨荫浏先生120 周年诞辰。

注释:

①《二泉映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音乐教科书》七年级(下)的教学内容。

②杨荫浏:《阿炳小传》,载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阿炳曲集》,音乐出版社,1954,第1页。

③杨荫浏:《阿炳小传》,载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阿炳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第1页。

④秦颂石:《锡山风土竹枝词》,载《中国风土志丛刊》,广陵书社,2003,第20页。

⑤静泊:《纪雷尊香》,载《锡报》,1948年7月30日,第4版。

⑥《无锡市宗教调查表》(宗教部分),载《无锡年鉴》,华丰印刷铸字所,1930,第12-13 页。《布告禁止迎神赛会》(无锡县政府布告),载《无锡县政公报》,1929年第1期,第1-2页。《函县府从严取缔迎神赛会》,载《人报》,1933年4月15日,第2版。

⑦火神殿客师尤武忠的回忆。钱铁民:《阿炳与道教》,载《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第52页。

⑧陆墟:《街头艺人阿炳》,载《锡报》,1947年4月11日,第4版。

⑨田甜:《凤凰厅女侍》,载《导报》,1947年6月5日,第3版。

⑩雁沙:《我想凤凰厅》,载《导报》1947年7月6日,第3版。

⑪关于阿炳的年龄有几种说法:1.1893年农历七月初九(阿炳录音时所说);2.1892年阴历八月十八(阿炳叔父所说);3.1892年阴历七月初九(无锡市公安局户口记录);4.1898年(出自无锡市文化局)(梁茂春:《杨荫浏采访录》,载《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2期,第19页)。

⑫《冻死五百余人》,载《锡报》,1946年12月1日,第1版。

⑬柳君朔:《寒流下的人们》,载《锡报》,1946年12月2日,第2版。

⑭《寺庙管理条例》中规定寺庙按照占地面积大小参与公益事业,在寺庙内开办各级小学校、民众补习学校、冬季学校、夜校、图书馆、阅报所、讲演所、公共体育场、救济院、残废院、孤儿院、养老所、育婴所、贫民工厂、合作社。(《寺庙管理条例》,载《无锡县政公报》,1929年第3期,第3页。)

⑮同⑦,第53页。

⑯李铠光:《国共内战时期上海市公务员工资与食米购买数量的变动关系(1945-1948)》,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5年第44 期,第133-222页。

⑰《制止涨风》,载《华北日报》,1947年4月11日,第2版。

⑱《粮食价暴涨原因》,载《锡报》,1947年4月9日,第2版。《物价涨风又起》,载《锡报》,1947年4月8日,第2版。

⑲《物价评议会今开紧急会议》,载《锡报》,1947年4月15日,第2版。

⑳《限价米无处可买,黑市仍大肆猖獗》,载《锡报》,1947年5月3日,第2版。

㉑《公务人员待遇以米价作标准》,载《锡报》,1947年4月30日,第1版。

㉒《公教人员函县切实发放配购》,载《锡报》,1947年5月3日,第2版。

㉓《客商搜购黑市猖獗,本帮坚持提高限价》,载《锡报》,1947年5月4日,第2版。

㉔《全市一片抢米声》《各行损失统计》《抢风蔓延城内》《米商请愿》,载《锡报》,1947年5月7日,第2版。

㉕《被抢米号统计》《抢米风潮平息》《抢米犯二十一人被捕》,载《锡报》,1947年5月7日,第2版。

㉖《公教人员诉苦,呼吁调整待遇》,载《锡报》,1947年5月29日,第2版。

㉗《徐县长慰问被抢米店,劝导粮商复业》,载《锡报》,1947年5月9日,第2版。

㉘《人民持有金银限期截止兑换》,载《锡报》,1948年8月20日,第1版。

㉙杨荫浏:《阿炳其人其曲》,载《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第32页。

㉚同②,第2页。

㉛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