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2021-01-30 21:57
师道(人文) 2021年7期
关键词:奥斯维辛耶夫斯基形容词

停 云

今年3月21日,也就是世界诗歌日这一天,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75岁。据与他熟识的中国诗人黄礼孩说,今年2月初,扎加耶夫斯基注射了新冠疫苗,7天后患上急性胰腺炎,随后,又在住院期间感染上新冠病毒,“重重病情加身”,最终治疗无效去世。

扎加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少数几位大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多次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引起热烈讨论,而他本人也在2014年3月底4月初到过广州,接受“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在海珠区一个中医私人诊所扎过针灸。《南都周刊》记者唐不遇对他做了专访,后来以《扎加耶夫斯基访谈:寻找光明,但永远不忘记黑暗》为题发表。在文章中,唐不遇写到,新闻发布会快结束的时候,“窗外的珠江上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汽笛声,打破了会场的沉闷和单调,也打断了扎加耶夫斯基的发言。一直盯着天花板颇为严肃地回答记者问题的扎加耶夫斯基突然笑了,他掉头望向窗外,对着明亮的春光赞美说:‘真好听!’”或许因为有这种交集,他在中国作家和读者的眼中,不是神话化了的大师形象,而是很具体的诗人,爽朗而幽默。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国内,许多诗人、媒体人纷纷撰文悼念。

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扎加耶夫斯基的可贵在于,读他的书,总能从中感受到“从作家灵魂跃向读者灵魂的火花”,这种阅读体验并不多见。他的作品专注于探索人的生存处境,将历史经验、道德视野、形而上沉思、审美愉悦融于一体,达到了一种精妙的平衡。浓厚的抒情氛围中透出智性的力量,用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来说,“理性和玫瑰”兼而有之。他早已在世界诗歌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离世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已。只是,他七十多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参加文化活动,旺盛的创造力令人充满期待,猝然的离世,确实很令人惋惜。

我读的第一篇扎加耶夫斯基作品,是小品文《捍卫形容词》,诗人王家新翻译。此文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此后便相继读完他的随笔集《捍卫热情》《另一种美》《两座城市》《轻描淡写》,以及诗集 《无止境》《永远的敌人》《无形之手》。

写作中有一种观点,提倡尽可能少地使用形容词,其源头据说是海明威以简洁著称的 “新闻体”。扎加耶夫斯基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形容词的来源是大千世界无限丰富的差异性,限制乃至禁止形容词的使用,无异于撕裂现实丰富的肌理,将差异性纳入单调、一元化的世界。“军人限制了大量的形容词。他们只有一个形容词,那就是‘一样’,从那些没有光彩的眼睛里泛出。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步枪。任何一个从军队中回来的人,换上平民的衣服,向平民的城镇迈出第一步时就会记住形容词难以置信的爆炸,颜色,色调,形状,大千世界所充满的不可取代的个体存在一起前来向他问候。”个人与事物,都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那独有的面容、气息、味道、颜色、形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情境中都显得不一样,不可复制,形容词的存在正与此对应,只有一个毫无光彩的世界才会舍弃形容词。同样,伦理的世界、记忆的世界,离开形容词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篇短文,一下子击碎了我头脑中存在已久的成见。行文中轻快的节奏、精确的用语,温和叙述中隐含的智识锋刃,让我想起晚明袁中郎小品文的神韵,而思想的深刻则有过之。文章具有这种效果,译者王家新功不可没,但这也是扎加耶夫斯基特有的风格,后来,我也在李以亮和杨靖的译作中读到类似的语调和气息,风格的背后是作者的心智特点和心灵印记,在优秀的翻译中不会流失。

当涉及具体的人,他的笔下往往又会流露出浓厚的抒情气息。这种抒情,不是语言中过度的亢奋或甜腻,而是来自他与笔下的人建立的亲密关系。20世纪上半叶的波兰可谓苦难深重,二战后,由于美苏两大国的权力博弈,其部分领土不得不重新调整,居民举城搬迁。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被连根拔起,重置于完全陌生的环境和人群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精神后遗症。扎加耶夫斯基的家族便在此列。普通个人在“历史的暴力”面前如螳臂当车般渺小,他们被碾碎尊严,最后消逝无踪,历史学家从来不会去关注他们。这种经验后来成为扎加耶夫斯基写作的源泉之一,他常常回到这一主题,描写那些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普通人的生活际遇,他们是他的家人、亲戚、邻居、师友,还有周围世界的陌生人,冷静的叙述中透着朴素的怜悯。《两座城市》写到一个移民后不愿与现实妥协的老人,他永远穿着睡衣,从来没有离开过房子,“生活在那些没有打开过的旅行箱,后德国的墙壁,半明半暗的环境中,是怎样的苦难……也许他在梦里回到了逝去的日子,那个不得不离开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总穿睡衣。他生活在梦里,只是在梦里。他的睡衣,犹如一件潜水服;他潜入往昔,仿佛一个蛙人。”这位邻居,一个无名之人,借助于他的书写被保存下来,几十年后许多中国读者还能理解他的悲哀和忧惧。这也说明了具体个人真实的生活和命运,是可以对抗“历史的暴力”的。通过呈现具体的个人生命,来回应 “历史的重负”,这是扎基耶夫斯基从他的文学前辈米沃什、赫贝特等人继承下来的传统,但相比之下更温和,抒情气息更浓。

作为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最知名的作品是那首《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你眺望时髦的游艇和轮船;/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长的旅程,/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你见过难民走投无路,/你听过刽子手快乐地歌唱。/你应当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我们相聚的时光,/在一个白房间里,窗帘飘动。/回忆那场音乐会,音乐闪烁。/你在秋天的公园里拾橡果,/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柔光。”(黄灿然译)

这首诗最初的灵感来自于诗人18岁时与父亲在登山途中见到的废弃村庄,几十年后才在一次旅途中写下来。当涉及一个具体的遭损毁的世界时,提倡“赞美”往往会显得浅薄而无力。此诗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经验,却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普遍的经历。它试图在残缺的现实和希望之间达成一种和解,同时又不掩盖曾经的损毁和苦难。努力在残留中找到希望的力量,“却又感受到一种阻力,不像鸟能够自然地歌唱和赞美”,正是这种“阻力”使全诗具有一种 “共情”“治愈”的力量。如扎加耶夫斯基自己说的,“诗歌仿佛建立在一条窄道上,在这条窄道上一边是可怕的、非人道的东西,另一边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崭新的、欣喜若狂的东西。诗歌激励我们,让我们抖擞精神,恢复我们的童真,但与此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忘记什么是困难和痛苦。”(《扎加耶夫斯基访谈:寻找光明,但永远不忘记黑暗》)或许正因为如此,2001年“9·11事件”后,当《纽约客》杂志在封底发表了这首诗的英文版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美国很多家庭的冰箱上都贴上了这首诗。

不过,“赞美”也有其限度。波兰诗人总会面对“奥斯维辛”的拷问。去年10月,国内《新京报书评周刊》曾给扎加耶夫斯基做过一个专访,其中提到“如何面对比如奥斯维辛这样 ‘历史的重负’”“你的‘赞美’是否可以被视为对这类重负的一种平衡”等问题。扎加耶夫斯基回答:“类似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存在于一切‘赞美’之上。人们可以把它比喻为黑洞,正如我们从天文学家那里学到的。这些地方是某种沉默,黑暗的存在。”在这里,我们碰到语言与沉默的问题。一个有良知的诗人无法回避成千上万的人的苦难,他不得不发出声音,这是他的历史责任,但这必然也会遭遇到一个严厉的自我拷问:把无数人的苦难变成写作对象,赋予其完美的形式,锻造成精致的艺术作品,这样是否合适?在写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勃发的灵感激荡,及其带来的快感、狂喜,在面对数百万人惨死的真相时,如何坦然自处?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深入探讨过这个写作的伦理问题,扎加耶夫斯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困境。二三流的诗人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这些题材,为自己赢得 “政治诗人”“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但一流的诗人有一种很重要的禀赋,即诚实,使他们不至于为虚名而忽略严肃的写作伦理。扎加耶夫斯基写过一首《奥斯维辛的燕子》:“在营房的寂静里,/在夏日星期天的沉默中,/燕子的尖叫声传来。//那究竟是不是人类的言说/最后留下来的?”(王家新译)罗马尼亚作家布拉加说“语言是沉默的伤口”,这首 《奥斯维辛的燕子》,便是从沉默的伤口流淌出来的。短短的五行诗,没有提到集中营曾经发生的惨状,却让我们置身于巨大的沉默中,难以言说。燕子的尖叫声犹如拷问,令人无法心安。相比之下,他早年写的那一首《在美国一家旅馆看关于纳粹浩劫的电视》就有些冗长,没有这样的力量。

阅读一位诗人,要特别留意他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扎加耶夫斯基奉“真实”为写诗的最高准则,自觉地去承担、回应历史的重负,因而作品中具有一种动人的道德力量。但他又认为诗歌丰富的可能性,不应在 “历史的重负”下消解。对于德国哲学家阿多诺那个著名的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扎加耶夫斯基并不认同。他说,“奥斯维辛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特别是对那些在离这个前集中营几公里的地方长大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是我们自己的遗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诗歌同时也有其愉悦和游戏的成分,没有哪个奥斯维辛可以把它拿走。让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吧。我们记着历史和奥斯维辛的残酷,但也存在着作家和读者分享的诗的经验领域。它属于诗歌的游戏性和欢乐时刻,诗歌同时也有其愉悦和游戏的成分,没有哪个奥斯维辛可以把它拿走。”(《“诗歌召唤我们走向生活”——扎加耶夫斯基访谈》)

愉悦和游戏,涉及他作品的另一向度。扎加耶夫斯基是少数能够揭示事物微妙存在的作家,如同荷兰静物画,“洋葱和韭菜获得皇家丝绸的尊严”,也可以“像谈论神秘之物那样谈论新洗的亚麻布或新鲜的草莓”。正如那首有名的《中国诗》:“我读一首中国诗,/写于一千年前。/作者谈到整夜/下雨,雨点敲击/他的船的竹篷,/以及他内心终于/获得的平静。/现在又是十一月,一个/有浓雾的铅灰色黄昏,/这仅仅是巧合吗?/另一个人正活着,/这仅仅是偶然吗?/……如果有什么剩下来/也只是他们诗中的雨声的/低语,/不悲不喜。/唯有纯粹是看不见的,/而黄昏趁着光和影/把我们遗忘一会儿的时候/赶忙把神秘的事物移来移去。”(黄灿然译)

苦难和残缺并非世界的全部,为愉悦和游戏的时刻辩护,其实也是在为生活和世界辩护,或许也能让我们想起“赞美”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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