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软件的我国党史期刊刊文情况与研究热点

魏崇辉 李钰鑫

[摘 要]为探究2017年—2019年北大核心期刊中国政治类目中党史类期刊的刊文情况与研究热点，以CiteSpace软件为主要工具对《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的载文数量、核心作者、核心机构、关键词等内容进行对比分析，辨识出当前党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主要阵地以及热点问题。结合研究结果，针对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本文提出应当提升党史研究的实践性，加强党史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推动党史研究不断深化;深化学科建设，加强跨学科研究;创新党史研究的方法，运用最新科技成果。

[关键词]党史期刊;刊文情况;研究热点;软件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6-0058-06

深入学习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总结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指导未来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精神依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党史、用党史，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当前，党的发展面臨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化对党史的研究，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中文核心期刊是对期刊进行综合评价的方式和渠道之一。为探究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政治类目下党史类期刊的刊文情况与研究热点，本文以该类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文献》为例展开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以《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文献》2017年—2019年刊载的文献为数据来源，以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为研究工具，以基于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对比分析为研究思路展开，具体内容如下：

（一）数据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均是在学术界党史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期刊。其中，《中共党史研究》创刊于1988年，创刊时的主办单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推动党史的研究、宣传、教学工作为主要目的。《党的文献》同样创刊于1988年，当时的主办单位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是公布党和国家及其领导人重要文献的权威中央级学术理论刊物，以研究宣传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思想为主要特色。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由此，《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文献》在发文机构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2017年—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发文数量为562篇，《党的文献》共刊载文献427篇，本研究将以上述文献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工具上，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所选文献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呈现2017年—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及《党的文献》刊载文章的特征及异同。通过使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可以基于所选文章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时区图谱、作者共现图谱、机构共现图谱等多种类型的知识图谱，从而直观展现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研究前沿。

在研究思路上，首先通过对《中共党史研究》及《党的文献》的载文数量、核心作者、核心机构等信息进行比较和分析，了解两本期刊的基本信息及特征，从而得出北大核心中国政治类目党史类期刊的基本特征。其次，通过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以及关键词聚类图谱，以两本期刊为例分析其近年来关注的热点话题。最后，基于软件分析结果，对北大核心中国政治类目党史类期刊的总体载文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今后深化相关研究的几点展望。

二、期刊基本信息对比分析

通过对《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文献》两本期刊的年度载文数量、核心作者、核心机构等基本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其在期刊基本信息方面的共性和个性。

（一）载文数量对比。经统计，2017年—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的载文数量分别为192篇、187篇、183篇;《党的文献》则分别为155篇、132篇、140篇。横向来看，《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文献》载文数量年均变化幅度都相对较小，其中，《中共党史研究》的发文数量虽逐年递减，但其变化幅度均控制在5篇以内。纵向来看，《中共党史研究》每年的发文数量均高于《党的文献》，2017年—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发文总量约为《党的文献》的1.32倍。之所以出现该现象，是因为两本期刊在发刊周期上存在一定区别。2017年—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以月刊的形式发行，至2020年更改为双月刊。而《党的文献》在2017年—2019年为双月刊，每年仅发行6期。所选时间段内发刊数量的差别是《中共党史研究》年度载文量高于《党的文献》的主要原因。

（二）核心作者对比。特定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应研究方向的中坚研究力量。为了解《中共党史研究》及《党的文献》的高产作者群体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基于两本期刊2017年—2019年所刊载的文章绘制了作者共现图谱。对图谱中的信息进行解读，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发文数量较多的学者有萧冬连（9篇）、吴志军（7篇）、欧阳淞（6篇）、李金铮（6篇）等。这些学者就中共党史的核心问题，开展了不同视角、不同主题的研究。萧冬连的研究视角多置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吴志军的研究侧重于对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探讨;欧阳淞对党史研究的基础问题，如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深化党史研究的路径、加强党史工作队伍建设的方案等作出了分析;李金铮立足于中国革命时期的历史，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概言之，在党史研究上有所建树的不同学者，关注重点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所关注的历史时期、具体视角的差异。

而在《党的文献》这一期刊中，发文数量较多的作者则包括陈理（10篇）、杜栋（7篇）、陈扬勇（4篇）以及姜淑萍（3篇）。对其高产作者及其发表文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首先，《党的文献》这一期刊共刊载了11篇毛泽东所作文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党的文献》期刊在当年第4期“重要文献”专栏中的《1949年毛泽东关于筹备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一组文献》中，收录了毛泽东的11篇相关重要文献。其次，该期刊的其他高产作者多为来自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学者，在党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专业性。陈理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编审，长期从事中共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和著作编辑工作，针对党史展开了大量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除党史研究之外，其近年来的研究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陈扬勇原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现为求是杂志社总编辑，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开了一系列分析。姜淑萍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邓小平思想和党的理论研究。

对《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的作者进行对比可见，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发文作者多为知名学者，而《党的文献》则刊载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献。这一区别与期刊的學术定位有一定关联。《党的文献》主办单位包含中央档案馆，以公布党和国家及领导人的重要文献、研究宣传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思想为主要特色，而《中共党史研究》则主要为推动中共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学而服务，其刊载文章的学术特征更为浓厚。

（三）核心机构对比。发表论文数量较多的核心机构反映了某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阵地。为了解《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中发文数量较多的机构，明确党史研究的主要阵地，笔者基于机构共现图谱进行了对比。

分析发现，《中共党史研究》的发文机构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从地域分布来看，该期刊主要发文机构集中于北京及上海。这一分布情况与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及上海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北京和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为学者们深入开展党史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其次，从具体机构来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为该类研究作出较大贡献。除此之外，其他高产机构也多为国内党史研究的专门机构以及国内外知名高校。从专业分布来看，《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发文机构多为高校的历史学系及历史学研究所，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多涉及到对历史的回顾与探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基础。

对《党的文献》的发文机构分布进行分析，则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发文数量居于前10的机构中，7所位于北京，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该特征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文机构地域分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第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是《党的文献》的主要发文机构。第三，从机构涉及到的具体研究方向及专业来看，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场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均在高产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综合《中共党史研究》及《党的文献》中呈现的主要机构，可以归纳出，学术界关于党史研究的主要阵地分布于北京、上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为深化该问题的研究作 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两本期刊发文机构的具体院系和专业存在一定区别。《中共党史研究》以高校的历史学系为主，而《党的文献》则相对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共党史学科定位的特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学科目录，中共党史是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党的建设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实际科研工作中，党史和党建的研究边界较为模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者成为党史研究主力军的情况。而针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视角展开，故历史学系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主要场域。综合来看，尽管近年来学者们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形成了一系列共识，但其研究边界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期刊研究热点对比分析

文章的关键词是该文章核心议题的反映。为明确《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文献》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并由此归纳两本期刊的热点研究话题和方向，笔者基于所选取的文章分别绘制了关键词共现图谱以及关键词聚类图谱，并基于图谱内容进行了解读。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整合《中共党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的信息，涉及到的高频关键词有“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史”“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地域史”“中共党史研究”等。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看，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分别为“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这表明，这两个关键词作为核心节点在当前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既有成果多围绕这两个核心议题展开。从高频关键词的相互关系来看，图谱中不同关键词之间存在较为密集的连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较高，当前党史研究呈现出一定的整体性和体系化特征。而从高频关键词涉及到的研究方向来看，可以归纳出上述关键词主要围绕三个研究主题展开，即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思想和论述，党史中的重要事件以及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对《党的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解读，得到的结论则如下：一是多次出现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作为关键词的情况，如“毛泽东”“习近平”“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这一特征与《中共党史研究》所涉及到的关键词存在明显差异，可以印证在《党的文献》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及论述是其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二是聚焦于“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从严治党”等关键词，体现出该刊选题、视角以及方法上鲜明的时代特征。以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为支撑，该刊为学界围绕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展开深入研究积极搭建平台。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在上述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之上，笔者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了智能聚类，生成了《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党的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对其关键词聚类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归纳出《中共党史研究》及《党的文献》近年来关注的热点方向。

由《中共党史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结果可知，《中共党史研究》近年来关注的热點研究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和论述的解读和阐释，涉及到的关键词聚类有“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报告”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应对当前国际局势、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一研究方向被学者们广泛关注。二是对党史重大事件的分析和探讨，如聚类“五四运动”“从严治党”。该研究方向旨在探究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三是对中共党史研究中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总结和创新。聚类“档案资料”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文本研究为主要路径，反映出“在近年来党史学界提倡档案资料搜集和利用的影响下，以一手档案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进一步成为党史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研究者的自觉追求”。

《党的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则呈现出以下热点方向：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和思想的研究。表现为聚类“毛泽东”“刘少奇”“习近平”等。《党的文献》设有特定栏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和思想进行探析，如栏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笔谈”等。该方向凸显了《党的文献》这一期刊在关注重点方面的显著特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包括聚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等。这一特征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方向具有一致性，可见在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不仅涉及到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回顾和总结，也包含与当今时代特征、党和国家最新决策部署相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经典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特点。

四、结论与展望

为探究2017年—2019年北大核心期刊中国政治类目中党史类期刊的载文特征，本文以CiteSpace软件为主要工具，以《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为例展开了对比分析，得到的结论如下：

从期刊发文的基本特征来看，两本期刊的年度发文数量均较为稳定，由于发刊周期不同，《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2019年的年度载文数量高于《党的文献》。期刊的核心作者群体存在区别，核心作者所关注的历史时期、具体视角存在差异。相关研究的主要发文机构多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其中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发文的数量较多，这两所高校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从研究热点来看，《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关注的热点方向存在一定区别。《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关注领域包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和论述的研究;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展开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中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总结和创新。《党的文献》则更为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和论述以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分析和阐释。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CiteSpace软件分析结果，我们对今后加强党史研究提出几点展望：

一是提升党史研究的实践性，加强党史与实践的结合。纵观学术界分析和阐释中共党史的热点方向可见，当前的研究重心多集中于党的历史、党的理论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和论述，面向历史、基于文本的实证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从实践视角看，如何总结党的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方位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引，更应为学者们所关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统筹兼顾，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动员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对党的历史的总结与升华，从党的历史经验中发掘时代价值，提炼其对开创党和国家工作新局面的现实启示。

二是增强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党史研究归根到底是研究回答党史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历史原因、揭示历史规律，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在党史研究中，只有提高问题意识，才能推动党史研究不断深化。对当前党史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充斥着叙事性话语和描述性话语，“问题意识淡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成为深化党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和论述、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档案资料等展开的文本研究占了既有成果的半壁江山。面对史实，应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深入思考，对党史上的重要事件、重大战略决策、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和论述的内在逻辑和机理进行历史性分析和深层次追问。面向现实，要从现实问题出发，在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的基础上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引导和方向指引。

三是深化学科建设，加强跨学科研究。从上文分析中可得知，已有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涉及不同学科、专业，历史学研究所、高校的历史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均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该现状一方面有利于扩展党史研究的思路与视角，但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在党史研究的学科归属上存在边界相对模糊的现实问题，学科建设亟待加强。尽管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中共党史研究及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予以重视，但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漫长的建设与深化过程，对于中共党史这一年轻的学科而言，其建设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在深化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十分必要。胡绳指出：“党史和许多学科有联系。党史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到和党史有关的各学科。”由此可见，在加强党史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应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实现中共党史与相关学科的“议题共享、方法互助与成果互通”。通过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推动党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四是创新党史研究的方法。早在2010年，习近平便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通过对既有研究进行整合，笔者发现当前的中共党史研究多使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建议一方面可以综合借鉴和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党史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成果，在党史研究中加入定量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促进党史研究水平的提升。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高校思政课面临的新自由主义挑战及其应对研究”（19VSZ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魏崇辉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钰鑫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