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

沈维

〔摘要〕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与新文科建设的启动，对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第三届（功能）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围绕“外汉互鉴、理论互融与本土创新”的主题，从外语学界与汉语学界、语言学内部各理论与流派以及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之间的互融互鉴展开研讨，为新时代和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研究的融合、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新视角和新路径。

〔关键词〕语言学研究; 新文科; 融合; 创新; 发展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1-0024-09

当前以复杂性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加速到来，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也日益复杂化和综合化，应对新变化和新挑战、解决复杂问题亟需学科的交叉与知识的融合。自2018年教育部发出新文科建设倡议以来，学界开始积极探索文科内部之间的深度融通以及文科与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等之间的交叉融合。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迎接新文科建设的机遇、推动语言学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召开了“第三届（功能）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以下简称“高端论坛”）。高端论坛采用腾讯会议、bilibili、Unipus等线上直播平台，听会人数达2万余人。

本届高端论坛以“外汉互鉴、理论互融与本土创新”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探讨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路径，加强外语学界与汉语学界、语言学学科内部各理论、流派以及语言学与语言学外部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之间的互融互鉴。高端论坛邀请19位国内汉外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语言学研究的融合与创新路径探讨”“语言学内部各理论、流派的互动”“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互融”和“汉语研究”四个议题作了主旨发言，全面反映了学界目前的新思考与新探索。除主旨发言外，高端论坛还特别设置“青年学者分组报告”环节，来自国内不同高校的45位青年学者，围绕“英语句法语義研究”“汉语句法语义研究”和“外汉对比研究”三个议题进行了精彩的汇报，集中体现了青年学者的新尝试和新突破。本文将立足专家主旨发言和青年学者分组报告的内容，对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的新思考与新探索、新尝试与新突破进行总结和评述，以期对国内语言学研究的融合、创新与发展有所裨益。

一、 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的

新思考与新探索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交叉学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研究已成为推动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趋势。当前新文科建设也强调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文科与文科的深入融通、文科与理科、工科等之间的交叉融合，积极融入新的技术和科学手段，以实现文科发展的守正创新。语言学的创新发展同样需要超越学科、语种和领域的界限，积极进行语言学内部不同语种之间、不同理论与流派之间，以及语言学与语言学外部的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此外，语言学的融合、创新与发展更需要融入本土意识，推动本土语言的研究和本土的语言问题研究，构建语言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有鉴于此，下文将对涉及“语言学研究的融合与创新路径探讨”“语言学内部各理论、流派的互动”“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互融”和“汉语研究”四个议题的19场专家主旨发言逐一进行概述。

（一） 语言学研究的融合与创新路径探讨

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的报告“语言学研究的融合”[1]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加强外国语言学与汉语语言学融合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报告首先阐述了英语“integration”一词的哲理。“integration”在汉语中通常被翻译为“融合”或“整合”，融合强调事物由分而合的自然过程，而整合更加强调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有序过程[1]。接着，报告论述了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融合的合理性，其理据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语言学学科的内涵来看，语言学作为一门探究人类语言本质的学科，理应包括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两者的融合不仅符合国际上的统一认识，也便于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管理;其二，从国家战略来看，两者的融合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念;其三，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看，Halliday的学术思想有不少渊源于王力、罗常培、高明凯等中国学者[2]43-44，Halliday也一直期待其理论能够回归中国，因此两者的融合有利于实现其中国情节和学术理念[2]25。随后，报告指出了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我国高校人文学院很少设置语言学系;其二，我国外语界内部对语言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分歧，不太重视语言学的引领作用;其三，国内外有关语言和语言学的国际会议，在选题内容和会议通用语言上不太重视汉语。报告最后就加强语言学研究的融合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采用有分有合的“连续统”（continuum）的辩证哲理;其二，在现有的“文学”和“语言学”下增设分支学科;其三，增强“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的引领作用。报告为加强外国语言学与汉语语言学的融合提供了有益启示。

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的报告“从时代的发展看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在梳理和总结语言学流派及语言观的演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今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原则和路径，并演示了其创新尝试。报告首先对世界语言研究三大传统（古希腊的逻辑语法研究、古印度的音韵研究、古代中国的训诂研究）和五种主要语言学流派（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进行了回溯，总结出了三条语言学流派及语言观的嬗变规律：其一，语言学流派及语言观的流变与人类需求、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科学发展、哲学社会思潮等时代要素紧密相关[3];其二，世界语言研究三大传统和五种主要语言学流派分别体现了交际工具观、自然生物观、符号系统观、天赋能力观、社会符号观和认知工具观六种语言观。其中，交际工具观、符号系统观和社会符号观对应社会科学、社会世界，着眼语言的社会属性;自然生物观和天赋能力观对应自然科学、自然世界，着眼语言的自然属性;认知工具观对应人文科学、人类世界，着眼语言的人文属性[3];其三，方法论的变化蕴含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与统一、纷争与调和[3]。此外，报告还得出了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创新语言学理论需要强烈的时代意识[3];二是创新语言学理论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3]。基于上述规律和启示，报告提出了当今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原则和路径，即创新语言学理论需要坚持“时代意识，问题导向”的原则，走“传承为基础，时代为背景，实践为根本，问题为导向，互鉴为方式”的道路。报告最后结合以上创新原则和路径演示了两个创新尝试：功能句法理论的融合与发展[4]和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提出[5]。

北京大学宁琦教授的报告“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的整合性描写思想”介绍了俄罗斯语言学家的语言的整合性描写研究以及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整合性趋势。报告首先指出，俄罗斯语言学一直以来致力于语言的整合性描写。语言的整合性描写是由莫斯科语义学派提出的理论构想，它根植于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传统中语言的体系性思想。语言的整合性描写遵循以语义为基础，同时进行语义和句法同构描写的原则。随后，报告以莫斯科语义学派代表Ю. Д. Апресян主编的《新编俄语同义词解释词典》和俄罗斯科学院传统代表Н. Ю. Шведова主编的《俄语语义词典》为例，阐述了俄罗斯语言学家在语言的整合性描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论证了语言学本身的系统性整合是俄罗斯语言学未来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一。报告总结指出，上述两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整合性描寫的尝试，为语言学本身的系统性整合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证明了系统性整合的迫切性、必然性和可行性。语言学本身的系统性整合是一项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实现离不开语言学研究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和科学范式、语言学内部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者的思想共识，以及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的相对平衡的发展。

南京大学陈新仁教授的报告“元语用：语言学创新研究的新视角”以语用学学科中近年来兴起的元语用视角为例，呈现了该视角下语用学研究的一些新进展、新成果和新方法，并就该视角对相邻学科的启示进行了展望。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元语用的定义、元语用意识及其分类。元语用是发生在语言使用元层面（metalevel）[6]237的语用现象，是指“我们作为交际者使用语言来谈论、监控、评价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7]。例如，“老实说，这电影不咋的”。元语用研究注重考察语言交际者的元语用意识[7]，元语用意识是指“语言交际者对彼此语言使用的反思意识”[7]。基于语言交际事件的核心要素，元语用意识可以分为关于语境、发话人自身、受话人、交际双方或多方、信息、语篇和语码的元语用意识七种类型[7]。接着报告提出，元语用视角的引入不仅可以促进语用学研究，而且也可以助力语言学其他学科的研究。基于此，报告简要呈现了元语用视角下语用学研究成果，例如面子、身份建构、礼貌、文学语用、二语语用、语用操控研究等，并扼要介绍了元语用在语言学尤其是功能语言学内部其他学科重要议题中的运用，例如元话语研究、在话语评价中的应用、功能句法研究、认知语法中的构式研究、元语用视角下的跨语言对比研究和同一语言内部的变异研究等。报告中元语用的介入为语言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交际者自身视角的客观证据，与现有分析视角形成了有益、有效的补充，有利于实现语言学的创新研究。

（二）语言学内部各理论、流派的互动

北京语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的报告“从乔姆斯基‘there is no theory看语言学理论及其构建”探讨了语言学理论以及语言学理论的构建问题。报告首先从当代中国语言学的理论创新谈起。报告指出，要通过学术训练，培养大学生的逻辑意识、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博士生的理论意识，进而使中国语言学研究在学术观点、分析方法方面有所突破。人类学术史上有两大发现：Darwin的生物进化论和Labov[8]40有关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变化和变异的科学研究，但Chomsky认为他们那里都没有理论[9]83。究竟什么是理论？如何建构理论？随后，报告从西方学者对理论的界定入手，并结合理论的三大要素（原理性、推演性和验伪性）讨论了“乾嘉理必”[10]的理论精蕴及现代韵律语法[11]和语体语法[12]理论的构建、发展及问题。报告还澄清了一些与“理论”相关的概念，例如学术研究中重要的内容不是研究者使用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而是研究索得的洞察力;假说、理设、方法论不是理论;理论融合是方法，理论原创是目标;研究语言不等于研究语言学;前理论建构有四个步骤：观察、分类、属性和通理;理论建构有四个步骤：溯因、演绎、预测和证伪，等等。报告最后通过“回家”和“*回家庭”等语言现象，阐述了理论其实就是要解决现象的对立问题。

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的报告“作为语言学理论组成部分的话语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都要做语篇分析话语分析？”这个问题。报告首先对话语分析的术语和学科属性进行了回顾。目前学界对“话语分析”的术语没有统一的共识，有“语篇分析”“话语研究”“篇章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等。此外，学界对话语分析的学科属性也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话语分析是一门单独（独立与语言学以外）的交叉学科，与语言学处于平等的地位;（2）话语分析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即它属于与理论语言学相对应的广义的应用语言学;（3）话语分析属于语言学学科，是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3]192。报告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从对层次、例示等概念以及系统和语篇等关系的阐述入手，探讨了作为成品的语篇和作为样本的语篇的两个互补视角[14]3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模式构建的过程，即“分析→描述→比较→理论化”，佐证了语篇分析话语分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和语言学理论模式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属于语言学理论本身，而不是理论的应用[15-16]。基于此，报告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必然要做语篇分析话语分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教授的报告“从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看转喻与隐喻的认知基础”旨在通过对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隐喻和转喻的使用情况来说明转喻比隐喻更加基本[17]124，更能体现人类思维对语言的影响。报告基于《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18]中的大量实例，探究了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转喻与隐喻使用情况及其特点。研究发现：（1）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转喻先于隐喻出现，概念隐喻更后;（2）转喻的产生主要受到儿童思维方式或语言表达不精确、不完善的影响，儿童经常会“以部分代整体”或“以相关事物代某物”，因而此阶段的转喻表达是一种被动的消极修辞;（3）隐喻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事物之间相似性的认知基础上的，儿童往往依赖自己熟悉的事物来理解或表达比较难以理解或表达的事物。儿童隐喻的喻体与早期的语言输入密切相关，与相关的童话、故事等有高度的互文关系。儿童隐喻的使用还与交际意图有关，如儿童希望自己的表达能引起“笑”的效果;（4）概念隐喻涉及抽象概念，只有儿童的概念系统和语言能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看到。报告为隐喻研究带来了重要启发。

深圳大学彭宣维教授的报告“量子语言观：基于SFL基本理念和方法论的动态模型”首先以“如何描述、解释和表征语言的动态性（互补性）、概率性、整体性、对反互补性、所致不明确性悬浮性及其它量子运动特点？”为研究问题，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范畴体系-方法论和其他学派（如语言相对论、转换生成语法、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法位学等）的相关研究认识为基础，以Halliday[13]确立的物理（量子）、生理（含脑神经）、社会（含心理）和符号（含语言和数学）四个等级的符号系统为着眼点，以语言系统和实例（含语素、词、句、段、章、篇等）为研究对象，以原子和分子微观世界中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宇宙的产生假设为框架，构建了一套针对“语言的量子特点”的概念系统和描写方法。随后，报告还扼要介绍了一些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量子语言观的基本术语体系和核心概念，如言语交际的康达效应、言语交际的量子动力学模型、顺应生理加工程序的语言过程模型、主旨基点与意义的空间膨胀、局部主旨、事件核与意义共轭、事件核裂变与意义分裂、对称性破损、互动关系的内部力源（动词中心观）等。报告对量子语言观的阐述，为语言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开辟了新方向。

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的报告“影响语言生态的两大新因素：互联网和语言智能”基于生态语言学中的“Haugen范式”，从语言自身的生命状态、语言及语言变体之间的生态状况以及人、社会等与语言相关的生态环境三个角度，依次讨论了文字、印刷术、有声媒体、互联网和语言智能等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态的影响[30]。报告指出，文字为语言第一次划界，即语言发达与否;印刷术为语言第二次划界，即语言规范与否;有声媒体为语言第三次划界，即口语规范与否;网络为语言第四次划界，即有无足够的国际地位。互联网和语言智能对语言生态的影响有：人类语言极度单一化或者极度英语化，只有少数语言才能保留在交际领域，多数都将退居文化领域或者消亡;语言智能可能助长语言单一化，也为语言生态保护提供新希望;语言将成为人类和机器两个“物種”的共享物，人类进入“人机共处、语言互动互育”的新时代。最后，报告回答了“在互联网和语言智能时代，中文会有机会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吗？”这个问题，报告认为如果世界需要两种语言的话，中文就大有希望。此外，报告还提出了维护语言多样性的具体措施，例如把握互联网和语言智能，减缓语言单一化步伐;努力发展语言智能，造出高水平的中文机器人;在国际治理领域，要高举维护语言多样性的旗帜，与法、德、西、俄、阿、日等世界大语言多协商;在国内，重视中文的使用，办好中文期刊，提倡科技论文中文首发，改革学术评审制度;在国际上，提倡“大华语”，凝聚国际华人的语言力量，科学进行国际中文教育，推进国际中文生活，促使中文成为世界华人和国际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公共语言产品等。报告为如何维护语言多样性提供了具体进路。

（四） 汉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的报告“什么是汉语造句法的精神”在介绍汉语造句法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汉语造句法的精神。报告首先归纳了前人（如陆志韦[31];朱德熙[32-33];赵元任[34];郭绍虞[35];吕叔湘[36]等）论述的汉语造句法的四个特点：其一，汉语的动词或动词短语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其二，汉语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动词、形容词和名词都可以作谓语;其三，汉语的主语其实就是话题;其四，汉语流水句可断可连。这四个特点，实际定义了一个区别于印欧语的“中式主谓结构”。在此基础上，报告从三个方面说明了汉语造句法的精神：其一，并置为本，中式主谓结构说到底就是一对“起说-续说”的并置[37]27;其二，递系为本，汉语的结构具有广义的递系性，汉语的递系造句原理如同动画的制作原理[37]239-240;其三，自然语序，汉语的语序是遵循信息传递原理的自然顺序。

暨南大学邵敬敏教授的报告“论语气与情态、语气词与句类的关系”目的在于厘清语气与情态、语气词与句类之间复杂的关系。报告首先讨论了语气与情态的关系，指出“语气”是指人们表达自己主观感情和态度所采用的语言形式或手段，而“情态”指说话人的主观感情和态度本身，是语言表达的内涵或内容。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现代汉语情态的表达，主要依赖语气词、语气副词和能愿动词、语调以及叹词等语气手段的综合性使用。例如，句末主要依靠语气词，语调贯穿句子的首尾，句中可能有能愿动词和语气副词。语气副词或能愿动词主要修饰句中的谓语，语气词主要是附加在句尾，两者可以单独应用，也可以配合使用。随后，报告讨论了语气词与句类的关系，指出语气词作为现代汉语虚词，主要用来表示人们说话时对人，对事，对物的情感、态度及意愿。句类是句子按照不同语气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型，通常包括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四类。现代汉语中，语气词大约有23个，可分为主体语气词、复合语气词、方言语气词和特殊语气词四类。大多数语气词具有多功能性，可以出现在多个句类，而解释它们在不同句类里所表现的语法意义的关键在于区分“核心情态”与“派生情态”。

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的报告“汉语的程度量级表达及其认知基础”首先通过一些英语和汉语例子，对比了英语和汉语比较量级和程度量级的表达。报告指出，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比较量级和程度量级表达采用不同的语法手段，汉语通常借助于程度副词。汉语的程度副词包括“最、顶、上、极、绝、怪、好、至、老、真、多、特、超、大、很、甚、剧、更、还、颇、贼、蛮、几、忒、比较、多么、非常、十分、格外、好生、极其”等等。随后，报告结合汉字字源和语料库文献资料，考察了“最、绝、挺、很”等程度量级副词的语义演化过程和路径。研究发现，语义域的转移和概念化是程度副词产生和程度量级意义取得的两种主要途径，其语法动因是语法格式的压制和牵引，其认知基础是认知主体的联想能力和抽象能力，其具体的演化机制是隐喻和转喻。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的报告“也谈汉语名词谓语句：从《故乡的云》中两句歌词说起”探究了汉语名词谓语句存在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名词谓语句是一种谓语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不借助任何动词而依然能完整地表情达意的汉语句式，也被称之为“体词谓语句”。报告从《故乡的云》中的两句歌词“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切入，依次从名词谓语句存在的普遍现象、名词谓语句是否完全不能否定、是否属于省略现象、从英语看汉语并从汉语看英语、汉语“象”空间性特质的渊源及汉语“象”空间性思维在语言中的表现六个方面探究了名词谓语句存在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深层缘由。报告认为，汉语的名词谓语句是汉语有别于英语而独具特色的语言现象[38]38。汉语名词谓语句之所以广为使用，是因为汉民族骨子里的“象”思维在起根本性的作用，其思维方式就是关联性思维（correlational way of thinking），即从名物的彼此关联推衍其彼此的语义联系，其本质特性就是注重空间性思维[38]38。

北京大学郭锐教授的报告“‘比字句中‘还的语义作用”试图明确“比”字句中“还”的语义作用和特点。报告首先指出，在传统的汉语语法研究中，一般把用于“比”字句中的“还”看作是一个程度副词，表示程度增加，相当于“更更加”。但这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无法解释为何作为程度副词的“还”只能用于“比”字句，一旦脱离“比”字句，“还”的程度增加用法就消失。例如，“目前的环境比过去还困难”“*跟过去相比，目前的环境还困难”;其二，无法解释“还”和“更”有时并不能替换。例如，“他比你还小好几岁呢”“*他比你更小好几岁呢”;其三，无法解释为何带“还”的“比”字句有特殊的预设，即比较对象有高程度性质，而“更”不一定有这种预设。例如，“钾跟水的反应比钠还剧烈”和“钾跟水的反应比钠更剧烈”预设“钾跟水的反应很剧烈”，而“*当医生的比普通人还清楚这一点”和“当医生的比普通人更清楚这一点”不预设“普通人很清楚这一点”。通过具体分析，报告认为：（1）“比”字句中的“还”并不表示程度增强的“更加”义，而是表示“高难事态”义;（2）带“还”的“比”字句其实是一个以“比”字句为基础句的“连”字句;（3）带“还”的“比”字句的几个特点，如比较对象重读、高程度预设、反预期性、比较对象排斥全称成分等，可以从“连”字句的特点得到解释;（4）“还”的语义实际上是“高难事态”义用于差比句、递进语境、非递进语境产生的综合义，用“更加”“尚且”“甚至”来解释都不准确;（5）带“还”的“比”字句不能出现“连”，是因为“连”与介词有相互排斥的倾向。

二、 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的

新尝试与新突破

本届高端论坛还专辟“青年学者分组报告”环节。45位来自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青年学者分别围绕“英语句法语义”“汉语句法语义”和“外汉对比研究”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集中体现了青年学者对语言学研究的融合、创新与发展的新尝试和新突破。

在“英语句法语义”和“汉语句法语义”小组，青年学者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互动语言学、界面研究等视角对英语形容词、汉语动词重叠式、汉语连动结构、汉语与格交替、汉语构式、汉语语序等进行了研究。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懂基于大规模数据库标注数据，使用决策树和随机森林统计模型，分别对汉语与格交替进行了考察，以期探究制约汉语与格交替的因素;北京外国语大学王连柱对传统语法、结构主义、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生态语法等语言学流派的及物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回顾，试图厘清及物性的研究脉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伟圣鑫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加的夫语法对现代汉语“在”字进行了研究，旨在明确“在”字的句法语义功能。

在“外汉对比研究”小组，青年学者们从语义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篇分析等视角对英汉语言否定、英汉元音、英汉指示代词、英汉课堂会话的话轮转换、英汉语篇的指称链和连贯性、汉西天气句、俄汉动词“请求”、汉法时空存在句等进行了对比研究。例如，山东师范大学张媛通过对英语和汉语否定系统中的主要否定词notno和不没的历时追溯，探讨了英汉否定思维与时空性思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刘奕彤对汉语和西班牙语中表示天气含义的语法结构及其生成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梅洁运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释义、支配模式、词汇函数等理论对俄语和汉语动词“请求”的句法和语义进行了对比分析。

本届高端论坛“青年学者分组报告”有四个特点：（1）从研究内容来看，报告既涉及汉语、英语等单语的句法语义研究，也关涉英汉、俄汉、法汉、西汉等多语句法语义的对比研究;（2）从研究视角来看，报告既有语言的共时研究，也有语言的历时研究;（3）从研究队伍来看，报告既有来自外语学界的学术新锐，也有来自汉语学界的学术新锐;（4）从研究性质来看，报告既有宏观的综述探究，也有微观的实证研究。概言之，“青年学者分组报告”为汉外学界青年学者提供了拓宽研究视角、增进理论交互以及融合学术思想的机会。

三、 评 述

本届高端论坛汇聚了国内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吸引了国内2万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在线上参与讨论，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均超过前两届[39-41]，对国内语言学研究的融合、创新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综合来看，本届高端论坛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语言学研究的互融互鉴与本土创新。专家主旨发言既有对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的顶层谋划和探讨，又有对具体语言问题的细致描写和分析，宏观探索和微观透视兼顾，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并重，为未来语言学的进一步融合、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新视角和新路径。例如，胡壮麟教授从宏观上探讨了加强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融合的合理性、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建议;何伟教授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时代意识，问题导向”的创新原则以及“传承为基础，时代为背景，实践为根本，问题为导向，互鉴为方式”的创新路径，还通过“功能句法理论的融合与发展”和“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提出”两个案例具体演示了如何进行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冉永平教授通过介绍其在汉语文化语境下提出的人情原则，具体展示了人际语用问题研究的本土化视角，等等。与会专家学者积极为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研究的融合、创新与发展建言献策，也体现出了语言学者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担当。

其次，搭建交流平台，切实加强外语学界与汉语学界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高端论坛云集了国内7位汉语学界和12位外语学界知名专家学者，这种跨界交流对于打破外汉语言学界之间的壁壘以及消除外汉语言学界之间长期存在的“两张皮”现象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主旨发言中，沈家煊教授介绍了汉语造句法的特点和精神;郭锐教授从微观层面对“比”字句中“还”的特点和语义作用作了细致的分析;王文斌教授通过对汉语名词谓语句表现形式的探讨，论证了汉民族倚重空间性思维等，也为学界了解汉语事实及其本质特征带来了新思考。

再次，深化互动合作，着力推动不同语种以及语言学学科内部不同理论和流派之间的互促互进。专家主旨发言和青年学者分组报告涉及汉语、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涵盖系统功能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用学、生态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学等研究领域;高端论坛为语言学者打破国别、语种和学科的藩篱，从多维度探讨语言学的融合、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交流平台。

最后，顺应时代发展，大力增进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之间的有机融合。目前语言学研究正面临着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发展机遇，新文科更加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和技术人文性”[42]。在主旨发言中，彭宣维教授介绍了基于量子力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构建的一套针对“语言的量子特点”的概念体系和描写方法;李宇明教授着重讨论了互联网和语言智能等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态的影响;胡开宝教授探讨了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本质是语料库翻译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有机融合等，为增强语言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如量子科学）、技术科学（如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催生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新增长点提供了新视角。

四、 结 语

本届高端论坛围绕“外汉互鉴、理论互融与本土创新”的主题，聚焦外语学界与汉语学界、语言学内部各理论与流派以及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之间的互融互鉴和互促互进，不仅为外汉学界专家学者深入探索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交叉融合与本土创新提供了集思广益的契机，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交流机会。总体而言，本届高端论坛的召开，是以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为代表的专家学者，积极承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文科背景下前瞻布局和探讨语言学研究融合、创新与发展路径的一次有益性尝试，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壮麟. 语言学研究的融合[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7（1）： 1216.

[2]胡壮麟. 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源渊和回归[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3]何伟， 王连柱. 语言学流派及语言观的历史嬗变[J]. 外语学刊， 2020（2）： 820.

[4]何伟， 仲伟. 功能句法理论的融合与发展[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8（3）： 102114.

[5]何伟， 魏榕. 话语分析范式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J]. 当代修辞学， 2018（5）： 6373.

[6]CULPEPER J & HAUGH M. Pragma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cMillan， 2014.

[7]陈新仁. 基于元语用的元话语分类新拟[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4）： 110， 24.

[8]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9]CHOMSKY N. Language and Thought[M]. London： Moyer Bell， 1993.

[10]馮胜利. 论乾嘉学术的科学突破[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3）： 113.

[11]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2]冯胜利， 施春宏. 论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单位层级和语体系统[J]. 世界汉语教学， 2018， 32（3）： 302325.

[13]HALLIDAY M A K. 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14]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M]. London： Routledge， 2014.

[15]黄国文. 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构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5）： 14.

[16]黄国文.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J]. 外语教学， 2017， 38（5）： 17.

[17]TAYLOR J R.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李宇明. 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上、中、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9]张辉， 罗一丽. 战略情报话语的批评认知分析——认知语法的视角[J]. 外语研究， 2017， 34（6）： 410.

[20]HEGINBOTHAM E.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 [M]. Washington： Rand Corporation， 2015.

[21]SAEED J I. Semantics （4th ed.）[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6.

[22]PALMER F.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2001.

[23]GIVN T. Evidentiality and epistemic space[J]. Studies in Language， 1982（6）： 2349.

[24]袁毓林. 敘实性和事实性：语言推理的两种导航机制[J]. 语文研究， 2020（1）： 19.

[25]PINKER S. The Stuff of Thought： Language as a Window into Human Nature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2007.

[26]冉永平.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人际关系管理的人情原则[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41（4）： 4453.

[27]冉永平， 赵林森. 基于人情原则的人际关系新模式——人际语用学本土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2）： 3445.

[28]胡开宝， 李涛， 孟令子. 语料库批评翻译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9]胡开宝. 语料库批评译学： 翻译研究新领域[J]. 中国外语， 2017， 14（6）： 1， 1112.

[30]李宇明. 语言技术与语言生态[J]. 外语教学， 2020， 41（6）： 15.

[31]陆志韦. 从“谓语结构”的主语谈起[J]. 中国语文， 1963（4）： 284290.

[32]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2014.

[33]朱德熙. 语法答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34]CHAO Y R.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35]郭绍虞.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6]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7]沈家煊. 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38]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39]耿芳， 何伟. 功能语言学的融合、创新与发展——“首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暨韩礼德先生纪念研讨会”综述[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4（4）： 18.

[40]王连柱. 语言研究多元融合与理论创新——“第二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综述（Ⅰ）[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5（3）： 3035.

[41]仲伟. 功能语言学的多元融合与纵深发展——“第二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综述（Ⅱ）[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5（3）： 3641.

[42]魏琛. 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个维度[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6（1）： 3950.

The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SHEN Wei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new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st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The 3rd HighEnd Forum on the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ocusing on the them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he Foreign Language Circle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Circle， Theory Integration and Local Innovation” discuss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foreign language circle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circle， the mutual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theories and schools of linguistics， as well as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ural sciences， technical sciences. It provides new directions，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for the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Liberal Arts.

Key words： linguistic studies; the New Liberal Arts; integrati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