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重塑与概念流变：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周俊华　徐勇

【摘 要】准确梳理和认识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流变，有利于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中华民族概念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和话语重塑中产生和发展的，经历了“大汉族主义”“五族共和”“国族主义”等内涵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趋向于关注和关怀少数民族“多元”，中华民族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虚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中国各民族”等概念的更高层次表达，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最优表达。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 者】周俊华，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徐勇，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6-0082-0009

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伴随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到党和国家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习近平在十九大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的总任务之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正确的中华民族认知的基础上的。概念是认知形成的基础，也是理论体系构建需要阐释的首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全面、准确地认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及其流变，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建设在历史叙事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的重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并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论述的主旨精神。现有的中华民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华各民族的组合与统称，强调中华民族仅是一种称谓;二是不同层面上民族概念的混淆;三是大汉族主义的误解;四是过度强调中华民族的国族属性及中华民族在国家层面与西方民族的异同，忽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属性;五是阐释中华民族的属性与多重维度，在横向上形成了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认知，对中华民族概念历史演进的理路阐释不清晰。可见，形成全面、准确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的认知仍是中华民族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清晰地梳理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流变，明晰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区分与联系，赋予中华民族概念新的内涵，实现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中心的聚焦，是中华民族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

一、古代“大一统”语境中孕育中华民族实体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是古已有之的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历史上各民族单位形成的多元统一体。[1]478～479这一多元统一体的出现，得益于两个核心：华夏与汉人。汉人是对华夏的继承和发展，由华夏发展为汉人，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汉朝。由春秋至秦汉，既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天下观念与大一统理念形成时期。华夏人转变汉人与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几乎同步，这并非是偶然，是历史进程与思想观念一致性的使然。

大一统理念支撑了汉族凝聚核心作用的发挥，同时，大一统理念推进了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夏商周三代，虽然已是区别于部落的早期国家的形态，但其中央政权仅是诸族共主，并不存在严格的上下隶属关系，更多是相互拱卫的政治联盟。这就意味着大一统理念的出现不会早于晚周，或者说是春秋时期。天下观念的出现推动着大一统理念的萌生，后世王朝或是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作为自身政权发展的最高政治军事目标，体现了天下观念与大一统理念的互动，并促进了中国国家形态形成。为了天下一统，诸侯国之间爆发战争，相互兼并，力求实现天下一统，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民族融合，不断打破血缘认同实现地域的联合，进而又打破地域认同向文化认同推进。早在《论语·颜渊》中就出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论断。四海是天下的边界之处，四海之内就是天下，四海一家，各族之间不应存在隔阂。“四海之内皆兄弟，九州方圆是一家”的观念自春秋至现代，赋予了中华民族更大的包容性，其已暗含着天下诸族的兄弟处于一个更大的地域共同体（中华大地）和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之中的含义，这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萌芽形态。

一般认为，秦初步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大一统理念的政治实践，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许多历史资料表明，我國今天大部分民族的祖先，自秦时起就生活在中华大地的范围内。秦建立郡县制度是政治统一的创举，也是政治整合的重要手段，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再现，以巩固大一统格局。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这些措施促进了行政统一、文化同质，客观上也促进了边缘族群向中心的聚合。郡县制下，秦分三十六郡，三十六郡之民同属于秦，三十六郡之内不再各自区分“X人”，“我”与“他”转化为“我”与“你”。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为后世几千年的思想共识奠定基础。至此，大一统框架基本奠定，大一统思想成熟并在汉朝传播开来，成为中华民族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汉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凝聚了社会各阶层更深层次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生活在同一国家内部，有着基本同质的文化认同与共同经济生活，在其内部诸族与全体臣民早已融合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汉族或者说汉人是这一民族实体的族称，是在汉朝时期人们对外交往交流中获得的，先有他称，后转为自称。

秦汉一统之际，北方游牧民族也出现了大一统局面，匈奴称霸草原，还处于部落联盟形态，内部也并未实现统一。匈奴诸部落凭借马背上的优势，长途奔袭时时侵犯汉朝的北疆，掠夺游牧民族短缺的生活资源。汉朝初期曾与匈奴发生过多次战争，因武力不敌匈奴，汉王朝不得不以和亲等方式寻求暂时的和平，并联合匈奴周边的乌孙等族以瓦解匈奴联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汉武帝时国力昌盛，匈奴被驱赶至漠北。公元48年，匈奴内部单于不和，外加东汉朝廷再击匈奴，内外交困之下匈奴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匈奴内附中原王朝，被安置于河套平原，逐渐向南向东迁徙;北匈奴外迁最远至欧洲。[2]87后世于北方草原形成的强大地方民族政治力量基本上都对中原地区发起过挑战，最终实现天下一统的有两个少数民族王朝——元、清。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深深懂得，中原汉文化和汉族的体制、典章、礼乐等政治文明已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内化力，这种文化纽带是政权长期维持和巩固的认同基础。古代中国，汉族的建构与整合是先于其他民族的，萌生于秦汉的大一统理念成为了后世政权建设的政治目标。

汉朝引导周边各民族向中心的汉族及其政权的聚合，属于一种区域主义治理和族际政治整合的取向。周边少数民族归附中央政权认同大一统，也是认同和加入中华民族实体的过程。秦汉帝国奠定了中华大地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向周边辐射的政治格局，建构了以大一统思想为中轴的政治体系和以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主轴的社会文化网络。秦汉之治基本上确定了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框架，后世王朝的治理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创新。无论是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这样的分裂时期，还是发生分裂产生南宋、北宋对峙的时期，各族各阶层自上而下都是渴望大一统的，大一统理念历久弥新，渴望、认同、追求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华大地上生存繁衍的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大一统理念与实践构建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赋予其共同体之属性。传统中国“族”的观念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血缘纽带的家族、宗族;二是基于文化认同的夷夏观念。显然，夷夏观念最具民族意识色彩，明晰了“非我族类”的范畴。夷夏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夷夏观念经历了“从‘夷夏之辨‘夷夏皆正统‘华夷一家到‘华夷一体的过程”[3]。可见，夷夏观念的内涵变迁是逐渐向共同体意识靠近的过程。历朝历代的中原政权皆以天下一统为目标，试图构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地域辽阔、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在中原与四夷的不断互动之中，各民族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族际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夷夏一体，基本完成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的形塑。

二、西方列强武力压迫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所谓民族意识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共同心理素质既包括“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1]390，是一种归属感，即民族认同;也包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利益得失、独立统一等认识的关切与维护，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民族主义是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而非族群层面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民族意识的基本构成是民族认同。[4]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民族认同发展的更高阶段，意味着国家构建与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心理基础，也是民族意识的初步阶段;同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又试图以国家构建的方式实现最广大的民族认同，维护民族利益，因此，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民族意识的较高层次，民族主义意味着對民族国家构建与民族独立的追求。因此，民族意识极不可能产生于同质社会，一定是有其他异质力量的介入才会生成初步的民族意识即民族认同，这一异质力量可以是军队、族群等有形的力量，也可以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的力量。

传统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只是内部微调，需要外部冲击才能跳出传统的窠臼。[5]134近代在西方文明的武力压迫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求变，中国社会不断地被重塑，中华民族的观念也发生了嬗变。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王朝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的首次武力碰撞，清王朝接连战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西间的强烈反差使部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开始思索救国之道。列强入侵与国家无能的内外联动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主要体现为世界意识形成、天下观念转变、民族危机意识的萌发。古代中国有天下观念而无世界观念，天下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观念;其二是一套普适的伦理秩序。[6]天下观念的实质是自我中心主义，而鸦片战争开始的列强入侵与西方文明输入从根本上动摇了自我中心主义，清王朝为巩固自身统治发起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开始出现西学东渐思潮。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加深，开始形成全民族的危机意识。面对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深化与扩散。在近代民族危机中，出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亡国灭种”的外在威胁与民族危机不断推动着民族意识的增强，传统天下观念与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国家观。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与文化输入激发了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在西学东渐思潮中，西方民族国家对于重塑中国社会起到了示范效应，在王朝国家的几次自我重塑运动中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形成，签订的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向中国社会间接传播了主权、领土等现代政治观念。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西主要矛盾。在这一背景下，1902年，“中华民族”一词首次出现在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7]29同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8]5此外，受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主要是指汉族。但是，知识分子在表达具有整体性的国家民族时，普遍运用“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与“华族”等称呼。“中华民族”一词的频繁使用，使之成为几千年中国自在民族实体的称号，赋予自鸦片战争以降萌发的民族意识以名称，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大众化。

三、近代“民族独立”语境中中华民族概念的多维形塑

中华民族概念是传统夷夏观念经历史演变，至近代与现代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符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与国家独立的时代愿景。因此，中华民族概念自产生起就具有极其丰富的政治动员价值，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中华民族概念作出了符合自身价值理念和政治发展目标的阐释。这些阐释都是中华民族概念演变中的一个环节，是中华民族概念内涵不断深化，认识经不断对话与争锋，在辨析真伪、剔除杂质、消除对立、由表及里而形成真理和共识的过程，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一）种族主义思潮下革命派鼓吹的“大汉族主义”

所谓“大汉族主义”，也是梁启超的“小民族主义”，即中华民族就是汉族，强调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的单一性。“民族”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获得现代涵义后，又在近代被引入中国。[9]但由日本传来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种族的民族主义，晚清时期对民族概念的界定也多是从血缘与文化出发，如布伦奇理的“八要素说”、汪精卫的“六条件说”。[10]同时，西方民族主义暗含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理路，符合了革命派“反满”“排满”的政治革命需求，并在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中进一步强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后，因晚清时期汉人集团在晚清人口中占比最高，[11]188结合种族的民族主义指引下，革命派强调从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共同地域等三个方面构建汉族共同体。首先，传统夷夏观念在种族主义的影响下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从文化层面强调了汉族才是华夏文明正统;其次，重塑“炎黄”为汉族共同祖宗的说法，以强调汉族血缘上的同宗同源;最后，以九州即内地十八省构建汉族的共同地域。此外，革命派以“排满兴汉”作为政治动员的核心理念，目的是构建唯汉族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一系列主张与实践赋予汉族以政治内涵及部分现代民族属性，实现了汉人向汉族的初步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种族的民族主义对国家存在解构作用，在种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不仅是汉族在进行自我构建，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自我构建也在悄然进行。也就是说，种族的民族主义虽基本完成汉族的建构，但是对国家疆域存在解构危险。

受戊戌变法“短命”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主张的“大民族主义”并非成为主流观念。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书中指出，“大民族主义者何？和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2]1069。他认为，“中华民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3]1678。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即中华民族是比国内诸多历史文化共同体属性的民族更高层次的大民族;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之于国外诸族，中华民族认同在国家层面具有排他性。“大民族主义”强调了国内诸民族的平等性，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层面的民族认同与诸民族层面的民族认同并不矛盾。同时期，杨度认为“五族一家”，主张以“合族”构建中华民族。此外，“大民族主义”和“合族”理论是革命派的“五族共和”理念的理论来源。[14]

（二）基于国家整合需要的“五族共和”论

辛亥革命胜利后，基于应对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国家解构风险、继承晚清疆域范围的合法性需要和中华民国国家构建的政治诉求，革命派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解释由“大汉族主义”转为“五族共和”论。所谓五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均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王朝政权或是位居边疆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族群共同体。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次提出“五族共和”，并以“五族共和”构建统一的国家，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5]2。中华民国的成立，意味着“五族共和”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政治共识，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华民国国旗确定为象征五族的“五色旗”;第二，《清帝逊位诏书》中强调合五族领土构建大中华民国。[16]72北京政府成立以后，袁世凯第一次将“中华民族”一词运用在官方文件之中，并指出中华民族的内部民族构成不仅有汉族，还有其他民族，同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落实五族共和理念。[17]经过上述构建，“五族”既获得了族称的合法性，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属性。“五族共和”本质上服务于国家整合，是边疆政治稳定与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路径，是以“五族”一体化为目标的。此外，边疆民族地区各族成员尤其是精英积极响应“五族共和”。1912年11月1日，内蒙古的巴达尔胡为宣扬“五族共和”创办了《蒙文大同报》。[18]39同时，中华民族认同也在“五族共和”理念的传播中被构建起来。1913年，蒙古王公主动提出：“我蒙同系中华民族。”[19]264总之，这一时期“五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认识占据主导，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特征。

（三）民族国家重构与构建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

近代，梁启超在国家层面使用过“国族”一词，该国族与现代意义的国族具有一定相似意味。[12]741但孙中山才是具有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的现代国族概念的提出者，首创地将西方的“nation”对应翻译为“国族”。[11]185在1924年之前，孙中山并没有对国族的含义加以阐释，仅是使用了国族的概念。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指出西方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1]185国族主义强调一个国族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国族构建是基于家族-宗族-国族的扩充。[11]238因其受种族的民族主义影响较深，导致孙中山对民族国家的追求表现为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孙中山还结合中外史实论证国族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与国族构建的必要性，将国族构建（中华民族国族化）上升到“救国主义”高度。[11]188由此可见，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已经脱离了早期为实现“反满”“排满”的政治诉求的“大汉族主义”，而是整合了国内各民族的“国族”。与梁启超主张的“合族”不同，这是一种内涵的发展和提升。

一战以后，受“民族自决”思潮影响，孙中山开始抛弃“五族共和”多元构建中华民族的主张，转为同化主义。“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主张“使蒙、藏、回、满，同化于我汉族”[20]24。孙中山主张仿照“熔炉”理论，“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21]187。后来，孙中山在受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国族观再次发生了变化，回避大汉族主义，使用“融合”取代“同化”，主张中华民族是平等基础上的各民族融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22]3并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提出：“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22]4

（四）全民族抗战背景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凝聚

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近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各政治团体争取政治合法性、赢得民众支持的工具。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强化了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均以中华民族为宣传动员口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个人”“民族”与“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体国民统一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根据政治斗争需要，日本侵略者主张“民族分裂论”，[23]试图在民族话语上解构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扬言中国的领土不包括满蒙地区。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分裂论”，国民政府及学者作出了“中华民族一体”的回应，号召停止将国内各族称作“民族”。二十世纪三十代中后期，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共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学者们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了论战，促进了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深化。同时，国民政府大力推进了“国族”建构运动。当时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论战分为两个派别：中国各族同出一源的“同源论”和中国各族在血缘混合与文化交流中已同化为“一体”的“同终论”。[23]无论是同宗或是同源都在于建构一体的中华民族，阻止日本在实际行动与民族话语上的分裂行为。蒋介石以孙中山“国族论”为基础提出了“宗族论”，认為“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24]国内各族仅是中华民族的分支宗族，并且得到当时诸多学者的认可。显然，蒋介石的“宗族论”否认了国内各族的“民族自决”意识，同时在蒋介石的历史论述中主张汉族正统，其“宗族论”的内涵也就是以汉族为核心同化国内各宗族，建构中华民族一体。但是，“宗族论”引致了其他民族的不满，导致国民政府统治认同基础的解构。

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少数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多元一体论”，[25]既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独特性，又抵制了民族分裂。同时，“多元一体论”也是对国民党的一元主义构建中华民族的反对。简言之，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26]767。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的以中华民族作为“中华各民族”的统称，[26]603形塑了时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认知。这一强调“多元”的中华民族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建设时期民族工作的规划、布局和实施。也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国民族实际，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前提，中国共产党创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基本制度层面落实中华民族多元构建。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正式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华民族多元构建思想的实施，为后续民族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四、当代民族平等语境下分步构建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原则，制定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伴随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成为主流话语。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趋向于关注和关怀“多元”，对“一体”的强调明显不够。分步构建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的具体阶段如下：

（一）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多元构建

多元构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国有哪些族群性群体？以及这些族群性群体是称呼为民族还是部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学界的争论，确定使用民族一词称呼国内族群性群体。就国内存在哪些民族，1953年起，党和政府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被识别的共有56个民族，除汉族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获得“民族”称谓的各族群通过各项民族政策获得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政策优待，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因此，新中国的“民族”概念成为一种政治概念，因为是与政治权利匹配的。此外，在国家基本制度层面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治。这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平等的关注，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些制度和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获得了良好的族际关系，产生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效果，获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巩固了新政权，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趋向于关注和关怀少数民族“多元”的制度和政策，其客观结果是“中华民族”的虚化与架空，不利于多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政治整合的需求。

（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一体构建

改革开放后，“一切民族问题都可视为阶级问题”的观念逐渐消失，人们开始以民族视角而非阶级视角看待民族问题，民族政治整合的路径由阶级整合转变为族际整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重启了中华民族研究，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协调的视角研究中华民族的构建，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多元一体的内涵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多维共同性的历史构建的民族实体，经历了自在的民族走向自觉的民族的过程。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论证，表明中华民族是以汉族（华夏）为凝聚核心，由境内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稳定共同体。特别是近代“民族复兴”与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中华民族赋予了国内各民族成员又一身份——中国国民，这一国民身份构建了共同政治目标与利益关系，基于对身份、目标与关系的认知，产生了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观念，最终形成中華民族认同乃至国家认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成为了新时期认识、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观点。

（三）对新中国以来分步构建中华民族的反思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新变化、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剧增，促使学界深入地反思我国多民族国家构建亟待解决的新任务，引发学术界对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还是民族复合体、民族问题是否应该去政治化和文化化等争论。代表性观点如下：

首先，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多族聚合体。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费孝通、周平等。周平认为中华民族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包含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二是指以各民族为共同体细胞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超民族共同体。[27]中国辽阔的疆域之内民族众多，“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28]136，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常态。民族交往促进了互动和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

其次，中华民族是一种观念或共识。黄兴涛主张使用中华民族观念而非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华民族观念中，他强调各民族平等以及作为公民的民族成员“人人平等”，不仅因为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更是因为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民族或个人，存在政治联盟、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联姻外交的历史事实。[29]1～2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其现实依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国家层面达到各民族的大一统，是各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反侵略、促和平、谋独立、求发展和共命运的统一，主张中华民族观念更能表达中华民族的内涵。

第三，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习近平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观念有过诸多重要论述。马戎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由互相平等的56个民族组成。[30]也有学者强调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属性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产物，指出它是按照家庭共同体的组织逻辑来构建民族共同体的结果，即中华民族是家国同构。[31]从中华民族大家庭角度看中华民族，强调中华民族的国家层面含义，不仅符合国家建设的政治需要，也是一种社会共识。

第四，中华民族是国族。以政治学为视角的学者主张中华民族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应的国家民族，即国族。[32]学界对国族与民族、国族体量以及中华民族入宪等问题展开讨论。宁骚认为，民族是国族的内部的组成部分，国族是获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国族是内含全体国民还包括具有同一国家身份认同的群体;中华民族包括全体国民、外籍华人和华侨。[33]15但郝时远则将国族理解为依托于民族国家的人群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的全体公民。[34]

第五，中华民族仅是一个惯用称谓。这一观点肯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人群共同体，但更多地将中华民族作为惯用称谓，中华民族的共同关怀性依托认同、精神与凝聚等主观层面的词汇表达。[35]这种观点是将中华民族概念“去政治化”和“去实体化”，无视中华民族实体的客观存在。

概言之，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是全面而深入的，基本共识是存在的，即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一体”指的是在共同体属性上表现为政治共同体与国民共同体，“多元”则指中华民族是一个超民族共同体，其基本构成单元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国民又包括作为族体的国内各民族。

五、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

2012年以来，习近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位为国家战略，强调在“中国梦”语境中建设中华民族。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后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中华民族概念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概念层面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束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争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学者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更高层面和更高境界的回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深刻理解和认识民族工作之“纲”的精神实质，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确立的信念。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36]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赋予我们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新的方向，中国要实现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任务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重塑中华民族概念，将之深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提升国内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区分，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总的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深化与超越。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概念的最优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中华民族概念经过时间化、社会化、政治化的结果。”[37]基于应对中华民族概念争论引发的中华民族解构风险，在“中国梦”语境中，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概念相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现佐证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是中华民族建设的基石，“一体”是中华民族建设的主线和灵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兼顾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两个方面，直接地阐释了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在民族层面上的层次差异，意味着国内各民族均是平等的共同体成员。这一共同体的共同性表现在政治建设、历史交互、文化交融、经济交流、共同利益、共同社会生活、命运关联以及建立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共同精神家园等方面。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彰显中华民族构建的“去大民族主义”。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少数民族将中华民族误解为大民族主义尤其是大汉族主义，认为中华民族构建就是以汉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将国内各民族平等地团结于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共同体之下，意味着中華民族共同体是国内各民族共创共建共赢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突出56个民族是有机统一体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构建的“去大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减弱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建设的“戒备”心理，能够消除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隔阂心理，促进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更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回溯、价值凝练和未来意义创造。在内涵上，“中华民族”一词更偏向于几千年历史形成的统一民族实体的族称，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指这一民族实体，组成单位是全体中国国民，在民族层面上表现为国内各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力量是共同生活中对共同善的追求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情怀和愿景，也就是说，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此共同性既是利益共同，更是精神共同。[38]从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成员都具有共同生活的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精神生活、共同的政治命运，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共同体与个体成员的关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六、结论

古代大一统理念的推广与实践，将各个族群性群体凝聚于同一文化圈中，基本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文化乃至共同心理素质，即孕育了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近代，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华民族意识萌发于鸦片战争，于甲午战争之后初步觉醒，紧接着梁启超创制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被广泛使用。当时，学者们就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及中华民族何以构建等问题展开争论。中华民族概念最开始等同于汉族，构建中华民族的第一步是建设汉族，基本实现了汉族的现代民族构建;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到种族的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存在解构风险后，出于国家整合与国家合法继承，主流中华民族观念转为“五族共和”的多元构建;五四运动后，民族自决思潮蔓延至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构建方式转为同化论，强调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构建;最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进行激烈争论，就中华民族的结构出现了多元、一体和多元一体等几种观点。新时代，中华民族一体化构建的主线和方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工作重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中国各民族”等概念的更高层次表达，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目前最优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力量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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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RESHAPING AND CONCEPTUAL EVOLUTION： FROM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TTY

Zhou Junhua， Xu Yong

Abstract： Accurately sorting out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from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conducive to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it is the basic work to forg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merg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discourse reshaping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oubles in modern China， experiencing such connotation evolutions as Great Hanism， Five Ethnic Republics， and Nationalism. After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ystem of ethnic region autonomy and the ethnic policies tend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care for ethnic groups' divers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weaken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new era，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propos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has been a higher-level expression over other concepts such as the Chinese natio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nd Chinese ethnic group， and it has become the best expression to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责任编辑：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