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到创建民族国家的思考

张连文

摘 要：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曾经饱受沧桑，我们从“天朝上国”的旧有思想的骄妄中逐渐掉入到民族主权日益丧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随着十九世纪末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此后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曾经充满了迷茫和失误，如何认识关于民族、关于民族国家是我们在经历挫折后和实现民族独立后并走向中华民族光荣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进一步检视的课题，真正以史为戒，正视民族历史，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

关键词：民主革命;民族国家;启示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已经经过了将近七十年，这也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创建的时间。审视整个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民族史，正确认识近代民主革命的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应该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国作为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历史，以历史为最好教科书，认真咀嚼百年的近代史，汲取教训，珍惜经验，建设好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也为新时代中国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一、关于“中华民族”称谓的渊源和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称谓的是梁启超先生，1902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到民族主义，提到中华民族。其后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提到建设民族国家。

谈到近代民族国家与传统意义下的国家概念差异极大，今天的世界是由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所汇集而成的，国家概念和古代中国的国家、天下观念自是不同。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古人的世界观念是以大地为中心，海洋为边际，四顾茫茫看不到的地方都是海，所以中国被看作中心。（李零：《世界地图》，《我们的中国》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2-193页。）古代中国世界是自我中心的世界，是华夏中国。所以，在古代“中国”更多指的是一种地理概念，华夏适合于农，开创农业文明，住在农耕区域，少数民族适合于牧，住在四边的草原牧场林地，开创游牧文明。基于文明和文化的认同，“华优夷劣”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一直在延续直到二十世纪末。

“夏”的概念其实就像滚雪球一样，不知不觉中越滚越大。从外部开始向内部影响，归附于内，被内部认同接受。商从东边灭夏，周从西边灭商，都认同夏，把冀州作为华夏的中心区域，也逐渐被夏文化所接受。其实，历史长河中，民族融合中，华夏概念也越来越广，中华民族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历史进入近代，我们逐渐放弃了华夷之辩，开始在思想上接受元和清两个入主中原的王朝。孙中山先生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国版图包括清十八行省加东三省和新疆省，再加上蒙古、西藏、青海三大地区。（李零：《茫茫禹迹》，《我们的中国》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页。）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一文充分肯定了“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梁先生是摒弃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偏见，将国内各民族置于平等地位，重视民族融合对推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用，提出动态、可变的民族观的第一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个长期形成的对一种文化秩序认同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进入到百年抗争的命运当中。它的主权在经历与西方殖民的碰撞中逐渐在失掉，人民在抗争，民族观念在形成，情感在汇聚。但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从1860年以后持续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和反侵略战争都没有脱出传统民族主义的范畴，直到近代面临瓜分之祸，出于对抗争的认识和对西方社会学说认识的深化，这种抗争才真正进入到近代意义下的民族主义范畴中，所以说1901年以后的拒俄运动也好，还是收回利权运动、五四运动等才是近代民族意义下的社会运动。

甲午战败后给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切肤之痛的背后，是几千年“用夏变夷”论的骄妄，是华夏中心主义的大国心态，如此“天朝上国”怎能被小国日本所打败成为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其实封建体制的江河日下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文明和生产关系的需要。这种落后从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以机器工业文明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之时，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进入到我们自诩为“康乾盛世”的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和亚美士德使团的两次访华都出现了礼节争论问题，与中国原有的朝贡秩序产生文明摩擦，西方寻求平等国家的努力遭到重创。现代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被欧洲普遍认可的情形下，无法完成与东方大国的正常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王朝生产关系的自然腐朽，也是中国发展脱离世界潮流、闭关锁国的必然反映。

以天下为视野、以华夏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终于在100年后西方坚船利炮的撞击下，破碎的很彻底和痛心，但也使中国加速了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传统封建王朝在与西方的军事触碰中，不断发现自己固有的辐射性地缘政治和领土观念与西方主权下的领土界限竟是如此的不同。

晚清时期，中国已经进入由传统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时期，特别是处于中华民族遭到西方殖民入侵和蹂躏的时代。国势已经变得衰微，列强侵逼越来越甚，中外之间几战皆败。内部在清王朝通过一百年稳定统治后，如今排满思潮和排满情绪再次蓬发，清王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再度显现。中国坚守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还是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顺应时代潮流，抛弃华夏中心主义，认识到自己是世界上众多民族中的平等一员，捍卫国家主权、寻求民族独立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时代任务。

二、关于民族与国家意识

从历史的传统来看，传统中国是一个家族取向明显的社会，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不会超过一定家族和地域的范围，由于文化的高度认同，疆域概念在殖民侵犯没有到来之前由于中国天然的地理边界防范作用而并不明显和突出。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书中说，黄河中游的华夏族在融合山东半岛和长江中下游其他民族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不断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凝聚和联络的网络，形成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汉族始终作为一个主流民族，汉民族只是这多元一体中的一元，绝不是也代表不了中华民族本身。

清王朝时代的天下观念已非汉族一家之天下，而是多元民族共同的天下。这得益于儒家理论的家国同构理念，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将周边族群成功地化夷为夏。在封建时代的王朝更替历史中，对天下的认同始终是主流，在现实层面，往往通过对秩序良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来确定。这就是满洲入主中原后除了武力的压制之外，积极接受汉文化、接受黄帝认同、接受天下观念、接受礼仪教化认同的初衷。

许多民族都是从族群发展而来的，民族发展到近代，已经不同于民族学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族。近代民族主义的民族指向更多指的是具有建国冲动与近代国家政权关系密切的所谓国族。即处于政治中心的执政民族，也就是民族国家。国族不可避免因为世界发展的多元性，而具有多元性特点。针对多民族国家，既有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还有两个主体民族甚至无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像中国就是典型的汉民族主体多民族结构国家。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说民族不是族群，民族不一定拥有一个主权国家，只是立志争得自治。随着民族主义在世界的流行，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民族运动的一种趋势。在近一百年当中，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建构风气交织。著名学者宁骚指出，民族国家是社会形态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形式。

针对主权在民族国家建立中的核心性，历史走到19世纪90年代才越来越被我们所认识。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开始走向看世界，“华夷之辩”在中体西用的文化认同中开始消融。其中最早体现放下大国姿态的著作之一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介绍西方史地通用“泰西”来表述西方国家。1879年，康有为先生游历香港，由心发出“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的感叹。鸦片战争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国家主权观念，近代国家观念开始萌生，这也是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前提。甲午战后，爱国志士群体逐渐形成近代国家观念，梁启超在《时务报》大谈“有权国强，无权国亡”主权意识，并引发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热潮。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概念最早发轫于19世纪晚期维新党人“平满汉之界”的思想主张。梁启超先生写于1898年12月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表达了其对国际竞争问题的认识和对中国生存世界忧患意识。他说：“一世界中，其种族之差别愈多，则其争乱愈甚，而文明之进愈难，其种族之差别愈少，则其争乱愈息，而文明之进愈速，全世界且然。况划而名之曰一国，内含数个小异之种，而外与数个大异之种相遇者乎。” 同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与达尔文》一文中提出要“平满汉之界”，主张破除满族占据统治权的优越地位。世界已经显示为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竞争，满汉“相猜而不相通”的现状影响中国甚至亚洲的繁荣发展。只有满族变革与汉族“合种”，提高满族的智慧，进而提高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国际地位。

三、在冲突与道路取向中的挣扎

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毋庸置疑民族主义要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为民族国家提供文化和理念支持。但由于中国处于近代西方国家的裹挟之中进入民族国家建立的浪潮中，被带进世界民族大家庭，所以前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与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包含价值体系、疆土、政权、种族等种种含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有汉文化主义，所以严格意义上中国在近代只获得了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征，赢得民族独立只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开始而已。

中国近代无数革命者和杰出思想家一方面走上了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之路，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然反映。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成为中国19世纪所面临的两大任务。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观、国家观认识上的不同，在一些方面不可避免会犯错误甚至犯下失误。

1894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再造合众政府为革命宗旨。为引导革命，排满成为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一面旗帜。

一时之间“排满”成为主义，成为革命学说和思潮，成为动员社会民众投入国家革新的手段。历史题材作家金满楼在《天命所终：晚清皇朝的崩溃》一书中说，“排满革命”四字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成为无理由的宗教信条，革命范围反扩大了，革命势力增加了。排满成为社会悲剧，此后革命党多有诛戮无辜满洲人的事件发生，如西安满城事件中近万人被杀。

辛亥革命中，曾经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将推翻满洲清政府与区别满洲民族合理分开，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姑且不论宣传效果的好坏，但就革命目标就不科学和明智。由种族推衍革命，种族革命无法成为长久的合理。说起革命党人的激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满长期的不平等待遇有直接关系。满人占总人口数约1%，汉人占人口总数50%以上，满人享有更为有利的做官机会，满人占据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重要官位和职位，在中下级官员中满人比例更大。满人在生活待遇上与广大汉人的差距谓为天壤。1912年，孙中山思想发生很大转变，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希望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再造共和。在孙中山先生晚年时期，能够提出民族融合民族平等，突破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单一民族建国观念是他民族观的一大进步。

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使维新派无法真实地看清楚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本质面目，对外国列强既明显防范的同时又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依赖，希望得到他们对中国变革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孙文所代表的革命党人来说同样迷茫于此。在一定时期内，列强赞成中国步入繁荣总比野蛮落后合乎他们的价值取向，但他们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不会真正支持中国走上强盛繁荣。这就不难理解几个外国政府帮助落难的维新人士外逃，但不久之后公然转向支持西太后一方。也不难理解辛亥革命中外国列强阻挠将海关、常关税收交于南京临时政府，呼唤强势人物袁世凯出来主政以保全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四、正确的民族国家观探析

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要尊重历史的选择和各国的具体情况。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已经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格局，融合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主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主权民族国家已经增加到200个左右。历史进程的实际选择是多样的和多向的，近代民族运动的进程中，既有民族构成的单一化和简单化趋势，同样也有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活力体现。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构成的国家，或是以一个民族为主构成的国家。尊重民族国家构成的民族性，即那个占人口多数的主要民族的历史。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性，即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独立的主权地位。

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既要看到全球化的推进也要看到世界的多样化，即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个性和多样性。民族成分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国际发展中经济上的优势毋庸置疑，只是单一民族的历史是具体环境和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选择更为重要，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已经成为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逆流。

多民族国家可以以自己的多元和多向迎接全球化的多元多向发展，人为的过度追求民族单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削足适履行为，甚至会葬送统一国家本身。中国作为历史上的以汉族和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民族国家，共同发展和维护统一已经成为历史的主流，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优良传统。所以，不要回避多民族的历史，持正确的民族观和國家观，尊重国内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顺应各民族共同发展、平等团结的主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应对全球化潮流保持国家健康发展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