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重组中共有审计师影响企业并购绩效的机制研究

武恒光 马丽伟 张莉君 张琳 李春苗

一、引言

在当前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资本市场并购活动如火如荼。并购活动中普遍存在并购损益现象，解释和破解证券市场的“并购损益之谜”是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话题。在并购重组流程中，每个环节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并购决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McNichols和Stubben，2015），并购双方的信息传递作为促进并购价值创造的重要机制（Martin和Shalev，2009），学者们以信息不对称降低制度为切入点揭示“并购损益之谜”。“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因素，构建了信息和资源交换的管道，成为重要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机制。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视角，学者们主要探究董事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比如董事联结（Larcker等，2010；陈仕华等，2013）、连锁董事（Cai等，2012；田高良等，2013）、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Schonlau和Singh，2009；万良勇和胡璟，2014）。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网络、制度环境形成的不同社会网络关系，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

共有审计师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形式，在一项并购业务开展之前，若主并方与目标公司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事务所为并购双方的共有审计师。理论上，并购双方共有审计师在并购交易标的确定、前期尽职调查、并购后整合过程中，能够作为传递信息的社交网络通道，缓解并购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影响并购决策过程及并购价值。然而，较少文献关注并购双方共有审计师在并购中的作用，仅Cai等（2016）、Dhaliwal等（2016）针对美国上市公司境内并购事件，考察过共有审计师对并购短期绩效的影响，姚海鑫和李璐（2018）运用A股上市公司境内并购数据，讨论共有审计师对并购短期绩效的影响，但仅采用一年期财务绩效指标度量并购绩效，研究设计尚需精细化，且这些研究结论并不统一。而且，现有相关研究未深入分析异质性共有审计师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并购绩效，从而对于共有审计师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了解甚少。因此，本文试图运用事件研究法，将共有审计师区分为是否同一总分所、是否同一签字CPA，探索共有审计师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

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1）现有关于并购重组的共有审计师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的几篇文献主要基于美国并购市场情景并围绕短期绩效展开讨论（如Cai等，2016；Dhaliwal等，2016），基于我国并购市场的共有审计师研究与国外的分析思路大体一致，未能考虑共有审计师的异质性特征，亦未分析长期绩效。显然，并购的价值创造绝大部分源自并购后组织文化、信息系统等方面的整合，进而影响到长期绩效，而不同特征共有审计师的效应差异更可能在这种情景中得以体现。鉴于此，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区分（非）同一总分所与（非）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综合讨论共有审计师对并购双方短期、长期绩效的影响，以期在一个更加完整的并购绩效“长轴画卷”中，较为精细地刻画和分析共有审计师效应，拓展并购共有审计师的经济后果研究思路，并丰富社会关系网络领域的相关文献。（2）致力于一定程度上打开共有审计师影响并购绩效的“黑箱”，从并购双方的财务重述行为、支付方式决策、溢价支付维度探索共有审计师影响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并从商誉减值、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聘请财务顾问与否角度进一步讨论共有审计师与并购绩效关系，丰富并拓展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献。（3）在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的改革背景下，从同一审计师的客户组合角度，为加强对中介机构事中事后的监管，督导其执业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1.企业并购中社会关系网络的经济后果。较多研究以董事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突破口，讨论社会关系网络对并购行为的影响。从信息传递、沟通角度，连锁董事促进了并购发生的概率（韩洁等，2014），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有助于主并方获得良好的长期绩效（陈仕华等，2013）。从资源及权力获取角度，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Schonlau和Singh，2009；万良勇和胡璟，2014），当非实际控制人具有董事会权力时，国有企业并购呈现较高的并购效率（逯东等，2019）。基于结构洞理论，董事网络结构洞位置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有助于公司更直接、迅速地捕捉并购信息与并购机会，提升并购有效性（万良勇和郑小玲，2014）。基于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群能够通过供应链业务活动的协同效应，促成集群内外企业信息共享，提升并购质量（黎文飞等，2016）。

表1 其他变量定义及说明表

与上述结论相反，拥有较强社会网络关系的CEO或董事对并购绩效具有负面影响（Chikh和Filbien，2011；Fracassi和Tate，2012）。网络中心度高的CEO利用权力谋求私利，从事更多并购（El-Khatib，2015），增加无效并购，损毁企业价值（Ishii和Xuan，2014）。并购双方的连锁董事关系加剧了并购过程的代理冲突，在个人财富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对并购绩效产生负面影响（Wu，2011；田高良等，2013）。若社会关系网络代理问题严重，投资者担心自身利益被侵占，采取消极的投资决策，造成企业价值的减损（唐清泉和韩宏稳，2018）。

2.共有审计师的经济后果。共有审计师作为重要的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后果。与主要客户聘任同一家事务所，能够抑制财务重述行为（杨清香等，2015）。客户与税收激进公司拥有共同审计师，体现出税收激进行为（曾姝和李青原，2016）。券商与公司的共有审计师，为了与券商维护良好关系，有主动泄露信息的动机（刘文军和谢帮生，2017）。供应链共有审计师能够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蔡利等，2018）。

在并购重组共有审计师方面，与主并方聘任同一事务所的公司，更可能成为潜在并购目标，共有审计师作为信息中介，可以降低并购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并购成功率（Chircop等，2017），允许管理层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并购绩效（Cai等，2016；姚海鑫和李璐，2018）；共有审计师有助于提升并购方的短期绩效，但降低了目标公司的短期绩效（Dhaliwal等，2016）。

综上可见，共有审计师的研究刚刚起步，从并购方面讨论共有审计师影响的研究更少，且研究结论不一致，一方面可能源于研究设计（样本筛选标准）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源于中国、美国并购市场的制度环境差异。这意味着并购重组共有审计师效应仍然需要从其他角度深入讨论。鉴于此，本文以并购重组公告宣告时的股东财富效应以及并购整合后的市场反应为观测点，研究共有审计师的经济后果和作用机制。

表2 样本分年度概况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研究假设

（一）共有审计师与并购绩效

并购重组是企业重大战略性决策，信息对并购决策起到重要作用。社会镶嵌理论认为，任何行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和后果镶嵌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逻辑上，共有审计师作为并购前后传递信息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影响并购行为和后果，而且，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优势可能倾向于主并方。

首先，目标公司的审计师更倾向于撤回而非促成并购交易，因为目标公司被收购，可能导致业务关系终结及未来审计费用损失；相反，主并方的审计师有动机促成并购交易，收购目标公司能够增加主并方规模，而审计师有意愿与大规模客户建立和维持长期的业务关系，以获得持续的审计准租（贾楠和李丹，2015）。因此，共有审计师存在主动分享目标公司信息迎合主并方、以促成并购交易的动机。其次，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利于主并方做更优的并购决策。主并方需要获取目标公司的经营、财务、市场等真实信息，准确评估资源价值及并购整合效果（Pablo，1994）。并购意味着代价高昂的信息搜索过程，共有审计师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可提高主并方选择目标公司的能力和风险判断能力，使主并方有效筛选符合企业发展战略、未来经营预期稳定的目标公司。再次，存在共有审计师的并购交易中，主并方信息挖掘能力增强，有助于发现并购契机、获取超额收益（Barney，2001）。而且，相对于主并方的信息优势，其他潜在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透明度低，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增加，投标出价的可能性降低、潜在竞争者数量减少，主并方可以获取更强的议价能力，降低超额支付风险。

若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的共有审计师为并购双方提供审计服务，将增加共有审计师成为信息中介的机会。首先，网络事务所的同一总所或分所是审计客户信息最为集中的地方，同一总所或分所的内部信息交流，增加了共有审计师分享审计客户信息的机会；其次，并购双方审计团队重叠的可能性更大，降低了信息集中和交流的难度；而且，并购双方的审计师在事务所休闲区域的非正式接触，更易形成“饮水机”效应，促进并购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因此，我们预期如果并购双方由同一总分所共有审计师提供审计服务，共有审计师效应更强。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于非共有审计师的并购交易，共有审计师特别是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对主并方的并购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目标公司的并购绩效无显著提升作用。

（二）共有审计师影响企业价值的机制

表4 共有审计师与短期并购绩效

遵循上述逻辑，共有审计师作为并购前后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可能从以下方面影响并购绩效。

1.影响并购前并购双方的财务重述行为。并购作为重大战略性投资活动，主并方管理层通常面临强大的市场压力，为了维护公司、个人利益及声誉，可能在并购前进行正向盈余操纵，传递公司经营状况好、管理效率高的信号，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获取资本注入（Erickson和Wang，1999）；而且，采用股权支付的主并方为提高股票价格、降低并购成本，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Higgins，2013）。并购交易属于“一次性购买”行为，无法出现重复购买的惩戒效应，目标公司为获得更多溢价补偿，存在强大的“隐藏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动机（陈仕华等，2013）。

并购重组中的共有审计师可能会因任何一方的盈余操纵而被提起诉讼，面临更大的诉讼风险。而且，由于潜在的利益冲突，共有审计师可能面临利益相关者更为严格的审查监督。正如Agrawal等人（2013）研究表明，聘请共同财务顾问的并购交易比聘请独立顾问的交易，招致利益相关者集体诉讼的概率更高。因此，共有审计师更有动机限制事前的错报信息，提高财报透明度。

表5 共有审计师与长期并购绩效

表6 共有审计师与财务重述

表7 共有审计师与并购支付方式、对赌协议

2.影响并购支付决策。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并购支付决策的重要因素，支付方式决策建立在并购预期收益、并购成本与信任风险基础之上。基于现金支付能力的制约及风险共享的考虑，如果主并方控股股东股权优势明显、控制权稀释的可能性较低，更偏好于股权支付（Basu等，2009），目标公司须共同承担并购后市场重估价值的风险。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主并方股价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目标公司倾向于接受现金支付方式；而主并方若采用现金支付，需承担目标公司价值高估及预期并购收益无法实现的全部风险。

对赌协议作为并购支付决策的重要补充性契约安排，目的在于减少估值风险、降低整合失败所导致的业绩下滑风险。并购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使主并方承担更高的信息风险，主并方更可能采用对赌支付方式（陈玉罡和刘彪，2018）。若目标公司接受对赌协议，其需要在未来业绩承诺未实现的情况下给予主并方利润补偿，目标公司会向主并方索要更高的并购溢价，增加主并方交易成本。

共有审计师通过降低并购目标选择、估值与并购整合过程中充斥的信息风险（Schul，2004），使主并方对并购预期收益形成一个稳定的心理预期，主并方可能更偏好于固定金额支付（Bruslerie，2012）和不安排对赌协议。

3.影响并购溢价支付决策。并购对价是并购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如果资本市场上的信息完全对称，主并方可以合理评估目标公司真实价值、理性出价（Stiglitz，1981）。显然，目标公司股东或管理层拥有更多关于自身价值、经营状况、市场前景等信息，主并方对目标公司真实状况了解不甚充分，面临着超额支付风险（Ang和Kohers，2001）。此外，若目标公司不了解主并方的真实价值，可能会低估主并方的股票价值（Hansen，1987），从而要求更高的溢价水平，导致并购成本增加。

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机制，能够有效缓解并购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主并方合理、审慎评估目标公司的真实价值、并购协同效应，同时，相对于其他竞争投资者更具信息优势，在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有效降低超额支付风险。

表8 共有审计师与并购溢价

表9 共有审计师与商誉减值

综合上述分析，基于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机制，提出如下一组假设：

H2a：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共有审计师，特别是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的共有审计师，能够抑制交易双方并购前财务重述发生概率。

H2b：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共有审计师，特别是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的共有审计师，增加主并方采用现金支付概率，降低采用对赌协议倾向。

H2c：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共有审计师，特别是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的共有审计师，能够减少并购溢价支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2004年之前数据库中并购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并购事件的样本区间为2004-2018年，按照如下原则筛选样本：（1）选取并购双方均为A股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交易失败样本；（3）剔除主并方或者目标公司属于金融行业样本；（4）剔除并购类型属于债务重组、股份回购、资产置换以及资产剥离样本；（5）为保证CAR和BHAR的清洁性，同一公司在同一年度公告两笔或两笔以上并购交易，保留交易价值较大的并购样本；（6）剔除控制变量缺失样本。按以上标准筛选样本后，最终获得489个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上下两端进行Winsorize处理。并购事件相关数据来自CSMAR及同花顺数据库，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财务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表10 共有审计师与信息不对称程度

1.短期并购绩效：参照Cai等（2012）、田高良等（2013）的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基于CAPM模型计算累计异常收益率CAR衡量短期并购绩效。估计期的选取借鉴唐建新和陈冬（2010）、陈仕华等（2013），以并购首次公告日前150个交易日到前30个交易日作为估计期，选取 [-4，+4]作为事件期。

2.长期并购绩效：借鉴李善民和朱滔（2006）、陈仕华（2013）的研究，以企业在并购首次公告所在月份之后连续36个月的购买并持有超额收益（BHAR）衡量并购双方长期绩效。其他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构建如下模型验证假设H1：

其中，SHAUDIT为SHAU、SAHLNSAHL、SACPANSACPA；并购双方的短期并购绩效（CAR）分别使用ACAR[-4，+4]、TCAR[-4，+4]衡量；并购双方的长期并购绩效（BHAR）分别使用ABHAR36、TBHAR36表示；Xt为控制变量矩阵，参照Cai等（2012）、田高良等（2013）、陈仕华（2013）、Chen等（2015）等的研究选取。

构建如下probit模型验证假设H2a、H2b：

其中，REST为并购前一年度财务重述行为的虚拟变量。METHOD为并购支付方式变量（现金支付/对赌协议）；Zt为控制变量矩阵，对于REST参考Abbott和Parker（2004）、于鹏（2007）、高芳（2016）等的研究选取，对于METHOD参考Faccio和Masulis（2005）、武恒光和郑方松（2017）等的研究选取。

构建如下模型验证假设H2c：

其中，PREM表示并购溢价，借鉴陈仕华和李维安（2016）的方法计算；Mt为控制变量矩阵，参考Slusky和Caves（1991）、陈仕华和卢昌崇（2013）等研究选取。

表11 财务顾问的调节作用

（四）样本描述性统计

1.样本分年度概况。如表2所示，样本合计为489个，其中，共有审计师样本88个，占总样本的18.00%，同一总分所共有审计师样本60个，占总样本的12.27%，同一CPA共有审计师样本26个，占总样本的5.32%。

2.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3可见，在并购首次公告日窗口期[-4，+4]内，并购双方累计异常收益率的均值分别为0.0200、0.0100，短期内并购双方均获得了正的财富效应；并购双方并购后36个月的购买并持有超常收益均值分别为-0.500、-0.750，长期来看，并购并未给并购双方股东带来正的财富效应。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企业并购重组中共有审计师与企业并购绩效

1.共有审计师与短期并购绩效。表4报告了共有审计师对主并方、目标公司短期并购绩效影响的结果。如列（1）-（3）所示，SHAU、SAHL、NSAHL、SACPA、NSACPA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共有审计师对主并方短期绩效无显著影响。列（4）-（6）显示，SHAU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SAHL、SACPA系数分别在10%、5%水平上显著为正，NSAHL、NSACPA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对目标公司的短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共有审计师与长期并购绩效。表5报告了共有审计师对主并方、目标公司长期并购绩效影响的结果。如列（1）-（3）所示，SHAU、SAHL、SACPA与主并方长期绩效分别在5%、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NSAHL、NSACPA系数均不显著；列（4）-（6）显示，对于目标公司长期绩效，共有审计师各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结果表明，并购双方的共有审计师、特别是同一总分所及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显著提升了主并方的长期绩效，对目标公司的长期绩效不存在明显影响。长期来看，市场识别出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带来较高的并购质量，提升了主并方的企业价值，假设H1得到支持。

（二）共有审计师影响企业价值的机制

为明确共有审计师促进并购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从财务重述、并购支付与并购溢价决策维度，分析共有审计师提升企业价值的三种可能机制。

1.抑制并购双方并购前的财务重述现象。AREST、TREST表示并购双方并购前一年度财报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如表6列（1）-（3）所示，SHAU、SAHL、SACPA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NSAHL、NSACPA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列（4）-（6）显示，仅SAHL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SHAU 、NSAHL、SACPA、NSACPA的系数均不显著。一定程度上说明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能抑制并购双方的财务重述概率，假设H2a基本得到支持。

2.影响并购支付决策。以现金支付方式METHOD、对赌协议EA作为因变量的结果见表7。列（1）-（3）显示，SHAU、SAHL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NSAHL、NSACPA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同一总分所共有审计师增加了主并方的现金支付概率；列（4）-（6）显示，SHAU、SAHL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NSAHL、NSACPA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效应，降低了主并方采取对赌协议的概率。综合上述分析，假设H2b得到支持。

3.抑制并购溢价支付。表8是共有审计师与并购溢价的回归结果，SHAU、NSAHL、SACPA、NSACPA的系数均不显著，SAHL与并购溢价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同一总分所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机制能减少并购溢价支付，假设H2c基本得到支持。

4.共有审计师的影响机制对于并购绩效的解释。假设H2b的影响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共有审计师影响并购双方绩效的研究结论。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效应，使主并方采取固定支付方式概率增加，基于融资约束以及限制性条款的考虑，现金收购增加主并方的财务风险，对并购后运营产生一定压力，同时需承担目标公司价值高估及并购绩效不确定的全部风险，引发消极市场反应，使得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机制在短期内未提升主并方的股东财富。对于目标公司，现金支付方式增强了其资本流动性，且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现金支付传递出目标公司价值较高的信号，无对赌契约安排传递出目标公司未来经营状况良好的预期信息（吕长江和韩慧博，2014）。因此，这种契约安排对目标公司产生积极的信号传递效应，利于提升目标公司市场价值。

结合H2b、H2c的验证，共有审计师的并购交易中，主并方更倾向于采取固定支付方式，可能意味着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地降低了主并方关于目标公司的信息不对称，估值风险以及未来经营绩效的不确定性较低，且主并方不倾向于支付并购溢价，从而长期来看有助提升主并方的并购绩效。

（三）进一步分析

1.共有审计师与商誉减值。商誉减值是并购决策质量与并购资源整合效果的重要体现，基于商誉减值视角，进一步验证共有审计师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借鉴Caplan等（2018）的研究，因变量GWIM为并购后两年累计商誉减值之和除以并购当年期初总资产，GWNEW为并购当年新增商誉除以并购当年期初总资产，构建并购当年新增商誉GWNEW与共有审计师的交互项，控制期初商誉GWBOY（并购期初商誉除以期初总产）对结果的影响，从不同维度控制影响商誉减值的因素。回归结果见表9，GWNEW×SHAU、GWNEW×SAHL、GWNEW×SACPA均显著为负，表明共有审计师特别是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能够抑制并购当年新增商誉带来的后续商誉减值。

2.共有审计师与信息不对称。行业距离、地理距离及非关联属性将加剧并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水平。将行业、区域以及关联属性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度量指标，如表10所示，对主并方而言，非相关行业、非相关区域以及非关联并购，SHAU、SAHL、SACPA系数均显著为正，除关联属性情形，NSAHL、NSACPA系数均不显著；相关行业、相关区域及关联并购，SAHU、SAHL、NSAHL的系数均不显著。对目标公司而言，共有审计师各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在信息不对称加剧的环境中，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效应更明显，这种信息传递优势主要由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驱动，且该信息优势倾向于主并方，提升了主并方的股东财富。

3.财务顾问调节作用。财务顾问利用行业经验和专业技能，帮助主并方发现有潜力的收购目标、评估目标价值、设计并购方案（孙轶和武常岐，2012），为主并方争取谈判优势，促进交易实现，因此，财务顾问可能会稀释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传递效应。在模型（1）引入财务顾问CON与共有审计师的交互项，如表11所示。CON×SHAU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CON×SAHL、CON×SACPA的系数分别在在5%、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财务顾问中介职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共有审计师效应。

（四）稳健性检验

1.采用PSM缓解共有审计师与非共有审计师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采用PSM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共有审计师为因变量，审计师行业专长、事务所规模、企业规模、盈利水平、企业性质为共有审计师选择的可能影响因素，运用Prob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值；按照得分概率相差小于1%的原则进行1：3配对形成匹配样本，重新回归模型（1），研究结论不变。

2.共有审计师的战略性选择。本研究结论可能是并购双方内生性地选择审计师所致，并购双方可能在并购前战略性地选择共有审计师，影响并购结果与绩效。为处理这一可能的问题，以检验审计师变更为切入点。基本直觉是，若存在审计师选择问题，并购双方应在并购临近年度战略性地变更事务所，通过选择共有审计师，利用信息传递优势促成并购交易、获取超额并购收益；显然，企业不太可能很多年前就开始为可能的并购重组变更审计师，以获取共有审计师带来的并购收益。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并购双方在并购前三年度发生审计师变更定义为1，构建审计师变更与共有审计师各变量的交互项，若并购双方在并购前存在战略性选择共有审计师倾向，则交互项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均不显著，表明本文不存在事务所的自选择问题。

3.变更并购绩效衡量指标。（1）更换事件窗口期。借鉴韩洁等（2016）的研究，使用并购双方在[-5，5]窗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衡量短期绩效；基于12个月计算的购买并持有超常收益衡量长期绩效，重新检验假设1，主要结论保持不变。（2）基于财务指标度量长期绩效。借鉴田高良等（2013）、潘红波和余明桂（2014），采用并购后第三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并购前一年度的总资产收益率的差值（∆ROA），作为长期绩效的度量指标检验假设1，主要结论不变。

六、结论

本文以2004-2018年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从共有审计师视角探索并购损益问题，研究发现，共有审计师对主并方短期绩效不存在明显影响，对目标公司短期绩效起到显著提升作用；长期来看，共有审计师的信息优势主要倾向于主并方，显著提升了主并方的长期绩效，对目标公司长期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上述影响主要通过同一总分所、同一签字CPA共有审计师体现。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同一总分所共有审计师通过影响并购前并购双方的财务重述行为、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溢价决策影响企业并购绩效。上述结果意味着，共有审计师作为传递并购信息的重要渠道，能够有效促进信息在并购双方之间传递和共享，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主并方管理层就目标公司的真实价值、并购协同效应进行充分、审慎的评估，筛选出未来经营预期更稳定的目标公司，提升并购效率，进而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本文的启示在于：由于共有审计师可能存在主动分享目标公司信息迎合主并方的动机，目标公司需要理性评估并购重组中的共有审计师风险，约束共有审计师的机会主义动机。此外，基于共有审计师对主并方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投资者可以将并购双方存在共有审计师作为考察因素，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以减少对并购事件的盲目跟风导致的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