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姆》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摘  要：英国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其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基姆》中描绘了一系列白人女性和本土印度女性的形象。吉卜林在《基姆》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男权思想的框架，女性在两性中仍然属于从属地位。但是，对于两类女性在殖民地印度遭受的不幸，吉卜林仍然表達了对她们深深的同情与关爱。

关键词：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基姆》;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杨玉玲（1992.3-），女，汉族，江苏南京人，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3--02

一、引言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一个出生于印度孟买的英国作家。他是英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同时也被誉为“帝国的诗人”。吉卜林的小说在题材和风格方面都十分丰富，涉及了印度风情、英国乡村、森林动物、神话等方面。他的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基姆》被吉卜林本人称作“流浪汉式的传奇冒险故事”[1]。《基姆》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基姆具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的男性形象，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则篇幅较少。然而，这都无法掩盖文本中真实而又生动的女性形象。《基姆》中的女性形象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来到印度的英国白人女性，一类是本土印度女性。吉卜林对白人女性形象的刻画没有超出大英帝国背景下女性既被动又从属的刻板印象，对印度本土女性的刻画又体现了她们热情活泼但大多劳苦不幸的现状。需要指出的是，吉卜林对印度十分的热爱，他不仅在其多部短篇小说中不吝笔墨，描绘了大量的印度风光，而且在其自传中也保留了大量对印度风光的回忆。《基姆》中，女性没有超出帝国主义男权思想的框架，但是吉卜林仍然表达了对生存于印度的女性的同情和关爱。

二、《基姆》中的白人女性形象

出生于维多利亚晚期的吉卜林的一生与大英帝国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他的作品也带上了帝国主义思想的烙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殖民开拓主要是“男子的事业”[2]。帝国统治实际上是男性主导下的统治。维多利亚时期的男女分工准则表明，男性主导了公共生活，而女性主导了私人的感性生活。[3]女性也不被允许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经济地位。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生活几乎都被局限于家庭内部，地位低于男性，在两性关系中属于从属的地位。

号称“帝国主义鼓吹手”的吉卜林在《基姆》主要刻画了具备男子气概的男性角色，对于女性角色的刻画则少于前者。他对于女性形象的描绘没有超出上述西方主流思想的框架。在《基姆》中，对于生活于印度的白人女性的描写可以根据阶级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白人女性，一类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基姆的亲生母亲是贫穷的底层白人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克莱顿上校的妻子代表了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形象。

《基姆》中的底层白人女性形象是悲惨的，始终没有脱离阶级的枷锁。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底层白人女性受制于自身的阶级，在印度仍然属于阶级低下的弱势群体。基姆的亲生母亲就是一个典型的底层白人女性。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女性被称作“家庭天使”，是不需要工作的。而底层的白人女性则通过承担保姆、女仆、家教工作维持一定的收入，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基姆的亲生母亲的情况在小说中通过简短的描述就被一笔带过了。仅留的信息包括：她曾经在一个白人上校家当保姆，需要通过工作维持一定的生活，后来嫁给一个小牛团的中士。她的孩子基姆也是“最底层最贫穷的白人”[4]。基姆的底层白人身边表明他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同一个阶级的出身。除了底层白人女性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由于印度的医疗资源仍然不够发达，她们的健康也得不到保障。这个底层白人女性生活的印度社会虽然得益于殖民者科学技术的引进，拥有了便捷的火车系统和邮政系统，但是殖民地的医疗资源匮乏，加上大部分本土印度人迷信宗教对疾病的作用，医疗技术尚未在印度社会普及，基姆的母亲纪轻轻就死于费罗兹普尔霍乱，留下了三岁的基姆，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吉卜林尽力描写了基姆生母生前悲惨的一生，从中也包含了吉卜林对她坎坷命运的悲叹。

生活于印度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形象仍然延续了西方主流思想对女性的定位，没有脱离其原有的两性地位的框架，在家庭生活中属于从属的地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认为家庭天生就属于女性，由于女性对外界的无知，她们可以在家庭中保持纯洁和模范性的道德。[5]“家庭天使”们被要求具备温柔的性格，能够服从男性的安排，并且具备持家的品性，能够为丈夫提供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克莱顿上校的妻子在文中只有寥寥数语的与丈夫的对话。她频频催促丈夫出来见客人，却被丈夫再三忽视，还被丈夫差遣去招待客人。而文中甚至省略了妻子对于丈夫差遣的回应，足见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在两性中属于从属地位，女性的思想是不被男性重视的。

三、《基姆》中的印度女性形象

吉卜林对于《基姆》中印度女性的形象给予了更多的笔墨，她们虽然总体保守，但是大多活泼热情，性格淳朴善良。印度女性地位较过去略有提高，外出的机会变多，但是总体地位较低。对于《基姆》中印度女性的描写也可以根据阶级分为高种姓的印度女性和低种姓的印度女性。只有一名印度老太太是高种姓的印度女性，小说中其他女性都是劳苦的低种姓的女性。但是，吉卜林对一些印度女性角色存在偏见，认为她们喜欢引诱男性。

有钱的老太太代表了印度高种姓出身的女性形象。她品行端正，心肠很好，慷慨大方，在家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她性格保守迷信，不受开化，平时喜欢骂骂咧咧，还比较絮叨。保守的她在女性外出机会增多的时候，仍然选择乘坐牛车朝圣。迷信的她会为去世的丈夫做法事超度，想为外孙子求护身符。当她听说高种姓家族神秘的女奴交易时，马上反驳对高种姓家族的污蔑，变得十分生气。不过她生性善良，曾被喇叭的传教感动得痛哭流涕。她还为基姆和喇叭的旅行提供了很多经济上的支援，为白人基姆完成任务提供了帮助，对巩固殖民地统治有益。

基姆碰到的低种姓的印度女性各有千秋。有的底层印度女性活泼热情、性格淳朴善良，有的自甘堕落，也有的打破了传统的印度女性形象。

活泼热情、性格淳朴善良的底层印度女性的典型代表有施舍基姆一碗饭的老大娘、烟草铺的老板娘、火车上的农妇。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言谈举止比较粗俗，但是她们的本性不坏。老大娘虽然骂骂咧咧，还是施舍了基姆他想要的一碗饭;火车上的农妇虽然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妇女，还是比较尊敬出家人，想给他让点座位。普通的低种姓印度女性被描述成：“女人才是挑大梁的，男人反而无足轻重”。[4]说明底层印度女性大多经济条件较差，需要通过工作维持家计，生活十分艰辛。虽然印度女性的地位略有提升，总的来说还是很低。吉卜林用温情脉脉的笔触描写了这些土生土长的女性生活，表达了对她们的关爱之情。

自甘堕落的可怜底层印度女性包括基姆的继母和印度的妓女，并在吉卜林的笔下成为引诱白人男性犯错的角色。底层印度女性的经济条件较差，有的生活在穷困潦倒的堕落环境里。底层的生活环境容易让人沾染恶习，恶习的负面影响和贫困又形成恶性循环，让她们深深陷入经济赤贫和依赖恶习之中无法自拔。基姆的继母代表了堕落的底层印度女性形象，甚至让白人男性误入歧途。她是个混血女人，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她和基姆说话时常前言不搭后语，表明烟瘾对她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基姆的父亲在她的影响下也染上了鸦片烟瘾，并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在印度，底层的妓女往往心肠不错，但是同样遭受了经济上的困境，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受人鄙视。帮基姆染黑肤色的舞女属于心地善良的风尘女子，对爱情抱有幻想的她们对基姆的故事心生恻隐之心，被基姆编造的爱情故事欺骗。基姆还设计得到了火车上碰到的交际花的经济支援。但是吉卜林仍然没有摆脱对印度女性的偏见。交际花在火车上正在向一个士兵暗送秋波，勾引男性，遭到了农妇的鄙视。吉卜林借马贩子之口表达：“宁愿信任一条蛇，不要信任一个妓女”。[4]

神婆海妮花打破了传统的印度女性形象，是一个拥有一定能力，却也十分可怜的印度女性。她负责向马贩子提供信息，同时会神秘的巫术召唤鬼神，利用巫术帮助基姆染皮肤。她为基姆完成任务贡献了力量，对于大英帝国的统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肥胖和没有视力把这个可怜的女性变相囚禁在被称作“鸟笼”的棚户里，让她失去了自由。

山里的土著姑娘也打破传统，代表了一个主动勇敢、有血有肉的印度女性形象。她热烈追求基姆，打破了传统女性在爱情中被动的地位。她在其他地方也打破了传统的男性权威。她作为一个女性，可以调用桑姆里格的资源：“整个桑姆里格都由我说了算。”[4]她的心地也很善良，敢爱敢恨。她曾经轻信了假洋鬼子的谎话，担心他的伤势，还嘱咐村民善待他。她曾经是个基督徒，会说英语，和一个洋人相爱后却被是始乱终弃。基姆故意戏弄了一番姑娘，也刻意回避了她的示爱。说明吉卜林的偏见受限于殖民思想下对东方女性的刻板观念，吉卜林仍然不是很承认白人男性和印度女性之间的融合。他借喇叭之口教育主人公基姆不要沉迷于女色：“即使是一心追寻佛法的人，也会被无所事事的妇道人家引入歧途。”[4]但是她还是协助了基姆的任务，为巩固殖民统治提供了一份力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姆》中的女性形象受到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思想中强调男性权力的影响，并且没有摆脱西方主流思想强加于女性之上的刻板印象。《基姆》中的女性地位总体是低下的，在两性关系中属于从属地位。不过，底层的女性在殖民地的生活也十分艰辛，吉卜林也用平和的笔触描述了底层女性艰苦的生活现状，流露出了对女性的关爱和同情。

参考文献：

[1]拉迪亚德·吉卜林. 谈谈我自己[M]. 丁才云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2]陈兵. 吉卜林自传性作品中的童年创伤、自我重构与男子气概[J]. 外国文学研究， 2016， 38（05）： 86-94.

[3]Amanda Anderson. The Powers of Distanc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etachment[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4]約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基姆[M]. 梁颂宇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5]Donald D. Stone. Victorian Feminism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J]. Women's Studies， 1972， 1（1）： 6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