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郭慧敏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1 背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而收入分配作为整个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环节[1]，既可以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又可以通过消费需求扩张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发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逐渐增大[2]，收入差距的适当扩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过分拉大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还会使整体消费需求表现出下降的趋势[3]，只有通过改革来制约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体制与机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稳定增长。笔者通过安徽省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从城镇居民消费特征入手，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收入结构探索对消费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4]。

2 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现状

2.1 收入分配现状

安徽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21 024.21元增长到2018年的34 393.10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从2012年的7 160.46元增长至2018年13 996.00元，7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长幅度比较大，这7年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94倍渐渐缓慢减小至2.46倍，说明安徽省的城乡之间收入不平衡，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但在缓慢缩小。

表1 安徽省2012年～2018年城乡收入 单位：元

2.2 收入结构现状

从收入层次进行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配标准，将城镇居民的收入按照人口比例由低到高分为五等分，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城镇居民不同阶层的收入状况。

由表2可知，从总体上看，安徽省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一直保持着较快增长的趋势，从2006年～2018年，低收入户只增加了1.79倍，高收入户增加了4.93倍，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收入组，可见贫富差距问题刻不容缓。

表2 2006年～2018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3 从收入层次结构探索对消费的影响

3.1 模型构建[5]

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公式为：

C=C0+α×YD

(1)

其中C是总消费，C0是自发消费，C0>0，YD是当期可支配收入，α是边际消费倾向(MPC)，0<α<1。

(1)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APC=C/YD=C0/YD+α

(2)

其中，APC是平均消费倾向。

将2006年～2018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按照统计局划分的标准分为5个收入组的相关调查数据。

设有n个组，第i个组的消费支出为ci，可支配收入为ydi，第i个组的平均消费倾向APCi可以表示为：

(3)

同理可得APC为：

(4)

其中，c和yd为总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对(4)式进行变换：

(5)

(6)

3.2 实证分析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层次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鉴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用性，本文选取的是2006年～2018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

表3反映的是居民收入比重的变化。除高收入组外，其他收入组的比重都是缓慢递减的趋势，到2018年，高收入组的收入比重到达0.422，社会的财富慢慢地聚集在高收入阶层的手中，贫富差距会逐渐拉大。

表3 2006年～2018年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收入比重(ρi)

表4反映的是2006年～2018年城镇居民各收入组平均消费倾向分组横向对比和年份纵向对比。从分组来看，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其平均消费倾向减小。从年份来看，低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都逐年增大，可解释为最初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当收入达到临界值之后，消费倾向就会递减。因此，就本文来说，低收入户的收入水平未达到临界值，其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跟不上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平均消费倾向>1，说明有着很强的消费欲望，但是收入水平限制了其消费行为。

表4 2006年～2018年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收入平均消费倾向(APCi)

表5中横向来看，反映了收入等级越高的城镇居民对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越大。从纵向来看，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影响力逐年增加。高收入户对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因子稍微有些下降，表明基本生活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正在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

表5 2006年～2018年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对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因子(fi)

表6可以看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比较低，近5年有下降的趋势；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收入比重都超过了1，并且近5年来有稍微地上升趋势，说明安徽省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增大。

表6 2013年～2017年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ωi)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笔者从收入层次结构探索不同收入水平中的消费状况，可见，收入的分配结构对城镇居民不同类型的消费具有很大的影响。不同阶层的群体的消费行为差别很大，中低收入阶层获取的收入首先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生存条件，有富余的资金才会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对于中高收入阶层，他们处于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质量，有更高层次的消费行为和精神追求，像旅游、奢侈品等，其城镇消费行为也不同，高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组，低收入组的居民，其消费倾向较高，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只能满足基本的支出而限制了消费。

4.2 建议

①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利率，将高收入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工资、利息、股息、红利等所得纳入个税征管对象[6]，以再分配的方式转移给低收入者，通过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的提高[7]，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②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从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等领域入手, 创造就业岗位,提供就业者社会保险补贴，缓解就业压力。将低端劳动力人员作为重要的目标制定职业培训制度，短时间高效率有针对性来提高劳动者技能，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实现从“有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的主要方式，将更多的特殊群体纳入就业扶持政策的覆盖范围，提供更精准的帮扶[8,9]。低收入阶层收入大多来源于劳动收入，工资水平低增长缓慢，更有无良的企业克扣工资，因而在完善和落实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的同时，还要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并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同时，要确保劳动者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惩罚无故拖欠工资的行为[10]。还可以通过利息、租金、股息等渠道拓宽中低收入财产性收入。③最近几年，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关乎民生大计。推进教育改革, 加大教育投入,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学生就业率紧密结合起来,以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对贫困学生加强教育资金的奖励制度[9]，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是造成我国城镇居民不敢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疾病大大增加了低收入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压力；在实现全民医保百分之百覆盖的背景下，通过建立可持续的筹资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城镇居民免受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11]，住房作为人民生活安定的必需品，高房价带来的待偿住房贷款的增加与家庭资产流动性的减弱对家庭消费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使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需制定相关政策抑制房价的大幅度增长[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