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长子

孙春平

1968年10月6日，正巧是中秋节。那天，秋雨绵绵，天气阴冷。天是突然之间冷下来的，可御寒的衣裤已在前一天打包进行李送到了学校。清晨，我和妈妈告别。妈妈拉住我的手，抹着眼泪说：“太冷了，把你爸的衣服穿上一件吧。”我坚决拒绝，“我爸不定哪天回来，也正需要衣服，过一阵太阳出来，我再多活动活动，就不冷了。”妈妈又把她舍不得吃的那块月饼塞给我，说：“你把这个带上，午饭不定啥时吃呢。”我说：“我饿同学们也饿，大家一块饿，没事。”我不忍再看妈妈的泪水，一头冲进风雨中，跑出好远，又转回来，对仍在流泪的妈妈说：“告诉我爸，不用惦着我。”

这一天，像电影拷贝一样铭印在了我的十八岁的记忆里。我初中毕业后开始上山下乡。因是首批，市里在工人文化宫门前搞了隆重而盛大的欢送仪式;又因为是乘坐首发列车，我和同学提前坐到车厢里，那边的大会结束，市里的领导从会场赶到站台上，向我们挥手，汽笛一声长鸣，火车便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徐徐开动了。尽管只是仪式中的一个环节，我和同学仍很是为这“首批首列”的荣誉而骄傲。所以那响亮的歌声不仅来自站台上的高音喇叭，来自车厢内的小广播，还来自挤得满登登的每个同学年轻的喉咙。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忘记了寒冷，我们憧憬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尽管下乡所去的山屯离我家所在的锦州只有百十公里，但第一次回家，已是几个月后的大年初二。除夕和初一，要和村民们一起过春节，不能回来。爸爸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也是一两月才能回家一趟。屈指算算，和爸爸分别已有近半年之久。爸爸不错眼珠地望着我，好一阵才说：“好，像个小伙子了。”说着起身从他的提包里摸出刮脸刀，亲自上好刀片，拧好刀架，递到我手上，“都长小胡子了，刮刮吧。”

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刮胡子，手上不会用劲，刀刃一贴脸，就割出了一道小口子。爸爸竟笑了，接过刮脸刀给我示范，还亲自给我刮了两下。忙着张罗年饭的妈妈嗔怪他，说：“孩子都刮出血了，你还笑？”爸爸说：“儿子长成大小伙子了，我高兴啊！”

三十多年后，我送女儿去哈尔滨读大学，出发前，我跟她讲了当年下乡时的事。女儿说：“我知你讲的意思，是不是也想让我自己走啊？”我说：“你敢吗？”女儿看了她妈妈一眼，有恃无恐地说：“我妈放心，我就自己去！”我和她妈妈当然都不放心，彼时的天下父母都已不会再放心，便抢着提起大包小裹，送我们的天之骄子去摘星揽月了。

我在乡下劳动了整整三年，其间，爸爸去乡下看过我一次。那一天，也是深秋，入夜时分，我跑回青年点时，爸爸正盘腿坐在炕头，一边和同学们说笑，一边香甜地吃着烀地瓜，咸萝卜条子在他嘴里嚼得脆响。当炊事员的女同学小声对我说：“地瓜是晚饭剩的，青年点还有点大米，我说马上给大叔做，他就是不让呢。”老爸听到了，笑说：“这儿是你们的家，就把我当外人啦？”吃过饭，老爸趿鞋下地，对我说：“听说你正在护秋看场，走，陪我到场院坐坐。”

生产队的场院有社员夜战剥玉米，爸爸是坐在玉米堆上和社员一起度过那个夜晚的，手也一直没闲着。过后，许多社员对我说：“没想到你爸当着那么大的官儿，可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啊。”我笑着说：“我爸可算什么官？”社员说：“别装了，听说你爸的工资比县里最大的官还多呢，怕我们跟你借钱啊？”那天夜深时，夜战的社员散去，爸爸走到场院边，对我说：“看到社员和同学对你都挺亲近，我放心了。我这就回去，替我跟大家道声再见吧。”我吃惊地说：“你不在这里住一宿呀？”爸爸说：“铁路上的事你也懂一些，我要赶在明早上班前回到站区。”我低下頭，好一阵，才吞吞吐吐地说：“那你……也不去看看大队书记和队长啦？”爸爸拍拍我的肩，说：“人这一辈子，无论在哪儿，无论干什么，说一千道一万，还得凭自己。爸的这意思你懂吧？”

爸爸就这样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了，来时两手空空，走时手上多了一只我塞给他的电筒。当时他已结束在干校的劳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辽西荒漠大山里当一个铁路站区的党委书记，管理着十几个小站。可他毕竟已年近半百，利用星期天，奔波而来，又连夜奔波而去。爸爸不肯去拜访大队书记和队长，他的意思当时我懂，但懂得不深，在后来数十年的人生长河中，我常常想起爸爸那天夜里拍在我肩头的那一掌，温厚而沉重。后来，弟弟曾为工作的事求爸爸找关系，已在铁路局一个部门当了领导的爸爸不肯疏通，弟弟气得直抱怨，爸爸便拍了桌子，说：“想长本事，学你大哥，靠爹靠妈算什么出息！”

不错，我十八岁后，爸爸妈妈虽没少为我的事操心，但事关工作变动、婚姻选择、住房分配等重大之事，他们一概采取了自己的事自己办的坚决态度，从不曾利用职权和关系为我谋取过任何便利和好处。就是后来我决定从铁路局机关调到市文联工作，他也只是说了一句：“自己下了决心，就好好去干，行行出状元，事在人为啊！”

讲了以上这些关于爸爸的往事，朋友可能已经知道我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了。他坚毅、正直而谨慎。他的坚毅深藏不露，他的正直不动声色，他的谨慎却有目共睹。熟悉他的人的共识是：“你老爸可是好人，就是一辈子胆小。”胆小和谨慎似乎是同义词，只是在表述上有雅俗之分，但我内心自有判断，如果不是因为谨慎，老爸能平平安安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吗？就算在特殊年代，他也没受过太大的磨难。

老爸二十几岁即是北方一个三等小站的站长，而后一路南调，二等站、一等站、特等站，他都是主管业务的行政领导。我懂事时，已听人们喊他处长，那时他风华正茂，刚刚三十多岁。但这个处长一直喊到他离休。几十年间，父亲这只谨慎的小船虽一路颠簸着，却从没倾覆，顶多有那么几年被推送到堤岸边搁浅置闲。老爸一生中只被组织上内部通报批评过一次，那个文件我亲眼看过，是爸爸在站区工作时，下属为接待上级机关的检查组，用卖报纸的七十多元钱请了一桌饭，爸爸出面作陪。后来，爸爸用半月的工资将那顿饭钱补上，又写了一份深刻的书面检讨。

爸爸生在辽西农家，下面挨肩有两弟三妹。八岁时，他开始放牛，一群牛十几头，其实属于自家的只有两头。天降暴雨，河水陡涨，为将牛群赶回村，他抓着牛尾巴过河，险些丢了性命。爸爸回忆说：“冬天，脚上没棉鞋，冻得似猫咬，一见有牛拉屎，便忙把脚插进牛粪堆里去暖一阵。”写小说的看重细节，我想没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爸爸是编不出这样的故事的。爸爸的名字是私塾老先生给起的，爸爸的学费是自己放牛挣来的，爸爸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考试时却总能名列前茅。私塾结业时，老先生对爷爷说：“这孩子可是读大书的料，千万不能耽误了孩子一辈子的前程啊。”但爷爷不当家，说了不算，只能默默地将爸爸领回家里。爸爸到县里的中学读书，靠的是他的叔叔，也就是我的三爷。用今天的眼光看，三爷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不看重田地房屋，却看重子孙的学业。当年他在县城里开了一个小木匠铺，他将爸爸接到县城去，让爸爸白天进学堂，晚上回来给他记账拨算盘。爸爸的求学之路，其实从幼年起步，就在勤工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