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航

1921年7月31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中共一大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除了中共一大会场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搜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但从这时起，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它将划破黑幕笼罩的天空，带来光辉灿烂的黎明。

责任编辑/王文彩

博文女校的9个临时宴客

1921年6月，各地选出了代表共13人，或坐轮船，或乘火车，风尘仆仆于7月下旬齐聚上海，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当时推动建党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个在广东办教育筹款，一个在北京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均无法脱身赴上海参加这次会议。

马林成了各国警方密切关注的目标

继上海、北京先后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并立刻开始了活动。这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俄的帮助下，在和国内的无政府主义等其他政治派别争论的过程中，对建党问题进行了讨论，也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更加明确，他们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和中国国情，明白了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些基本的建党原则确立之后，陈独秀就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各地开展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这也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俄國共产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仅中国的进步人士心系着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事宜，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东方大地的革命形势。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帮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由于马林具备在东南亚的革命斗争经验，非常适合被派往中国开展这项工作。列宁便向共产国际推荐派马林来中国，他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这样一名革命者，自然不会让仇视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主义列强放松警惕。据已经披露的档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政府和英国政府均已密切关注马林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英国当局还在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港口，对马林进行了严密监视。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甚至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虽然马林成了各国警方密切关注的目标，但万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对荷兰驻华公使的这一提醒并未重视，否则马林进入中国也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轮船驶抵上海港口，刚刚踏上上海的码头，他就被密探的眼睛紧紧地盯上了。此时的马林，年近40岁，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戴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他到上海后化名为安德莱森，在与中国人交往时，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来到上海后，住在南京路东方大旅社。10天后，他又住进了上海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里。9月底，马林为躲避密探的监视，又到了汇山路（今上海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一直住到12月10日。这期间，马林与1921年1月来华工作的弗兰姆堡（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派遣，主要是联络和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并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

另一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接替共产国际之前派出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他几乎与马林同时到达上海。

马林来华后，通过弗兰姆堡的牵线，与尼克尔斯基取得了联系。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

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11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初，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所代表的机构不同，身负的使命也不同。马林在回忆自己的文章中曾提到，他在中国的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研究工作。”马林说：“和尼克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派出的代表，他的使命很明确，就是代替此前的维经斯基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成立大会。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联系上之后，几乎每天都聚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努力工作着。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不因党员人数多寡，均派两名代表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李达和李汉俊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可以和马林很好地沟通交谈。尼克尔斯基因为母语是俄语，稍会英语，因此很少发言。

通过多次约谈，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判断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达后来回忆：“六月初，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

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的组织或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通知他们派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不因党员人数多寡，均派两名代表。

同时，考虑到各地代表来上海路途遥远，经费困难，便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当作路费。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信后，都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建议，选派出各自的代表。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因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

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各地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北京党组织马上召开会议，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了代表产生的经过：“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京大学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大钊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据张国焘回忆，李大钊当时公务繁忙，无法前往上海出席会议。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要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也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当时他只有24岁，来沪的时间估计在1927年6月下旬。

张国焘一到达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李汉俊。张国焘这样形容李达：“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辞，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对李汉俊的描绘是：“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刘仁静在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他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

武汉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据中共一大广州代表包惠僧回忆，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相差无几。由此可以判断，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

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毛泽东后来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提及：“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即何叔衡）。”

当时从长沙到上海的交通不便利，只能从长沙乘船先到武汉，然后再换船从武汉到上海。他们于1921年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途中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7月4日以后才到上海。

济南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了一天。王尽美“约集了几位党内同志，和张国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主要就建党问题交换意见”。张国焘离开后不久，王尽美、邓恩铭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当选。随后，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赶赴上海，包惠僧没有同他一起启程，于7月14日偕妻子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大约在7月22日，到达上海。包惠僧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也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发出了信函。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有在东京的施存统，在鹿儿岛的周佛海。当时，施存统功课紧张，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中共一大。周佛海已离家时间较久，也想回家一趟，便同意了施存统的建议。他等到学校放了暑假，便动身回国。由于路途较远，他到达上海已是7月下旬。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自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上海是会议所在地，李达和李汉俊两人就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

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两人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商讨。李大钊本应作为北京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但他当时正在北京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实在无法脱身，所以未能出席中共一大。而另一位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也因为在广东办教育筹款，未能出席中共一大。

代表们的起居安排也不同。陈公博和妻子住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其他代表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两层楼房，开办于1917年，校长是黄绍兰。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承担着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当时，她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黄绍兰很熟识。博文女校当时已放暑假，有空教室。当王会悟找到黄绍兰，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黄绍兰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博文女校内环境清静，陈设简单，有的房间只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房间只在地上铺了凉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这里。

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曾写道：“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就这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志们终于会聚于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

会场闯进陌生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3名各地代表，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会议气氛热烈，各项议题顺利进行。不料，在第六次会议期间，会场却闯进陌生人，随即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和监视。所幸虚惊一场，没有大损失。然而，这节外生枝的事件也使代表们意识到，为保证安全，会场必须转移。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1921年7月22日，中共一大代表们先在博文女校内开了一个简短的预备会议。

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互相认识，有的第一次见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互相问候和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应当立即举行。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会场的陈设十分简朴，十几位代表围坐在房间正中的一张长方形大餐桌边，气氛庄重。

中共一大本来预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与会，于是由预备会议推选出的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在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接着，张国焘指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由陈公博带来的信，主要说了四点：“（1）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3）党的纪律;（4）群众路线。”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把张国焘的讲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张国焘讲了20多分钟后，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向中共一大致辞。

马林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侃侃而谈，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性。他的口才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后来回忆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马林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还强调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马林上述的一番话是要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刘仁静把这番话翻译成汉语，代表们听后意见不一，一部分代表认为，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而绝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马林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以及他在印度尼西亚如何组织和建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目前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建议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人组织，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马林还介绍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会见的情况，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心，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黨，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代表们听了马林的这番话，个个心潮澎湃，对列宁关心中国革命的精神十分感动。

马林讲话后，尼克尔斯基致辞。关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记载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即马林）同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克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话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中共一大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4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和所进行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因为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工作也只是初步开展，代表们的报告都比较简短。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其余时间，毛泽东都在留心听其他代表的发言，不时有所心得，做着笔录。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档案资料中，谈到关于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时指出：“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三点：党员很缺少，必须增加党员，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并进行了人员的推选。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他是起草小组成员的当然人选。李汉俊通晓四国语言，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小马克思”的雅号，两人也被推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还提及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

关于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会前虽有一些酝酿和准备。但由于人员比较分散，时间又仓促，没有形成供代表讨论的文件草案。

开展建党活动以来，一些小组曾经草拟过几个简要的党纲。比如，上海、北京党组织建立时都曾起草了党纲，作为接纳党员的标准。1921年2月，陈独秀和李汉俊又分别在广州、上海起草了党章。一大期间，起草委员会参考这几个最初党纲的内容，并吸取了《共产党》月刊上介绍的外国共产党纲领的部分条文，着手党纲和决议的起草工作。

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委员会拿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初稿。

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草案原件，以及经过会议形成的中文原件，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会议期间又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搜查，都没能保存下来。

现在保存的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工作计划（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有俄文和英文两种译本。

俄译本来自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其中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这两份文件。英译本是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

这两种译本，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但从条文和内容上看基本是一致的，是可信的。

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了会场，朝在座的代表们贼眉鼠眼地扫视了一周

7月27至29日，三天连续举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代表们集中精力讨论和研究了党纲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这三天的讨论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即最终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这对党的创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几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没有出席，由张国焘会后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

7月30日晚上，第六次会议仍然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李公馆召开。当日，天气闷热，雨欲下却不下，更显得闷热了。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了，周佛海没有来，据说是肚子大痛大泻，无法出门，独自留在博文女校歇息。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

大约8时，会议刚开始，马林正准备讲话，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掀开门帘，闯入了会场，朝在座的代表们贼眉鼠眼地扫视了一周。

大家立马警觉起来，问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中年男子含糊其辞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他接着又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并匆忙退了出去。

此处附近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

马林询问代表们：“认识此人吗？”代表们都纷纷表示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此人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于是，在场的代表赶紧起身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代表们离开后，大约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就派人包围了李公馆，进行了一番搜查。

巡捕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全副武装，两个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法国总巡先问：“为什么开会？”

“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李汉俊答道。

法国总巡接着问：“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

陈公博答道：“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那个总巡听后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翻箱搜柜。他们发现李汉俊的家中藏书很多，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

“为什么家里藏着这么多书？”

李汉俊答道：“我是学校的教员，这些书是用来参考和研究之用的。”

“那为什么还有许多社會主义书籍？”

“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的。”李汉俊从容答道。

法国总巡接着把陈公博和李汉俊隔开，单独审讯。

陈公博不懂法语，于是用英语和法国总巡周旋。

“你是不是日本人？懂不懂北京话？”法国总巡接连发问。

“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了。”陈公博答道。

“你这次从什么地方来？”

“广州。”

“来上海为什么事？”

陈公博答道：“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偕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顺便游玩几日。”并且接着问法国总巡为什么要来搜查，而且是这样严格的搜查。

那个法国总巡听后，告诉他是误认陈公博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

法国总巡在搜查中并未发现有什么进行政治活动的证据，而室内桌子抽屉里放着的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很乱，字迹不清，在搜查中并未引起注意，得以幸存。

经过盘查，他们得知这所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的公馆，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法国总巡临走时，对李汉俊进行了一番警告和训诫：“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然后，他们不得不失望地离去。但法国总巡却在这所寓所四周布下了暗探，继续对这所房子周围的情况进行监视。

为什么中共一大的会场会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突然搜查呢？原来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时法租界巡捕程子卿确实是来探查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情况的，各界联合会因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早就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立案侦查。程子卿误打误撞，竟然闯进了一大的会场，又看到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聚会，于是马上就回巡捕房报告。

但是，这又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马林绕道来上海的途中，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和警方掌握，并互相通报，载入档案。他到上海之后的行踪，一直在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和上海工部局的监视之下。马林在7月下旬频繁出入李汉俊的寓所，很容易就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

李汉俊的寓所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一大的会场了，需要另外寻找一个地方了。

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换个更加安全的开会地点

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后，包惠僧和代表们快速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里早已被密探们监视。于是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2号，来到《新青年》编辑部，也就是当年陈独秀的住处。陈独秀去广州后，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夫妇也住在这里。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离开李公馆后，怕甩不掉跟踪者，让法国巡捕盯上代表们，便没有到渔阳里2号来，而是在上海城里兜了几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代表们在渔阳里2号等了两个多小时，看外面没有什么异样动静，心里又牵挂着李公馆的情况，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李公馆探查一番。

他到李公馆时，法国巡捕们刚离开。陈公博看到包惠僧又回来了，简单地向他述说了刚才的情景，又对他说：“此非善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李汉俊叮嘱包惠僧，出门后一定要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去，以防暗探们盯上。

包惠僧出门后，坐上黄包车，不急着赶往渔阳里2号。他先到了三马路，在那里买了点东西，又七拐八拐，确定后面没有暗探，才折回渔阳里2号。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代表们都焦急得不行，渔阳里2号和李公馆相距不远，包惠僧去了很长时间，一直未回，大家都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包惠僧回来后向大家诉说了法国巡捕搜查李公馆的情况，大家无不佩服马林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也都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捏了一把汗。

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失，但代表大会不能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换个更加安全的开会地点。

当晚12时左右，大部分代表集中在这里，商讨下一步代表大会如何进行。

李达建议：“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吧！我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游人不多又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表示愿意做向导，明天一早就带着大家赶赴杭州。

本来，周佛海因为肚子突发大痛大泻，没有去参加当晚的会议，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时，毛泽东从渔阳里2号赶过来，看看博文女校的情况。毛泽东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听后摸不着头脑，经过毛泽东的一番解释，才知道中共一大会场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时，自己的身体也好了一些，便和毛泽东一起赶到了渔阳里2号。

周佛海提出建议后，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也容易暴露，在那里开会并不合适。

这时，受到周佛海的启发，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也提了一个建议：“我是浙江桐乡县人，桐乡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嘉兴火车站不远，湖上有游船出租。上海到嘉兴比到杭州少了一半的路程，能省下一半的时间。嘉兴又是个小地方，即使在暑假里，南湖的游人也比西湖少得多。南湖还有一种带篷的大船，租一条就可以载上你们所有人。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

李达接着妻子的话说：“就目前的局面，要避开法国巡捕的注意，最好是坐上午7时35分的快车，当天就可以来回，早开早散，安全为要。”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赞同到嘉兴南湖开会的建议，并且确定会议要抓紧进行，不宜拖延，次日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当晚，代表们就开始进行转移会场的准备。王会悟专程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由上海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时间，其他代表也分别做了必要的准备。

为了缩小目标，避免他人的注意，代表们决定分两批南行

当晚，李汉俊送走包惠僧、陈公博两位后，回身闩紧前门，锁上后门，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后来，据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回忆：“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屑。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经过这一场风波，李汉俊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就没有去参加嘉兴的一大会议。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发现有暗探跟随。当时已是晚上10时，路上行人稀少，很难甩掉暗探。于是，陈公博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上海夜生活的中心——大世界。那里人多也热闹，应该是个甩掉暗探的好地方。

暗探也叫了一辆黄包车紧紧跟随。陈公博悠闲地出书场进戏场，逛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时，在人群拥挤处，他突然钻进黑压压的观众群，暗探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就是找不到陈公博的身影。

陈公博很快从另一个门下了楼，马上招手叫了一辆黄包车，快速离去。他坐在車上回头观察着，发现暗探终于被甩掉了，但他仍小心翼翼，让车夫将车子停在距他住处隔着一条街的地方。他急忙来到大东旅社，乘电梯上了四楼。

进屋后，他关紧房门，轻声叫妻子快把皮箱打开，他取出几份文件，放在痰盂中点火烧掉。这时他终于松一口气，但已是大汗淋漓。

下半夜，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暂时赶走了难耐的暑气，陈公博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凌晨5时左右，他突然被一声枪声惊醒。这是一起命案，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生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陈公博本来是有条件去嘉兴出席中共一大的闭幕会的。可不料，陈公博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便再也不敢在上海停留。一早，陈公博和大东旅社的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暂时寄存着行李，便偕妻子早早地离开了大东旅社。他没敢把早上的枪声告诉警察，怕警察盘问起来，连昨夜会场的事情都要牵连进来。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已经在法国巡捕的注意之下，为了防止意外，他们没有继续参加在南湖的会议。

在确定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后，代表们开始准备行程。为了缩小目标，避免他人的注意，代表们决定分两批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人，乘头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续行。

南湖画舫上的“牌局”

中共一大代表们离开上海后，来到了嘉兴南湖，在一艘画舫上召开了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成燎原之势。

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好了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旅程，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第一批坐车的代表们到达了嘉兴车站。

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了两间客房，又委托旅館账房代租了一艘画舫。第一批代表到了嘉兴后，先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这期间，王会悟带着几个人登上了南湖的名胜古迹烟雨楼，观察周围的环境，选择画舫划行路线和停靠地点，为大会做准备。

不久，第二批代表也到达了嘉兴。于是，大家一起来到南湖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画舫，是文人墨客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代表们登上的这只游船，当地叫“单夹弄丝网船”。船长约16米，宽约3米，船头平阔，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后舱，以右边一条夹弄贯通。中舱顶上有气楼、悬明灯，当中一张八仙桌，周围安置茶几、椅凳，会议就在中舱举行。

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好了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

王会悟也扮成了歌女的模样，先是到后舱和船老大打了声招呼，接着来到前舱，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报告中舱的代表们。

这天上午，天气阴转小雨，起初湖面上还有一些游人在划小船游览。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幽安静。

代表们乘坐的画舫在湖面上缓缓划行，在这清幽的景色中，一个历史性的会议又开始了。这次会议继续7月30日晚上被打断的议程，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在李公馆被法国巡捕搜查时遗漏的党纲草稿，这时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不在场，不用翻译他们的发言;常常因持异议而唇枪舌剑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也不在;加上上海会场发生的状况，代表们想在一日内结束会议议程。因此，整个讨论进行得比较顺利。

偶尔有别的画舫经过时，代表们便“哗哗”地洗起桌子上的麻将牌，伪装成牌局。

中午时分，一艘小船驶近，船娘递上鸳湖旅馆订好的饭菜。于是，代表们借此歇息一番。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吃过午饭，会议继续进行，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

当时，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经在上海的会议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这次会议首先通过的便是后来分别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从苏联转来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和安排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讨论结果形成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代表们认为，党必须集中全力投入实际工作，考虑到当时党员人数少、力量较薄弱，应以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任务，并提出了任务、方针和要求，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产业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使工会避免成为其他党派之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两人到该工会去工作。”

代表们还认为，各地、各行业应组织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为了总结工运经验，还应成立工会研究机构，“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

会议对党的宣传工作作了讨论，要求全党继续大力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为了出版更多的共产主义普及读物，“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同时，“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会议还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报纸、杂志上的影响，提出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严肃性。

在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讨论中出现了短时间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派别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在行动上与其他派别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会议最后在《决议》中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的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会议在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上有如下决议：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之后，会议又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份事先起草的简短宣言，大约1000余字。讨论中对孙中山的南方国民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议。会议最后确定把宣言问题交由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当时处于秘密状态，这份宣言没有公开发表。

下午5时左右，天气已经逐渐转晴。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人数少，各地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作为《新青年》的创始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享有很高的声望。中央局书记，非他莫属。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下午6时左右，南湖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大会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代表们在闭幕时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完成了使命，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乘坐最后一班火车返回上海，到达上海时已是夜深人静。

中共一大会议后，短短一年时间，全国党员從50多名发展到195名

中共一大会议后，全国50多名党员肩负起改造中国的重大责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马林和党内同志都普遍希望在广州任职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及早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推动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全面开展。马林还派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中共一大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

陈独秀本来就是为了推进广东的革命事业而去广州的，再加上当时广州的情势，因此他欣然接受了马林的提议。

8月17日，陈独秀致函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很快从广西桂林回电：“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对陈独秀表示了极力挽留。陈独秀看辞呈不获准，只能借口要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陈独秀于9月回到了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11月，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工作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央局和上海以及各地党组织迅速着手进行各项工作。

在党的组织方面，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各地党员数量得到增加，党的组织得到健全和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

上海党组织行动最快，在中央局通告发出的当月就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由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担任书记。1922年7月，又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工作，委员有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徐梅坤任委员长（即书记），沈雁冰负责宣传。至1922年6月底，上海已有党员50名，超额完成了中央局发展党员的要求。

北京党组织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尤其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1921年秋，仅在长辛店就发展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等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不久，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李梅羹任财务委员。北京地委机关设在北京大学沙滩红楼。随后又在天津、张家口、唐山、保安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支部。

在湖南，党的发展工作积极而又严密。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中共一大返回长沙以后，立即着手发展党的工作。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又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党员，并先后成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半年多时间，湘区（包括江西萍乡、安源）的党员已达30人。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隆郅（李立三）为委员，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湘区委员会的党务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取得的成绩在各区中较为显著、突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作报告，评论各地党的工作时称赞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中共一大召开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了党的一大决议，先建立了党的临时领导机关。1921年冬，包惠僧奉命返回湖北工作，并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

1922年初，武汉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包惠僧任区委书记，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任区委委员。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以武汉中学、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为阵地，在学生中培养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包惠僧和陈潭秋也经常深入工厂，调查工人疾苦，组织工人识字班，进行革命宣传，他们还在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和培养党的干部。

陈公博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回到广州，传达了大会精神，宣告中共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任组织委员，谭植棠任宣传委员。1921年秋到1922年6月，广东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有了进一步扩展，当时党员已有10多人，经常召开党组织会议。

王尽美、邓恩铭回到山东后，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党员有10多人，王尽美任书记，邓恩铭等人任委员。不久，山东区支部又扩建为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努力下，胶济铁路沿线的青岛、张店、淄博等地方，都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山东的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法国积极开展建团、建党的活动。1921年冬，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建立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在法国巴黎西郊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后正式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冬，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共党员，在法国巴黎统一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输送了大批的干部。

这样，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短短的一年内，中共地方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截至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统计，各地中共党员人数如下：上海50人，广东32人，湖南30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河南8人，四川3人;另有留俄学生8人，留日学生4人，留法学生2人，留德学生8人，留美学生1人。共计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女党员4人。

随着党组织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参考资料：《建党伟业》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作者：何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