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吴晶晶

（扬州大学体育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治理早期在英语系国家普遍与统治一词交叉运用，在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中有：控制、引导、操纵之意，且多用于国家政治和管理等事务中。直到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赋予了治理更加丰富的意蕴，治理一词逐渐在欧洲各国流行，治理也有了不同的定义，与统治的含义渐行渐远。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做出的界定被认为最具代表与权威性：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此概念将治理赋予了不同主体更多的责任。

综合以上不同专家学者提出的观点，治理的基本特征大致可以梳理如下：治理主体的非单一化、治理对象范围的扩大化、治理过程的调和化、治理的手段多元化。而体育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延伸，被学者定义为对体育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系列规则体系。是围绕责权利配置形成的多元体育治理主体之间的形态结构、相互关系、制度安排、运行机制的总和。

1、产生与发展

1993年，改革的总目标在《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被细化和明确，“体育治理”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但由于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管理使效用减弱、缺乏顶层设计、改革方式单一等问题，体育改革遇到了瓶颈与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重视基层视角下人的主体地位，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供给、需求的非均衡状态，社区邻里矛盾等冲突多发。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综合我国体育发展的现实经验，在国内治理研究的推动和域外体育治理经验的引领下，面对机遇，要在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在总进程中实现中国体育的现代化。体育治理也不仅是体育的内部治理，亦可以充分发挥体育与国家、社会、公民融合度高、覆盖面广、辐射强、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特色，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全民健身在十八大被上升为国策，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体育的力量不可忽视。即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帮助我们达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我国的体育治理战略不再以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体育人口增多，体育社会组织应运而生，进一步改变了体育改革的格局，促使国家体育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近年来，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势头迅猛，在社会治理中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目前学术界对体育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仍不统一，但大多以非盈利的特性对此进行定义，如：体育社会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具有公益性或互异性的组织。韩惠、郑家鳃认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有不同层级和类型，主要包括：体育社团、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体育基金会和草根体育组织。也有学者将其界定其为是人们自愿组成，为实现共同的体育意愿或实现特定的体育服务目的，按照其章程从事各种体育活动和健身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性社会组织。

2、现状与思考

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化，人民的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复杂。新时代背景下涌现出众多新的社会矛盾，原有社会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实际明显脱节，必须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来解决。《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系列政策措施的颁布与实施不断推进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和完善。体育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重要力量，其水平也决定了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质量和高度。所以，探究其生成逻辑、发展内涵和结构功能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将社会治理重点下放到基层，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控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体育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在社会治理多元化背景下，体育功能的多元化、社会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等构成了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能够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兴趣的人有效凝聚，通过沟通、协调与合作等方式，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有利于整合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参与治理的主体协同发展；有利于形成社会推进机制，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多元化、多层次、低成本的保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扬州市体育社会组织为例：长跑协会：不但300多人志愿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还自觉捐钱捐物；篮球协会：积极联系武汉江夏区篮球协会捐赠防护物资；为援鄂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全年免费培训篮球课程；健身气功协会：开展线上教学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导引养生功十法等活动；体育广场舞协会：近200人参加了街道社区的防疫工作，激发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地方体育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重要载体。其主要目的是为在社区内部实现了由“陌生人向熟悉人再向身边亲人”的重大转变，营造出与邻为德、与邻为善、与邻为亲、与邻为乐的社区新风貌，构建出“运动相联、邻里相亲、守望相助”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陆小聪、吴永金认为：社会组织的改革路径一般有两条，一是从下而上，培育新的社会组织，使其承担基本社会服务功能，映射在体育改革中，即表现为培育体育草根组织；另一条路径是自上而下，即发挥既有的制度优势。而在体育社会组织改革中即是体育社会团体改革，各运动项目中心等实体化。本研究主要论证前一种体育社会组织的改革路径。现有研究指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依附”情况严重，普遍存在独立性不足、结构不合理、治理深度不够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其效应的实现。由于地方性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存在着一系列困境，成为当前社区体育治理理论和实践推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寻求破解现实困境的有效之道尤为重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实践考察、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地方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

3、困境与超越

3.1、主体协同治理

体育社会组织的过度依赖导致自身的独立性不够，我国城乡社区体育社会组织长期处于被动发展的不利状态。在体育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去行政化、等级化”的力度在增强，但我国体育组织在建设之时，便在很多资源层面存在过度靠挂政府的倾向，也习惯于政府的行政指挥，进而促使体育组织成为民间“政府”，导致政府的强势与体育社会组织的弱势。体育社会组织依据自身特色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实现自治，但政府全能型执政的现实体现并配置优质体育资源使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约束，导致结构的不合理和治理深度的不足。这不仅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而且极易造成依附于这些体育优质资源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诱发腐败，使体育治理的环境恶化。所以必须实行政社分开的体育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实践给出了多元的治理方案。但从根本上说，终极目标都是实现我国基层体育的善治。按照国际规则，体育组织是一个社会团体，必须设有全体成员共同制定和一致通过的内部章程以及调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等机构。然而，自治的有限性引出外部监督必要性，而善治需要的治理结构既不是单纯的“政府治理”，也不单纯是自治理论倡导的“社会组织治理”，从当前治理图景演变趋势看，它应该是一种“协同治理”。在体育改革过程中，一些对政府极具依附的体育社会组织逐步脱离行政系统，走向政社分开。与政府协同治理基层体育，是未来的方向。但这种体育社会组织更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组织举办大型活动等方面，内力还是不足，与政府协同合作也是其必然的选择。

3.2、激活组织力量：健全体育组织社会治理体系

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对健康有促进作用、对人类有教化作用、对性别平等有推动作用，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各体育社会组织应利用体育自身的优势打造特色，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以“体育空间聚集人群、以体育运动聚拢人心，以体育服务聚积人情”。通过体育融通社会治理，弘扬体育精神，培育体育文化，涵养社区群众的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协商意识、竞争意识。以体育、文体、社交等社团组织文化成为基层群众纾解压力、重塑认同、提升归属的重要渠道，积极打造特色化的社区文化建设。真正的形成体育组织社会自治，需要激发组织优势，积极承办赛事活动、体育项目推广、科学健身指导、助力社会稳定、关爱特殊群体等公共服务。引导体育基层组织融入社区治理领域，丰富社区活动，提升治理效果；开展体育组织年度综合绩效评估，增强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3.3、优化供给：完善体育场地设施

仍然以扬州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战略布局为例，构建由生态公园、体育场馆、运动广场、社区健身中心等构成的立体化体育运动场所，实施智慧体育健身工程，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应加强科学指导，采用多元参与、组织引领、协会运作等多种形式，实现常态化、优质化、品牌化健身活动矩阵，如，鼓励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结对社区网格内各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维护，并普及健身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宣传健身设施的健身功能；在结对社区网格内建立科学健身指导站点，并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活动；走进社区内企业、学校、机关、居民院落等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开具运动处方。鼓励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发挥专长，引领社区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4、完善人才支撑体系

体育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人”是社区体育的管理对象也是服务对象，城市社区体育治理也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客观来讲，我国市域的社区体育专业人才的配备显然并未达标，各级体育总会应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负责人的培养、审查把关，按照国家社会组织改革的要求及体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帮助推选出优秀负责人。推动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协会专项技能培训等活动，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推动协会人才队伍建设。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技术结合社区体育治理的信息和人才资源，必能探寻地方性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

3.5、网格治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变

地方性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的革新，传统的控制型行政管理体制必然要被替代。开展网格志愿服务，社会体育指导员化身网格志愿者，投身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矛盾纠纷化解、风险隐患排查、文明城市创建、生态环境保护等志愿工作。打造网格治理品牌。通过项目扶持和培育，推动有条件的体育社会组织打造一批参与社会治理力度大、社会影响力广、取得效果明显的“体育+社会治理”品牌项目。以网格延伸为依托，建立社区建设共同体，推动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公益资源的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借鉴让国内许多地方体育社会组织社区治理有了新的进展。然而，这种网格化的管理更侧重于上行下达，限制了管理主体的主动性。大数据时代，网络化治理为此类困境提供了新路径。通过网络化治理，治理主体可以通过云端实现社区居民的体育偏好、社区体育设施维护情况、健身场地使用率的信息采集与分享。网络化治理实现了资源交互，突破了以往的治理形式横纵向衔接不顺畅的弊端，提高了上传下达的效率。通过网络化、智慧化平台也拓宽了社区居民信息交流的平台，降低了采集居民体育需求的时间成本，从而为居民提供更优质有效的公共服务。

4、结语

在网络化治理和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下，地方性社区体育的治理效果无疑会大幅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完善技术和健全制度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方体育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身体素质，保障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地方性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更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追求。我们最终都要回归“人”的需求。学术界目前对体育治理的讨论大多偏向西方国家偏理性的理论，李泽厚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是以情为本体的，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永远绕不开情与理的纠缠，而社会工作又是夹杂着情感的劳动，所以，地方体育社会组织社区治理不能仅仅基于理性的思考，还应考虑加入情感治理的感性维度。“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是一盘棋，体育正是棋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体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体育社团参与社会治理一定会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能的双促进；实现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的双提升；实现内涵发展和外延示范的双丰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