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
——兼论黑格尔的批判

彭志君，水丽蓉

（1.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2.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是康德先验哲学的总问题，也是他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同时还是其理论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在他看来，先天综合判断要成为可能，需要一个将其主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das Drittes），因此，“什么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在其先验哲学中自然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具有了关键的意义。

康德认为，在主谓逻辑的框架中，主词和谓词是构成判断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它们可分别作为判断的第一者和第二者。而且，无论是分析判断还是综合判断，它们都含有这两者。但是，康德进一步认为，不同于分析判断，综合判断除了有自己的主谓词之外，还需要一个将其主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这是因为综合判断的谓词超出了其主词之外，所以才需要一个第三者才能将其主谓词联结起来。这样，综合判断就比分析判断多出了第三者这一项。概言之，所谓第三者指的就是联结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中介（das Medium）。

在先天综合判断中，同样存在着三项，就是说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也是通过一个第三者联结起来的。于是，人们自然会追问：“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第三者是什么呢？”这成为解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先验哲学的中心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该问题又是康德哲学中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因为康德在此问题上不仅欲言又止，而且只给出了一些简单的提示。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阐释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往往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在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本文不打算全面地讨论康德哲学中的第三者问题，而是仅仅就其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以下简称“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展开讨论。为此，笔者首先依据《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相关论述来阐释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其次，就康德关于该问题给出的一些提示和说明做出解答。最后，就黑格尔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所做的批判做出简要勾画，以期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来把握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深刻的思想关联。

一、康德理论哲学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难题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明确指出：“综合判断总是需要一个第三者。”[1]179为什么综合判断需要一个第三者而分析判断却不需要呢？康德认为，这是因为根据判断的主谓词之间的关系，分析判断的谓词已经包含在主词当中了，比如在“黄金是黄色的金属”这个分析判断中，“黄金”这个主词就已经包含“黄色的金属”这个谓词了。而在综合判断中，比如“这朵花是红色的”，“这朵花”这个主词并没有包含“红色的”这个谓词；也就是说，“这朵花”与“红色的”不是分析的关系，因为无论怎样分析“这朵花”的概念也不可能得出“红色的”这个谓词概念来。因此，综合判断就势必需要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能跟主词联结起来，另一方面也能跟谓词联结起来，这样综合判断才得以可能、得以产生。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同样没有包含其谓词，因此也需要一个第三者才能将其主谓词联结起来，从而做成先天综合判断。在此意义上，“什么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无疑就成了康德先验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基础性的问题。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提出了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他写道：“我们必须超出一个给予的概念以便把它和一个别的概念综合地加以比较，所以就需要一个第三者，只要在它里面两个概念的综合才能产生出来。”[1]114显然，“一个给予的概念”是指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概念，“一个别的概念”是指先天综合判断的谓词概念，二者的综合需要一个第三者才能产生。紧接着，康德就提出了“但什么是这个作为一切综合判断的媒介的第三者”[1]114的问题。

康德曾这样描述第三者的重要性：“在这个第三者中，我们曾找到了对现象中一切存有做普遍必然的时间规定的那些先天条件，没有这些条件，甚至就连经验性的时间规定也将会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还曾找到了先天的综合统一的诸规则，借助于这些规则，我们曾得以对经验进行预测。”[1]150可见，康德非常看重第三者这个概念，因为它不仅是对一切存有做普遍必然的时间规定的先天条件，而且是经验（即经验知识）之可能性的先天根据，因此“第三者是什么”的问题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总之，该问题无疑成了解答康德先验哲学的总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第三者”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容易回答，因而也就成了康德哲学（包括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中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比如，康德针对“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这个理论哲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曾提示性说道：“在这里，当知性相信自己在A的概念之外发现了一个与之陌生、而仍被视之为与之连结的谓词B时，支持知性的那个未知之物=X是什么？这不可能是经验，因为上述因果原理不仅仅是以更大的普遍性、而且也以表达出来的必然性，因而完全是先天地并从单纯的概念出发，把后面这些表象加在前面那个表象上。”[1]8这里的“A的概念”是指主词概念（一切发生的事情），“谓词B”是指谓词概念（原因），康德在此以“未知之物=X”来指代第三者概念。可见，康德在此是把第三者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的。但是，他对第三者概念所做的提示却并不是那么清楚明了，否则他也不会以“未知之物=X”来表示。

同样，按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对“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总问题的划分，他将该问题分别划分为：（1）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2）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3）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或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4）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在此也就存在着追问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人们自然会问：（1）纯粹数学判断的第三者是什么？（2）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第三者又是什么？（3）一般形而上学中有没有先天综合判断？（4）如果科学的形而上学中也应该有先天综合判断，那么它的第三者又是什么？如此看来，该问题无疑就成了康德理论哲学乃至其整个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

另外，有必要一提的是，由于无论在理论哲学还是在实践哲学中都存在着先天综合判断，所以这两个领域中也就都存在着第三者问题。在实践哲学中，比如，定言命令就是一个实践的先天综合判断，因此也存在着第三者问题。不可否认，彻底弄清楚这两大领域中的第三者问题也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如果更进一步看，在审美领域，同样存在着第三者问题，因为康德明确指认了审美（鉴赏）判断也是先天综合判断（尽管不同于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因此同样存在着第三者问题。这样，康德哲学所涉及的真、善、美这三大哲学主题或领域就都与第三者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了，这就使该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

不过，在此我们不打算涉及康德的实践哲学和美学中的第三者问题，而只是根据康德对其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做出的提示和说明梳理出他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

二、康德对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的解答

从康德的一个基本区分：“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理性知识，数学知识是出自概念的构造的理性知识”[1]422，可以窥见康德对两类不同判断性质所做的基本规定。以此区分为标准，其理论哲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无疑是“出自概念的理性知识”。不过，康德把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归结为“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探讨康德对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的解答其实也就是探讨他对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第三者问题的解答①。显然，康德提出和解答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无疑是站在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之上的。

归纳起来，学术界关于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第三者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②认为，第三者就是“可能经验”或“经验的可能性”[2]89。第二种观点③则认为先验图型（das transzendentale Schema）才是第三者，并进一步认为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第三者同时也就是联结范畴与现象的第三者[3]109。第三种观点④对第二种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把联结主谓词的第三者与先验图型简单地混淆起来，并进一步认为范畴是第三者[4]10-11。第四种观点则认为，第三者是范畴和统觉的综合统一[5]81。第五种观点⑤则认为由内感官、想象力和统觉构成的一个总括（Inbegriff）才是第三者[6]277。应该说，这些观点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议，但是它们在根本上并不必然是冲突的。上述观点不仅昭示了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也表明了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答该问题的难度。

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虽然复杂，但是康德毕竟给出了一些提示和说明，尤其他以“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为例给出的提示和说明，可以直接做为分析的例证，这就给我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以下我们就根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出的相关提示和说明，并结合他对“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这个典型的理论哲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所做的分析，来求解其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

康德在论述知性的逻辑机能时指出：“我所谓的机能是把各种不同的表象在一个共同的表象之下加以整理的行动的统一性。”[1]49我们知道，知性是做判断的能力，其实也就是综合的能力，或者说，它是用概念去规定诸表象的能力。而“判断就是一个对象的间接知识，因而是对一个对象的表象的表象”[1]49。从康德对知性的逻辑机能（即做判断）所做的规定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表象”充当了判断的主词，而“一个共同的表象”显然是判断的谓词。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概念作为可能判断的谓词，是与关于一个尚未规定的对象的某个表象相关的。”[1]50由此可见，就综合判断而言，它的主词是有关一个对象的表象，而其谓词则是概念。

现在的问题是：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分别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康德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他指出：“赋予一个判断中的各个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用普遍的方式来表达，就叫作纯粹知性概念。”[1]55在这个提示中，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都出现了，很显然，它的谓词就是纯粹知性概念，康德将其称为范畴。而它的主词则是“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或者干脆说就是“直观”，因为直观不过是一个对象的表象；并且只有通过直观，纯粹知性概念才能通达自己的经验对象，从而获得客观实在性。

以上的分析解答了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分别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其第三者又是什么呢？康德同样给出了一些提示和说明。

他指出：这个第三者只是“某种把我们的一切表象都包括在自身中的总括（Inbegriff），也就是内感官，及其先天形式时间”[1]114。在此，康德又用总括（不同于之前用“未知之物=X”）来标识第三者。对于康德的这个重要提示，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⑥。不过，尽管学术界对此存在着理解和阐释上的不一致，但这些理解和阐释其实并不必然冲突。根据康德的提示，这个第三者无疑跟时间有关。而且根据康德在其他方面的提示和说明，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这里的Inbegriff很有可能就是指先验图型，而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由内感官、想象力和统觉这三项组成的并构成了一切综合判断之基础的第三者。针对这里的提示和说明，国际著名的康德研究者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曾深刻地指出：第三者必定是“我们经验的时间结构”[7]101。盖耶尔的这一说法很有启发性，其依据恰恰是康德对Inbegriff的论述。不难看出，盖耶尔所谓的“经验的时间结构”其实就是先验的时间规定，即先验图型。

康德在论述直观与范畴的联结问题时也指出：“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1]106在康德看来，只有通过一个第三者才能把现象归摄在范畴之下，而这同时也就是把直观归摄在概念之下。在康德看来，这个第三者就是先验图型（das transzendentale Schema）。

康德还把这个先验图型界定为先验的时间规定，这其实是对先验图型的本质的揭示。他说：“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先天规则之上而言，是与范畴（它构成了这个先验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但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包含有时间而言，先验时间规定又是与现象同质的。”[1]106-107由此可见，康德非常明显地突出了先验图型的时间规定的特征，只有具备这一特征，它才能把现象与范畴，即把直观与概念（范畴作为纯粹知性概念）联结起来。这进一步表明，先验图型（作为先验的时间规定）充当了联结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直观或现象）和谓词（纯粹知性概念或范畴）的第三者，它就是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

另外，康德针对“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这个理论哲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明确指出：“我必须环视一个第三者，即在一个经验中的时间规定的条件，而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单从概念中就认识到这样一条原理。”[1]431-432这是说，我们必须通过“一个经验中的时间规定”这个第三者，才能形成“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这个先天综合判断（康德在此也将其称为“综合原理”）。这里的所谓“经验中的时间规定”（der Zeitbestimmung in einer Erfahrung）其实就是指先验的时间规定，而不是经验的时间规定，因为后者不可能充当联结“一切发生的事情”（主词）和“原因”（谓词）的第三者。

康德的另一个说法更能证明先验图型就是第三者。他说：“借助于原因概念，我现实地超出了关于一个事件（其中有某物发生）的经验性概念，但并没有达到具体表现原因概念的那种直观，而是达到了在经验中有可能按照原因概念而被找到的一般时间条件。”[1]426在此，“原因”概念作为谓词现实地超出了“一件事情（即发生的事情）”这个主词概念。根据康德的论述，作为主词概念的“一个事情”是一个经验性概念，而谓词概念“原因”是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后者现实地超出前者是凭借“一般的时间条件”（Zeitbedingungen überhaupt）。毫无疑问，这个“一般的时间条件”就是先验的时间规定，而不可能是指其他的东西。

总之，康德的上述提示和说明都指向先验图型这个第三者，即它就是联结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谓词的第三者，这是康德对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的基本解答。康德的解答有三层意涵：第一，理论哲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是经验性的概念，也可以叫作现象或直观。也就是说，能够充当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只能是经验性概念。第二，其谓词是纯粹知性概念或范畴，通过先验图型这个第三者把范畴运用于主词就形成了理论哲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第三，作为第三者的先验图型是先验的时间规定，它是一个集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概念、现象与范畴于一体的混合体，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它才适合充当第三者⑦。

三、黑格尔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所做的批判

康德提出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可谓承前启后。就其哲学史渊源而言，它起源于古希腊哲学中早已出现的“主谓词关系问题”，该问题也被称为“系词问题”（Ontologie⑧）。其实质就是“如何用谓词去界定主词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称为“主词界定问题”[9]3。该问题在早期希腊哲学中被表述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中。追问世界的本原，其实也就是用一定的谓词去界定“本原”这个唯一的主词。到了巴门尼德那里，他对“本原”做出了三个界定，即它是唯一的、永恒的和不动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则有意识地寻找一种主词界定的方法，那就辩证法（Dialektik）。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词界定问题”被进一步归结为实体（ousia）问题，他明确地意识到实体问题首先是语法和逻辑问题。到了近代，尤其是在洛克那里，“主词界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并被进一步表述为实体与属性的关系问题。洛克通过提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概念来表达他对该问题的深入思考。休谟则区分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从而推进了关于“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思考。笛卡儿把“我思”确定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其实也就是把“自我”作为主词来对待。斯宾诺莎提出了唯一的实体（即唯一的主词），并对实体的属性和样式做了充分的说明和论证，这其实就是用属性和样式这样的谓词来界定实体这个唯一的主词。莱布尼茨则区分了先天真理和后天真理，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主词界定问题”思考。可见，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家们提出的这些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乃至直接或间接地与“主词界定问题”相关。总之，古希腊早期哲学中产生的“主谓词关系问题”是康德提出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的哲学思想史背景，而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在主词问题上的争论则为康德提出该问题提供了直接而丰富的思想资源[10]92。

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上，康德提出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一直启发和影响着后来的哲学家探讨形而上学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启发和影响尤其典型地体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身上。黑格尔非常明显地回到了“主词界定问题”上来了。虽然他没有像康德那样使用第三者概念，也没有像康德那样明确提出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但是人们只要愿意承认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是成立的，不无视其重要的哲学史影响和意义，那么自然也就不能否认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其实就是对“主词界定问题”的一种独特表达。特别是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绝对观念）作为唯一的主词，它通过自我否定、自我运动、自我发展来展示自身，或者说以概念的逻辑演进来表现真理，这不就是“主词界定问题”吗？另外，他提出的“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同样是对“主词界定问题”的一种深刻表达。

虽然没有文本显示黑格尔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黑格尔很少使用第三者这个概念）进行了直接的批判，但是他在“主词界定问题”的框架下，以“思想的客观性”为焦点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做的批判完全可以看成他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非常尖锐而有启发意义的。毫无疑问，黑格尔是站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的立场上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做出批判的，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主词方面。有学者指出：“拿什么词充当主词，就意味着把什么东西当成基体、实体乃至主体，这在哲学上事关重大。”[11]22事实的确如此。如前所述，在康德理论哲学的先天综合判断中，能充当主词的是直观、现象或经验性概念，这一点还可以通过康德的主张得到进一步验证，即他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1]1。从经验开始，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切知识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对象，从“主词界定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把经验确立为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

康德的这一主张意味着那些超经验的概念是不能作为理论哲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的，这是康德对他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批评，也构成了他与传统形而上学家们（笛卡儿、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在主词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甚至根本的分歧。在他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识，是根本凌驾于经验教导之上的，亦即是凭借单纯的概念的，……而最糟糕的是仅仅在概念之间来回摸索”[1]11。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作为思辨的理性知识完全撇开经验的教导，总是在概念之间来回摸索，这其实表明了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其判断的主谓词都是超经验的单纯概念，二者具有同质性，因而根本就不存在需要一个第三者将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的问题。传统形而上学所倡导的“灵魂不朽”“意志自由”和“上帝存在”等命题都是思辨的理性知识，其主谓词都是超经验的。与此不同，康德认为，在理论哲学中，充当主词的只能是经验性概念，而不能是任何超验的概念。

在“什么可以充当主词”这个问题上，黑格尔的主张似乎与传统形而上学更接近，而不是与康德更近，因为他明确反对康德把经验性概念作为哲学判断的主词，并主张只有“绝对”（das Absolute）这个超经验的理念（理性的对象）才是哲学判断的主词，而且是唯一的主词，所以他才说：“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其立脚点好像比稍后的批判哲学还更深一些。”[12]95传统形而上学的“立脚点”当然就是其研究对象，即灵魂、世界、上帝，这些都是理性的对象，也就是哲学判断的主词。在这点上，黑格尔主张作为哲学判断的主词只能是理性的对象，而不是康德所认为的经验或经验性概念，所以他自然不同意康德的主张。

从数学表达式上看，珠子总数和珠垫面积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复杂，但是从绘制的函数图像（见图9）中可以看出，函数关系近似表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珠垫面积的增加，珠子总数量是呈直线增长的．

其二，界定主词的方式方面。黑格尔不同意传统形而上学以抽象理智的观点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即主词，所以他批评传统形而上学自认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既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也没有考察纯用名言[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当”[12]96。他还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只知直接采用一些抽象的思维规定，以为只消运用这些抽象规定，便可有效地作为表达真理的谓词”[12]96。在他看来，这种抽象理智的方式并不足以表达真理，因为以这种抽象理智的方式根本就无法正确地界定哲学判断的主词（绝对）。

他也不同意以康德的方式来界定主词。在他看来，尽管康德对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的价值做出了批判的考察，但是“这种批判工作并未进入这些思想范畴的·内容·和彼此相互间的关系，而只是按照主观性与客观性一般的对立的关系去考察它们。这种对立，就这里所了解的，涉及上节所说的经验内的两种成分的区别”[12]117－118。这是说，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其实就是主词与谓词的对立，因为作为主词的经验或经验性概念是主观的，而作为谓词的范畴则是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对立的实质不过是经验内的两种成分的对立而已，因而仍然还只是停留在主观性的范围内，并没有达到黑格尔所说的客观性。

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有明确的说明，他说：“这里所谓的客观性是指那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成分，亦即指思想范畴的本身或所谓先天的[成分]。但批判哲学把主观的对立扩大了，它所谓主观性包括经验的总体，换言之，把经验的两个成分都包括在内，除了物自体以外，更没有别的与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性了。”[12]118正是因为康德对范畴的理解还是主观的，所以黑格尔称康德的哲学其实“就是主观唯心论”[12]124。

与此不同，黑格尔的主张是“仅仅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13]10。所谓“由体系的陈述来证明”也就是以唯一的主词（绝对）的自我否定、自我演进、自我发展来把握真理。在黑格尔这里，真理是大全，是绝对自我否定、自我演进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及其实现。他认为，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把握真理、陈述“绝对”就需要“不仅把真实的东西统握和表述为实体（Substanz），而且同样统握和表述为主体（Subjekt⑨）”[13]10。黑格尔还认为，“绝对”这个唯一的主词作为“有生命的实体，只有当它是自我建立的运动时，或者说，只有当它是自我形成与自己本身之间的中介时，它才是那个在真理中作为主体的存在，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才是真理中现实的存在”[13]11。

不难看出，以上论述凸显了黑格尔与康德在解决“主词界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差别：康德认为能作为主词的是经验性概念而不是超验的理性概念，知性需要凭借范畴这个谓词对主词进行规定，这就需要一个能将范畴运用于现象上或能够将判断的主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因此康德极为看重范畴的先验演绎，并认为范畴只能做经验性运用，而不能做超验运用。不过，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这种处理方式只是“把内容局限于谓词之上，始终还是把谓词作为一种属性或偶性来解释和说明主词，因而康德的先验逻辑并没有完全摆脱形式逻辑的传统”[14]17。与康德不同，黑格尔认为能充当主词的是“绝对”，它通过自否定而自我运动、自我演进、自我发展，它自身就是中介，因此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体系即是概念（绝对）的自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由此可见，黑格尔是以体系演进的方式来解答“主谓词关系问题”的。因此，黑格尔通过“改变传统逻辑对主谓关系的理解，打破主词和谓词（谓词的德语为Pradikat，又被译为宾词、宾语、宾辞或谓项）之间的僵硬对立，通过概念思维使得主词和谓词能够相互转化，实现实体和主体的差异同一，才能最终实现自由”[15]17。

结 语

应该说，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具有重要的哲学和思想史意义。该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讨康德哲学的重要的线索或路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康德先验哲学（批判哲学）的总问题，而且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康德复杂而深邃的哲学体系。我国已故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大家杨祖陶先生在其著名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中曾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康德哲学的体系问题，他从不同视角把康德哲学体系归结为三种：科学的“自然—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人类学”体系和批判哲学体系[16]139-175。可以说，如果从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切入考察康德的哲学体系，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视角，它无疑同样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康德哲学体系的认识。

从德国古典哲学整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康德的后继者们继续把他开创的哲学革命向前推进，其总的方向就是从各自确定的出发点出发，去论证事物自身为什么可知和怎样被知的，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个后来者推翻先行者的、自以为是经过论证的真知识的思辨哲学体系”[16]6-7。从“主词界定问题”的视角看，确定各自的出发点其实就是首先确定各自的主词，然后通过一定的谓词来论证所把握到的事物自身这个真正的主词。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康德的后继者们（包括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甚至费尔巴哈）纳入到“主词界定问题”的框架中来讨论。另外，对黑格尔关于康德理论哲学的第三者问题所做的批判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而且为我们理清和把握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整体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可资借鉴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形而上学从古至今的历史流变。

注 释：

①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其实就是他的纯粹哲学，而不是经验自然科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罗中枢著《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及其可能性》，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彭志君、舒远招著《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②持类似观点的还包括Eric Watkins，不过他把“经验的可能性”解读为由内感官、想象力和统觉这三项构成的一个总括（Inbegriff）。就此而言，他的观点与 Hermann Cohen、Paul Natterer等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③支持这种观点的著名学者主要是Henry E.Allison，国内学者杨云飞、刘凤娟也持这种观点。

④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舒远招教授和笔者，对此可以参见舒远招著《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彭志君著《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研究——以〈纯粹理性批判〉为中心》，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这里需要申明的是，笔者之前倾向于认为范畴就是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第三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关于第三者问题的观点有所变化，现在倾向于认为先验图型，即先验的时间规定才是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第三者。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引证和分析康德的相关文本进一步说明以支持先验图型作为第三者的观点。

⑤Hermann Cohen、Paul Natterer等也持类似的观点。

⑥关于国外学术界在该问题上的具体争论的情况，可以参见彭志君、水丽蓉著《国外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研究述评》，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⑦关于这一观点更具体、更详细的论证可以参见胡好著《康德自然科学命题的第三者是什么？》，载《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也可以参见彭志君著《先验图型何以是‘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第三者？——对胡好基本观点的进一步澄清与补释》，载《外国哲学》2020年第40辑。

⑧按照国内学者谢文郁的说法，Ontologie（通常翻译为成“本体论”或“存在论”）可以翻译成“系词论”，而 Dialektik（辩证法）和Metaphysik（形而上学）是两种关于系词的研究。

⑨笔者以为，这里的Subjekt也可以翻译为“主词”，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实体即主词”，因为翻译成“主词”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与“主谓词关系问题”的思想史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