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sporic translator:汉译辨析与概念重构

2021-03-07 15:42马明蓉
外语与翻译 2021年2期
关键词:原乡译者身份

马明蓉

付添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提 要】Diasporic translator汉译混用,源于“diaspora”的内涵变迁。本文回顾diaspora的涵义衍变,辨析其汉译差别。基于此,文章辨析“diasporic translator”多种汉译(如离散译者、流散译者、飞散译者等)的内涵差异,继而反思diasporic translator的概念要素:离散生活经历和文化身份;认为客观世界“地域流动性”和主观世界“文化离散性”共同构成其概念要素。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降,离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热点,得到人类学、社会学、国家关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等学科的关注;翻译研究中,diasporic translator亦成为近十余年来的新课题。然而,diasporic translator译成离散译者,恐难予接受(方梦之2008:8)。关于diasporic translator仍有多重疑问亟待解答:diasporic translator取何种汉译名为宜?内涵如何理解?Diasporic translator的特征和概念要素涵盖哪些方面?Diaspora汉译繁杂不一,直接导致diasporic translator汉译芜杂多变,内涵难辨;而探究diasporic translator内涵与译名,就不能不考虑diaspora的语义与译名。以下从diaspora的涵义与译名展开探讨。

2.“Diaspora”涵义衍变

Diaspora源自于希腊词diaspeiro(意为a scattering or sowing of seeds),其中dia(意为through,跨越)和speiro(意为to scatter,分散、散播),原意指植物种子、花粉撒播开来,并得以繁衍(王晓莺2015:6;刘冰清、石甜、徐杰舜、韦小鹏2012:4)。这是diaspora的植物学词源意义。《旧约·申命记》(Deuteronomy)第28章第25节,上帝对犹太人的渎神行为发出警告:“Thou shalt be a diaspora in all kingdoms of the earth.”。 大 写 的Diaspora常特指犹太民族,与犹太人因“巴比伦之难”从祖国流亡,分散于世界各地,漂泊异乡几千年的民族历史紧密相关,蕴涵背井离乡、去国离家、祈望回归的历史涵义。

二战后,diaspora内涵泛化,从犹太群体逐渐扩大到各类族群团体。Clifford(1994:306)指出,犹太民族的离散经历不再成为其他离散族群的规约性话语起点。离散族群1分为经典离散者(Classical Diasporas)与现代离散者(Modern Diasporas)。前者指那些无法完全融入宿主国主流文化,不想被宿主国文化所同化,而在母语文化中努力寻求心灵归宿的移民群体,如犹太人与非裔族群;后者则是因应于全球移民浪潮,“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少数族群,在移入国生活、工作,但与祖(籍)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上和物质上的联系”(Scheffer 1986:3)。国内学者饶芃子、蒲若茜(2005:46-53)持相同观点。全球化语境下,diaspora指涉人群进一步扩大。其他迁徙族群如巴勒斯坦人、印度人、美国的拉美人和黑人、中国人等也开始视作离散者(Safran 1991:87-89)。Cohen(1997:ix-x)区分了受害离散者(如犹太人)、帝国离散者(如英国人)、劳动迁徙离散者(如履行劳力契约的印度人)、贸易离散者(如中国人)和文化离散者(如加勒比人)。人类学除考察离散群体的谱系学构成之外,离散者的社会文化特征也引起思考。Safran(1991:91-94),Tölöyan(1996:12-14),刘冰清、石甜、徐杰舜、韦小鹏(2012:3)等学者观点的共同要素是:(1)从文化原址(“中心”)向异质文化(“边缘”)迁移;(2)对原乡文化保持集体记忆、文化怀想、祈望回归;(3)保持与母国文化的种种联系2。全球化不仅扩大了diaspora指涉群体,而且剥离了“diaspora”强烈的感伤色彩,使它成为中性词语(生安锋2004;王宁2006;颜敏2007:70;刘冰清等2012:5)。Brubake(r2005:2-3)发现经典离散者的“概念的祖国”(the conceptual homeland)已十分淡化,几近消失的边缘3。迁徙移居群体逐渐由被动迁徙趋向主动移居,去国离家之伤痛情感逐渐淡化。Diaspora情感意义趋于中性化,与全球化相提并论(生安锋2004:63;王宁2006:172)。

概言之,diaspora经历不断发散衍变的过程:它始于植物隐喻的词源,承载宗教神学意义,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关联紧密;指涉人群扩大,不再限于犹太民族和其他经典离散者;从最初人们被动离开祖居地到迁徙的任何类型,涵盖灾难、经济、战争、教育、就业等原因;从特指犹太民族到泛指任何离开祖国原乡、异地迁居的的民族与群体;从蕴涵去国离家的痛楚情感淡化为中性词汇;由神学、宗教、历史用语而逐渐向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等学科扩散,发生泛民族化、后殖民化和世俗化。Brubake(r2005:1)用diaspora形容该词经历意义扩容,发生语义、概念和学科空间的意义发散,并提醒“充满悖论的是,离散的普遍化恰恰意味着离散的消失”4。

3.Diaspora汉译辨析

Diaspora经历多重涵义衍变,汉译繁杂,主要有“离散”“流散”“飞散”和“散居”等。

运用“离散”的学者如王德威(2006),饶芃子、蒲若茜(2005),孙艺风(2006),凌津奇(2007),曹惠民(2011),郜元宝(2011),王岫庐(2017),朱崇科(2020)等。例如,在文学学者王德威(2006:3)的理解中,“离散”涵盖“旅行的‘中国性’”“离散与迁移”“翻译与文化生产”“世界想像”四个层面,具体涉及华语文学“中国性”的移动与转化、母语文化想像与再现;语际或符际翻译转换中华语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经验;异域(语)环境下华语文学离散书写经验等。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海外华语文学与离散作家一道,经历地理迁移,诱发母语文化想像,直面异域生存和文化转化的考验。“迁移”“想像”“对话”是海外华语文学异域状态的主题词,均与diaspora内涵契合。离散族群书写蕴涵两种心态:“既不是…”“也不是…”的双重边缘心态和“既是…”“也是…”的越界心态(饶芃子、蒲若茜2005:52),这是离散者语言文化杂合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动描述。国际关系学者张康(2017:11)强调“离散”方向性:“一个最初的集合地或曰历史核心以及指向核心的强向心力。‘流散’‘散居’‘流寓’等译法易给人无规则、无方向、无归属之感,而‘离散’一词则更能精准传达这一群体虽漂洋过海却心系故土这一特点,因而是较为恰当的译法”。林镇山、王晓莺等亦认可“离散”与diaspora的契合度:传统中文语义里的“离散”一词最能呼应西方diaspora的概念(林镇山2006:73-74);“离散”没有《圣经》所赋予的宗教惩罚意味,消除了“流散”隐含的无可奈何之感,较适合作为学理意义的术语(王晓莺2015:8)。“离散”的动态性、过程性、方向性较强,情感意义既可包含去国离家的痛楚,亦可是中性意义的迁移结果表述。

王宁(2006)、生安锋(2004)、钱超英(2006)、刘洪一(2006)、陈爱敏(2008)、庄伟杰(2017)等学者偏好使用“流散”。2003年9月,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以“流散”为关键词,主办了“流散文学和流散现象”学术研讨会,王宁和赵毅衡分别作了题为“流散文学:全球化时代的独特景观”“中国当代流散文学概观”的主题发言;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设置“流散文学及海外华人文学”的讨论组——这都意味着“流散”译名在大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认可度较高。“Diaspora最早的使用是西方人用来描述犹太人的大规模‘离家出走’和所处于的‘流离失所’状态”(王宁2006:172),应译成“流散”而不是离散、流亡,离散或流亡只能指被迫离开国土的现象,而流散则可包括那些自觉自愿的跨越国界的现象,流散可以涵盖离散,体现全球化语境中作家的自由流动性(王宁2004)。“流散”是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钱超英2006:78),凸显状态性、结果性,涵盖跨越文化界限的主动性和被动性,“流离失所”当下性和“流动”自由性意味更浓,母语文化中心-异域文化边缘的动态迁移意蕴稍显薄弱。

“散居”是王赓武、赵红英(1999),李战子(2004),刘登翰(2004)等学者的主张。王赓武、赵红英(1999:1)较早使用“散居”,但坦陈:“我依然对使用散居者一词有些不安”,“当然将东南亚华人与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进行比较不仅误导人,而且在政治上是敏感的”。“散居”与犹太人关联更为紧密,若与diaspora所指的泛化人群相提并论,则稍显牵强。童明(2007)、卢巧丹(2014)、张倩(2015)等是使用“飞散”译名的学者。“飞散”具三层含义:某个民族的人们离开故土家园到异乡生活,却始终保持着故土文化的特征;因受迫害而流放;在移居地再创文化,较“离散”能更准确地体现原词涵义(童明2007:90)。“飞散”的“飞”形象地再现种子播撒、花粉飞洒的植物学繁衍意象,呼应diaspora词源意义。此外,“离散”“流散”“散居”等汉译名在刘冰清等学者处是不加分辨的,但仍以“离散”为主要汉译名。

无论何种原因促成的迁徙移居,无论离散者是否保有对母语文化的怀想与记忆、是否努力保持与母语文化的联系,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群体、物资、财富大流动日益与diaspora群体逐渐提升的语言文化适应能力交错互动。“离散”中的“离”不仅预设着文化中心、文化记忆原址的存在,还兼有跨越文化边界,进入异质文化的外延意义,涵盖diaspora中心-边缘的地域跨越意义;“散”则传达diaspora隐喻的种子播散意境。“离散”涵义也随“diaspora”内涵泛化而泛化,可指涉日益增多的各类迁徙移居族群,在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关系学和翻译学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流散”侧重diaspora的疏离与边缘化状态,并不强调由母语文化中心向非母语文化的边缘偏离的动态过程;中文传统话语中,“流散”含有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联想意义,常常蕴藉着去国离家的苦楚、文化边缘的愁闷,与diaspora全球化背景下的情感意义中性化无法呼应。因此,“流散”用来表达早期离散者浓厚的离乡客居情绪、与母国文化疏离的状态较为妥帖;但还不足以充分涵盖diaspora当下的泛化意义,亦未突出母语文化的中心-边缘的动态离散经历。“散居”的词源意义色彩浓厚,多与犹太民族发生意义关联,“现代特色显然是比较少”(王庚武、赵红英1999:7),难以呼应diaspora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泛化,以涵盖所有迁徙移居族群,且在离散者、祖国和宿主国的三角关系中存在着超越宗教、历史、文化的政治意蕴。“飞散”既能象征植物种子、花粉撒播和繁衍的植物学词源意义,又可形象地喻指人们离开家园,保持原乡文化特征,激发文化创新力;但无“流散”或“离散”的心理蕴涵,如去国离家、集体记忆、文化适应与融入的挣扎与矛盾等心理历程;而且“飞”不具备方向性,diaspora中隐含的文化中心或文化原乡(ancestral cultural home)意蕴未能得到有效彰显。

4.Diasporic translator概念重构

为讨论方便起见,下文均使用“离散译者”。Diasporic是diaspora的形容词形式,意指某种品质或形式(Brubaker 2005:4)。“离散译者”具有什么概念要素?如何界定“离散译者”?Tölöyan(1996:3)的见解是离散者“远离原乡,却又对原乡存有文化记忆,并以某种具体方式和原乡保持着联系”。汪世蓉(2015:145)主张考量因素是“离散视角”,它“一定包含‘原乡’和‘漂泊’的两个或多个地点,而且离散者一定以某种形式对原乡保持联系,或对原乡有迷思式的执念。”“远离”“漂泊”“保有原乡的文化记忆”“与原乡保持联系”等等语汇成为学者们界定离散译者的主要关注点。笔者从“离散译者”的两大社会文化特征:离散生活经历和文化身份,反思其概念要素。

4.1 离散生活经历

离散生活经历包含海外留学、工作和生活经历等。离散者一般均具备双语/多语语言文化能力。首先,必须肯定离散生活经历对“离散译者”从事离散译介活动的积极作用。例如,黄继忠具有长期海外工作的经历,能在典籍译介中坚守本族文化身份,重新寻找文化认同(屠国元、许雷2015)。林太乙在美国成长、熟悉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但又对原乡保留集体记忆(王琴玲、黄勤2015:82)。张枣常年旅居海外,在译介中“挽留了自己对汉语诗歌帝国的原乡想象”(王岫庐2017:108)。熊式一旅居英国,后移居香港,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离散译者之一(马会娟2017)。陈荣捷“既有长期丰富的海外学习、生活、工作经历,身处异乡但在文化观念上始终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阵地”(刘孔喜2019:52)。离散生活经历的积极影响得到孙艺风(2006:7-9)的认可:“拥有在国外生活的体验对作为文化使者的译者大有裨益”“具有离散体验的译者能更好地协调异化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

其次,全球化日益加速,具有海外留学、工作或生活经历的人士愈来愈多。海外散居人士从事翻译相关活动,是否都可称为“离散译者”?离散生活经历是否单独构成概念要素?Safran(1991:86,87-88)曾明确道:“并非所有离散的少数族群都可合法地认定为离散者”“离开自己的原籍村庄,并不能自动产生离散条件。”童明(2007:92)秉持的观点是“离开家园的人或群体,亦即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飞散者,未必人人都有飞散意识”。离散生活经历或地域流动性对于界定离散者的非充分必要性。“有些移民虽然身处异乡,但在文化观念上几乎已经被当地文化所同化,那么他们就不能被称为跨民族思维的离散者”(汪世蓉2015:145)。离散生活经历的客观呈现是地域流动性(geographic mobility),但地域流动性并不能单独构成概念要素。以宿主国文化为归依的译者不具备离散意识,他们身在域外,文化态度、文化立场、翻译活动已经完全以宿主国文化为归依,甚至完全摒弃母国文化,从未经历文化身份的自觉探寻历程。此类译者绝不能视作“离散译者”。

现象层面的离散生活经历及本质层面的地域流动性是离散译者异域生存、自觉进行文化思考的前提条件。具有海外留学、生活或工作经历,的确可以让译者体验母国文化和宿主国文化的同时在场,但若客观的、外在的、地理性的移置(即地域流动性),不能升华、转换为主观的、内在的、精神空间的双元/多元文化离散意识,那么也就不称其为“离散译者”。离散生活经历会产生两种情况:其一,具备地域流动性,以源初文化为精神归依,有文化离散;其二,具备地域流动性,以宿主国文化为精神归依,无文化离散。第一种情况是“离散译者”题中应有之义,而第二种情况无法判定为离散者。“离散译者”的界定,不应仅考量人类学意义上的地域流动性,更应深入探讨文化离散性。

4.2 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译作“文化认同”。加拿大华裔社会学家张裕禾(2009:177)认为文化身份是“一个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在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相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文化身份的内涵预设了多种层面的比较、互鉴、反观。离散译者接触、遭遇异质语言、文化与民族后,不断促发体质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等层面的自觉对比,从而探索自我的文化身份。

离散译者文化身份无法避免自身的民族身份、宗教、语言、政治派别、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等沿袭性的社会因素,母语文化共同体和宿主国文化共同体相比较之后,其文化身份实现内省的自我澄明,因而具有动态性。文化身份的动态生成性是后殖民理论学家强调的重点。斯图亚特·霍尔(2000:211)认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利的不断‘嬉戏’”,而嬉戏的隐喻意味着不稳定性和永久的无定性。文化身份不断处于动态构建中。离散译者的文化身份,都要经历“移植-传承-冲突-调适-融合”(张传明2006)的演变路径。它是一个持续过程,是多重文化场域中多重身份(如民族身份、祖籍国身份、职业身份、性别身份、社会阶层身份、语言使用者身份、年龄身份等)的博弈互动,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

Hal(l1990:226)认为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定位(positioning);离散者的“文化身份”通常由两个向量共同构成,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the vector of similarity and continuity),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the vector of difference and rupture)。易言之,连续性、相似性向量来自历时性的母国文化记忆与文化自觉,而差异和断裂向量则源于共时性的母国文化与宿主国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离散译者的文化身份既要秉承历史积淀的母语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又要在宿主国社会文化环境下赋予全新的价值观与文化自觉观——既有纵向的历时继承,也有横向的适应调整。离散译者处于连续的时间轴和断裂的空间轴之交叉点,特殊的文化位置赋予其深刻、矛盾的文化身份探求困境和/或机遇。时间维度的连续性和空间维度的割裂性,使离散译者不断生成非内非外、非此非彼、既内既外、既此既彼的自我认知,不断进行充满矛盾的文化身份构建。离散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在文化记忆的历时纵轴与文化交汇杂合的共时横轴上,自觉、自发地探寻与追索。这是一个永不完结的过程,绝少处于being的静态,却永远处在becoming的动态之中5。

4.3 “离散译者”的概念要素

“离散译者”首先应该是离散者,经历物理空间的位移(physical dislocation),具备地域流动性。地域流动性,是diaspora中前缀dia的现代话语表述,是界定离散译者的前提条件,但绝非单独能构成充要条件。Robinson(2000:29)认为后殖民研究中的“diaspora”意味着:同化于当地人的规范、价值观或通婚而部分地适应新文化环境,但也部分地保留祖籍地的文化痕迹6。从自己的原乡移位误置,并不能自动地产生离散条件(Safran 1991:87-88)7。孙艺风(2006:5)多次谈到“文化离散”(cultural diaspora)内涵:“离开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和杂合”“文化离散就是遭遇异质传统时不抛弃自己的文化身份”(Sun 2018:64-65)8。“离开自己的文化家园”契合离散译者的前提条件“地域流动性”;“保留祖籍地文化痕迹”“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不抛弃自己的文化身份”意味着离散译者在陌生异域文化中对母语文化或本土文化的回忆、坚守、渴望与想像,是异域文化环境中文化记忆的具体行为;同时,“审视本土文化”暗示离散译者在实现地域流动之后,获得一种本土文化的外位性视角,从而能客观而全面地反观、反思本土文化,对本土文化形成全新理解与认识;“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则意味着,离散译者经历地域流动后,沉浸在异质文化中,感受着文化差异,获得第一手跨文化体验,“进行文化间的沟通和杂合”;文化杂合,即离散译者在文化离散中创造文化的第三空间。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接触中,离散译者既对本土文化回忆、憧憬、想像,也对本土文化反思、反观、审视;而对异域文化既有体验、对比,经历文化休克,又对异域文化适应、调整、改造——其结果即为文化杂合:一种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文化杂糅,是全新文化空间。离散译者的文化创造力也因此蕴藉而成。

离散译者长期居留于母语文化的故土之外,经历地理空间的“横向移植”(horizontal transplantation),但在精神空间上却努力与母语文化保有强韧的“纵向承继”(vertical inheritance),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矛盾的张力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译介行为浸染在家国想像、乡土追寻、流放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混融构建之中,创造出母语文化与宿主国文化之间的第三文化空间,是母语文化自觉意识与跨文化对话语境双重因素下的文化杂合体验者,是创造第三文化空间的文化协调者,是全球化语境下独特的文化创新者。离散译者的文化创造力不乏例证,如爱尔兰离散译者Louise Swanton Belloc将爱尔兰写作传播到19世纪法国的译介行为,说明离散译者的双语性产生了不限于两个国家文化之间的界面(Ingelbien 2020)。

如果说离散译者的离散生活经历对应着客观世界的地域流动性,那么其文化身份诉求引发的文化记忆、文化自觉、文化适应和文化创新等则构成主观世界的文化离散性。离散译者的文化离散性既有对母国文化的坚守与回望,也有不断调适宿主国文化与母国文化地位与关系的种种努力、尝试和创新,这其中就涉及离散译者的集体记忆、文化自觉、文化创新等内涵。Zhang(2000:126)认为“‘历史的继承’和‘异质的当下’常常关联交错、交互置位,成为全球和本地协商中的离散话语,意味着在时空域中跨越边界、重新定义边界——不仅跨越地理边界,而且也穿越空间、时间、种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多种边界”9。

空间意义的横向移植和文化意义的纵向继承是判定离散译者的两大要素——或者说,物理空间层面的“地域流动性”和文化自觉层面的“文化离散性”是界定离散译者的基本概念要素。“文化离散性”是判定离散译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地域流动性”一起构成基本概念要素,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地域流动性是界定离散译者的前提条件,那么文化离散性就是界定离散译者的充要条件。若只具备“地域流动性”,充其量为移民或海归;若只具备“文化离散性”,则无法称其为离散者,遑论离散译者。“离散译者”是那些由于社会、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等原因,主动或被动离开文化原址,具备地域流动性,并在宿主国从事文本翻译、文化翻译、符号翻译活动的译者,体验文化离散,实践文化创新。他们在文化记忆和文化自觉的双重影响下,以能动的文化反观视角,不断探求复杂、动态、多层次的文化身份,从而激发出文化离散状态下的文化创生力。

5.结语

Diaspora涵义趋于疏阔泛化,汉译“离散”“流散”“散居”“飞散”存在语义差异。基于此,diasporic translator的文化特征得以探讨,即离散生活经历和文化身份。空间上的横向位移与文化上的纵向继承、内在固有的文化记忆与外在动态的文化冲击、集体性的民族主义与个体性的流亡经历等矛盾共同作用于离散译者,此消彼长,不断为其探求文化身份、从事文化翻译提供源动力。为将离散译者外在的现象特征上升到内在的本质特征,本研究认为客观世界的“地域流动性”和主观世界的“文化离散性”构成离散译者的概念要素。

注释:

1原文为“we should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 strong entailment of Jewish history on the language of diaspora without making that history a definitive model.Jewish (and Greek and Armenian)diasporas can be taken as non-normative starting points for a discourse that is travelling or hybridizing in new global conditions.”(Clifford 1994:306)。笔者译文:“我们应能意识到犹太历史关于离散语言的浓厚意蕴,但不必将犹太历史作为定义模式。离散话语在全新的全球情境中正四处播散、促成杂合,因此犹太、希腊、亚美尼亚离散者可视作离散话语的非规约性起点。”

2Safran观点:离散族裔的重要特征:他们或其祖先,从一个特定的“中心”向两个或更多的“边缘”或异域地区分散;保有源初国的集体记忆、想象或迷思;他们持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与母国保持联系,其民族共同意识和团结因这种重要关系而定义。Tölöyan观点:diaspora涵义泛化后,具有三个结构性要素:(1)典型的离散现象由高压政治引起,导致群体从原乡集体迁出,散居于异乡,如个人或群体自动、持续地向外迁移而散居异地;(2)离散人士或群体保存着一个集体记忆,这是他(她)们独特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些集体记忆会具体地再现于文本之中;(3)离散人士会运用具体的方式和原乡保持联系,或者,他(她)们也对原乡存有迷思式的执念。刘冰清等观点:出于政治、文化、社会等原因,他们被迫离开自己国家(home country),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在客居国(host country)采取种种方式保存族群文化,对家园故土始终心存“回去”念想。

3原文为“the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ual homeland-to the ‘classical’diasporas-has become more attenuated still,to the point of being lost altogether.”。

4原文分别为 “a dispers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term in semantic,conceptual and disciplinary space.”“The universalization of diaspora,paradoxically,means the disappearance of diaspora.”。

5钱超英同样注意到离散(流散)的空间轴和时间轴交汇的 意义:“(流散)表面上是一个空间分布的问题。但其实必须加以时间轴上的垂直扩展才能避免平面化的注解。”Benzi Zhang的观点更为全面:流散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仅是越过国家界限的运动,也是对空间、时间、种族、文化、语言和历史边界的穿越。

6原文为“we have partly adapted to our new cultural circumstances by assimilating to the norms and values of the locals and mixing our blood with theirs,but partly also retained traces of what we once were.”。

7原文为“dislocation from one’s native village,…does not automatically bring about a diaspora condition.”。

8原文为“cultural diaspora means encountering a foreign tradition without losing one’s own cultural identity.”。

9原 文为“the‘historical inheritance’and the‘heterogeneous present’are often transrelated and translocated into a diaspora discourse of global and local negotiation,which means both border-crossing and border-redefining in spatial and temporal domains,and which involves not only the crossing of geopolitical borders,but also the traversing of multiple boundaries and barriers in space,time,race,culture,language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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