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西康问题研究
——以《边事研究》刊载为中心

2021-03-08 08:02杨晓会
文山学院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西康研究

杨晓会

(四川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5)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西部地区成为了抗战大后方,西康地区受到格外关注和重视。大批边政学者和考察团纷纷走进西康地区进行考察,并通过边疆刊物发表考察研究成果。在民国时期创办的众多边疆刊物中,《边事研究》刊载了大量有关西康建省问题、开垦发展、社会实情等各方面的研究文章,是一个密切关注西康社会问题的重要刊物。

《边事研究》由边事研究会于1934年在南京创刊,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迁至重庆,1942年停刊。《边事研究》关注边疆时局和国家命运,以“呼吁民众关注边疆问题,详细调查,确实统计,制成方案,贡献政府,促进边疆事业开发”[1]为主旨,对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考察和介绍,且办有“中英滇缅界务问题专号”“边疆国际关系专号”“抗战特刊”“西康特辑”等专号。本文主要从《边事研究》中有关西康问题研究的文章入手,对这些文章的作者群体所关注的西康问题、关注原因,以及研究特点做出些许思考。

一、西康研究内容

(一)对西康建省工作之探讨

西康建省是20世纪上半叶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事件。最初由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上奏提出西康建省,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西康建省的提议得到重视和进一步推进。但对于如何建省,以及建省工作的关键点应放在哪方面,学人对此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

陈尊泉认为一省之建立,并不只是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来徒增民众负担。对于西康建省的初步工作,他主张首先要让西康分区施政,按照地理位置把西康地区分为“康属东部及宁雅两属”“鸦龙江以西及金沙江以东之十余县”“金沙江西岸至藏边”三区,并按照治理难易程度从一区到三区的顺序循序渐进地推行。其次他认为“建省施政应自肃清盗匪改善交通始”,此乃“西康建省图治之先决条件”。[2]失业人口增多是西康地区盗匪众多的原因,应通过开设工厂等方法来解决就业问题。周儒海(及周馥昌)回顾了近代西康建省工作的进展历程,他认为“要巩固西康建省的基础,第一要谋汉康同胞的团结”[3]。他提出西康建省的基础是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另外西康建省工作还需要依靠中央和四川的资金支持才能得到有效开展。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边疆危机不断加深。徐息澜从国防角度认为要开展建省工作,首先“中央应将分权集权之范围,开诚协商,具体约定”,其次国家应该把“政治命脉之财政问题,彻底解决”“划定康藏界址,完整省区”。[4]他认为改进交通、整顿教育、革新政治与军事是发展新西康的三大要政。作者江铎从全面抗战的国情出发,主张应以持久抗战的目的来建设新西康,他提议一方面在西康地区修筑轻便铁路,另一方面应以西昌为中心开展建设工作。[5]稻僧的《西康设省建议书》提出了23条关于实施西康建省工作的具体建议,其中第一条建议为“请中央改定五族共和口号为中国民族同种之口号”,这是“民国将来永久团结之计划”,亦是“今西康建省首要推行之也”。[6]作者陈一提出“县政为省政之基础,所以西康县政建设,实为西康建省基本关键”[7]。西康建省要从县政入手,他根据一等县和二、三等县的划分,设计了县政官员设置结构和相关职权体系,倡导由行政集权到民主之路。作者若飞从西康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杂处其间,且存在民族不平等现象的社会现状出发,认为建设新西康的先决条件在于合理解决民族问题,谋得各民族之间的团结。[8]

西康地区存在民族成分复杂、经济落后、交通阻塞、教育率低、地区划界不清等各种问题,建省工作开展面临诸多挑战。学人以西康社会实情为根据,从交通建设、民族团结、政治组织等不同角度对西康建省工作做出讨论,积极为西康建省工作的开展提出建议。

(二)西康社会概况介绍

民国时期,西康对广大民众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因此需要将该地社会全貌介绍给大众。林定平详细介绍了西康一带的地势气候、历史沿革,以及该地人口、交通、产业、重要都市,他认为如果“将该地交通建设完善,拨给相当资金,屯垦该地,从事开发……不出数年,西康地方,必变为我国之宝库,成为西陲之屏障”[9]。作者阿鋄基于从康定出北关,再到金沙江东岸的考察经历,详细介绍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西康地区的宗教和军事现状,他总结到西康地区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早已成为专重佛教教育之佛教国,其政府则早已成为特重教化之活佛政府,而一般人民则早已成为一种佛法社会”[10]。学人邱怀瑾取材于实际通讯材料,对西康全貌、交通、物产、政治、财务、差役、风俗、喇嘛、币制、教育、商业十二个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他认为虽然现在的西康整体较落后,但是发展潜力巨大。邱怀瑾还刊布了西康各县畜牧、财政、岁入概况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对西康地区的经济状况做出详细介绍。张翼升从康民体质、衣食住行、婚礼、丧葬、教育、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介绍了西康地区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四面楚歌的危急关头,“西康是急待开发的宝藏,是边防的屏障”[11]。学人对西康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社会、财政经济等各方面情况做了介绍,在有的方面甚至有详细的基础数据统计,这有利于国人对较为陌生的西康社会有基本了解,此外这些基础情况调查为开展西康建省工作奠定了基础。

土司制度、乌拉制度、司法制度是了解西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论述了土司制度的危害,葛赤峰认为“应继承鄂尔泰之事业,加快改革乃至铲除之必要,此为早日实现抗战建国过程中必要之举”[12]。华若飞介绍了西康地区现存乌拉差徭的种类、起源、沿革,以及乌拉制度的积弊,认为乌拉制度是奴隶制度的产物,“为了培养国力,巩固民族团结,早日建成新西康新中国,现在就应决然废除”[13],并提倡通过修筑公路等方法代替乌拉差徭制度。西康司法考察亦是开展西康建省工作的重要内容,学人从不同角度对西康司法概况做出调查。署名为羌生的学者从西康地区的特殊性出发,介绍了西康地区沿袭千百年的婚丧、宗教,以及行政上的习惯法。苏法成、邱怀瑾对西康地区各县的民刑诉讼、案件纠纷、案件处理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调查统计,也在《边事研究上》发表了《西康各县司法调查》《西康特殊司法概况》等调查报告。从整体上看西康地区的司法水平较为落后,详细调查和统计各县司法情况对西康建省之后的司法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开府,省会设立于康定。在西康正式建省背景下,1939年5月《边事研究》发刊“西康特辑”,刊载的文章以西康问题研究为核心。此期刊物通过刊布大量统计数据介绍了西康地区的土司喇嘛概况,西康旧有交通和现有交通状况,以及宁雅两属的民族概况、人口数量,同时刊布了西康旧有土地和各县土地具体面积统计表。“西康特辑”刊布西康地区宗教、交通、通讯、人口、土地等方面的相关统计数据,迎合了西康建省的大背景,这些统计数据有助于当时国人直观了解西康地区的社会实情,为西康建省后的地方工作者进一步开展治理工作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参照。

(三)如何开发西康

西康地区自然资源富饶,如何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开发西康地区,成为了学人研究西康问题的重要内容。彭丰根总结到西康地区有农业、牧业、森林、药材、金沙五大利源,而中国目前的内部问题尚多,开发西康不能只是等待政府扶持,而是寄希望于青年,“需要觉醒的青年,回到西康去,实地的唤醒当地的人民团结起来”[14]。他主张提倡有教育使命感的青年到西康,并通过开辟交通、成立产业性质机关等措施大力开发西康。陈尊泉在“民族英雄专栏”回顾了赵尔丰开辟西康地区的历史,对赵尔丰的个人历史地位和其在川边地区的改革成效做出肯定评价,他认为“赵治康之根本策略,良以国难当前,欲与同舟共济,为康人谋衣食住行之改良,成为华夏之伟大民族”[15]。龙守贤也从历史角度出发,梳理了从赵尔丰到刘文辉这个时间段内的川边治理历程,总结到“康事之能否积极进展,恒视其能否得四川人力财力之实际协助以为转移”[16]。而在接下来开发西康的工作上,他提倡应该按照先发展交通,接着移民实边,最后发展教育和工商业的顺序依次进行。

移民开垦是开发西康的重要倡议内容。西康地区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富饶,尤其是西昌地区的气候条件适宜发展农业,是进行开垦工作的最佳区域。作者乐山对西昌地区的开垦历程做了回顾,即民国初年在六马塘一带进行开垦事业的垦殖公司以失败收场,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十四军成立宁属垦务局最后也失败,因此他总结到“开垦之道,须有相当之兵力,悠久之时期,始克奏效,否则必再蹈拓殖公司及宁属垦务局覆辙也”[17]。他还刊布了宁属垦务局在此前的调查表,这为之后垦殖事业开展提供了参照依据。抗战时期需要大量粮食供应,因此曾广铭认为解决抗战粮食需求就必须通过垦殖发展农业,促进粮食生产来实现。曾广铭刊布了西昌公私荒地具体面积的调查表,认为在广阔的荒地上可以“拿一部分难民疏散到西昌区进行垦务工作,一方面是他们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生产”[18]。

开发西康地区必须做好发展教育和改善交通两个方面的工作。在发展教育方面,郑福源认为发展西康教育一日不可缓,因为“普及教育为西康根本之固,其余皆枝叶也。根本未固,枝叶亦萎,奈何舍本而求末乎?”[19]他提倡“活动教育”,即各县派定三五人组成教育宣讲团进行巡回宣讲,此外西康地区原有的私塾教育制度可以辅助学校不足的情况。1935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边事研究》分五期刊登了官方的《西康教育实施方案》,方案总论说到西康建设事业应以心理建设为急务,心理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从而才能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西康教育实施方案》从西康文化教育现状入手,对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的提高发展,以及经费预算都进行了详实规划。《边事研究》在1936年还刊登了《二十五年度西康教育计划纲要》,纲要涉及推广义务教育、开办编印社、成立电影宣讲所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都变得更加丰富。在发展西康交通方面,除了学人关于发展西康交通事业的文章,1935年《边事研究》也分三期刊载了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后拟定的《开辟西康交通四年计划书》,对西康地区的交通现状,以及之后的建设程序有系统介绍。可见改善教育和交通问题是西康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学人还是官方都对此问题高度关注。

西康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赖于康藏问题有效解决,一些学人对康藏纠纷问题做出了思考研究。周馥昌认为康藏纠纷的根源在于康藏界务纠纷,因此解决康藏纠纷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解决康藏界务问题。通过梳理康藏界务问题的历史由来,以及学人对解决此问题的不同主张,作者总结到应该趁着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的大好时机将康藏界务问题设法彻底解决。[20]作者懒兵衣则通过解读赵尔丰的“会筹边务开办章程折”“会奏关外事务殷繁前请设官分治请饬”两张奏折,从历史发展角度对康藏问题做出讨论。[21]界务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以平息康藏纠纷,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另外界务清晰也是一省建立和后续开展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康藏纠纷问题的解决对西康建省尤为重要。

总体上看,对于西康开发问题,学人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从历史轨迹中反思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从社会需求出发,为解决现实困境提出实质性建议。学人们以史为鉴,从实际出发进行治边研究,这对我们今天的边疆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西康问题研究的特点

第一,《边事研究》中关于西康问题研究的文章多以介绍性的内容为主。二十世纪上半叶,大批专家学者和考察团通过边疆游历考察,深入边地唤起大众的保疆救国意识。但西康地区对广大国民来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地区,想让民众意识到西康地区的重要性,就要让民众全面认识西康。《边事研究》中的文章涉及西康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民族风俗、历史沿革等,通过大量调查数据介绍了西康地区的人口、土地、交通、教育、司法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这些基本情况和基础数据的刊布,一方面说明民国时期国民对西康地区的情况较为陌生,了解的内容和渠道都较为匮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学人或是官员克服各种困难,实地考察西康所得到的这些基础数据和基本情况,是外界直观了解西康地区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建省工作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对该地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掌握,因此对西康地区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和基础数据统计对后续建省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边事研究》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期刊,大部分文章的撰稿人具有政治背景,且有实地考察经历。创刊号得到汪精卫、林森、居正、何应钦、孙科、贺耀组等民国政府要员的题词,显示了《边事研究》与民国政府的密切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22]此外《边事研究》主要撰稿人是张觉人、邱怀瑾、陈尊泉、曾广铭等人,他们除了关注西康问题之外,也撰写了大量关于东北、内蒙古、云南等边疆地区的文章,密切关注国家边疆危机和国内国际抗战问题。这些撰稿人大部分是从政人员或具有从政经历,如陈尊泉担任过康定市两等小学校长,1932年成为西康民众驻京代表;周儒海担任过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邱怀瑾曾任杨森顾问,并于1931年当选国会议员。因西康建省工作需要,一些专家要员到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西康地区的游记也在《边事研究》上刊载。这些学人的游记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以看到这些学人游历考察的艰辛,同时透过这些游记可以了解西康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1939年西康完成建省之后,《边事研究》刊载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席刘文辉的工作报告——《一年来西康建设的进步与缺点》,文章总结了过去取得的成就,并从工作、人事、社会三个方面说明西康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尚需改进之处,他提倡用“望眼镜”展望他人和未来,用“显微镜”认真审视自己。[23]从学人政客在西康地区的考察游记和调研报告,以及撰稿人的身份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西康建省工作和推动西康社会发展的重视,这也是《边事研究》得以延续八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边事研究》中学人对西康地区在国家国防安全上的重要地位具有共识。从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龙守贤提出“西康接壤藏卫,毗邻川滇,为我国西南屏蔽,经边固圉,在国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16]。 张翼升认为“康东连四川,北贴青海,西界西藏,南邻云南、印度,为川滇青连锁中枢,是我国西陲门户”,因此“西康不特在国防上居重要地位,而且和国际间的关系,也很密切而又复杂。”[11]从国防角度来看,学人阿鋄提出我们“当知建设西康,即可以就近控制西藏”[10]。徐息澜认为西康省的建立除了有利于西藏地方治理,也能使内部诸省“尚能从容作政治经济上之治理,为共存共荣之企图。否则任其消长,而不速谋根本建治之方,一旦欧局好转,英必急营康藏,而吾西南半壁,则骎乎危矣”[4]。从资源角度上看,曾广铭、华若飞等学人提出在西康地区发展农业,开发矿产资源,改善乌拉制度等,可以为国家抗战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西南边疆稳定和巩固国家边防。因此需要通过大力改善交通和培养人才等方法发展西康地区,尽可能发挥西康地区在国家边疆治理和国防安全中的重要区位作用。

第四,《边事研究》对西康问题的关注时间跨度大,且聚焦于现实问题。《边事研究》1934年创刊,到1942年停刊,历时近八年。除了刊载关于西康问题的研究性文章,还在“边事要闻”和“边疆通讯”栏目报道了大量关于西康地区的时事要闻,如《西康民众代表请增国民代表名额》《刘文辉入康,主持建省委员会事宜》《西康企业公司康省府筹备成立》等要闻的刊载。《边事研究》针对西康建省、教育、交通、司法、资源、民俗等问题做出调查分析,着眼于现实问题,服务于国家现实需要。虽然有些文章存在不足和讹误,但是《边事研究》以“经世致用、匡正时弊”为目的对边疆问题做出的探索,对现今我国边疆治理和建设具有借鉴意义。[24]

三、结语

西康地区是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主要依托之地,是汉藏交往的重要桥梁,因此在边疆危机深重的20世纪上半叶,关注西康问题符合国家对西南边疆和抗战后方治理的现实需求。《边事研究》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性边疆刊物,对西康问题、东北问题、内蒙古问题、海疆问题等都有关注和研究,此刊物唤起了人们重视边疆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意识。西康问题作为这一边疆刊物的主要关注内容之一,具有政治背景的撰稿人通过实地考察与数据统计,做出大量有关西康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教育、交通等方面的研究,形成治边方案。因此通过《边事研究》可以对民国时期的西康社会和西康建省工作有更具体的认知,同时通过此刊可以看出民国学人对边疆危机和国家命运的关注,是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边疆问题、边政研究和治边政策的重要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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