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在甲午战后的亲中思想

董丽仙 桂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引 言：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发表了大量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但在甲午战后却接连发文呼吁日本人要亲近中国人，并对中国和中国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在甲午战后的亲中言论是基于彻底的思想转变，还是另有缘由？理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思想的理解。因此，本文将剖析其在甲午战后亲中思想的具体内涵和生成缘由。

一、《中国人可亲近》

《中国人可亲近》是福泽于1898年3月22日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社论，呼吁日本人要亲近中国人。他说甲午战后由于外国的干涉，日本不得不返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中国人非常感激外国人，但外交的真实目的无非是利己。当年的佛祖突然变阎王，其胃口甚大。到今天为止中国被割让的地方，其大小并非与辽东半岛可同日而语。最近，中国人愈发觉得外国人之恐怖，并生发亲日之心。北京电报也报告说中国的君臣普遍怀有亲近日本之念想。另有报道说张之洞近来让一名部下乘坐近期的航船抵达日本，应该是要派遣大约一百五十名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各种事物[1]。

了解了中国人的新近动向之后，福泽说日本人绝非无欲，其所求非土地，非人民，只是商业贸易一事，其目的无非是利己兼利他。而要达成此目的，只在于尽量靠近彼国人，通晓对方的想法，并互相亲近。中国人主动亲近日本，这正是好机会，要以足够的好意接待他们，以达成其目的。甲午战争之事今日不应该再提，过去的武士曾说胜败由于时运，胜了不可夸耀，败了不可轻蔑。更何况在今日是纯然和亲国，不应该有丝毫的介意。中国是尤其近的邻国，平常交往频繁，利害关系密切，所以要愈发相近相亲。彼国人平生貌似行动迟缓、缺乏活泼之风气，这只是因为其国庞大不便行动。一旦行动起来一定会让人惊讶，所以绝不应该以因循姑息视之[2]。

二、《中国兵大可用》

《中国兵大可用》是福泽于1898年4月15日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社论，主要评价中国军队的体质和勇气。他说中国人富于忍耐力为世界所公认，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其抗病能力之强大。看其平常生活是粗衣粗食，能够忍受寻常人无法忍受的困苦，听说霍乱等瘟疫来临时被感染的人也比较少。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不喝冷水不吃生食，但他认为中国人抗病能力强大是因为习惯了病毒，从学理上讲就是身体具备免疫力。其泥瓦匠、搬运工、矿工等在光线和空气不足的地方劳作，有时候在露天的湿地饮食起居却不得病，连感冒都很少，这从细菌学上观察，也可以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对各种病毒形成免疫体质。中国人的抗病能力或许来源于其生活习惯，可以说这一点才是适合于士卒的特质。战争时最可怕的就是士兵生病，而且几乎不可避免。甲午战争时有不少日本兵死于疾病，而中国军队却未闻因瘟疫流行而出现惨状的事情[3]。

对于有人质疑中国军队缺乏勇气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人绝非胆小怯懦。理由是中国海盗往往是只有区区数人就能闯进武器装备精良而且毫不放松戒备的商船，西方人说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海的海盗更可怕的了。认为中国人胆小怯懦的说法大概是从现今中国兵的举动推测而来的。中国兵在交战时未分胜败就逃走，那是因为平日缺乏纪律训练，非士卒之罪。若用西式手法组织训练中国军队，一定能得到世界屈指可数的军队。太平天国之乱时，数十万官兵动不动就被攻破，但戈登将军将中国人组成常胜军后所向无敌。这足见西式操练的中国兵是可用的。中国人体质好，又勇敢，具备士卒资质，若用西式手法加以训练，一定能够组建精兵。日本人要认识到几年以后在对岸的中国地方出现欧洲那样的强国绝非无稽之谈，应该多加注意[4]。

三、《中国人不可失望》

在第二天的1898年4月16日，福泽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中国人不可失望》一文，主要论述中国的发展前景。面对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福泽依据日本的发展经历奉劝中国人决不可对自己的国家前途感到失望。他说德川幕府因外国的要求不得已决定开国，但国内的攘夷运动却愈发狂热，屡屡发生浪士之辈暗杀外国人的事情。外国人最初只是为了贸易才让日本开国，但其中有人想乘日本国内骚乱大捞一把。例如外国人在生麦事件中只是死了一两个人，却强迫日本政府赔偿十万英镑，还派遣军舰炮轰鹿儿岛，让萨摩藩支付两万五千英镑的遗属扶助金。在维新革命之际，英国人暗地里给予援助，其实是为了控制新政府。当时的法俄两国对幕府示好也是存有其它目的。之后还发生对马岛被俄国占领，日本又将它夺回来的事情。总之，维新前的外交困局丝毫无异于中国的现状，日本度过了困局才有了今日[5]。

紧接着他说中国开国已经很多年了，但进步迟缓，外交状况宛若当年的日本，现在正处于烦恼困顿之际。对于今后的前途，中国人决不可感到失望。理由是中国的外形看起来衰落，但其体格肥大，内部营养充足，大有所望。虽说海岸要地被外国瓜分走，但从版图全体来看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外国人竞相瓜分中国土地原本是为了维持列国之间的均势，没有瓜分统治全国的野心。即使有这种野心，瓜分全国到底不可行。若强行瓜分必定会穷于应付，最终自讨苦吃。中国人要是能够发愤图强广开富源，大大滋养国力，像维持版图之类的事情并不难，还有望收复失地，保全体面。期盼中国人尽早度过眼下的难关，我辈作为日本人尤其同情[6]。

四、《关于中国之改革》

《关于中国之改革》是福泽于1898年9月22日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社论，主要是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议。他说中国人在遭遇了甲午战败和欧洲强国的胁迫之后才认识到立国自卫之道在于引进西方文明。西方之主义有利害长短，但日本在开国之后四十年内引进西方事物，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效仿日本。对于中国人心变化之大，福泽感到很惊讶，并说日本从宗教道德学到百般工艺技术，都是从中国引进的，不得不说中国是日本的师傅国。中国人过去俯视日本并非没有道理。日本虽然进步显著，但开国以来仅仅四十年，和中国相比，只不过是先一步采用西方文明就姑且被认为是世界之一国。甲午战争也只是因为乘中国人不备才取得大捷，可以说是侥幸成功。当他们从心底亲近我们、向我们求教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过去的关系，应该以旧师国、旧恩人对待他们，以回报几千年来的师恩。日本人断不可揪住别人的弱点加以蔑视[7]。

在确定了对中友好基调后，他就中国的改革法提出建议。即有日本人认为改革首先在于更新政府，跟日本之改革始于王政维新一样，中国之改革也应该首先从北京政府着手，想将日本人的做法直接套用到中国。但福泽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理由是彼我国情原本不同就不用说了，从当前的形体大小来看，就像小个子的身体轻快敏捷、行动自由，但身体肥胖的人不论是运动还是停息都不能尽如人意一样，中国的运动和日本相比自然会迟钝。譬如说在日本一年就能做成的事，在中国需要五年或七年，对其改革要有耐心。再从人情风俗看，中国自有数千年的习惯不易打破。听说他们这次的发愤图强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但其本意还是忠孝仁义，谈西方文明事物只不过是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当今中国人的想法和日本维新前后差不多，不足为奇。如果急于求成，就像对除了草根树皮之外不曾有过任何医疗经历的病人突然尝试截肢手术或注射法，只会让他们惊吓，并讨厌新的治疗方法。日本人曾经将这试用于朝鲜，结果失败了，应该引以为戒。在治疗中国上要尽量避免性急之弊。如果患者还是喜好中医的煎药，那就一边投其所好一边在煎药中混入西药给他，让他逐渐认识到新主义的功效[8]。

福泽认为对中国之改革要考察其国情，思考对症之法，还要注意不能误导中国留学生。留学生都是血气方刚之辈，大多怀有改革之念想，在多年的留学期间会愈发助长该念想，并热衷于政论，最后或者结交日本的政客，慷慨悲歌，发表过激言论，有可能转而产生革命思想。日本政客中有不少人不顾外交大局，好像以煽动他国年轻人起事为能事。如果中国留学生亲近这些政客，听取他们的说教，叫嚷着自己国家的改革首先在于打倒北京政府的老家伙，那事情将会很不妙。中国政府中一定有很多人心底里不喜欢改革，如果探知留学生的举动，就会认为让留学无异于培养乱臣贼子，从而商议召回他们。俗话说恨屋及乌，憎恶日本的结果就是连文明主义也排斥，所以决不能等闲视之。日本政府要让留学生们避免和政客结交，让他们专心学习学问，怀抱稳健的思想回归祖国[9]。

五、亲中思想的生成缘由

通过以上的社论可以得知，福泽亲中思想生成的直接原因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基于日本的发展经历认识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在于引进西方文明，并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各种事物。众所周知，福泽以向日本民众传播西方文明思想著称，而甲午战后清政府意欲学习西方的思想动向与其文明化路线存在交集，可以说他的亲中思想根源于其文明化路线。福泽曾经在《唐人往来》《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文章中将中国人当做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反面教材加以批判，当中国民众发愤图强的时候，他的中国观随之发生改变。换句话说，他在甲午战后的亲中思想是在其文明救国方略的延长线上。

出于强烈的民族国家忧患意识，福泽抨击腐朽的封建文化，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实干意识和爱国主义来改造国民思想。他还以西方的天赋人权论为理论依据，号召日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努力。其文明救国方略有助于鼓舞落后地区人民为国家独立而奋斗，但总的来说他是在西欧中心主义的单线文明框架内思考问题，未能接纳更加多元的发展模式。其文明论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的亲中思想并不稳定。当中国的民主改革遭遇挫折时，他对中国的评价又将偏向负面。清政府的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在自传中说的话就是明证，即“保留满清政府并引导中国人走向文明开化之类的事情，这真是无益之言。”“像这样的政府，即使出一百个李鸿章也什么都做不了。”[10]

六、结 语

福泽在甲午战后发表了亲中色彩极其浓厚的社论，呼吁日本人要亲近中国人，并对中国人的体质、勇气以及中国的发展前途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还依据中国国情建议中国的改革要走渐进之路，让中国留日学生专心学习学问以报效祖国。其亲中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中国改革派的这一做法与福泽的文明论相契合，可以说这是其亲中思想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