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无大学？

阎光才

在欧美众多国家中，恐怕少有如法兰西这样一个民族，既擅长“立”得气势恢宏，又敢“破”得义无反顾，但无论是立与破，它成就的似乎总是他人，有一种墙内开花墙外结果的吊诡。政治、思想与社会风尚如此，高等教育亦然。法国著名学者克莉丝汀·穆塞琳（ChristineMusselin）曾经出过一本专著—《法国大学的漫长之旅》，开篇就提到这样一种困惑：法国有大学吗？她认为，至少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法国确实无大学。对于高等教育史略有所知的人们，相信对此都会感到极为诧异。因为回溯大学的源头，尽管意大利的萨勒诺与博洛尼亚可谓先驱，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真正的缔造者无疑是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它最早确立了大学文、法、医、神四大学部架构，在罗马教皇的保护与支持下，最先创制了相对稳定成型的教师主导大学治理结构。一一六七年，当时拥有如今法兰西近半土地的英王亨利二世与法王路易七世交恶，他禁止英国学生到巴黎大学就读，并要求在巴黎的英国学者返回牛津，于是才有了后来声名显赫的牛津大学;随后于一二0九年，因为牛津大学师生与市民发生冲突，不少学者逃到了剑桥，然后才有了剑桥大学;而剑桥大学又与哈佛大学有特殊渊源，一六三六年，英国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仿效剑桥大学创办了一所学院，学院所在地本叫纽镇（Newtown），故出于对剑桥大学的膜拜，特更名为剑桥（又译为“坎布里奇”），学院称剑桥学院，后在一六三八年接受约翰·哈佛的捐赠才更名为哈佛学院。由巴黎大学到牛津、剑桥，再到哈佛，顺着这个线索我们不难发现：将巴黎大学称之为现代综合大学的母机，应该一点都不过分。至于它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大学校，则不仅影响了俄罗斯，由苏俄而到中国的专业高等教育体系，甚至也为美国众多学院，如加州理工学院、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等提供了模板。

然而，这个拥有现代大学母机的国度，为何后来却没有了大学？穆塞琳认为，如巴黎大學这样传统机构的消失，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带有旧制度、宗教和特权象征，法国传统大学被关闭。一八0六年，拿破仑开始重建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但与当时同时启动的德国洪堡研究型大学理念和模式不同，拿破仑不关心大学的自由探究与理性精神训练，而仅关注它对帝国的价值。因此除了极力推崇与发展以培养工程师、教师、科学家、行政官员为目的的新兴专门学院（即大学校）以外，他创建了帝国大学。帝国大学其实为一所行政机构，它统辖全国各大学区的教育。大学区的高等教育部分包括神学、医学、法学、科学与文学五个学部（faculty），前三者为高度职业化的机构，而科学与文学更倾向于作为中学教育的延伸，为一个学历文凭授予机构。各个学部之间完全独立，并接受自上而下高度集中与等级化的垂直管理，学位授予由国家控制，甚至教师教学的课程详细提纲都需要国家主管部门审批。对于这种帝国大学模式，穆塞琳认为，它塑造了法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特质与品格，也由此葬送了法国的大学—作为一个不同学问与知识交汇的场所与社团。

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在德意志民族以及德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的背景中，对于由国家强力控制带来的科学自主探究能力的贫阙，法国知识界也并非没有危机感。从第二到第三共和国期间的改革频仍，特别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府开始尝试全面清理拿破仑帝国大学模式，尝试借鉴德国经验以淡化国家直接干预方式，如免除教授向教育部提供教学大纲的义务，来塑造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国大学。但是这些改革并不成功，根由还在于国家其实没有放弃控制权。一八九六年的《国立大学组织法》开始恢复法国的综合大学建制，但由于在大学内部学部主任的任命、教师聘任以及财政等事务上，学部是作为归口教育部管理的法人实体，大学并没有获得自主管理的权力。甚至在穆塞琳看来，这种新的改革反而以一种专业社团（专业精英）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形式，强化了自上而下学部分立式的垂直管理。其运行逻辑大致如下：大学教师聘任与学生毕业资格由全国性的学科专业社团掌控，但社团其实为教育部按学科或专业细分的各部门代理，而这些部门的行政主管往往是不同学科的资深教授，他们直接与大学的学部主任发生联系，因而以一种共同管理（joint management）的机制，加强了与学部的纽带联系，进而使得大学层级完全边缘化。对于这种看似有了综合大学的面目，实际上却由各彼此分立学部主导的格局，穆塞琳称之为“学部联邦”（facultyrepublic），它徒有大学之名而已。

穆塞琳认为，直到一九六八年的《富尔法案》，法国才开始尝试终结这种状态。破解的撬杆是取消学部，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在大学中创建类似美国院系的“教学与研究单位”（UFR），在校园内建设共享设施以凝聚大学的认同。然而，欲摆脱延续百年的路径依赖并非易事。事实上，在《富尔法案》颁布后十几年中，法国大学充其量还是形式上的学科组合。不同学科之间常带敌意，校园内充斥着利益与政治冲突，大学理事会成员们仅关心自己的部门利益，无心参与集体事务，理事会形同虚设;有五年任期但不能连任的校长与UFR 的负责人，乐得做个老好人的调停角色，表现消极和低调。因此，相互之间更多是踢皮球，UFR 把球踢给校长，校长再踢给教育部，最终是一切基本都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标准和规范运作。对此，穆塞琳认为，即使传统学部已遭废弃，但是，宏观上大学改革并没有动摇教育部与学科社团共谋的垂直与集中管理模式。在大学、中央行政与学科社团三者之间，大学作为独立学术组织的自治逻辑极为疲弱。《富尔法案》之后的法国大学，依旧是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

穆塞琳的分析表明了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关于学术、政治与市场三角模式的复杂性，三者之间在现实中往往不是简单的博弈关系，而往往带有共谋取向，政府可以与学术权力如学科精英社团联合，也可以借用市场力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法国便属于前者，它以尊重学科逻辑为由确立了中央行政权力全面介入的合法性。这种专业官僚与专业精英之间的合作，带有一种理性的自负，它推崇一切皆可专业化、统一化与标准化，如实行课程、国家学位要求、教师资格水准、机构地位、收费标准等的全面规范化与均质化管理，相信如此可以推进公平且维持专业水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已经为大革命深深植入平等基因的国度，它还可以降低学生走上街头的风险。然而，也正是这种自负与对平等的刻意，消解了大学作为自治组织的特性，使之难以应对社会与市场的急遽变化。

均质化与平等可谓法国大学传统的核心理念，而这一理念既是其问题所在，又是历届政府确认问题、制定政策和付诸行动的依据，因而构成了一种以管控去解决管控之弊、越追求系统内部的平等与均质它越拒绝创新的悖论。在精英教育时代它尚可为继，在个体和社会需求日趋多样化的大众化时代则越来越捉襟见肘。故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不得不重新开启新的改革之旅。因为有“五月风暴”的前车之鉴，高等教育改革一向是敏感区。为此，当时的密特朗政府没有宣传与舆论营造，基于试点经验，以自愿方式悄悄与部分大学签订了四年的合约，并逐渐扩及全部大學。这种基于契约的改革过程虽然曲曲折折，且在穆塞琳看来，它更多是一种“政治上可行而未必解决问题的方案”，但随着合约中资金的增加与各方关系的磨合，它的确实现了大学内部学科与大学双重逻辑的共存，让大学不再徒有其名。此外，它也重塑了国家与大学的关系，国家干预逐渐由过去的官僚主义管控模式向目标管理模式过渡。政府通过设定总体目标为大学提供方向与原则，大学自主决定具体目标的制订与选择。如此，在不危及政府所关注的平等与均质等敏感议题的同时，大学作为自治机构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也得以体现。这也是一个兼顾各方而没有引起社会风浪的政治策略，它在悄无声息中渐次展开，其效果历经十年缓慢地显现出来。因而，这一改革终于破解了百年魔咒，在被大革命关闭两百年后，法国综合性大学再次现出真身，成为理性化与专业性的实体机构。

这一静悄悄的革命，以大学而不是学科为合约方，扩大了大学层级的权力，弱化和淡化了长期居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学科逻辑。以伯顿·克拉克的三角模式来审视，则意味着合约不仅在政府与大学关系中揉入了一种市场化元素，如将政府5%—15% 的常规拨款和研究资助与大学的业绩表现建立起关联，而且还通过解除中央的行政管控，将大学推向市场以促其从社会中获取资源。

不过，无论是大学与政府还是社会间市场机制的引入，很有可能成为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将不仅改变法国大学的组织性质，而且冲击大革命以来的核心理念—均质与平等。穆塞琳的法文著作出版于二00一年，如今看来，九十年代法国大学基于契约的改革仅是在传统围堰上破开一个口子。它一旦给市场逻辑留下余地，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市场力量就会冲决而出。竞争必然会带来差异，而均质势必将逐渐让位于多样性。政治逻辑与专业（精英）逻辑虽然不会全面让出它们的传统地盘，但不得不围绕市场逻辑重新组织运行方式和操作空间，为面向市场的大学自主逻辑让路。

正如随后发生的情形，二00七年，法国颁布了《大学自由与责任法》，在法律上明确了教育部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大学层级的主导地位确立，对外，至少理论上让其摆脱了教育部的官僚主义控制，对内，则有助于进一步扫清传统学部分立、学科各自为政的残余，推动了内部不同学科的交融。不止于此，鉴于传统大学中学科的相对单一格局，二00九年后法国掀起了大学合并浪潮。如巴黎三大、五大、七大和十三大形成联盟，巴黎四大与六大合并为索邦大学。二0二0年，联盟解散后巴黎五大、七大与巴黎地球物理学院正式合并为巴黎大学。同时，通过借鉴美国模式，制定与完善大学章程，各大学逐渐建立了由内与外人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the Executive Board）或理事会（the Board ofDirectors），负责重大事项如校长选聘的决策，设立学术评议会提供学术事务指导。

至此，法国大学与它众多的欧洲同行一样，固然不能说是以美国为师，但它确实并不非常情愿地借鉴了美国模式。不过，体制的形成与演进史本身就是一卷谋篇布局已经成型的大书，重新编纂甚至部分修改都不容易。如穆塞琳所言：“法国大学正踏上告别拿破仑帝国大学体制的路，但它还需要时间。”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大陆其他大学，其实在习惯了中央政府为平等与规范的干预和管控的同时，也享受到了体制内稳定生存的好处，它是否具备面向市场的魄力，学者们是否愿意放弃精英主义而臣服于大学内部日益凸显的行政力量？可能还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何况，拿破仑集权体制的遗产也非一无是处，如它双轨中的大学校体系，的确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经济实用的精英人才的诉求，而中央政府的专业官僚机构与学科社团合谋性的共同管理，也确实迎合了专业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诉求，甚或多少保护了大学教授们“为科学而科学”的自由自在。如今赋予了大学层级以面向社会与市场的自主权力，实现了大学的自主自治，但是否会将学术引向他们历来反感的“为社会（市场）而科学”的道路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