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君子论”在人格教育上的承前启后

2021-03-11 07:19蒋春鹏
文史杂志 2021年2期
关键词:承前启后扬雄

蒋春鹏

摘   要:“君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对“君子”进行过论述,在有关“君子”的论述中,扬雄的系统论述无疑在教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扬雄“君子论”的最大特点是不复杂,易于操作。“习是修身,强学力行”,总体强调学习要善于思辨,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以成为君子为自我要求,并勉励自己要不停地学习并应用于实践中去。

关键词:扬雄;君子论;承前启后;习是修身;强学力行

“君子”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重要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扬雄、朱熹等人都对“君子”進行过论述。在他们的论述中,“君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格理想;修身养性,教育达人,就是为了成为君子。可以这样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君子论”犹如一盏明灯,为处于人生迷茫的士群,指明人生目标,树立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而在有关“君子”的论述中,扬雄的系统论述无疑在教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孔孟“君子论”对扬雄的启迪

扬雄的“君子论”,来源于先秦儒家对“君子”的论述。

在《易经》《诗经》《尚书》等先秦典籍中,广见于“君子”一词。不过,早期的“君子”是从政治角度立论,表示的是治理国家,发号施令。到了春秋时期,因为社会大变动,孔子把原本表示身份概念的“君子”,改造为具有道德概念的“君子”,并在自我的修身实践和办学的教育实践中,提出并逐渐完善了“君子论”。

孔子“君子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强调用道德行为而非身份地位来区分人。在孔子的《论语》中,107次提到“君子”。[1]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具有这样的内涵:绝对的善良,“仁者爱人”;恪守道德完善,克服私欲,表里如一,崇尚秩序;当仁爱的目的与自身生存的目的发生矛盾时,要不惜杀身以成仁;心胸坦荡,谦虚自省,己所不欲,不施与人;刻苦上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等。

孔子的这些关于“君子”的论述到了孟子那里,变得更加宏大与深刻。《孟子》一书,82次提到“君子”。[2]孟子试图从人性深处,寻找君子的起点。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就是人有“心”,这个“心”就能导致善良的本性。孟子说,人的心有四端,即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据此,人性本善不是个很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性向善。例如,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立即去加以施救。这样做乃是源自向善的自觉,而不是为了博取名声或感谢。由人性向善开端,就能发展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的大丈夫,天地间也就多了许多浩然之气。

荀子、子思等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对“君子”也有许多论述。综合起来看,儒家的“君子”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为儒家的终极理想人格是“圣人”,这个目标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如此,但有了“君子”这个目标,就给儒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我期许和践行的机会,也就是意识到只要自己有期许——坚持去做有理想、有追求的堂堂正正之人,去践行——通过学习、教化、反省,推动自己沿着“君子”之道不断攀行,就有可能成为“圣人”。

总之,孔孟儒家的“君子”之道,为人们描绘出的乃是一种理想境界;因为在历史上像颜渊、冉求那样“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毕竟不多见。“君子”之道,其实更在乎的是自我期许,积极奋发,然后反省自躬,自己缺什么、目前能补什么;至于具体地怎样去补,就完全靠自觉和自己的努力与坚持了。所以,君子之道,就是自己向着理想目标去严格要求、把自己从粗铁捶打为精钢的过程;最终能捶打成什么样子是不会有什么具体标准的,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4]

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儒家对“君子”的系列论述,对那个时代的士庶大众尤其是“士”即知识分子还是非常有影响的。只是,它很难真正实现;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标准来规范、实践与检验,所以多属于说说而已。不过,到了西汉的扬雄时代,因为他对“君子”的全面论述,“说”与“行”终于统一起来了。

二、扬雄提出较全面的“君子论”

在扬雄的时代,被董仲舒等西汉时儒改造了的儒家学说,或经学化,或谶纬化,已经彻底歪曲了孔孟儒家的本来面目。扬雄为了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高举起“君子”这面道德品质的大旗。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阐说“君子”的行为准则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扬雄的著作中,对“君子”有多处论述,尤以在《法言》卷十二中《君子》一卷最为集中。他说之所以要撰写《君子》专卷,是因为“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押,旁开圣则”[5];即是说,为了让人们全面了解君子的行为准则,善于成就自己美好的名声,行动无不遵循法则去进行,并能将圣人的原则发扬光大,这才撰写了《君子》。

扬雄的“君子论”,既有对孔孟“君子论”的继承,弘扬,更有发展,比较全面而具体。

扬雄以“玉”喻君子之德,特别强调其“纯沦”(纯理)。他认为诸子的学说太过于“驳杂”,因此强调“君子全其德”,就是要努力使自己的道德纯粹完美。

扬雄说:“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恶,而忘人之好。”因为君子待人宽厚,故常见到别人的优点;律己严格,故不见自己的优点。“小人”反此,对己宽容放纵,故将自己的缺点视为优点;对人吹毛求疵,总将别人的优点视为缺点。

扬雄认为,孔子之道是“经营中国”的大道,但是必须使它用得其所;如果用不得其所,就会如牛行鼠穴——有力而无法施展。

在扬雄看来,君子所维护的“圣人之言”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的。扬雄说:“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强调“德”与“行”的内外统一。扬雄认为具备了“内圣”修养的“君子”,一言一行都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圣人的道德规范。儒家强碉“修身”,修身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修身好比练内功,终能由凡人而成为“君子”。

扬雄认为,“君子”有居上位者,有居下位者。就其德和才而言,君子都是“大器”。居上位之君子有大用,居下位之君子有小用。故“大器固不周于小”,只适用于真正的器械,而不适用于君子。对于努力修身以成为“君子”的人来说,更不能拒绝“小”用、忽视“小”事。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积小善,戒小恶”,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焉,勿以恶小而为之。”要成为君子,还必须从“积小善”做起。扬雄强调“君子不械”,就是主张不拒绝“小”用、不忽视“小”事是“君子”的道德修养。

扬雄历来主张“避碍”。“避碍”并非逃避困难,而是追求办事效率。扬雄以为,要想成就大事,必“会其时之可为”,即要遇到能够成就事业的机会。他在解释自己不追求政治上显达的原因时说:“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因此,其“避碍”不乏“审时度势”的含义。扬雄提倡“全身远祸”,反对“直往”,都是“避碍”的表现。

扬雄把“上进”理解为对道、德、仁、义的不懈追求,实际上就是反对一般人对学习所持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为章句”之学,表示他不愿走同时代读书人靠注解经书进入仕途的道路。他“自有大度”,这个“大度”就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实现礼乐治国、建立王道政治的理想。他“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原本是为了寻求实现理想的机会。理想破灭之后,他仍然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进取的道路——“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实际上就是充当孔子儒学的捍卫者。应当说,扬雄的一生都在不断进取,只不过他不是怀着那种“食夫位,慕夫禄”的进取目的罢了。

扬雄说:“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能够贯通天、地、人三道于一体的,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儒”,一定是极圣极智的“圣人”。《周礼》把“六德”“六行”“六艺”叫做“德行”“道艺”;有此“德行”“道艺”者,非圣人不可当之。扬雄以“王”释“儒”,不乏宣示“儒术独尊”的用心。

扬雄认为,一个人的美誉或骂名、吉祥或灾祸,无不决定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乎此,则“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一个不“自爱”的人,不仅不会有爱人之心,而且会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因此,“自爱”才会“自律”。人人都能自律,就不会有人为非作歹;没有人为非作歹的社会,必然充满大爱,故曰“自爱,仁之至也”。一个不“自敬”的人,不仅不会敬重别人,而且精神空虚、行为怪癖,无法约束自己。不能约束自己,就会藐视礼法,就会胡作非为,故曰“自敬,礼之至也”。

扬雄认为:“德者益寿”“仁者寿”。道德美好固然可以益寿,但坚守美好道德也有可能弄得自己穷困潦倒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颜回、冉牛是如此,扬雄自己又何尚不是如此!大凡在一个显失公平的社会里,总是难免会有“好人活得累,坏人富且贵”的现象。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扬雄“君子论”的最大特点是不复杂,易于操作。这是与先秦儒家的“君子论”的最大不同。

按照扬雄的阐述,“君子”是品德高尚、言行谨慎的人;经过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要想成为“君子”,必须树立成为君子的志向、选择品行俱佳的老师,并为此坚持不懈地学习。具体的学习方法则要靠自身勤学精思、与朋友切磋琢磨,还要努力践行学、思所得的圣人之道。对于欲行“君子之道”者,只要心中有圣人,按圣人的指引,从小处开始着手,“积小善,戒小恶”,言行一致,加强自律,不断进取,始终坚守美好道德,就能成为“君子”。

三、扬雄“君子论”对后世的影响

扬雄对“君子”的论述,完全是以儒学的卫道者自居,对董仲舒等西汉时儒有许多批判。所以,自汉以下,直到北宋,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桓谭、王充、韩愈、柳开、石介、苏洵等人,都将扬雄视为继孟子之后的孔子儒学的继承人和维护者。

从思想史角度看,扬雄的“君子论”,开了宋明心性之学的先河。从对儒家文化的贡献看,孔子、扬雄、朱熹最能代表儒学的发展脉络:孔子是儒学原理的创造者,扬雄是儒学理论的阐述人,朱熹是儒学实践方法的集大成者。他们三人分别代表了原创、逻辑、操作这三个方面。从这个层面讲,扬雄的包括“君子”在内的思想学说引领中国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的时间相当长。

扬雄“君子论”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儒家主强“入世”,对治学为文强调“经世致用”,故扬雄非常重视每一部著作的社会影响。扬雄说:“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6]。唐宋人“文以载道”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扬雄的影响。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抨史》中说“扬雄发展了传统的文学观”[7],应当是不无道理的。

扬雄说:“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8],既体现了执法者人性化的一面,又强调了“法不阿贵”的一面。后人所谓的“法不容情”“对事不对人”,是与扬雄“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的思想相通的。

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9]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史记》,认为“圣人将有取焉”;另一方面,认为《史记》将项羽归入“本纪”、陈胜归入“世家”是“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将《史记》为那些有一技之长或者较大社会影响的下层人士(如刺客、滑稽、日者、龟策等)立传视为“不忍”和“爱奇”。扬雄的这种“正统”观念直接影响了班固,以致《汉书》在编纂体例和人物褒贬上都体现了扬雄的这种倾向。

扬雄是汉代大儒,也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法言》之中,并影响深远。扬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修性”实现“求为君子”的教育目的。扬雄对“君子”的内涵及“求为君子”的教育目的、学习方法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强调学习者应该修养道德、身体力行,达到品德、行为的完满。为实现“求为君子”的教育目的,扬雄对“求为君子”在三个方面有特别强调,即注重修性、学正、习是。

在扬雄教育思想里,“求为君子”是教育的目的。他对“求为君子”,特别看重两个方面:习是、修身。

扬雄说:“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10]学习固然重要,但是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对象更加重要。因为习惯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对人的影响很大,所以扬雄特别强调“学者审其是”,首先要能够正确评价“是”与“非”,然后去认真学习那些正确的知识。

揚雄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11]所谓“修性”就是通过学习而使其“正”。视、听,关乎辨别是非;言、貌,关乎待人接物;思,则关乎趋从去取。此五者,不仅关乎人的道德修养,亦关乎人生事业之成功与失败。因为“正”“邪”事关重大,故必“学”而使之“正”。

“习是、修身”是君子对事物正确与否的一种价值观的审察与体现,是对真理与是非的坚守。如何习是、修身?扬雄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12]“是以君子强学而力行。”[13]扬雄以射箭为喻,阐述“修身”(道德修养)、“矫思”(端正思想)、“立义”(人生目标)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儒家把“明德于天下”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而“修身”,尤其是“强学而力行”的“修身”就是实现这一最高目标的基本条件。

“君子强学而力行”的“强”和“力”都是形容词。强:勉励,奋发之意;力:努力。这句话的大意是:有道德的人会勉励自己学习并且努力去行动。扬雄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务实的态度。学问虽然重要,如果能力不行,就不能算学到了真本领。这种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强学和力行,都要求一個人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努力读书学习,需要有毅力钻研进去,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同时要缜密思考,把所学和所用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学习不是最终目的,学以致用才是更重要的。只读书而不去实践,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对社会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的;只实践不去读书,就会缺少依据很难获得成功。

“习是修身,强学力行”总体上强调学习要善于思辨,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以成为君子为自我要求,并勉励自己要不停地学习,且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扬雄关于学习、实践、思考三者相互联结的学习方法,启示我们学习要勤于思考,擅于思考,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之《论语词典》,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

[2]杨伯峻:《孟子译注》之《孟子词典》,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0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之《滕文公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1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页。

[5](汉)扬雄:《君子》,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巴蜀书社2017年版。以下所引扬雄论“君子”文,均见此书第347—373页。

[6][8][9](汉)扬雄:《君子》,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第356页,第348页,第356页。

[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10][11](汉)扬雄:《学行》,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第11页,第9页。

[12][13](汉)扬雄:《修身》,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第55页,第58页。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课题《扬雄思想及其当代教育价值研究:基于学校特色发展的视角》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成都市郫都区第四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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