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科技创新：向“创新驱动”转型

南方周末记者　梅岭　发自北京

“2021年两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应该是近年来两会中最高的。”

“我们在基础底层理论、核心技术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与世界一流强国还有差距。”

2021年全国两会，科技创新被摆在了核心地位。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摘登）版中，“创新”出现了45次，“科技”出现了24次。出现频率为近三年来最高。

3月6日，人民日报摘编刊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下称《纲要草案》）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今年两会的氛围和前几年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关于基础科学的讨论多了。”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在赵皖平看来，今年两会的氛围可以用“急迫”来形容，“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科技创新越来越深入人心，如果不击破科技创新的软肋，中国如何成为制造业大国？　这个氛围的确是有了”。

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1年两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应该是近年来两会中最高的。”

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相信接下来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将是空前的。”

周鸿祎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各项政策，既保障了国家官方的积极引导，又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力量。“我相信，这必能调动各方对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加强联动与协作。”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他表示，“科技创新在‘十四五期间将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他表示，科大讯飞将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人工智能从单点创新和小场景应用，发展到解决重大社会命题的应用，靠的是系统性创新，“相信‘十四五期间，我们的系统性创新能力会使中国重塑在全球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经济时代的产业链格局。”

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多位受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从自身需求上决定了科技创新需要迈上新的台阶。

“中国各类经济主体，已经进入必须依靠创新才能发展的阶段，具有强大的内驱力。”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主任王迎春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在王迎春看来，科技一直是中央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领域，是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有了明确的战略引领下，政府、科学家、企业，包括公众，已就科技创新达成了全社会的高度共识。

2020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1万美元，这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看来，代表着“我国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

“年均增长7%是很大的投入，比预期GDP增长速度高。中央释放的政策信号导向作用明显。”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

“这个比例是务实的。”李侠说。按照2020年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为1504亿元作为基点，通常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比是4∶6，李侠由此推算：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年均增加10.6%，也就是增加64亿元，“仅就基础研究的中央投入而言，这是可以实现的”。

基础研究是关键

3月8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部长通道”上表示：“十三五”期间，整个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70%，但基础研究翻了一倍。这说明在整个研发投入结构方面，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在加大。

王志刚指出，下一步，基础研究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在国家科技全局中，要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十四五”期间，要争取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8%。

这一数字在2020年为6%。

李侠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可以描述为：学科覆盖面比较齐全，整体水平尚有待提高，尤其是全面领先的基础研究并不多。”

据数据分析公司科睿唯安2020年11月公布的统计显示，中国内地有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千分之一的大学有63所，拥有万分之一学科的大学有9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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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两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为近年之最。图为今年春，无人机喷洒麦田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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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表示：“如果把万分之一学科当做国际领先的标准，那么我们这9所高校处于领先地位的学科仅为四个，分别是材料科学、化学、农业科学与工程学。”

上述四个学科中，能被归纳为基础研究的是化学和材料科学。“由此可以粗略看出，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与国际一流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

“我国的基础创新还是相对落后。”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中国大部分科技创新都在应用层面和外观层面，真正核心的、顶尖科技的创新领域，仍然不足。

王迎春也表示：“我们在基础底层理论、核心技术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与世界一流强国还有差距。”这主要与中国科技发展起步较晚、历史累积投入不足有关。

他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应根据科学规律和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支撑政策。基础研究也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对《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充满期待”。

2021年2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表示，科技部将根据中央要求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对未来十年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做出系统部署和安排。

叶玉江表示，要改革完善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特别是要建立以学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闯创新“无人区”。

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

《纲要草案》提出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这在王迎春看来非常重要：“创新型领军企业牵引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重大变量，是十四五时期和我国下一步长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产学研合作存在主体水平不匹配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期望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溢出。但知识溢出的承接需要相应水平的承接主体，企业的发展对高科技的需求不强烈，也难以提出基于市场前沿的科学问题。

“这导致了我们的产学研合作在能级上与发达国家有差距。”王迎春表示。

南方周末记者从腾讯公司获悉，腾讯已与国内外60多所高校开展科研合作150多项，联合产出创新技术160余项，多项成果应用到腾讯业务和产品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150多篇，申请专利90余项。

目前，腾讯与清华、中科院计算所、北大、华科等高校建立了“八大联合实验室”，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落地。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自2008年上市以来，其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都超过20%。

目前科大讯飞采用“721模式”进行研发布局：70%投入到当前的主导产品，20%投入到战略新产品，10%投入到前瞻性、探索性、不追求一定要有回报的研发中去。“十四五”期间会继续保持研发高投入。

截至2019年底，科大讯飞有超过6400名研发人员，占公司总员工数的61.3%。未来产业的分工上，未来1-3年的由业务线负责，未来3-5年的由讯飞研究院负责，未来5-10年的由联合实验室去做。

刘庆峰介绍，科大讯飞在获得第一笔融资后，就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相继与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声学所、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成立语音技术联合实验室，让这些科研院所专注于各自优势方向的研究、发展和创新，最后由科大讯飞提供统一的产业运作和转化平台。

“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是以企业为主体，对产业方向前瞻性有理解力、鉴赏力和使用的能力，串起从研发到产业的全链条。第二是要和高校、科研机构成为长期核心战略伙伴，利益共享。”刘庆峰强调。

周鸿祎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们打造了360网络安全大学，该大学已与600多家院校展开合作，如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量子计算安全方向合作孵化高校研究成果；与北京邮电大学共建实习实践基地；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落地全国首家信创学院。

2020年12月，360还发布了X-Plan计划，将率先投入10亿研究和孵化资金，带动和扶持学术界、产业界对未来安全前沿的探索。

企业对科创的推动，目前的短板在于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万劲波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创新活动主体看，在201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所占比重分别为76.4%、13.9%、8.1%，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但从2019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支出来看，企业分别仅占7.7%和27.4%。

万劲波解释：“这说明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程度相对不足。”未来需要更多创新企业提早介入产学研合作，加大研究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以技术更新和新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应从自身需求出发

“十四五”《纲要草案》提出，要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

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我国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

王迎春表示，我国在芯片、基础软硬件、部分领域的关键工艺、基础材料、一些产业链、供应链中核心装备等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还亟待提升。

从“十四五”规划的布局来看，是希望“我们的科技从发展的需求中来”，要切实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并非只跟着国际上流行的问题走。

江瀚也认为，“相比于之前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此次科技创新更加针对于我们日常的基础性的创新。”这种创新更能深入到创新的最底层，是创新的根本动力。

创新从0到1，从1到100，需要经历原始创新、技术转化创新、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三个阶段。黄奇帆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指出，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

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是民办、公助、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之一，成立于1949年，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定位为创新的推动者、科技与产业的桥梁。

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会出现中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吗？

对此，李侠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制度上，我认为筹划这个研究所是十四五期间应该做的事情。”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主要面向工业的应用技术研究。中国高端前沿基础研究成果不多，但是应用成果较多。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其间的差距就在于缺少了一些这样的高水平研究所。

“中国有庞大的工程技术专家，成立这样的研究所，不需要知识水平世界一流，而是要把知识转化成服务现实，这是中国的强项。”

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在哪里？

“未来风口在于城市基础设施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周鸿祎说。

他分析，过去二十年，人们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已经充分被数字化，未来发展重心将是城市、企业、工业的数字化，这其中将孕育出像过去消费互联网时代一样的无限机会。

刘庆峰判断，基于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大量数据支撑的后台研发能力，未来三个领域发展将非常迅速。

一是家庭服务机器人；二是医疗，包括重大传染病的自动发现和预防，以及各种新药研制；三是新材料，全新的深度学习算法框架和相关阶段性的科研成果，会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材料，让未来的材料科学发生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