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航运企业家精神的构建与实践

刘岸冰

[摘  要]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江河航运企业家，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始人。董浩云是中国现代远洋航运的先驱。他们将国家的前途与自身的事业追求结合起来并为之奋斗终身的经历，推动了中国航运业从江河走向远洋，从中国走向世界。他们是中国近现代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航运企业家典范，他们身上呈现出的以爱国情怀、创新发展、社会责任、人性化管理等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对当代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航运企业家精神;卢作孚;董浩云

[中图分类号]  F27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1-0050-0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于企业，特别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呈现。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企业家作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等关键词，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体现了对企业家群体的高度重视。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已经成为相关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热点。

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江河航运企业家，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董浩云是中国现代远洋航运的先驱。他们的创业经历，反映了中国航运业从内河走向远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本文以卢作孚和董浩云为中心进行探析，深入挖掘他们创业的科学理念及呈现出来的非凡的企业家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为当代企业家精神的构建提供启示。

一、航运企业家精神的发育

近代航运业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最早，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中国最早的领域。同时航运业作为中国近代企业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是联系各产业经济的交通运输纽带，在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迅速成为中外各势力角逐争夺的重要战场。卢作孚和董浩云所带领的企业在众多航运企业中脱颖而出，他们是近现代航运史上两位杰出的企业家，他们身上展现了优秀的企业家精神。卢作孚生于1893年，董浩云生于1912年。他们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急剧变化的时期，虽然两人相差近20岁，但是他们却在时代、家庭、个人思想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共性。

（一）国家羸弱，内外交困。近现代卓越的航运企业家及其精神的形成，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卢作孚与董浩云作为近现代航运业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业都起源于民国时期，因此有着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共性，同时又蕴含着航运业自身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内在逻辑，具有航业企业家的特殊性及表现。近现代中国，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一个曲折而缓慢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迈向现代化的过程。这个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不仅充满着对“现代化”的灵敏感知，而且也是现代化最积极最自觉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近现代的不同时期，民族企业家们展现出了不同维度的企业家精神。从早期提出“商战”“自强”“求富”等思想，到后来倡导“振兴国货，挽回利权”“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等理念旗帜，其精神无不折射出那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也反映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

近代中国航运业的产生是以中国丧失航运主权为代价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内河、内港陆续对外国轮船开放。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实业救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发展民族航运业成为实业救国的一项重要内容。1898年，清廷颁布《内港行船章程》，进一步将小轮船行驶范围由通商省份扩大到内河内港。从此，华商轮运企业，特别是内河小轮企业得以迅速兴起。

辛亥革命后，由于西方列强忙于一战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民族企业家得以扬眉吐气地在各自的领域施展抱负，整体呈现出上升时期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这一时期，以金融、实业（棉纺、面粉、卷烟、航海）和洋货业为代表的新生代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民族轮船航运业有了显著发展，当时，拥有的轮船企业有千余家，其船只遍布沿海、内河和远洋航线，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轮船航运体系。此时期的航运船东阶层，主要由新式商人、买办和洋务派官员转化而来。这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自觉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知识引入中国，他们在经营新式企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责任感、创新进取精神和善于经营的竞争能力，说明以愛国、创新、人性化管理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萌芽。此时期是卢作孚创业、董浩云与航运业结缘的关键时期。

到20世纪30年代，近代航运业进一步扩展。1936年，中国已拥有5000吨以上的大中型轮船公司27家，资本总额为5785000元，平均每家公司资本24.1万元。其中拥有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14家。抗战爆发后，我国航运业遭遇空前灾难。之后国民政府对航运业采取的断然控制，严重影响了中国航运业的发展。此时期，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业务受到重挫。董浩云的中国航运公司无奈转向香港发展。从此开启了他们绝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家庭艰难，自学成才。卢作孚与董浩云都没有受过很多正规教育，全靠求知欲和后天的自学。卢作孚出生于四川一个贫苦家庭，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的学校。此后，卢作孚通过自学，曾先后考取四川的优级师范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和藏文学校，但是因为要分担供养家庭的责任而均未去就读。从1910年开始，他进入思想转折时期，开始接触并深入研读国内外进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包括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包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学说;我国历代的政治演变及社会结构状况，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况。通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他不仅丰富了知识，打开了眼界，而且对于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有了自己的深刻认识，奠定了此后走上救国道路的思想基础。

董浩云出生于上海一个经营五金小店的家庭，由于幼年羸弱，他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是休学后的董浩云不但没有放弃学习，反而凭借顽强的意志，选择了艰苦的自学之路，且这种好学不倦的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凭借着这个习惯，董浩云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文，渊博的航运专业知识，造诣极高的艺术修养等。董浩云正是凭借着聪颖的天资，努力学习，奋力进取，将天资、地利、人为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在事业上获得了极大成功。

（三）胸怀天下，志存高远。要追寻卢作孚为何矢志不移地思考和实践救国救民道路，必须从当时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他植根于心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去溯源。

卢作孚出生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合川，自小對航运业十分关注。20世纪20年代，他耳濡目染外国公司主宰中国航运业的社会状况，在文章中写道：“在这十几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他认为要开发四川的实业，必先开发交通。最终他选择了航运。“由航运带出产业，上下延伸，纵横拓展，从小范围做到大范围，以个人影响事业，以事业影响社会，以社会影响国家，也就会实现他们的救国理想。”1926年夏，卢作孚等人在重庆成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卢作孚担任总经理。“民生”二字来自于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实业”二字的含义，表明民生公司不仅经营航运事业，更是剑指以发展实业为目的国家事业。这是卢作孚早年就已怀有的远大理想，即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建立包括航运、工矿企业和科学、文教事业在内的一系列现代事业;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去训练事业中的工作人员，促成事业的成功;用事业的成功去影响社会，达到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

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20岁出头刚步入航运业的青年，董浩云目睹列强侵略中国航权，立志将自己奋斗的事业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兴盛联系在一起。他在天津航运公司主张“自船、自货、自运”的航运方针，即中国人自己的货物应由中国人自己的轮船运输。此后身体力行，为天津航运公司争得了在天津港由外洋运来大批进口货物的驳运业务权，打破了外商对华北水上运输的垄断权。他还倡导通过区域联合一致对外，以增强我国民族资本企业与外国侵略者的竞争能力。1934年，他促成了20余家航运业公司的全面合作，沪津航运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而且，为了拯救中国航运，董浩云写出《整理全国航业方案》呈交通部却被拒。他不气馁，于1941年筹集了25万元资金，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航运信托（1941）有限公司”，继续经营和发展自己的航运事业。二战结束后，随着情况的变化，董浩云认识到，要想真正取得航运业务的发展，必须将目光放在国际航运上。1947年8月，董浩云公司旗下“天龙”号货轮成功远渡大西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艘完全由中国人自行驾驶、管理的万吨级货轮首次远航，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欣喜的董浩云在病榻上即兴写下七绝诗句：“‘天龙巨轮驶远洋，中苏美法充桥梁;国航史上空前笔，书生志高意义扬。世界航行迹繁重，开拓艰难原意中;不道燃萁生阻力，几使英雄泪满襟。”

在近现代外国航运实力占绝对优势的竞争情势中，卢作孚和董浩云克服自身困难，始终心怀振兴国家之志，把发展民族航运业，实现救国救民的夙愿与实现自身抱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发展起民族航运业，可以说，他们身上体现了近代航运企业家精神。

二、航运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呈现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述。卢作孚与董浩云作为中国近现代航运领域的成功企业家，其所蕴含的企业家精神是多维度的，下面择其共同之处进行探讨。

（一）爱国情怀：不忘初心，致力于民族复兴事业。卢作孚的一生，始终不忘初心，致力于寻找中国的出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日本侵略时期，卢作孚提倡建设新的集团生活。为此，他亲自做了三次创造集团生活的试验，一是在成都建立通俗教育馆;二是在四川巴县的北碚乡，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三是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拯救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卢作孚认为这些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他认为复兴国家只有这一条道路，即“只有运用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更能抑制自己、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的精神，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以完成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的一个国家，才可以屹立在世界上”。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革命胜利以后对城乡资本主义要实行利用、限制、改造。但当时对如何引导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还未制定出明确的办法。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审时度势，顺应国家需要，将民生公司通过公私合营方式引向社会主义，从而倡导全国工商企业走社会主义道路。“公私合营”是卢作孚提出来的，民生公司是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卢作孚及其所在的民生公司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表率。

董浩云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发展中国的航运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最根本的就是植根于他心中的初心使命和爱国情怀。他在1953年11月《历经沧桑话航运——二十五年来中国航运事业的回顾》一文中，对进入航运界并且辛勤耕耘多年的原因进行了诠释。他写道：“我自幼就对航洋发生兴趣，1928年11月初入社会做事，即在海洋运输方面担任职务，迄今适已有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来真是历尽沧桑，而同时亦深深感到国内外航运方面的种种变迁，均足以反映时代背景与其发展之历史。”“中国是亚洲大陆国，近百余年受尽来自海洋方面的侵袭，这绵长八千余公里海岸线，加上台湾、海南岛、香港及其他星罗棋布的岛屿屏围着他的外围，试看每一港口，哪一处没有它被袭击的创痕！从那些港口输入了西方文明，亦带给我们多少耻辱;自鸦片战争，香港割让，英、法进攻天津，继以五口通商，甲午战败，台湾澎湖被占，驯至日、俄在我辽东半岛进行战争，旅顺、大连悉入他人掌中，于是法租广州湾，德据胶州湾，英占威海卫，山东半岛遂亦体无完肤。不仅沿海如斯，当时外来海洋势力，且曾登堂入室，浸进内河，在浩瀚扬子江、蜿蜒如珠江、春暖松花江，以及静静的白河，都有过外国轮船踪迹，心腹地带，亦有过各国租界，大好锦绣河山，几无一片净土……”董浩云的这种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贯穿了他的一生，推动他始终把发展航运业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并最终取得成功，体现了作为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和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

（二）勇于创新：关注最新科技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当现代公司制度演进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民族企业内部实行科学化管理开始成为一种趋势。卢作孚十分注重业务情报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工作，他认为这是公司创新的根本。他在总公司第76次周会讲话时明确要求：“一切管理皆要依近代作战的方式，就是要有一个参谋本部来集中情报、分析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发布命令，方可迅赴事机。”并且要求民生公司必须每天了解7件事的具体情况和数据：1.船舶动态。2.客之动态。3.货之动态。4.轮船修理状况。5.油的动态。6.煤的情况。7.财务动态。这7种情报，外加水位报告、囤驅船动态报告等，每天都要报告到总经理室。此外，这些情况与数字，每5日、每15日、每月还要形成卷宗送到总经理室。这样，卢作孚能充分了解公司各方面的动态，做出科学决策。正是因为卢作孚对动态情报的科学掌握，再加上他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和对技术革新的敏感性，民生公司创办后不久就显示出其在技术建设上的优越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932年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千吨轮“万流”号触礁沉没，现场勘察的外国打捞权威束手无策。民生公司以较低价买下“万流”轮后，依靠自身研发的技术，将其打捞出水。继而接长船身，更新机器，投入营运。民生机器厂打捞修复“万流”轮的成功，震惊了航业界，成为当时一大奇闻。

董浩云同样是一个善于在远洋运输中不断采用新的科学技术，以降低运输成本的企业家。为了降低海洋石油运输成本，世界各国竞相建造巨型油轮，油轮的吨位不断增长。1959年美国下水的“国防”号油轮，载重6万多吨，苏联建造的油轮也达4万多吨。1959年，董浩云斥巨资建造了7万余吨油轮“东方巨人”号。据《大英百科全书》1960年年刊登载：“1959年所建造的‘东方巨人号是亚洲所拥有、亚洲人所建造、亚洲人所经营和亚洲船员所驾驶的最大船舶。”对此，董浩云并不感到满足。1979年，他为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油轮“海上巨人”号，亲自参与研究，解决了许多建造超巨型油轮的技术难题，最终成功下水。“海上巨人”号的总吨位达到了564763吨，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油轮足足1万吨。这艘油轮吃水较浅，耗油较少，在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造船史上和航运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成就。

（三）社会责任：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变社会面貌。卢作孚在经营民生公司的同时，还在巴蜀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推动了四川乃至全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教育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卢作孚把教育放在根本地位，是从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去思考的。他所言的教育是一种大教育，即不仅包括在学校中实施的教育，更多的是在社会场所，包括公园、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所、集会和公司等场所因时因地制宜，广泛开展的目的明确的教育活动。卢作孚在《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现代化”的概念，提出国家现代化问题。国家现代化问题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问题。卢作孚在20世纪30年代痛感今后的中国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将难逃脱被逐渐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他号召开展产业、交通、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并提出“以世界先进国家为目标，以中国实际状况为出发点的现代化模式”。从1934年到1936年，卢作孚先后发表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社会生活和集团生活》《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桩事业的几个要求》《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加速国家的进步》等多篇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阐明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描绘出一幅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很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观点和主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二，教育促实业，实业促教育。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自始至终都与教育密切结合，他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自己对教育太感兴趣”，更是源于他对教育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卢作孚倡导以教育促实业发展来改革社会面貌，同时通过办实业的利润来促教育的进步，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发展，最后推动社会进步。他还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捐助文化教育。他在四川进行北碚文化建设的经费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民生公司纯利润的5%;二是刘湘21军对峡防局行政费用的补助;三是北碚嘉陵江的船捐;四是个人的捐助、捐款;五是卢作孚创办的地方企业的支持。在当地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上，他广泛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促实业。正如卢作孚自己说的那样：“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后来办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

董浩云同样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举办“海上大学”。20世纪70年代，董浩云购买了英国举世闻名的8.3万吨的豪华邮轮“伊丽莎白皇后”号，计划举办举世无双的海上大学。他认为“轮船不但可以运送货物，满足人们对于消费的需要，而且可以办学校，满足人们知识的需要”。而且，这所大学还可以让那些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彼此加强了解、相互学习。然而，1971年该邮轮由于一场大火被毁而未能完成它的使命。但董浩云的宏伟计划并未受到影响，他又购买了一艘较小的邮轮“大西洋”号，经改装后重新命名为“宇宙学府”号。海上大学终于得以举办，并先后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普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匹兹堡大学合作办学。“海上大学”聘请数十名著名教授讲课，一年两期，每期招收即将毕业的大学生500名，登船环航地球一周，边学习，边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整个世界成为海上大学的实习基地，使学生能学到任何学校、任何课程中都学不到的知识。

二是推动航运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董浩云认为，世界航运大国进步的重要原因是科学与信息的发达。1952年，他开始出资兴办《航运》杂志，其宗旨是“介绍世界最进步的航业技术，报道世界最翔实的航业消息”。《航运》杂志内容涉及航运业的各个方面，如船务新闻、船价消长、能源产销、法律、保险、科技新发展等等，深受航运界的欢迎。该刊以非卖品发行，开始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坚持30余年，免费赠给台湾、香港及其他地区的华人航商，这份刊物对于促进中国航海事业起了积极作用，也是董浩云推动航运文化发展的一大创举。

三是支持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科学技术的普及。在香港，董浩云向香港理工学院馈赠400万港币，建立“智海实验室”，专门用于轮机动力学和热力学的教学和试验。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十余册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介绍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科学发展成就，董浩云认为这对推动中国科学文化的普及大有益处，于是出资翻译和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四）人性化管理：建立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民生公司自创办开始，就向西方学习，着力于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并有自身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尤其是重视人的因素，提倡“民生”精神。主要体现在：一是工薪有定制。如1929年制订了《职工年功加俸细则》，1932年制订了《职工薪级表》及《薪工条例》。在工薪制度中，实行双薪、借薪、减薪的规定。双薪即在公司盈利时，年底按月工薪额加倍发给;借薪即在公司发生半年以上亏损时，得向职工借薪，月薪高者多借，低者少借，不足40元者免借;减薪则是公司亏损一年以上时实行，减薪比例与借薪相同。二是奖惩有定则。卢作孚强调实施奖惩，“尤在多奖而少惩。最有效的奖励在使工作者有成绩，有成绩者得赏识，有才能者得上升”，“至于惩处，在促人省悟，绝非表示厌恶”，“不可使觉绝望”。在此原则下，公司还制订了一系列考勤、考绩、考试的规章制度，把考绩、考勤、考试制度同“年功加俸”和提升晋薪结合起来，把职工年资能力、劳动态度以及贡献大小与工资待遇结合起来，提高职工素质，激发他们克勤尽职，为公司多作贡献。三是建立职工福利制度。其福利项目包括：全员的集体伙食、红酬、“民生服”津贴、文化基金、医药津贴、因公伤亡的补助和抚恤、职工养老、职工住宅、职工储蓄和保险、消费合作社和休假、乘船优待等10余项内容。

董浩云也认识到，为了发展企业，必须吸引并团结一支有秩序、有知识的船员队伍，并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管理。他在这方面的举措有：成立轮船学校，培养各类船员;关心公司下属和船员生活;建章立制，规范公司各类人才管理制度;广泛吸纳高级管理人员，尽可能发挥其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为了避免旗下船员流失，同时为了解决船员退休的保障，董浩云创立船员退休办法。具体内容是：公司每月从船员工资中扣除若干款项，与船东按同样数目预留的金额一起存储。存储金额以年息6厘，每月复利计算，等到船员退休时，公司便将这笔存储连同利息一并发给船员，使船员老有所依。这项退休保障制度，在当时的华人船东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先例。为了发展货柜业务，防止船员流失和稳定其情绪，公司还首创“运时津贴”及“货柜轮奖金”两项制度，以资鼓励。此外，还根据船员的等级以及服务时间长短进行工资调整，逐年增加。香港的公司还率先为下属船员购买人寿及意外保险，此后集团其他地域的公司陆续实施，对于促使船员安心工作很有效果。

总之，卢作孚与董浩云作为近现代航运业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业都起源于民国时期，有着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共性，同时又蕴含着航运业自身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内在逻辑。他们饱含爱国之志，始终致力于民族航运业的复兴事业;他们积极改革创新，关注最新科技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他们履行社会责任，推动教育改变社会面貌;他们实施人性化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迎难而上的“勇者本色”、创新实干的“智者底蕴”、回报社会的“责任担当”，这些构成了中国近现代航运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三、当代企业家精神构建的启示

从上述卢作孚与董浩云身上所体现的企业家精神内容来看，可以说，意愿、能力、机会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其中意愿、能力是企业家个人的内在特质，机会和环境是客观因素，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正是这些因素有机结合的结果。

（一）理解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厚培企业家成长土壤。企业家精神的个人特质就是意愿和能力。这种个人特质源于生命本源中的不安分、好折腾和喜冒险的拼搏精神。一个企业具有了企业家精神，就会持续创新，永不懈怠。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一批有信仰、有担当，以富民强国为己任的现代企业家群体，并不断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

从教育的角度看，要从小注重对青少年优秀素质的培养，企业家精神需要呵护，给他们以选择的自由，并且心无旁骛地追求创新。从社会的角度看，就是让他们的创新活动能够得以为继，不被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所挤压、诱惑和淹没。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拥有这种精神的企业家，对成就有很高的期望，即使面对不确定情况和其他障碍时，也会凭借自己的能力积极排除万难、努力进取。董浩云自青年时代进入航运界以后，就对航运新科技特别感兴趣，他总是关注并搜寻航运科技方面的前沿信息。他曾说：“各种高度专业化和崭新的货柜船都需要有崭新的工艺和全新的设计。”早在20世纪50年代，董浩云就注意到当时美国华裔学者卡保奇设计的半潜式船型。当时这种船型只通过了实验室船池试验，还没有进入船厂制造、船东使用的程序。董浩云通过研究，认为这种船型可以减少航运中的阻力，提高航速，减少燃料的耗费，于是果断采用这种半潜式船型，交日本船厂制造货柜船。可见，企业家要实现企业的创新和跨越的意愿，既取决于个人对创业创新的偏好，同时也取决于可供选择的机会及其吸引力。

（二）构建企业发展和企业家创新生态系统。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特质的抽象与总结，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涵养与塑造。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生态系统共同构成协同共生的整体环境。

首先，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使之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群体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时代，要大力宣传中国近代以来，优秀企业家在时局艰难情况下，仍胸怀报国之志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把为国争光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如1948年5月，董浩云及其公司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天龙”号货轮成功远渡大西洋后，另一艘万吨轮“通平”号再一次成功横渡大洋到达美国西岸旧金山，让居美华侨兴奋不已，当地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金山时报》《民国日报》均有报道。董浩云在旧金山茶话会上回顾多年来经营航运的艰辛时，他说：“我们中國人经营海外航务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但是事业的成功，必须经过一番辛苦的奋斗。我们决定经营海外航务，一方面固然为本身事业的发展着想，而重要的还是替国家做一些事，尽我们本位上的责任。”“天龙”“通平”二轮成功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壮举不仅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开创了中国远洋航运的新篇章，同时也改写了中国民营航业公司经营远洋航运的历史。

其次，从制度建设层面激活有利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企业家精神活力，营造企业和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生态环境。一是不断摸索高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重塑创新的制度、法律等生态环境;二是建立起新型的政府与企业、科学管控与自由市场的关系，提高各项政策的效率性、持续性;三是使全社会形成对市场和法治的信仰和敬畏，认识到企业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等。

（三）倡导企业家以爱国为立业之本。区别于普通公民的爱国情感，企业家的爱国是要带领企业创新发展，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如卢作孚的国家建设思想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最开始他主张区域治理，以四川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教育、乡村建设活动，希冀在国家行为比较弱小的时局下，区域能做到强大，但随着抗战的胜利，他认为国家的团结才是一个民族强大不受欺凌的根本。“国家应造成全国有力的集体生活，使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这一最强烈的运动，以加速一切建设的进步，以使中国提早完成现代建设，提早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这伟大的事业正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着的……应可以完全实现的。”

纵观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發展历程，以卢作孚和董浩云为代表的取得卓越成就的企业家们无不具备令人敬仰的爱国情怀，在中国近代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挺身而出，出资出物出力，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为国为民创造财富，促进就业维护稳定，热心公益、心怀社会责任。这种爱国情怀及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号召和示范作用，是企业家精神理应具备的重要内涵。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执行馆长、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沈  洁）

宋美云、周利成：《船王董浩云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朱荫贵：《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14页。

郑会欣：《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第6页。

唐文光、李萱华编：《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周凝华、田海蓝：《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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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云、周利成：《船王董浩云在天津》，第5页。

郑会欣：《董浩云日记》（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页。

凌耀伦、熊甫：《卢作孚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卢作孚提出“公私合营”》，《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3期。

金董建平、郑会欣：《董浩云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9—60页。

周凝华、田海蓝：《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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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麦克.康纳斯，董建平：《董浩云：理想与成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郑会欣：《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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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促进工作的研究》，《新世界》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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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董建平、郑会欣：《董浩云的世界》，第159页。

郑会欣、金董建平：《董浩云：中国现代航运先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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