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乡村治理的信息难题思考

张怀东

摘 要 新媒体加速信息生产与信息流动，推动乡村治理信息化与智能化，使得不同治理主体间的信息链接愈发便捷。调查发现，作为治理信息流通终端的农村，在新媒体环境下同时存在有效治理信息不足和治理信息“富营养化”现象。破解乡村治理的信息难题：一要推动农村治理资源的数据化，解决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短缺问题；二要规范乡村治理中的信息考核，解决治理过程的信息加码问题；三要合理使用业务App、微信工作群等传播媒介，解决治理信息“富营养化”问题。

关键词 新媒体；乡村治理；信息短缺；信息“富营养化”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9-0117-03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基层公共文化治理中县级融媒体功能定位和建设路径研究”（编号：XSP20YBC193）。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和《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截至2020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光缆率和4G覆盖率均超过98%，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55.9%，网民规模达3.09亿，乡村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乡村治理的信息保障得到强化，治理信息也实现了由“堵”向“疏”的质性转变。但C县调查发现，乡村治理同时存在有效信息不足与部分信息“富营养化”现象，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影响深刻警醒我们，解决我国乡村治理中的新老问题，要着力破解治理中的信息难题。

“对于有效的国家治理来说，全面了解社会的基本情况，获得准确的社会信息是极其重要的。”[2]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土地丈量、户籍清查、邮驿开辟等无不为疆域治理夯实信息基础。以统一文字为例，“作为媒介革命的‘书同文’也为高效的文官统治提供了条件，‘理性政治’的雏形开始出现，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显然，稳定的社会结构对彼时的社会管理大有裨益。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前沿。基于信息视角，乡村治理的有效推进需要充分、清晰和流动顺畅的信息。封建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使得地方官绅易于掌握治理信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使乡村面临与传统社会迥然相异的治理环境。农民流动加速、乡村交往突破地域限制，治理信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状况——体现为人口和农业信息以及乡村媒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信息基础。

掌握农村人口信息是配置公共资源的前提，政府决策要立足农村人口实际避免公共资源浪费。社会力量在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要根据其服务的人口规模来确定，避免重复或无效建设。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增多也要求村干部第一时间联系到在外的本村村民以配合国家治理需要。因此，农村要建立能够动态更新的人口信息台账，对出入人员的具体信息按照人口统计学规律有一个整体把握。人口信息之外是农业信息。农业资源是农村发展的物质保障，掌握准确有效的农业信息对于推进农村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广义范围上，农业信息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比如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机械拥有量、土地利用、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农民生活条件等。即便对于一个人口、产业规模适中的农村来讲，建立完善的村级农业信息也不容易。

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媒体向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演变，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深度嵌入农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当前，以农村电商、农村直播为代表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对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农村社会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农村传统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带来乡村治理的方式的调整和和治理内容的变迁。

一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基层党建”加快向农村延伸，很多事项可以通过智能移动终端设备“一键办理”，业务办理实现了由“自己跑腿”向“数据跑腿”的转变。

另一方面，智慧乡村数字平台的创建对于平安乡村建设、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支撑，提供着不同于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

2.1 有效治理信息短缺

第一，农村集体“三资”摸得不清。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关乎村民切身利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数据不清、处置不当会引起村民怀疑乃至激化农村矛盾，導致上访事件增多，增加乡村治理的不稳定因素。调查发现，C县不少村党组织书记对本村的土地、森林、山岭、荒地等资源型资产，用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工具器具、农业基础设施、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及其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资产份额、无形资产等经营性资产，用于公共服务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非经营性资产以及其他涉农专项资金说不清、道不明。面对村民诘问，往往含糊其辞、搪塞敷衍。

第二，农村人口信息掌握不准。掌握准确的人口及其流动信息是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但不少村“两委”没有建立完整的人口信息台账，以至于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待遇核查、新冠疫苗接种等工作中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重新搜集相关信息，想方设法跟当事人取得联。调查发现，农村养老保险待遇核查过程中甚至出现村干部跑到亡者坟头上，通过墓碑石刻确定村民死亡时间的事情。这就使得本来可以划归到“老工作”范畴的村级事务一次次变成“新工作”，增加了乡村治理成本，降低了乡村治理效率。当被问及为何不对本村的“三农”信息登记造册时，村干部的答复口径颇为一致：一是人手紧缺，二是时间不够。村“两委”成员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上级部门要求的各种治理信息的搜集、上报和考核中，那些本应信手拈来的“三农”信息反而成了“灯下黑”。

2.2 信息加码

第一，县乡在省市要求基础上的自行加码。部分领导干部为凸显政绩，在治理实践中面对上级单位部门的工作要求和预定指标不断加码——或是增加工作要求，或是提高指标难度，或是缩短工作时间。看似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实则是脱离实际的硬干蛮干。与此同时，村干部为完成工作任务不得不加班加点甚至全天候“坐班”，经常在不断加码的工作安排中忙晕了头、转晕了向。

第二，规范化要求基础上的痕迹考核。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信息比以前更广泛存在于乡村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以致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有“数”可循、有“据”可依。信息和数据的增多推动了上级单位和部门对乡村治理的规范化要求。但当下治理中的规范化要求越来越趋向于极端化：一方面规范化要求“一竿子插到底”，对农村实际情况考虑不周，让村干部在具体推进工作时无从下手；另一方面规范化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要求工作中必须程序到位，即使最平常的会议也要归整庞杂的信息材料：会议方案、会议通知、会议记录、人员签到、会场拍照等一整套资料。至于开会的结果如何，倒是考虑的次要，以至于有干部讲：“结果可运作，程序必须到。”与规范化要求紧密相连的就是痕迹考核，当前几乎每一个权力部门都会制定一系列详尽的考核细则来监督乡村工作，而村干部需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文本、音频、图片或视频等作为工作开展的信息凭证。结果之一就是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功能逐步让位于监督考核功能，以至于有村干部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状况戏称为“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乡村治理中的信息加码和信息考核，使得村干部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一定情况下甚至导致乡村治理的异化，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道而驰。比如新冠疫苗接种期间，有村干部为尽快完成上级部门关于疫苗接种率的要求，不顾疫苗接种禁忌，要求高血压患者先吃降压药再去镇卫生院接种；更有村干部以停发“低保”为威胁，恐吓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接种疫苗。

2.3 信息“富营养化”

第一，微信工作群不分昼夜发布工作信息。一般来说，乡村治理中的信息越多越丰富，也就越能推动工作的开展。但治理实践中，随着微信工作群的广泛使用，信息的无限量下沉会造成信息接收终端——农村治理信息的“富营养化”。每一个县级职能部门的工作要求和安排都会通过乡镇传递到村级微信工作群，如果村干部没能在工作群中及时回复“收到”或“收悉”，还会面临乡镇干部的电话“轰炸”。有村干部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加入的微信工作群达到20个，每天都要花费很多精力处理微信工作群里的各种信息，甚至养成了每过几分钟就要看下手机的习惯，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信息通知。

第二，各领域工作App不断“加塞”。推动新兴媒体对乡村治理的嵌入，既是乡村数字治理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开始推广业务类App，内容涉及新闻宣传、科普学习、公共服务、安全生产、脱贫攻坚、人力资源、税收税务、河道治理、反诈骗等。乡村治理中推广工作App本身是好的，是基层治理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实际情况是，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村干部为完成县乡要求的工作都觉得力不从心，基本上没什么时间打开App来学习，使得相关App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大打折扣。而相关部门对App使用的强制性要求，又加剧了村干部的抵触情绪。

3.1 理清乡村治理资源

理清乡村治理资源，主要是理清农村的人财物资源。重点围绕乡村的人文历史、家庭人口、基础设施、土地资源、党的建设、集体经济以及教育医疗等治理信息建立基本信息台账。在基本文字信息的基础上，利用新媒体采集乡村治理相关的音频、视频、图片等资料，形成“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的信息格局，确保在重大疫情等特殊治理情景下也能查得到信息、联系到对象，进而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开展具体的工作。

3.2 规范乡村治理考核

有工作布置，就有任务考核。乡村治理中任务的层层加码，最终都会传递到农村。一方面，每一项业务工作的业务指导部门往往在实践中以一纸通知、一通电话或微信工作群中的一条微信告知，淡化了其业务指导职责，几乎变成了政府的监督部门；另一方面，村“两委”干部在监督考核重压下完全被动应对，容易弄虚作假或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规范乡村治理考核：一是根据中央要求并结合乡村实际设定合理的工作目标，不能刻意拔高考核标准以凸显政绩；二是由党委政府通盘考虑，明确考核的事项，非必要不增加考核内容，切实发挥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功能。

3.3 推动乡村信息治理

信息本是治理的核心要素，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治理中的信息泛滥。村级工作中，村“两委”干部创建或加入的微信工作群不断增加，需要下载安装和使用的App不断增加，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处理各种工作通知、会议通知、迎检通知等工作信息，还要在工作间隙進行各种App的学习积分，以免学习排名靠后影响考核排名。乡村治理实践中，村干部越来越被手机束缚乃至绑架，消耗了大量可以从事其他事务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乡村治理效能。为推动乡村信息治理，减轻乡村干部的信息负担：

一要适度控制相关职能民生部门开发推广业务型App的欲望，并对已有诸多业务类App进行整合，同时尽可能避免强制性的使用要求。

二要综合使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发展，包括喇叭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依然明显，特别是在重大疫情、重大洪灾等特殊治理时期，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层面具有独特优势。要以此次疫情防控为契机，推动乡村广播“复工复产”，充分发挥农村广播站、移动广播平台的信息传播功能。

三要规范乡村微信工作群的使用管理，在遵循微信群管理规定的基础上，减少工作信息发布的随意性和无序性，给村干部的工作留下一定的信息空间和信息自主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韩志明.模糊的社会：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J].学海，2016（4）：21-27.

[3]赵云泽，杨启鹏.“书同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化与媒介变革影响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5）：29-35.

2508500511265